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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在同一个框架下去考察所有权力现象,比较东西方权力现象的异同。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委托,委托权力的内容,权力的分割,权力委托方和被委托方的意志冲突,不同的被委托方之间的争斗等。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讨论以洛克为蓝本构建的体系,以卢梭为蓝本构建的体系,东方帝国为蓝本构建的体系,详细去探讨它们之间的同与异。简单的来说,洛克主权在民,多方权力制衡;卢梭主权在民,缺少权力制衡;东方主权在天,皇权集中,皇帝在皇子大臣之间玩平衡术。
我的观点是,分权制衡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工具,如何分权,如何制衡,具体细节如何操作,它是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作为基准的。如果你不把分权制衡当做一种工具,具体到有冲突有分歧的地方怎么处理呢?谁有权站出来裁决呢?如果把分权制衡看做一种权力运作的工具,那么皇权也一样玩弄这种工具,达到分割、限制和制衡臣属权力的目的,其实你从字面意思上也能看出来,分割权力,多方平衡。
我不同意你动不动就说没有可比性。马车和汽车自然差异很大,但是同为交通工具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呢?核心在于动力源及其配套体系不同,相同点在于动力源带动轮子转动,在平坦的道路上跑。
你要强调论域,也不必把论域限制的太狭窄嘛。没有人不承认差别,但是有差别就没有可比性,这么想问题其实并不利于我们对问题细节的理解和探讨
正如我一开始就说的,东方的不管哪一家理论,只要到了皇帝那里,统统都嗝屁。什么理论到了皇帝那里只要对皇权不利,都会变质。 就算东方在理论家那里有限权,到了皇帝那里,也就变得不是限权。而变质成为权术。 李逵到了皇帝那里,就成了李鬼。 站着进去,跪着出来。 二者没有可比性。 把皇帝玩弄权术也当成限权,怕是对限权有误解。真要讨论限权,首先要排除那些不是限权的“限权”。
那问题就出在根源上嘛,这个看问题视角比你的不能比清晰多了吧
这么说吧,皇帝那个叫集权,不叫限权。
不要再扯什么根源不同的事情了。不是一回事,没有可比性。
把皇帝那个也当做限权,是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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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其实礼和法的关系论述得很好了。但你对礼本身的看法是不那么准确的,一定要把礼和仁联系起来,否则礼就会变成一种外在的规制。而颜渊问仁中明确说明了主动的仁和礼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制约,而是仁者之心自然流露出的善意的外显,而这种外显有着最好的取向,是需要符合中庸的取向。因此礼本身是仁者之心的自然流露,并且符合中庸之道的最高准则。 这样的礼才是仁者主动寻求的一种行为准则,而非规制。在这样看来道德的礼肯定是孔子心中的最美好的制度,法制的纯粹外在的制约当然是儒家孔孟所不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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