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明星总统米莱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
来自：张都一个半半
最近国内比较火的两个阿根廷人，一个是梅西，另一个可能就是米莱了。米莱以一篇惊世骇俗的演讲闻名于世，引来了喝彩和倒彩一片。随后，米莱的施政确实如同他的演讲一般斩钉截铁、大刀阔斧，大批量的关停政府机构，裁撤公务人员，集中出卖国有资产，推动私有化进程。阿根廷国家的经济指标，进出口贸易数据、通货膨胀指数，议案推动进程和工人罢工运动，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被紧紧捆绑在米莱新政下，被人指摘。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政府破产的情况并不少见，而米莱的施政之所以被人放在聚光灯下评头论足，主要得益于他的这篇演讲。而作为米莱为人瞩目的学术背景，奥地利经济学派一时风光无两。
任何一名政客，任何一个政府，打着某一学派或者某一主义的旗号，并不等于这个学派或者主义本身。米莱的成功与否，并不等同于他背后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成败。更何况，相比于米莱新政的激进，奥地利经济学派实际上走的更深、更远。
1、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资本产生收益，与时间挂钩，这一认识在经济学中早被反复论述。可是资本收益，与时间的结合方式和相互关系，成为区分不同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的教科书讲，商品价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产生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获得超额利润的根源。这一观点，大致与古典经济学派相仿。
而区分古典经济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个显著标识是，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派坚持的资本与时间结合就能产生收益，奥派认为，人的行为才是决定收益的根本因素。
奥派认为，在时间中，受到损耗、使用、预期以及人的心理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倾向于对现在的物品的价值评价，高于未来完全相同的物品的价值评价，换而言之，今天的一条毛巾的价值，等于未来一条同样的毛巾加上这条毛巾的时间价值。而这条毛巾的时间价值，换算为利率。因此，对资本而言，只有当未来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价值，大于现在同样的物品的价值加上时间价值，才是有利可图的。时间利率对于资本而言是一种损耗，资本只有不断的寻找收益大过时间利率的生产，才能维系和发展资本本身。也只有能够获得超过利率的利润，这样的生产才是资本寻求的正当的生产。当然了，利润取决于价格，而市场价格同样来源于人的行为。人们对于某物的需求和某物本身的稀缺性，决定了价格高低，价格吸引市场中的资本进入，最终决定了资本的流动和分配。
奥地利经济学派把资本的配置称为资本结构。资本的积聚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的数量加上时间就能够顺其自然的完成的，这个过程更大程度上是由资本结构决定的。资本只有在具有一定的量的基础上，优化结构，也就是寻求到获得超过利率的利润，才能够不断的积聚扩大。在这里，广义的资本结构含义就更加广泛了，包括投资决策、组织架构、资源调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在资本的整个运行活动过程中，价格决定于人对于某物的需求和稀缺性的认识，资本结构取决于寻求收益大过时间利率的生产，在奥派的视野中，经济学的本源，决定于人的行为本身。
2，经济周期是对自由市场进行调控与干涉的结果
“人总是充满着冲动、盲目与欺诈，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自由市场之中，资本结构会在过犹不及与矫枉过正之间不断震荡，宏观经济总是表现出阶段性的繁荣和萧条，经济周期发生了。过度的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崩溃。也必然是不断震荡的。由于市场的自我调控间歇性的失灵，经济周期的幅度越来越大，过度的经济萧条最终走向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崩溃。所以，经济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永远不能摆脱的幽灵。所以，必要的政府调控是合理的且必需的。”
以上这种论述看似合理，可这不并是奥派的观点。相反，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恰恰是因为没有实行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致。
在擂台的另一端，奥派认为，在人的行为主导下，资本在市场中能够完成自我运转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任何的干预行为，都是误导资本结构的自我选择的原因。一方面，所谓公有才会导致浪费的观点流传已久且深入人心，任何资源被人为调控，在调配过程中必然产生组织成本和损耗。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希望市场繁荣，因而，通过金融手段压低利率造成信用扩张，增加资本获利的预期，引诱资本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导致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待到泡沫难以为继的时候，经济萧条随之而来，因而呈现出经济周期。最后，奥派进一步认识到，实际上不仅仅是希望制造繁荣的政府，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都会误导资本结构的错误选择，都会造成人为原因的供需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震荡周期的出现。
3，自由化的不仅限于经济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家永远不认为自己只是经济学家，或者换而言之，在经济学家眼中，一切人类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自由化道路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经济领域。他们沿着市场应当完全自由化的路径向前，最终走到了直接否定公共财货存在必要性的结果。他们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放入经济学中反复拷打，最终力证，政府不但应该放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以及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竞争，还应当放弃军队、治安、审判、行政、通信、能源等权力和职责，交由市场运作。
家庭国家私有制，都不是从古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否认其当下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了。奥派将政府组织结构作为一种资本结构来考量，权力只对来源负责，政府的多数下属机构和部门，并不直接来源于市场选择，因此，其组织结构和服务质量，必然是武断的、盲目的和低效的。交换给市场，必然能够促进这些组织结构的自我优化，从而提高资本效益。
