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籥》－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康有为

(一) 近百年来的读书运动，上面虽述说了陈、曾、张三人，然陈澧所说，只是一个学者偶感而发的不公开的私议，曾国藩则是一个贤父兄对他家庭子弟的家训，张之洞则是一个阔官僚，装门面，对下属的教诫。若俨然以圣贤大师自命，对于当时传统的读书风气，加以鲜明反对，而严正地出来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的人，则此一百年内，不得不首先要轮到康有为。 康氏生于清咸丰八年戊午，距今不到八十年。他正式起来做一种严肃的新读书运动，厥为其三十四岁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之讲学。时为清光緖十七年辛卯，距今四十五年，还不到五十年。近代的新读书运动，严格说来，并不是百年以内的事，而只是五十年内的事。 （二） 记载康氏万木草堂讲学详情的，有康氏自著的《长兴学记》，及其弟子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长兴学记》是主持讲学者当时手定的一种学规，《康先生传》则为当时从学者事后追忆的一种讲学精神之描写。梁氏说：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里城。 又说： 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 张之洞刊布《书目答问》，在此前十七年，其为《劝学篇》，则尚在此后七年。大概当时的张之洞，在他心中，还只知道一大批国朝诸先生的精校精刊书目录，对康氏意见，自然不易接受。至康氏讲学精神，梁氏说他： 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这竟依稀是回复到晚明诸遗老之矩矱。乾、嘉以来学者，可说无一人知有此境界。尤可异者，在他所想象的学术体统里，竟无“经学”一门，因之校勘、训诂、辑佚种种乾、嘉以来正统相传认为了不起的治学工夫，充分表现在张之洞《书目答问》里的，一到康氏所提倡的新学统里，可说已全无地位。即陈澧主张看一部注疏的见解，似乎在康氏学统里看来，亦可谓无甚意味了。另一点值得注意者，康氏的新学统里，也没有了文学一门，以此较之曾国藩的《家书》、《家训》所指示的路径面貌，又自绝然不同。陈澧只想就乾、嘉经学上略略作补偏救弊的工夫，因此他主张汉、宋兼采。曾国藩则只就桐城派古文家的见解稍事扩大，而容纳了些经学上训诂考据的长处。平心而论，康氏所提倡的新学，比之陈、曾两人该是高明得多了。至如张之洞，无别择，无旨趣，仅仅是开一个目录，说一些门面话，究竟谈不到所谓学术与门径。 至康氏以宋、明学与孔学并重，这已为乾、嘉学者所不肯言；而其以佛学与孔学并重，则又为宋、明学者所不敢言。至云“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意似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对立，亦较近人只认有科学不认有哲学者稍胜一筹。亦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较少毛病。至其教旨，提出“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三项，尤其恰中了清代两百多年在异族统治下所压迫成的士大夫意态风气之痼疾。即以最近二三十年的大学教育言，能做到广求智慧一项，已远不易。不仅讲文史的只是纸篇字面之学，脱不掉乾、嘉以来训诂、考据、记诵之积习；即治科学的，亦还不免如此。在讲堂上稗贩，岂不仍等如在纸篇上搬弄。至于激厉气节，发扬精神，此两项，在主政者固无此意提倡，即掌教者亦少见及其重要。我深感梁氏所记康氏当日万木草堂一段讲学精神，却实有再受我们今日注意之价值。 因为康氏所欲提倡之新学术，与陈、曾、张诸人不同，可以说前一种是“经籍书本”之学，而后一种乃是“人文知行”之学。故在陈、曾、张诸人，只须开一书目，学者可以闭门自求；而康氏则感觉需要恢复宋、明讲学的精神。他在《长兴学记》里提出此意见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朋友讲习，磨励激发，不可废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如此说来，在陈、曾、张诸人，似乎只要有一种读书运动已够，而在康氏则主张在读书运动之上，先要有一个讲学运动。读书只是讲学中所有之一事。讲学乃为读书一事所应先决的问题。宋、明学者太看重讲学了，流弊遂成只讲学而不读书。顾亭林则只从此点加以挽救，不谓经历清代异族高压统治两百年后，学者只知读书，不复知讲学，于是所读日趋于纸篇字面记诵考订，而与人文知行了无关。换言之，社会只有了经师，却不能有人师。因此学术界也只能有学问，却不再有人才。康氏以“读书之博，风俗之坏”八字来批评清代二百年学人利病，可说一些也不差。康氏要在读书之上先安一个“讲学”，即此一点，已可说是两百年来未有之卓识。 然而康氏长兴讲学迄今已五十年，世局震荡，千变万化，康氏的意趣，终亦未为后人所了解。我们三十年来的大学教育，能重新走上读书路子，已算是极大努力了。到最近，又有人在发起“读经运动”，“书院制度复活”等等口号，这些都还算是在读书的路上打圈子，依然仍是清代乾、嘉在异族统治下的旧把戏，似乎还赶不上康氏长兴讲学的一段意气。 (三) 长兴学舍的课程，分别如下诸目： 志于道： 一曰格物。(扞格外物，勿以人欲害天理。) 二曰厉节。(提倡后汉、晚明之儒风。) 三曰辨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不能冒大道之传。) 四曰慎独。