露西亚·伯林:矢车菊

西绪福斯

来自:西绪福斯(为现实所伤,但又去追寻现实) 组长
2023-12-19 13:56:28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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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绪福斯 (为现实所伤,但又去追寻现实) 组长 楼主 2023-12-19 13:58:02 江苏

    露西亚·伯林与行动

    张定浩 | 作

    尽管露西亚·伯林拥有独特而强烈的小说风格,但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风格,如何避免将之迅速归入某种“生活流”“日记体”抑或“底层叙事”的庸常概念中,却是需要与之匹配的文学能力才能胜任的事。正因为如此,《清洁女工手册》作为露西亚·伯林在中文世界里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前所附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的序和编者斯蒂芬·爱默生的导读,可以说既精彩、准确,又非常必要。

    “露西亚·伯林总在倾听,总能听见。她对语言所发出的声音一直都很敏感。……超然,同理心,具体细节,表达简练——已经十分接近我们在优秀创作中发现的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之外,总是有更多要说的东西。她是怎么做到的?做到让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悉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不可预测。但是一切又自然而然,符合生活,符合我们的心理和情感预期。”(莉迪亚·戴维斯)

    “露西亚的作品明快生动。想到她的作品,有时我头脑中会出现一位站在一大套架子鼓后面忙活的高明鼓手,左右开弓,敲打着一列军鼓、嗵鼓、节奏镲,同时双脚还踩着踏板。不是说她的作品像打击乐,而是指其中有复杂的内容同时进行。她的文字从纸上爬出,虎虎有生气,极具表现力……她的作品中有快乐,一种珍贵的商品,不那么常见……她的幽默太好玩,且并非另有所图……但如果说她的写作有什么秘方,那便是突兀性。在她的字里行间,变换与惊奇制造出一种生动感,成为她艺术的标志……她的行文切分跳跃,抑扬顿挫,主题多变,迸发出许多火花。你不常能听到有人探讨行文的速度。谈得当然还不够……”(斯蒂芬·爱默生)

    在《清洁女工手册》收录的四十三篇短篇小说中,《矢车菊》可能是离我们习惯的那种短篇小说样态最接近的一篇。它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次完整的经历,一位女诗人兼译者应邀去她所翻译的那位男作家的农场做客,两人在一个礼拜的短暂时光里经历了从相识、相爱,到发生龃龉、争吵,再至分手的全过程。熟悉的符合三一律的小说结构,一个看起来并不新鲜的故事情节,六七千字的单薄篇幅,但它带给我们的冲击,却似乎比同类小说要多上很多倍,我们忍不住也要像莉迪亚·戴维斯那样问一句:她是如何做到的?

    和通常的短篇熟手不同,露西亚·伯林并不满足于一部短篇小说只集中在一个所谓的“爆点”上发力,事实上,露西亚·伯林的每部短篇更像是导火索相互缠绕的一挂鞭炮,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噼啪作响。

    “妈,我不敢相信你要这么做。你向来不跟人约会的,可现在竟要和某个陌生人共度一周。你又不了解,说不定他是个持斧砍人的杀手呢。”

    这是《矢车菊》的开头。玛利亚的儿子尼克送母亲去奥克兰机场,他们在路上就母亲即将遭遇的一段“风流韵事”进行交谈。这场交谈有几个层次的含蕴。首先自然是带出两个主要人物的基本背景:玛利亚,诗人兼西班牙语译者,在奥克兰的县医院上班;迪克森,哲学和语言学学者,在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某学院任教,据称相当有魅力。两人年纪相仿,五十岁左右,玛利亚可能更年长一点;家庭相似,都是独自养大四个孩子。迪克森请玛利亚翻译他的作品,他们通信和电话往来已有数年,但没有见过面。迪克森喜欢玛利亚的诗,玛利亚觉得迪克森著作的语言很棒。

