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魁夷与林风眠

东山魁夷与林风眠 杨文凯 东山魁夷（１９０８－１９９９）生前是否有机会见到林风眠（１９００－ １９９１），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也应成为现代中日美术交流史上值得考证的悬案。大胆提出这个令人惶惑的假设，无非想表达我强烈的一厢情愿，希望两位大师曾经相逢过，能切磋艺事，共研心得。在我看来，即使生前无缘谋面，如今在天堂他们也应该不期而遇，为了异曲同工的创作实践，为了殊途同归的艺术理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融合东西美术精意，探索民族绘画新路，并以自己杰出的作品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互为印证者，大概只有东山魁夷和林风眠。如果我们至今对这两位现代日本画和中国画革新的旗手相似得惊人的创作手法熟视无睹，并继而对两位同道之间可能存在的精神联系缺乏敏感，我想这种令人可怕的沉默是专业评论界无可原谅的过失。 　　走过漫漫世纪路，东山魁夷和林风眠经历了不同的坎坷和磨难，譬如林风眠少年得志，老来寂寞，而东山魁夷则是青春埋没，大器晚成。但他们融合东西绘画的追求和成果却是如此相似，这使我坚信，当别人为了沾光附丽而谬托知己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位才有资格成为20世纪东洋绘画史上真正的跨国知音。 　　东山魁夷１９０８年生于横滨，１９３１年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部毕业后，于１９３３年留学欧洲，在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部美术史科学习。１９３５年，东山因父疾而归国。后连遭丧父、征兵之劫，心爱的绘画之于年轻的东山已成为人生的奢侈品。直到战后的１９５０年，东山魁夷才以《道》在第六届“日展”上大获成功，真正确立起风景画家的地位。当时东山已经４２岁了，但《道》这幅画往往被收入在其作品集的第一页，预示着他此后发展的方向。东山魁夷一生的辉煌巨作是为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御影堂”绘制障壁画。这一巨大的绘画工程起于１９７１年，前后耗费了１１年。１９７５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山云》、《涛声》；１９８０年完成第二期工程《黄山晓云》、《扬州薰风》、《桂林月霄》；１９８１年完成鉴真和尚像厨子绘《瑞光》后，大功告成。以此为标志， 东山魁夷登上了战后日本画的最高峰。 　　东山接受过西洋绘画的基本训练，且多年游历欧洲各地，他最大的创新在于用西洋画的平面厚涂技法融合水墨渲染，改变了一味注重线条和笔法的传统日本画技法，表现力大增。东山的创作从实地写生开始，继而绘制样稿，再到正式成画，仔细琢磨，一丝不苟，是写实性与装饰感的完美结合。也许习惯于西洋画创作技法和过程的人更能体会并欣赏东山作品的细腻和完整，但在本质上，东山的作品却传神地表现了日本传统的“物之哀”的审美观，是对自然和人生的深深依恋和淡淡感伤。川端康成说： 　　“东山的风景画是日本大自然美的灵魂。” 从尺幅小品到百丈巨作，东山魁夷异常深刻地表现了大和民族追求的情调之美，一种平和、澄澈、忧伤、眷恋的纯粹的情调。 　　如果我们手头有林风眠的作品以相对照，那么东山魁夷革新现代日本画的创作技法，与林风眠庶几相近，源出一辙。林风眠１９００年生于广东梅县，１８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学习油画，后又游历德国，敬仰欧洲古典绘画大师，亦对后期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现代诸流派怀有兴趣。１９２５年，林风眠回国后受蔡元培提携，出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首任校长，２０年代末又转任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堪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第一人。林风眠４０年代后期离开教学，潜心专事创作。与同时期的另一位中西绘画大师徐悲鸿不同的是，林风眠锐意革新中国画的步伐已然跳出了传统笔墨技法的局限，他不再用书法线条来作为造型手段，而是习惯于大块面的涂染，以一种脱中国画的方式而表达出东方的诗意。配合以感情的真实投入，林风眠的作品透露出唯其独有的孤寂、空漠的情调，有一 种平和而含蓄的美。林风眠机杼独出的中国画创作，与东山魁夷在战后日臻成熟的创作方法互相辉映，这是上苍在现代中国和日本先后播撒的两颗艺术种子，尽管土壤、气候多有不同，却结出了相同的艺术果实。 　　我曾看过完整记录东山魁夷绘制唐招提寺障壁画的纪录片，我深为东山弱小的身躯里蕴藏着如此浩大的山河气魄和澎湃的创作激情而感动。能够目睹东山的创作过程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不朽的诞生。我想东山的作品堪与永垂不朽划上等号，因为这些作品不只是文明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已成为文明本身的巨大构成。这种看法，也可以用来表述林风眠的绘画之于中国现代美术独一无二的存在感。令人遗憾的是，当东山魁夷在战后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点时，早享盛名的林风眠却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相忘于画坛、孑然一身、在上海南昌路闭门作画的孤寂生活。在东山魁夷屡获机会，得创不朽的日子里，掌握着同样的笔墨，已在长年寂寞耕耘中将“林风眠格体”发扬至炉火纯青境界的大师，面对文革期间一次次抄家，不得不将集数十年心血的千余张精心之作没入浴缸，再由抽水马 桶冲走。如果也有镜头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我们将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不朽是如何被泯灭的。 　　东山魁夷为创作唐招提寺障壁画，于１９７６，７７，７８年三次赴中国桂林、太湖、扬州、黄山等地写生。１９７８年，规模空前的《东山魁夷展》在北京、渖阳举办，重叩中国画坛的大门。适值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久，当时中国唯一的美术刊物《美术》曾经多次重点介绍东山魁夷的艺术世界，这在我幼年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想，当年移居香港的林风眠看到与自己殊途同归的东山的作品做何感想，颇值得追问。如今大师们俱已驾鹤西归，仙踪难觅，但我们有理由大胆猜测，在东山魁夷和林风眠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惺惺相惜的精神共鸣，这种感情源于各自探索一生的东西绘画融合终于在邻邦有了镜子般的印证。人生、艺术，得一知己足矣，吾道不孤，不亦快哉。 　　林风眠在晚年的血泪自述中说： 　　“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清清的小溪，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 这种逐渐升华为宗教情感般的对大自然的人文关怀，是所有震古铄今的杰作诞生的先声。东山魁夷一生放眼风景，他曾在《花·月·我》一文中说： 　　“无论是什么场合，能够与风景偶然相遇，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值得庆幸的。……把这种偶然相遇视为重要之事的缘由，就是把人生看作一个旅程，不是时光的流逝，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的流逝。” 对无常的宿命论的真诚信仰，使东山产生了与自然共同生存的连带感，这种感受也正辉映着林风眠尝遍人生孤寂和悲凉之后却永不磨灭的赤子之心。 (来源: 日本《中文导报》http://www.chub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