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彩娜│文学研究│身体的史诗：“佩内洛普”与身体的空间政治

在给朋友的信中，乔伊斯称，他写《尤利西斯》的目的就是创造一部身体的史诗，并且设定每一章都要突出表现人体的某一器官。[1]乔伊斯这部人体的史诗同时又是城市身体的史诗，是他对身体和城市关系的尝试性探索。乔伊斯是一个强调身体生活现实的作家，也因此遭受了诸多诟病，但他之所以热衷于对身体的展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人在帝国和宗教的双重殖民统治下身体和心灵都陷入了瘫痪：“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影响和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身体则为警察、税务局及军队所管控。”[2]在他看来，要寻求精神的自由，首先要实现的就是身体的解放。对身体的回避是虚伪的表现，乔伊斯称：“纯洁的男人、纯洁的女人、精神之爱和永恒之爱这类胡言乱语的连篇谎话让我作呕，简直是无视真相的赤裸裸的谎言。”[3]乔伊斯的小说无关乎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是关乎重申、正视自我欲望的健康性质，关乎对生活、对人性充满敬意的肯定和回归。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乔伊斯写道：“我是永远肯定的肉体。”[4]乔伊斯并不认为人性中的“动物”成分比灵魂或精神低等。他特意选择那些被斥为不道德的或为人所不齿的事物，事无巨细地记录各式各样的感官体验，以大胆的身体袒露和情欲张扬将身体从道德和政治的禁区中突破出来，使之成为反抗权力规训的有效武器。乔伊斯作品中的身体，固然有病态、瘫痪的身体，但更鲜明的是爱欲化的怪诞身体。在《尤利西斯》中，对爱欲化的怪诞身体最集中的描述体现在“佩内洛普”一章莫莉那涌动着性欲望的没有标点的冗长自白里。本文结合列斐伏尔和巴赫金的身体理论，以空间中的身体为切入点，揭示乔伊斯小说中权力、空间与身体的关系，探讨身体对空间生产的积极作用。

一、身体的空间政治

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以对空间的研究闻名于世，其空间研究的一大焦点是对空间抽象化历程的批判。所谓“抽象化”，是指空间中的身体和物质被抽离出来，空间充斥着符号，成为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空洞之物。抽象化的过程就是空间的“去身体化”（decorporealization）过程，鉴于身体的历史和空间的历史之间的“本质联系”，要克服抽象空间的种种弊端，就必须对空间重新进行“身体化”。[5]

列斐伏尔的“空间建筑学”是以身体为出发点的。他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身体与空间的直接联系，因为“身体本身就是空间，它有自己的空间：它在空间中生产，也生产着空间”。[6]也就是说，身体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一种社会化的空间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空间法则的制约，但同时又切实参与到空间建构之中，生产着空间也生产着自身。它是空间中的身体，与空间存在着同构同源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列斐伏尔建立的是一个“身体-空间连续体”的理论模式。事实上，整个（社会）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7]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身体的改变必然带来空间的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身体”是超越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鲜活的身体，是一台蕴含着能量的“双面机器”（two-sided machine）：它的运作一方面依赖从营养物质中汲取的能量供给，一方面源自精小细微的与感知相关的能量。身体对能量的吸收和释放并不是均质的，小能量（minute energy/small-scale energy）运用于感觉器官、传入传出神经和大脑，使用大能量（massive-energy）的则是肌肉、性器官等。人的身体本应是和谐的整体，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这个有机体中，前者支配了后者，并最终导致了“知识与行动、头脑与生殖器、欲望与需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8]现代社会是一个遵循着笛卡尔哲学传统的空间，也是一个充斥着图像和符号的抽象空间，它对理性狭隘的偏爱使作为空间核心和基础的总体的身体被忽略了，可见性、可读性以及智性表征等与视觉和大脑相关的活动占据了主导地位，感官和身体活动的协同感逐渐丧失。在列斐伏尔看来，身体的解放首先意味着感官能力的全面恢复（简单来说，就是语言、声音、嗅觉、听觉等视觉之外的感觉的恢复）以及对性的正视——但并不是孤立意义上的性，而是“按照某种特殊节奏释放和流动的性能量”。[9]这样的身体是一个实践-感官总体，生产出的是历验的空间而不是被表征的空间，是在真实物质世界中调动全身能量激发人全方位生存和审美体验的经验空间，而不是以视觉霸权为主导的符号化的抽象空间。身体生产的动力存在于爱欲之中，存在于欲望、激情和生命冲动之中。列斐伏尔将性器官视为人类能量的汇集之处，而能量的本质就是耗费，确切来说，是生产性的耗费。身体的生产源于将过剩的能量释放的需要，能量必须被浪费掉。列斐伏尔区分了基本生存和生命活动的不同，他认为正是能量的盈余使生活区别于生存。基本生存遵循的是经济原则，由于能量供应不足，就必须对能量的使用加以节制；而游戏、斗争、艺术、节日等与爱欲密切相关的生命活动则会产生大量的能量盈余，通过耗费原则将多余能量释放能够促进空间的改变和塑造，这本身就是一个生产—破坏—再生产的过程。[10]