    其次,用交谈的方式带出故事和人物,这种手法虽属于戏剧和电影的基本手法,但对于当代小说写作者而言,往往会觉得有点困难,他们更习惯用人物心理描写来推动行文。心理描写,这种最初用以探索他人心灵深处自由意志的新颖手法,如今已变成社恐写作者借助人物外壳来表达自我认知和交代情节走向的偷懒伎俩。对于《矢车菊》这样的中年恋爱题材,很多写作者会很自然地把重心放在女主人公玛利亚的心理描写上,再穿插交代一下她的过往经历,他们因此逃避了小说写作最困难也是最为重要的责任,即听见他人的声音,相反,他们把小说变成了一种个人的、令读者不胜其烦的喃喃自语。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莉迪亚·戴维斯的赞辞,“露西亚·伯林总在倾听,总能听见。”《矢车菊》并没有回避心理描写,但心理描写被控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因此更真实,也让行文变得更为迅速。

    再者,这段引子般的交谈并不是发生在玛利亚和她的女友之间(虽然在交谈间歇也快速插入她向朋友打听迪克森其人的事),而是发生在母子之间,这本身就令人意外,而这交谈的直白程度,可能更是令人震惊的。其中,有儿子对母亲约会的复杂情绪,也有母亲对此情绪毫不留情的揭穿:

    “我无法想象你真的要……在得克萨斯……搞一段风流韵事。” “这才是让你烦心的,想到你妈或某个五十几岁的女人也可能有性生活。”

    同时,还有儿子在倾听母亲牢骚之后对母亲表示的体谅,以及小说作者对此体谅的感知:

    他们在联合航空前停下车,尼克从后备箱拿出她的箱子。他拥抱她,亲亲她的脸颊。“对不起,我让你不好过了。旅行愉快,妈。嘿,说不定你能看场游骑兵队的比赛呢。”

    此外,这段简短的交谈里竟还藏有一个伏笔,儿子尼克向母亲抱怨说迪克森的书很怪异,完全读不进去。我读到这里时感受到两层意思,一层是儿子关心母亲,会暗自阅读母亲约会对象的著作,以便了解其人;另一层是儿子隐隐的醋意,他显然不喜欢和另一个陌生男人分享母亲的爱。但小说读到后面,竟发现这段抱怨还有第三层意思。

    停车场散发着得克萨斯的气味。生硝土与夹竹桃。他把她的行李丢进一辆旧道奇皮卡的后车厢里,车门上有狗的抓痕。“你会唱《田纳西边界》吗?”玛利亚问。“当然啦。”他们唱起来。“……接她坐上皮卡,她把我的心伤透。”迪克森高大,瘦削,有好看的笑纹。直率的灰色眼睛周围有鱼尾纹。他毫不拘束,声音就像她的舅舅约翰一样带着鼻音,慢条斯理地问她一个又一个私人问题。她是怎么了解得克萨斯的,是从那首老歌吗?她为什么离婚?她的儿子们怎么样?她为什么戒酒?她为什么酗酒?她过去为什么翻译别人的作品?这些问题令人尴尬,很有冲击力,但也让人安慰,有人关心,那感觉就像按摩一样。

    嗅觉,视觉,听觉,触觉。这段两人见面的描写,在各种感觉的印象中快速切换,非常地露西亚·伯林。现代作家已经娴熟于各种感官体验的细腻描写,但露西亚·伯林仍与众不同,原因之一,可能正如斯蒂芬·爱默生对其幽默的评判,“太好玩,且并非另有所图”。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墙上斑点不遗余力的描述曾让世人惊艳,今天诸多小说写作者对于类似日常事物不遗余力的冗长描写,则令读者厌倦。无趣的乘方依旧是无趣,平庸的量变并不会导致质变,那些意图过于明显的象征和隐喻附着在过于繁琐呆板的日常描写中,是我们当代很多小说笨重不堪的痼疾。对此,露西亚·伯林堪称一剂解药。“生硝土与夹竹桃”,作者似乎相信这两个名词的并列就可以替代一切形容词和比喻性的描述。“车门上有狗的抓痕”,这句话无缘无故,迅猛而来,但它要表达什么呢?读到后面,我们才和玛利亚一起知道,他的狗不久前死了。但似乎也仅此而已,叙述者无意再去插叙一个男人和他爱犬的悲伤故事。行李是被“丢进”而非放进后车厢的。她的问候开场白竟然是关于一首伤感的情歌,而开心地唱着“她把我的心伤透”的两个人,最终又会是谁把谁的心伤透呢?以及,那些直截了当的私人问题,“这些问题令人尴尬,很有冲击力,但也让人安慰,有人关心,那感觉就像按摩一样”,在这个比喻中,问题和按摩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本体和喻体的关系,而是循环往复的,读者要想象那些问题对心理的复杂冲击如同按摩之于肉体,同时按摩施加给肉体的复杂感受又需要借助心理感受来理解,博尔赫斯在谈论但丁的文章中揭示过这种技巧。