(刘蕺山据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 这里的第一项，即是要恢复乾、嘉所推第一流学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里所要打破的“天理”“人欲”之辨。第三项则是要打破乾、嘉正统派所建立的声音训诂学在整个学术系统里的地位。第二、第四项，则可说是康氏讲学的新骨干。 据于德： 一曰主观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推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贤者识大，是在高识之士。) 曰词章之学。 在这系统里，乾、嘉考据只占到第四项的第三目,而其间犹有大小之辨。乾、嘉考据学者能在大节目上下工夫的实在也并不多。 康氏说：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多于义理。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榖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近于经世。义理即德行，经世即政事，言语、文学亦发明此二者。 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大夫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 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如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这是康氏的学术史观。汉儒经世，宋儒义理，皆在孔门四科设教之系统下，而清代声音、训诂、考据之学不与焉。此是何等的大议论。 依照康氏之意，先要讲明了应做如何样的学问，才配说到须读何等样的书。康氏又说：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二十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诸用，以求仁为归。 此是长兴讲学教人读书的大体见解。 当时未满二十龄，亲受业于万木草堂的青年弟子梁启超说： 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谒南海之门。(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以上具见梁氏《三十自述》) 虽说梁氏笔端常挟感情，然使熟治清代两百年学术史的人，一看了《长兴学记》的大概，自知梁氏此种记载，也未必是过分张皇了。 (四) 然而习俗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康氏在粤讲学凡三年，而最先第一年里，康氏已自陷落在经学考据的深阱中去了。他误听了川人廖平的一夕话，他误以为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两种绝不同的东西，他遂把一切古文说归罪于王莽、刘歆之伪造。他以为后世流传之经学，全是莽、歆古文学说，全是“伪经”，只可说是王莽新朝的新学，不能称他为孔学。他要想在这上面入室操戈，摧陷廓清，把东汉以来迄于清代相传的经学大统，一笔全写在王莽、刘歆的帐上，然后他再提出一种新鲜的、道地的“新经学”出来，这即是南海康氏之学，而上托于董仲舒乃及《公羊春秋》。他要把考据工夫来推翻传统的考据。 然而考据之学亦岂易言！往往为一个字，一个音，可以费人思考，累人年月，积了若干年岁，或更换了若干人物的若干说法，而始得一定论。现在康氏要以玩耍大刀阔斧的办法来做闺房绣鸳鸯的考据工作，以他前后不满两年的时间，匆匆地写成乃至刻成《新学伪经考》，(康以庚寅春得廖说，于辛卯秋七月刊成《伪经考》。关于此事，我尚有详细考据，见《近三百年学术史》)拔赵帜，立汉帜，为中国两千年经学，独创新说。当时万木草堂青年弟子陈通甫、梁启超，都曾为他此书帮忙，然已心怀不满。这一书，简直是考据里的海派，野狐禅，不啻如清代初年毛西河之有意为《古文尚书》作冤词。他不知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均遵守一种极谨慎极严肃的态度，要解决偌大一个问题，不该如此般卤莽灭裂。 康氏一面自己存心菲薄考据工夫，一面却想在考据圈里翻新花样。心粗气浮，已失学者风度，同时亦因此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其时义乌朱一新长教广雅，首先对康说表示怀疑，屡贻书献难。康氏无法说服他，却于朱氏死后说其“请我打破后壁实言，言已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者，乃门面语”云云；此如方望溪为李恕谷作《墓志》，一样的诬其死友。其后《新学伪经考》为清廷下谕焚禁，康氏亦避游桂林，而有《桂学答问》。 (五) 《桂学答问》与《长兴学记》先后只隔四年，(辛卯至甲午)然而两书精神远异。他说： 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而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老涉学不得其门者，则经说乱之，伪文杂之。 如此说来，则孔学仍然是经学，而在经学上又要厘订杂说，辨别伪文，则岂不仍须走上考据、训诂的老路。康氏从此说到《公羊春秋》，董仲舒《繁露》，何休《注》，乃至于清儒陈立之《义疏》，刘逢禄之《释例》，凌曙之《礼疏》诸书，则是仍走上了乾、嘉考据的船头了。而且照此路向，也还只是苏州惠氏学专讲家法师传之一派，还及不到徽州学与扬州学之博通。 康氏本以《论语》与《春秋》为孔学之两途，然自刘逢禄《论语述何》，下及戴望《论语注》，他们都想把《公羊》与《论语》打通，而结果已知此路不通了。