再深入一步来考究，政府之所以不能高效优化资本结构的症结在于，政府在税收征用上的极大话语权，和政府在自我结构组建上的极大自主性，阻断了市场选择采购何种公共服务的自由。也正因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权力优势，以及权力封闭运作和自我集中的特质，任何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部门，都会不断走向集权，最终形成威权政治。所以，奥派断言，任何的集体主义倾向，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最终，奥派不单否认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性，猛烈攻击了集体主义，甚至解构了政府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民众可以在市场上选择更优的服务，无论这个服务来自哪里，不排除它的提供者是国外政府或者国外资本。
4，对抗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派渊源深远，其起点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但毫无疑问，苏联的崛起与冷战的发生，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崛起和兴盛，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奥地利学派都是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面旗帜。虽然在西方面临和走出经济危机泥潭的过程中式微，但在最近一段时期，奥地利经济学派重新走回聚光灯下，依然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
当下经济学领域所提及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经常所说的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针对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指在西方越来越被政府所看重的经济调控手段和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社会层面上，民族主义、地缘保护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兴起。经历了凯恩斯主义洗礼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轻易放手调控手段的，尤其是在国际交流、摩擦和对抗日渐加剧的当下社会。而工会组织和选民政治，也在无时不刻推动着执政党为民众许下福利社会的愿景。奥地利经济学派重新走向前台，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米莱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反集体主义的演讲，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解决其自身国家和社会中深重的矛盾问题而进行的。
5，人的行为主导下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的问题
人的行为决策是经济现象的本源，西方总是对政治经济学嗤之以鼻的态度已经成为过去。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或者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认识到，在任何意义上假定的理性的人、或者理性的政府，在现实中也都不存在。资本与政府，实质上都构成一种权力，权力和资本，在无时不刻不在寻求集中这个特性上，并无二致。集权必将走向奴役，可是资本过度集中，同样也是一种权力，托拉斯以垄断手段反作用于自由市场，同样会走向干涉自由之路。米莱出卖国有资产，完全放任自由竞争，其国内产业被精准击穿的风险就是例证。
资本的量和资本结构共同推动资本的发展和繁荣，奥派对于资本结构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的认识史无前例的深刻。把社会问题看作是资本问题的话，社会的组织结构同样是资本结构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正确的组织结构，将人和资本恰当的结合起来，对于资本的发展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都认识到，人的结合产生的集体力，比单纯的个人的叠加具有更强劲的生产力，只是他们不同的称之为管理效益、组织力，或者决策影响等。
但当我们说起纯粹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时，我们假定了一个前提，所有的人的行为，都是自觉地将自己限定在市场公平竞争的范围之内，都是纯粹的经济手段。可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人的行为也不会将自己限定在一种维度之中。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压迫剥削和暴力革命的理论，正是看到了这个理论嫌隙。以最直接的暴力问题为例，西方总是将排除暴力作为一项基本契约，西方的经济学总是掩耳盗铃的说，所有权的取得只有先占、劳动和交易这三种方式。可是人的行为却永远包括暴力行为，当人可以依靠暴力手段获得超额利益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将暴力不作为一种自由市场的选择。打土豪分土地，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无不沾染着血泪。
自由市场主义对权力的集中心怀恐惧，无时不刻不再寻求最大化的个体自由。而社会主义对资本的集中深恶痛绝，追求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人的权益。其实这二者的出发点在本质上也并无二致。困扰他们的是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自由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反噬，如何将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督。
6，政府的祛魅
从奥派人的行为的出发点来认识的话，显然，国家更能够代表人的行为的集中。从经济学领域推导政府组织问题，是经济学的僭越，可也是一个有益的僭越。把一切问题都当成是经济问题，给我们带来一个危险的诱惑，即把国家和政府拉下神坛，与一切世俗事物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打量。
经验告诉我们，堂而皇之的对国家评头论足，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国家是世俗事物的集大成者，它不单单是一个政治或者经济概念，可能还参杂着情感、民族、文化、信仰等各种内容，无怪乎黑格尔都要高声赞叹国家为民族精神的最高形式。可是回归本源，政府是一个人造概念，履行着的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世俗事务，政府存在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有人的承认，更何况，藏在政府面纱背后的实际上也是人。
政府对经济学家的这种僭越，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除了所谓的经济效益问题，政府还代表着民族集体意识，掌握着暴力机器和学术舆论喉舌。单纯的从经济学派出发，试图解构、或者叫重构政府，米莱面临的难度和阻力不仅限于经济指标，其最终的成效，也极可能不取决于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
在如何对公权进行有效监督这个问题上，显然，政府的巨大地位优势决定了，其逾越侵蚀私权的现实危险远远超过资本的泛滥问题。公权与私权的争夺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当今世界更甚。
如今，或者说从古至今，经济学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直都在不遗余力的试图将政府世俗化，为政府祛魅。无论其努力成效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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