列斐伏尔对身体物质性的强调不由令人想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中有关身体的论述。巴赫金的身体研究是建立在对中世纪身体遭受官方禁锢的批判之上的。在中世纪官方话语中，空间方位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身体上部处于比身体下部更高的等级，因此，与身体下部相关的身体功能，如排泄、性爱、生殖等都被排斥在严肃的官方生活体系之外。但巴赫金在民间狂欢文化中却发现了身体得以解放的力量，与身体下部有关的话语充斥于其中，身体下部在价值取向上压倒了身体上部，因此能够象征性地颠覆权力话语对身体的压制。在探讨拉伯雷代表作《巨人传》的怪诞现实主义审美观念时，巴赫金将身体与空间联系起来，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身体地形学理论。他指出：“‘上’和‘下’在这里具有绝对的和严格的地形学的意义。上是天，下是地，地也是吞纳的因素（坟墓、肚子）和生育、再生的因素（母亲的怀抱）。从宇宙方面来说，上和下的地形学意义就是如此。从肉体本身来说，它决不能与宇宙明确划分开来，上，就是脸（头），下就是生殖器官、腹部和臀部。”[11]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格，在巴赫金看来，这种降格——把精神层面的内容转移到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面——意味着崇高的贬低化、世俗化，它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埋葬，又是播种；既是毁灭，又是孕育；既是死亡，又是再生；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身体下部被凸显出来，代表着一种向腹部和生殖器官靠拢的生活，也是对交媾、怀孕、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的强调。巴赫金将身体地形学纳入他的狂欢化诗学之中，使物质-肉体因素被赋予一种欢快的节庆（而不是日常生活）性质，并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对官方旧秩序和压抑的日常生活空间自发的反抗意识。

乔伊斯的作品，尤其是《尤利西斯》，涉及大量诸如排泄、性交、变形的身体等禁忌话题的探讨。乔伊斯将日常生活的物质-身体成分置于首位，从而实现了对《奥德赛》中崇高形象的降格：癖好怪异低俗的广告推销员布卢姆毫无英雄气概，喜好裸露、与人偷情的莫莉取代了忠贞的佩内洛普，奥德修斯的英雄壮举被消解为现代城市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在乔伊斯笔下，身体是充盈着能量和温度的历验空间。它是爱欲化的，此处的“爱欲”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爱欲，涉及性行为、游戏、艺术、节日等需要大量耗费能量的生命活动。爱欲化的身体展现的是生命力源源不息地蓬勃流动，呈现出狂欢化姿态。在狂欢状态下，身体过剩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身体冲破了官方权力加诸其上的规训，转而强调个体的切身体验，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解放。身体因此具有了颠覆的力量，生发出与专制社会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当狂欢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怪诞的身体形象。