    这些被高度敏锐的感官所捕捉到的意象随后就稍纵即逝,它们既是被精心选择和安排的,同时,又因其脱离明确的目的指向而显得自然轻盈,它们就是生活本身,每一刻都是自足的,丰沛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体察到这种自足与丰沛,在于我们对生活乃至对小说的态度,假如小说是在描述我们的生活,那么生活又是什么?

    她随他回家。一路上,她随他去了鱼市、理发店、杂货店和饲料商店,听他和各种人聊天寒暄,然后终于驶上那条通往他家的开满矢车菊的小路,“矢车菊刚刚绽放”,他就是以这个名义邀请她来的,她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她到了他家里,继续陪他去田里浇水,给牲口喂食,参观他的书房和卧室,被领到给她安排的房间,“房子后面的日光室”,一个由铁皮屋顶和三面用塑料屏风遮住的没有门的空间。他打发她休息一会,说自己还有些活要干。下雨了,她在雨点击打铁皮的声音中睡着了,睡醒之后,她发现他躺在她身边,他们于是开始做爱。

    在这一大段几乎占了小说近半篇幅的叙述中,有一种莉迪亚·戴维斯谈论过的超然语调,叙事者像医生一般,洞彻这对男女之间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还将继续发生,关于一个人如何怀着巨大的好奇感和爱意走进另一个人的生活,并将种种平凡之物和性格缺陷理解为有趣。爱令人晕眩,失去判断力,但爱也会唤醒所有的感官。因此与这种超然语调并列的,是具体细节的丰盛,既丰盛,又简练,因为这个人正处于行动之中,正处于某种因为进入他人生活而引发的新的开端。

    在《人的境况》一书至为关键的第五章“行动”的开头,汉娜·阿伦特引用丹麦小说家伊萨克·迪内森(《走出非洲》的作者)的一句话作为题词:“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一个故事。”

    在一部小说中,存在两种人:叙事者和行动者。大量通俗小说中只有行动者,而诸多钻研技艺的“严肃小说”中只剩下叙事者,这都是不健全的。正如阿伦特所区分的,“讲故事者讲述的东西对于行动者本人来说必定是隐藏的。因为对行动者而言,他行动的意义不在接下来的那个故事里。理解和创作故事的,不是行动者,而是讲故事的人。”叙事者和行动者共同构成一部好的小说。在叙事者和行动者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行动者唯有在行动之时无视叙事者的存在,也不为了叙事者所理解的那个意义而行动(詹姆斯·伍德将之生动地形容为“不负责任的自我”),这个行动者才是真实的;而这些小说中的行动者之所以能一再吸引我们,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正是因为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唯有叙事者才能带给我们的道德教谕。

    阿伦特关心人身上由平等与差异这两种悖论关系构成的复数性,人生而平等,因此人才有可能通过认识自我去理解他人;人彼此有差异,因此人就需要言说与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并相互交流这种差异。“通过言说与行动,人表明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不是仅仅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以言说与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在对于人的境况的认识与体察方面,现代政治哲人和杰出的小说家殊途同归。

