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莲花楼影评 | 温一壶新酒，试旧江湖的剑

暑假的剧冬天写影评，实在是我的老传统了。《莲花楼》热播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给我推荐，但是我一向对风头正盛的东西心怀芥蒂，一堆人捧的话，也不缺我这一个嘛，我就不跟着去搞偶像崇拜了。来到了冷冷清清的冬天，我打开了这部剧，竟然没有开倍速刷完了。《莲花楼》的确算是好看，也激发了我对“武侠”“江湖”的进一步思考，因此在这里留下点自己的笔墨，也算是对得起我为它做的功课了。

引子：

《莲花楼》的整体故事设定看上去是“反英雄”的，一个曾经风光无限，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突然变成了苟延残喘的小人物，这和过去很多我们熟悉的武侠中男性主人公渴望的“功成名就”“屌丝变大佬”“美女开后宫”的路径恰恰是相反的，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浓浓的疲惫、厌倦、疏离的气息。全剧以探案为情节主线，但是另一条重要的感情主线是在探案过程中，主人公不断地遇到故人，回忆旧事，从而展开的对自己“辉煌过往”的告别。《莲花楼》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我既为它哭为它笑，也有不少深思，在此仔细为各位看官讲一讲。

一、“侠之大者”，大你个头

“由儒入道”是很多武侠故事都会流露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莲花楼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金庸风格的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浓墨重彩的描写，它似乎更偏爱去讲述温瑞安风格的“侠之小者，为友为民”。主人公早期意气风发，秉承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朴素正义观和善恶观行走江湖，他连名字也起得响亮——“李相夷”，真可谓为“江湖上最明亮的少年”。推而广之地讲，这种人物形象是很多武侠故事中的主角想要走向的结局，积极进取，兼济天下，设立规则与秩序，重定乱世之“礼”，是为实现“人生抱负”，这些恰恰都是中国文人渴望的儒学实践，只不过被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映射到了江湖的桃花源中。儒家文化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向是“侠文化”的重要底色，因此武侠中“大侠”的故事往往调子起得极高，一上来就是要“干大事”，除了对通过宏大叙事的塑造个人价值的依恋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缺乏良好制度的社会，人们总是渴望英雄来掀桌子，闹风雨，改天换地，有的人爱做拯救别人的梦，也有的人爱做被人拯救的梦，因此“造英雄”是武侠小说最爱做的事情。回顾李相夷的前半生，也是如此的英雄路线，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头，是为获得社会承认；创立四顾门，是为了与官府分庭抗礼，展示公正与民权，而他也真的做到了。正如藤萍所说“李相夷只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之中，他承载了大家对强和美的全部梦想”[1]。

这种叙事的问题在哪儿呢？我想就在于它太简单，太粗暴，太刻板，太自以为是，这也是编剧借李莲花之口做出的点评，但是剧中也没有进行一步讨论，这样的“大侠”究竟问题在哪儿，真的在于风头压过别人的那种“傲慢”吗？我想这里还有更多。

武侠尊重“侠以武犯禁”，武侠中的暴力，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美”的，在于它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对社会不公的宣泄，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2]。现代人看武侠剧，很容易被其中手起刀落，一剑封喉的快感吸引，而武侠为了避免“以暴制暴，冤冤相报”的指摘，往往需要给出一个“替天行道”的理由，这往往就赋予了杀戮以正当性，从而弱化了读者对暴力的警觉。我每每看到武侠故事中的大侠们“快意恩仇”都会一阵心惊，当“都杀了便是”成为一种人物“直率爽朗”的性格表现时，不免让人感叹，原来杀人和切萝卜一样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那些被大侠们以各种大理由随便杀掉的小角色，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就消失在了“一阵剑气逼近，瞬间倒下十人”之中，而可能这些人并无大奸大恶，也不过是枉死。