二、身体的地理：从直布罗陀到都柏林

空间是权力和身体的中介，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与空间的划分有着密切关系。权力的实现方式之一便是空间的分隔与权力对空间设计的介入。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权力“把空间当作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使用来确保对空间的控制，并保持严格的等级、整体的同质性和各部分的隔离”。[12]在《尤利西斯》中，对女性空间的排挤和压缩便体现了殖民权力通过空间分隔对身体进行的规训。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官方意识形态就强调女性要有母性，要有奉献精神，不提倡女性为发展自我而忽视家庭。[13]而天主教文化则以圣母玛利亚为原型，大力推行圣母崇拜，将女性的自我认知定位为甘于牺牲的母亲形象。父权力量的空间化不仅表现在建筑形态上（如纪念碑等“菲勒斯”意象），也体现在城市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生活中。女性被规约在公共生活之外，蜷缩于家中一隅。纵观乔伊斯的作品，女性——尤其是与布卢姆和斯蒂芬关系紧密的女性——大多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她们要么是无名的旁观者，要么是缺席的在场（如莫莉、米莉），要么是缺席的死者（如梅·代达勒斯）。城市中心为男性所占据，女性被孤立于边缘（都柏林街道上甚至连供女性使用的厕所都没有），无法成为城市生活积极的参与者。不过，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也可能隐含着解放的力量。家庭空间成为与城市公共空间相对抗的场所，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父系霸权也因此被私人空间的主体性解构。对于布卢姆来说，家是一个疏离的空间，因此描写他在家的场景时基本上使用的是剔除了他主体性的语言。但对于莫莉来说，家是释放自己精神需求、进行空间想象的重要场所，也是身份重构得以实现的地方，它为身份确认提供了一个自己具有更大掌控力和主体性的空间。在这里，她能够以身体感受特别是性体验来考量空间，继而得以超越空间、生产空间。

乔伊斯把《尤利西斯》最后一章留给了一天未曾出门的莫莉。深夜，莫莉躺在床上，思绪在都柏林和直布罗陀之间来回转换。虽然已在都柏林生活多年，但相较之下，她还是对直布罗陀更具认同感，她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美好的少女时光。她对都柏林和直布罗陀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体体验和心理感受，在她的记忆里，与前者相联系的是阴冷、疾病、困苦，而后者则代表着温暖、自然和自由。[14]

市徽饭店（the City Arms hotel）是莫莉记忆中一个重要地点，在那里她经历了一段不甚愉快的时光。婚后布卢姆夫妇颠沛流离，生活和居住条件每况愈下：“我们统共搬过多少回家呀隆巴德高台街跟翁塔利奥高台街跟伦巴德街跟霍利斯街……后来又住进了市徽饭店连看门的戴利都说是越来越差啦。”[15]巧合的是，饭店名称本身就具有隐喻意义，它将城市（city）与身体器官（arms）并置于一处，象征着城市空间对身体如影随形的压抑。在莫莉的记忆里，市徽饭店是和身体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布卢姆时常装病，“嗓音病病囊囊的”，有时还会流鼻血；这里还住着“干瘪老太婆”赖尔登太太，时常对莫莉讲“她害的这个病那个病”。[16]更重要的是，赖尔登太太是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死后将钱“全都献给了弥撒”，她是都柏林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表，反对一切形式的身体暴露，“把游泳衣和袒胸夜礼服都给骂苦了”。[17]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徽饭店可以看作都柏林的一个提喻，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隐匿于空间背后，对身体达到普遍化、内在化的监视效果。这样的空间生产出的是病弱的身体、瘫痪的身体乃至濒死的身体。因此，莫莉不禁感叹说“呆在这个地方是毫无出路的”。[18]