    和所有杰出的小说家一样,露西亚·伯林的小说中也充满了言说与行动。在《矢车菊》中,我们随着玛利亚一路走进迪克森的家中,像走进新大陆一般。这种感觉,来自小说家精心的引导,她用诸多表征具体事物的名词,以及围绕这些具体事物展开的言说与行动,就像造物主创世一般,引导我们从玛利亚的角度来体验这一切,而不是从叙事者的角度来描述它们。因为这一切对玛利亚都是新鲜的,所以对我们也是新鲜的;因为玛利亚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也身处这样的期待之中。

    什么是爱?看着睡梦中的他脸上分明的轮廓,玛利亚问自己。什么会阻止我们,阻止我们相爱。

    令玛利亚真正好奇的,并非她与迪克森是否会开始一段恋情,而是如此和谐甜美的恋情会如何结束。作为一个离异多次并育有四个儿子的母亲,玛利亚对爱并不抱有幻想,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竟然并没有就此丧失爱的能力。那么多次的经验都证明,爱一定会结束,但那么多有关爱的结束的经验,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爱会一再地开始。

    《矢车菊》要写的,就是一次完整的爱的行动。“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发动某件事……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阿伦特《人的境况》)我们无法预测爱是怎样开始的,同样不可预测的是它将如何不可逆转地走向结束,就像玛利亚问自己的,“什么会阻止我们,阻止我们相爱”。这种由行动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可逆性,是无法摆脱的重负,却也是始终吸引我们向前的诱惑,就像阿伦特针对海德格尔所说的,“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

    他们俩都承认他们面对别人是多么少言寡语,自嘲现在却说得这么多,笑彼此如何相互打断,是的,可是。而当他谈起他的新书,或是提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乔姆斯基以及其他她不熟悉的名字时,困难出现了。

    “我很抱歉,我是诗人。我和具体的东西打交道。抽象的东西令我困惑。我根本不具备和你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知识。”

    迪克森大发雷霆。“那你是怎么翻译我另一本书的?根据反响,我知道你翻译得不错。你读过那该死的东西吗?”

    “我翻译得确实很好。我没有曲解一个字。一个人可以把我的诗翻译得很完美,但仍然认为这些诗是私人的,无关紧要的。我没有……抓住……那本书中的哲学意蕴。”

    “那么你这次来访就是一场闹剧。我的书就是我的一切。讨论任何东西对我们都毫无意义了。”

    玛利亚想到他们一定会吵架,但没想到会是因为哲学。这段小小的争吵,堪称人类交流的微观写照。迪克森认为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排中律的关系,非真即假,要么是知音要么就是路人。但玛利亚并不这么认为,她更倾向于把交流视为一种面对人与人之间差异性时所做出的努力。在迪克森夺门而出之后,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走出去挨着迪克森坐在前廊台阶上,对他说:“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正在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露西亚·伯林或许也借此在探讨男女相爱时所发生的某种错位。迪克森是那种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这从他来机场接玛利亚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一言一行都只是在彰显自我。他坦率、直接、不装腔作势,这是他的优点,但他似乎过于自信,以至于会认为向对方完全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充分的示好。对迪克森而言,爱似乎等同于友谊和性的叠加,前者需要精神契合,而后者是肉身的契合,因此他的爱只是敞开自我和对于已知之物的索取;而对玛利亚而言,爱当然关乎友谊和性,但似乎又有所溢出,或者说,爱恰恰是不能被友谊和性所囊括的那部分奇妙冗余,爱是对于未知和异己之物的探索和拥抱。从见到迪克森的第一眼起,玛利亚就做好了接受这个男人的准备。重要的是决定去爱。但“什么会阻止我们,阻止我们相爱呢”?