现在康氏既专主《公羊》，则不得不抛弃《论语》，因而遂并抛弃了宋、明。本来康氏以《公羊》、《榖梁》分归董仲舒、刘向两家，把来包括汉儒经世之学；现在则专取《公羊》，于是又不得不抛却《榖梁》乃至刘向。而康氏所谓汉学之经世，乃一变而为专讲“微言大义”。康氏此两种先后看法之不同，孰得孰失，是进是退，稍治儒学，则可以不烦言而辨。 总之，治孔学重《论语》，不失为是一条活路。若改重《春秋》，则是一条死路。此在宋儒早已看透，现在康氏仍舍活路而改走死路，还在《春秋》学中要专走《公羊》 ，则更是走进了牛角尖，更无出路，更无活意。人家说康氏攘窃了廖平的著作发明权而博得大名，我只说康氏上了廖平的大当而误入歧途，葬送了他长兴讲学的前程，这实在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康氏又说：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其一荀子。孟子为《公羊》正传，荀子为《榖梁》太祖，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 这里又发现了冲突。孟子是否《公羊》正传？康氏已难自圆其说。今康氏既主专治《公羊》，则又何必再敷衍群经多传自荀卿之旧说。其实此等云云，本是乾、嘉早期经师之见解，若果要专取《公羊》家法，即无取乎此多传群经之荀子。 康氏又说： 孔学聚讼，不在心性而在礼制。《白虎通》为十四博士荟萃之说，字字如珠，与《繁露》可谓孔门真传秘本。赖有此以见孔学，当细读。 此等话，更为荒唐。完全是道、咸以后始有的不通见解，完全上的廖平的大当，歧之又歧，迷途不返；较之长兴讲学精神，相隔更远。 康氏又劝人读陈寿祺注《五经异义》，读《四库提要》经部目录，读魏源《诗古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大小戴礼》，《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乃至《钦定御纂十经》、《十三经注疏》、《经学汇函》、《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续经解》，皆涉猎择读之，而叹曰： 此真浩如烟海，若无本领，宜其穷老无所入也。 此外还须读清代各家的《说文》，《尔雅》，以及《广韵》、唐《石经》、《七经纬书》，《玉函山房辑佚书》之类。我想当梁启超起初见康氏，自辰及戌，“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者，大概也就是这些吧。而梁启超却说：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 这句话，我实在不敢信。至少长兴讲学时，康氏还像一个有意提倡讲学的思想家。而《桂学答问》，只是一个自矜博通的读书人。换言之，也可说长兴讲学时的康氏，还像是有意提倡“士大夫之学”的；待到《桂学答问》时，他仍自陷入了“博士之学”的圈套中去了。这一种变化，好在两书俱在，可留供我们细读细研。而康氏在此前后四年间，所以有偌大一变迁者，我想他到底奈何不下他自己的那一部《新学伪经考》，那部书始终在他肚子里作梗；这一层，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桂学答问》于经学外，照例还有史、子、集三部门的书目和读法。然那样分门别类，平铺的罗列着，言其意趣之警策，已远不如康氏自己的旧著《长兴学记》。言其项目之详备，则又远不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所以康氏也说： 书目博深，莫如钦定《四库提要》。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 又说： 右所条目为学者之初桄，良以《四库提要》及《书目答问》目录浩繁，穷乡僻远，家无藏书，限于闻见，濡染无从。或稍有见闻，而门径不得，望若云烟，向若而叹，从此却步。故为导之先路。若大雅宏达，赡见洽闻，固无俟区区也。 《长兴学记》有其弟子陈千秋《跋》，谓： 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阙，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绌之于国，故讲之于乡。 不谓四年后的《桂学答问》，只自居于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导先路，做一种教人读书入门的入门书。在张氏的《劝学篇》以前，康氏先已代替他做了这一番工作。 (六) “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高僧传》昙摩耶舍梦中语。）大概这一百年来，时代的力量始终凌压在人物的上面。我们也可以说是缘不凑，时不熟；但到底还是那些人物，种因无力，不够条件。在康氏早年，粗闻其乡前辈朱次琦之绪论，当时他对宋学本无深造，而志高趣博，对于考订琐琐，又所不耐。但那时一般的风尚，还是重在博雅考订，所以张之洞从《书目答问》转变出《劝学篇》，而康氏则从《长兴学记》转变出《桂学答问》来。我们从这两面各打一折扣，恰可把握到晚清之学术界。而傲然以圣人自命的康氏，又是汲汲皇皇，热心政治，并不专精在讲学上。 及戊戌政变，康氏奔亡海外，他的学术生命，遂与其政治生命相随俱尽。然而退一步言之，戊戌政变，究不得不说是我们五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而且康氏论学，素重《礼运》，到现在，《礼运》居然已谱成国歌，而“天下为公”的横匾，则凡政府公署所在无不有。可见康氏那时长兴讲学的一段精神，究竟不能说他没有收获，所惜是仅仅止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