在莫莉混沌的独白中，都柏林是与阴冷、潮湿联系在一起的，她很少提及诸如太阳、火等与温暖、能量相关的正面意象。即使提到，意象本身也充满了悖论性质，譬如，“那天傍晚我在白修士街教堂为五月点了支蜡烛”。[19]渺小微弱的烛光仿佛被巨大、昏暗的天主教空间所吞噬，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冷寂的气氛。而且，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蜡烛通常是与宗教和死亡相联系的。斯蒂芬在想到令他难以释怀的母亲的死亡时，就数次提到蜡烛。蜡烛使死亡显得更为接近、更加真实：“那只避邪蜡烛照着她弥留之际的痛苦。幽灵般的光投射在她那备受折磨的脸上。”[20]从这个意义上说，蜡烛代表的是天主教权力的象征性在场，是生命力在宗教禁锢下的衰微和消亡。在莫莉对都柏林的记忆中，被前景化的是晦暗的天气。她特别提到，在古德温演奏会结束的那个晚上，“天特别冷，又刮着风”，她清晰地记得，当她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的时候，“炉火还没有灭”。[21]与寒冷的天气相比，残余的炉火显然无法带来足够的温暖。都柏林的潮湿阴冷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也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感受，更多隐喻的是社会环境的冰冷僵化。这里被严苛的殖民主义和浓厚的宗教氛围所笼罩，逐渐失去了活力和能量。因此，人的欲望只能被压抑，只能以隐秘的内在化方式存在。莫莉在回味与博伊兰的性爱时感到“我觉得身子里面全是火”，[22]但这代表着生命欲望和能量的火却必须压抑于身体之中，无法以天然的方式释放出来。

相反，在忆及直布罗陀时，莫莉总是会想到温暖阳光下美丽的自然场景，想到在漫山花丛中与情人的拥吻爱抚。有趣的是，直布罗陀的古称即是flora calpensis (flower of Calpe)，意为“卡尔佩之花”。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直布罗陀可谓爱尔兰的一个镜像。早在17世纪初，英国就有意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基地来保护其贸易利益，同时向地中海区域渗透势力，在天主教地区建立新教统治。1713年，按照《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西班牙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此后（特别是20世纪前后）的历史文本中，直布罗陀一直被赋予强烈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帝国权力的象征和新教势力的堡垒。但莫莉以其女性化的独白解构了充斥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的男性化文本，凸显了直布罗陀生活非政治化的一面，强调了其异质性和诗性。

与阴冷的都柏林不同，莫莉对直布罗陀的印象是“热”：“那地方多热呀……统统都热得冒烟儿”。[23]充盈的热量带来的不是干燥枯萎，而是身体生命力的生机勃发：“太阳把我的皮肤晒得光艳艳的兴奋得像一朵玫瑰似的。”[24]“玫瑰”又可以和生命的繁衍联系起来。在乔伊斯时代，“having one’s roses”是指代月经的委婉语。[25]这一表达将女性蓬勃的繁殖力和创造力以具象方式表现出来。花——尤其是玫瑰花——在莫莉的内心独白里是主导意象，代表着生命的多彩和活力。在直布罗陀的花丛中，人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性爱的美好和身体的自由：“对啦海洋和天空你简直可以永远躺在那儿爱干什么干什么他隔着衣服温存地抚摩着他们就爱这么做冲的就是那圆鼓鼓的劲儿我从上面偎依着他。”[26]在诗意的自然中，人的身体感受是全方位的，身体充盈着能量，并能够自由、充分地释放它。身体也因此富于灵动的表达力，成为列斐伏尔意义上更接近欲望领域的历验空间。布卢姆把莫莉比喻成一朵花，莫莉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比喻：“他说我是山里的一朵花儿。”[27]身体与花的等同象征性地将人和自然联系起来，将人的生活节奏和自然的循环联系起来，身体由此远离了权力的规训，获得了延绵不绝的生命力。