    迪克森也想有所挽回。第二天,他带她去远足,看他藏在大森林深处的旧木屋,那个木屋记录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种行为本身,依旧是展现性的,像一个小男孩,而非成熟的示爱者。我们回想起他们初见面时迪克森询问玛利亚的那些私人问题,玛利亚当时颇为感动,但我们现在可以重新体会一下作者将之比喻成按摩的隐含意图,原来那种关心其实只是按摩技师式的关心,潦草敷衍,为了打发时间。

    从最好的方面来设想,那个木屋有可能成为他们和解之所,但那个木屋被人破坏了,搞得乱七八糟。面对这样出乎意料的场景,玛利亚开了句玩笑,想让迪克森轻松起来,但显然迪克森无法接受这种意外,眼前的狼藉让他感觉糟透了,他觉得玛利亚绝对无法理解这一点。他掉头就快步往回走,玛利亚被迫跟在后面。

    倘若一个人不能正视一段感情是如何被自己一点点弄糟的,那么,在一件糟糕的事情之后,就会是另一件糟糕的事情。迪克森声称去取邮件,让玛利亚一个人待在房子里,让她读自己为新书收集的那些卡片。他仿佛在说,我们的问题仅仅在于你无法理解我,现在我再给你一个理解我的机会。玛利亚理解这一点。她先是想去迪克森的起居室放一点音乐,但走了两步又放弃了,她意识到自己又重新是一个客人了;她按照迪克森的要求去读那些卡片,但她不敢碰那些卡片,怕弄乱次序,于是她不停挪动自己的位置去反复阅读那些卡片上的话。玛利亚如此地小心翼翼,换来的却依旧是嘲讽和指责。看来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谢天谢地,我明早就要回家了。我现在要去散步了。”

    玛利亚沿着小路朝池塘走去,上了绿色的小船,将船推离岸边。蜻蜓让她想起奥克兰警察的直升机,她不禁笑起来。

    一场事先不可预测的行动,现在终于到了无法逆转的结局揭晓之时,她目睹这新鲜的爱诞生,盛放,又迅速凋落,如矢车菊一般。她努力过,但无济于事,如同人的意志无法控制花朵的开落。但她依旧可以“不禁笑起来”,这笑声同样出乎意料,不受制于行动的结果,它宛如一种宽恕的力量,回荡在这小说临近结尾的地方。在这一刻,玛利亚并不恨迪克森,她完全原谅了他,她已经了解到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整件事情里她自己也并不是毫无错误的,她或许也高估了自己。她可能会想起儿子尼克在送她去机场路上对她的抱怨,他读不进去迪克森的著作,事实上,她也读不进去,她本来不想承认这一点,隐隐觉得读不进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很可能她错了。

    迪克森过来找她,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过分,当然他采取的方式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那就是粗暴地和她做爱。他们都知道一切已经不可挽回,虽然他们还可以在这个夜晚不断地做爱,但在一个星期前被轻易燃起的爱火如今已不可能重现。相比于最初见面时无尽的言说,他们最后一夜只是在“无声地”做爱。到底是什么在阻止人们相爱?或许,即便是爱,也无力弥合人与人之间最终必将遭遇的某种深渊般的差异性,但爱依旧是有意义的,它让人敢于去尝试自身无力掌控之事,让人短暂地摆脱自我之束缚,去走向他人。爱至少可以让人们学会原谅。而玛利亚和迪克森共度的这一周时光,能简单地用玛利亚的儿子尼克所谓的“风流韵事”来概括吗?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莉迪亚·戴维斯和斯蒂芬·爱默生不约而同的赞叹,“她是怎么做到的?做到让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悉下面将会发生什么”;“如果说她的写作有什么秘方,那便是突兀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可预见和突兀性,并非露西亚·伯林蓄意制造出来的效果,而是她所意识到的“积极生活”的真相。莉迪亚·戴维斯讲过露西亚的一个小故事,她曾向她的一个学生指出:他以前写的东西都太聪明,不要故作聪明。

    那些过于聪明的小说写作者都企图预先制造好效果,准备好答案,用以迎合或违背(另一种反向迎合)人们的期待,当代叙事学的发达和创意写作课程的流行,也让小说日益变成一项可以传授的制造术。然而在这些小说中讲述的生活,是已经被观念修正过的僵死的生活,如同真实的生活投射在洞穴中的影子。露西亚·伯林也教授小说写作,她深知真实的生活没有答案,也不存在效果,只是在言说与行动中引发一个又一个开端,不可逆转,不可预测,而叙事者的任务不是替代行动者生活,而是陪伴那个行动者,在文字中共同开始“第二次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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