不少武侠文学信任武力，崇尚武力，而这又很容易在读者这里发酵成一种思想暴力，即可以简单地在头脑中审判人的善恶乃至生死，读者获得了在头脑中“快意恩仇”的权力。武侠中的“大侠”是太大的叙事，它让人失去了对具体和经验的尊重和耐心，放弃了对具体的人的关怀，而沉醉于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想象中。武侠之傲慢倒并不在于木秀于林，而在于以为只有一种大树，其余都是依附其而生的藤蔓，虽然总爱说“为国为民”，但是实际上又觉得自己是江湖中的统治者，是江湖的“天”，百姓都是需要跪拜着等待拯救的，从这一点说，不少武侠故事都是充满阶级结构的父权本色。吴思的这段话[3]倒是很耐人寻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身为大侠，忙于大事，忽视身边伴侣的情感需求自然更是天经地义的。需要的时候，这些女性是“缪斯”，是“”玛利亚”；不需要的时候，自然也要骂一句“头发长见识短”。李相夷爱“乔美人”至深，在于红绸舞剑的“孔雀开屏”，在于挖地道这样轰轰烈烈的“少年心性”，而不在于听取身边人的想法。虽然编剧没有写出乔李二人分手的具体嫌隙所在，只给出“他太忙了”的理由，但这在我看来只是表象，没写出的东西只能更残酷。乔李二人的关系写出来很美好，但是美好也很大程度上有我们的意淫，很可能李忽略的不仅是乔的感受，更是她的观点，一个连提分手都能觉得是“小事”的人，平时在门中“大事”上恐怕更难平视乔的意见，更难回应和认同乔的需求，靠男性的权力+女性的美貌组成的极为传统的“才子佳人”组合不免让我担心其中父权制的幽灵，因此磕cp也没有那么上头。编剧体面地没有写出这一部分，愿意为观众造梦，然而结合现实，我更加理解了乔分手的决心，或许是对一个“傲慢好人”范式男性的坚定拒绝，是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幡然醒悟。正如李莲花所言，乔姑娘只属于她自己，不是李相夷的“乔美人”，从此以后，愿她心无挂碍，仗剑江湖。

二、“一念心清净”，大师，放不下咋办？

李相夷变成李莲花之后的经历，是这个故事所要着重阐释的镜像人生。李相夷坠入东海，重回四顾门，发现大家都不欢迎他回来，于是带着无奈、自责和心碎决定销声匿迹，过另一种生活，变成了神医李莲花。

李莲花，名字平平无奇，讲话语气词颇多，生活清贫，看上去似乎变成了一个小人物，武功不再，社会身份不再，但是聪明才智还在，社会资源还在，套用角姐的一句话是：这一切不是我得不到，而是我不想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堕落了，但是堕落的也没那么彻底，一成的扬州慢能解决绝大多数的武斗，才智足以解决绝大多数的案子，从前当门主能议天下事，改行了当医生竟然也能得关河梦青眼，天才终究到哪里都是天才。由于编剧的金手指和此处省略一万字，我其实并没有太感觉到他换了一种生活后的实际艰难和不安，天才没有困难可言，好像除了身中剧毒，真的就是选了一种自己喜欢的结局。我能理解塑造这样不露怯的“美强惨”角色对于吸引观众眼缘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通俗剧本也不能要求太多，但是深入一点，我也想问，除了做饭这样无关痛痒的“难题”外，作为一个小人物生活，还有什么是过去当大人物所不会遇到的细小但沉重的困难，不会产生的平凡但惊喜的智慧？做一个游医，一个闯入异乡的陌生人，难道所处的环境就安定的像一张白纸吗？五十两银子真的能过的很好吗？这些都是我觉得这部剧在“入道”这一层谈的流于纸面的地方，当“大人物”不易，难道当“小人物”就很容易吗？无论在哪种身份中，“放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让他安心于眼下生活的踏踏实实的理由，那些感动的瞬间，其实也可以给的多一些，以增加“另一种生活也很好”的说服力。毕竟这部剧的一个大主题就是“放下”，对于放下的理由，再怎么刻画都不为过，因为李莲花并不是由于读了几本老庄觉得挺好而放下的，而是在体验了另一种生活后被治愈了，获得了安身于此的足够物质和精神资源后，他获得了超越，才决定离开原先的道路的。到底是哪天的夕阳，哪天的闲谈，哪天的丰收，让红绸慢替代了扬州慢？类似于“种萝卜”的故事，编剧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多给一点。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于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