莫莉对空间的考量从来不是基于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出于个体感受，而且通常是性体验。在“佩内洛普”结尾处，正是在对自然带来的感官愉悦的诗性回忆里，莫莉对布卢姆和都柏林有了新的认知。她的思维定格在布卢姆在花丛中向她求婚的那一刻。她最终肯定了丈夫的美德，并决定再次接纳他：“我先伸出胳膊搂住他……好吧我愿意好吧（yes I will Yes）。”[28]乔伊斯曾特意解释过“yes”的内涵：“这个词代表着默许、自我放任、松弛以及抵抗的终结。”[29]基于莫莉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明确否定，“抵抗的终结”在“佩内洛普”中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挑战、颠覆政治权力，二是对其避让、与之和解。尽管反抗殖民统治无可厚非，但英国对爱尔兰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单纯的对立并非明智之举。“市民”式的一味发泄、全盘否定只是暴力统治模式的变体和延续，只能使人想象性地跳出殖民秩序的藩篱，实际上却悖论性地强化了自我异质性，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无法形成生产性力量。莫莉提供了一种更为清醒、健康的文化范式，那就是对差异和冲突的欣然接纳与包容。在莫莉的意识/潜意识中，都柏林和直布罗陀逐渐交叉重叠，甚至合二为一：“我觉得这儿越来越像直布罗陀啦。”[30]半梦半醒之间，莫莉想象着自己早起出门的情景，她打算去买花。莫莉最终决定走出封闭的卧室，回归到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渴望生产出新的空间：“我真爱花儿呀恨不得让这房子整个儿都漂在玫瑰花海上。”[31]花可以激发身体和空间崭新的活力，既意味着对欲望、对自由的肯定，也预示着爱尔兰生机焕发的美好未来。

三、爱欲化的怪诞身体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现代规范下的人体是单一的人体，是自我指涉、界限分明、封闭、完结的，而怪诞的身体则是非完成性、非现成性的，向着外部世界敞开，“永远都处在建构中、形成中，并且总是在建构着和形成着别的人体”；封闭意味着贫瘠和僵化，是无生气的平面，开放则蕴含着繁衍和新生，对应的是身体的凹凸之处，是超出身体界限或通向身体之内的形象。[32]巴赫金指出，正是肚子、性器官、嘴巴、臀部等身体的凸起部分和孔洞打破了身体之间以及身体和世界之间的界限，促成了它们的双向交换和交流，生命的重要活动和戏剧性事件（饮食、排泄、交媾、分娩等）都是在此交界处进行的。[33]例如，排泄物作为一种中介物，将身体与大地、宇宙联系在一起，使物质世界身体化、去神秘化，成为可亲近、可理解的东西：“把宇宙恐惧变成愉悦的狂欢式的怪物。”[34]在乔伊斯笔下，身体的凸起部分和孔洞常常被前景化，人物的生命活动描写细致入微。“佩内洛普”中就充斥着不少与排泄相关的意象，如莫莉起夜坐在尿壶上小便，感到经血“像海水似的”汩汩流出。[35]在与世界交融过程中，欲望、激情和冲动被释放，生命力源源不息地流动，身体实现了自身的爱欲化。因此，爱欲化的怪诞身体这一特殊空间不光是存在，还是生成，它总是处于未完结和敞开状态，代表着不断的生产和创造。这样的身体开创了新的空间、新的秩序和新的生活方式，它将人从整体性、确定性、稳固性的表象下拯救出来，并赋予未来以无限可能。

在爱欲化的怪诞身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象之一就是性器官。列斐伏尔将性器官视为人体能量的汇集处，《尤利西斯》中涉及大量对于性器官、性联想、性行为直接或间接的描写。对身体物质性的凸显正是对精神抽象倾向的抵制。在囿于天主教禁欲主义中的都柏林，性话语是被禁止的，身体的亲密关系遭到贬抑，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精神之爱和对上帝的爱。因此，不论是对于小说中的都柏林还是现实中的都柏林来说，性话语都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和反抗。它以物质-身体层面的内容代替了官方话语所自诩的崇高的精神，将身体从禁欲主义的牢笼中拯救出来，人的本能得以解放，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贯穿“佩内洛普”的是一系列性意象，如直挺的男性生殖器、充满欲望的眼睛、丰满的乳房等。躺在床上半梦半醒，在性幻想中编织着欲望，莫莉成功地展现了身体的史诗。睡眠本身就是一个诗意的时刻，梦境空间具有真实与想象的双重性质，它是一个享受性空间、戏剧化空间，展现出浓烈的感官色彩。[36]在梦里，莫莉的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都敏感地接收到了外界的刺激，各种身体感觉混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对事物的总体印象。莫莉关注的是身体和空间交互过程中的切实体验，她通过身体的体验和实践来建构空间，也正是这种体验使空间身体化。可以说，不管是莫莉的卧室还是“佩内洛普”这个文本空间都是身体化、爱欲化的，洋溢着女性力比多的愉悦和欲望。乔伊斯曾明确指出，“佩内洛普”的“四个基点是女人的乳房、屁股、子宫和阴道”。[37]这些身体的凸起部分和孔洞是能量的聚集处和释放口，是生命的起源，是身体与身体、身体与世界的临界点和交汇场所，意味着更新和重生。

对于寻找家园的布卢姆来说，莫莉代表着他最终的归属。结束了一天的漂泊，布卢姆回到家，疲惫却又安然地躺到床上，仿佛返归母亲子宫的婴儿：“朝左横卧着，双腿蜷曲，右手的食指与拇指按着鼻梁，恰似珀西·阿普约翰所抓拍的一张快照上那个疲倦的娃娃人——子宫内的娃娃人的姿势。”[38]在此之前，站在院中的布卢姆感到了“星际空间的寒冷”，[39]他迫切地渴望回到莫莉那“胜过非人（‘汤壶’）的热气”、有着“人（成熟的女性）的温暖”[40]的床上去。莫莉温暖的身体是可以融化、驱散冰冷的场所，用布卢姆自己的话说，代表着“热乎乎的、充满活力的生活”。[41]他亲吻着莫莉的臀部，就像奥德修斯回到家乡伊大嘉时热情地亲吻家乡的土地一样。对于在艺术殿堂前徘徊的斯蒂芬来说，莫莉则扮演着带给艺术家创作灵感的缪斯女神的角色。斯蒂芬在海滩散步时想到前一天夜里做的一个梦：“那个人替我引路，对我说话。我并不曾害怕。他把手里的甜瓜递到我面前。漾出微笑，淡黄色果肉的香气……”[42]巧合的是，布卢姆亲吻莫莉时把她的臀部比喻为“丰满熟软、淡黄馨香的瓜”。[43]因此，莫莉讽刺性地成为了艺术家所追求并渴望实现的艺术理想和自我价值，代表着走向成熟和完善的目标。

莫莉的身体，正如她那被前景化的乳房、屁股、子宫和阴道一样，具有繁衍与生育的力量。自17世纪起，尤其是经历过大饥荒的创伤之后，爱尔兰人便赋予生育以寓言意义。生育不只是单纯的个体选择，也是重要的政治事件，与民族前途息息相关。救世主被认为是生育之神，负有崇高的使命，是民族繁荣复兴的象征。莫莉就幻化成了大地母神的诗意形象：“那姿势活像是该亚-忒耳斯，饱满而慵懒，大腹便便，孕育着种子。”[44]该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被尊为万物之母，忒耳斯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被奉为孩童的养育者，同时又是死亡之神，她将万物生灵召回，藏匿于怀中，在艺术中常被描绘为侧卧怀抱两子女的姿态。[45]因此，莫莉的身体便成了怪诞身体的完美隐喻，既意味着死亡，也孕育着新生。布卢姆和斯蒂芬就是她“怀抱”的两个“子女”，他们必须在她怀中死去，才可能重生为崭新的身体、崭新的灵魂、崭新的生命。莫莉爱欲化的怪诞身体象征着丰腴、生长和洋溢的情感，与送奶老妪那干瘪的失去生育能力的身体形成鲜明反差。如果说出现在第一章的送奶老妪代表着爱尔兰衰疲、瘫痪的当下，那么主导着最后一章的莫莉则预示了爱尔兰生机勃勃的未来。老妪忽视了斯蒂芬这样的青年艺术家，但莫莉最终接纳了漂泊的流亡者，并给予他们新的生命。严格来说，莫莉并不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复杂的民族身份和从直布罗陀带来的自然气息使她得以超越都柏林狭隘的政治话语和官方秩序，从而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莫莉代表着爱尔兰的希望，表现出大地般的深厚、广阔和永恒，她那丰满的身体、自我耗费又自我补充的能量仿佛可以摧毁一切僵化的事物。她是流动和活力的象征，正如她那分娩后充足的奶水：“一到早晨简直就胀得鼓鼓的溢出来啦”，[46]不由令人想到都柏林的母亲河——利菲河，水的流动性正是对抗封闭与僵化的有效力量，她比基督和恺撒更为古老和伟大。就像历经千百年见证了爱尔兰荣耀与创伤的利菲河一样，莫莉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表达，代表着生命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延绵，代表着对僵化和瘫痪的救赎，不管是英国殖民统治、天主教道德，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她都能够在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最终超越它们。

结语

身体作为空间的特殊形式，既是规训的对象也具有再生产的潜能，既是存在的中心也是生成的过程。在乔伊斯笔下，身体具有积极的生产和再生产力量。这里的“生产”是一种广义上的生命化的生产，是能量循环性的积累与耗费，并因此在更普遍意义上提高了生命主体对空间的体验能力，拓展了空间的想象。对身体的依赖实际上体现了对都柏林历史和现实的否定以及对人性自由的渴望。爱欲化的怪诞身体展现的是充盈的生命力，与都柏林在英国殖民统治、天主教教条、狭隘民族主义禁锢下的瘫痪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蕴含着爱尔兰走向自由与救赎的希望。如果将乔伊斯的作品视为身体，那么这个身体也是爱欲化的、怪诞的。从整体上看，《尤利西斯》展现的是一个由上半身过渡到下半身的过程，及至“佩内洛普”，它将身体下部及身体的物质性完全凸显出来，以降格和狂欢的方式解构了正统严肃的官方话语，既宣告了旧的空间的覆灭，也预示了新的空间的诞生。对空间的重新身体化尝试就其根本来说是向着欲望、向着人性、向着生存本质的回归，是对感性的张扬、对审美的追求，展现出深刻的诗学意蕴和人文关怀。

注释：

[1] Joyce，J.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p.271.

[2] Joyce，J.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59：p.171.

[3] Ellmann，R.James Joyce.London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29.

[4] Joyce，J.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p.285.

[5] Gregory，D.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382.

[6]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170.

[7]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173.

[8]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p.195-196.

[9]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363.

[10] 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177.

[11]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2] Shields，R.Lefebvre，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169.

[13] Gibson，A.Joyce’s Revenge：History，Politics，and Aesthetics in Ulyss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31.

[14] O’Hanrahan，P“The Geography of the Body in‘Penelope’”，in Joyce，“Penelope” and the Body，ed.Richard Brown.New York：Rodopi，2006：p.189.

[15]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72.

[16]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72.

[17]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40.

[18]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9.

[19]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44.

[20]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10.

[21]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47.

[22]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6.

[23]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6.

[24]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7.

[25] Boheemen-Saaf，C.“Joyce’s Answer to Philosophy：Writing the Dematerializing Object”，in Joyce，“Penelope” and the Body，ed.Richard Brown.New York：Rodopi，2006：p.35.

[26]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61.

[27]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81.

[28]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82.

[29] Ellmann，R.James Joyce.London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712.

[30]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6.

[31]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81.

[32]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71页。

[33]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34]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389页。

[35]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70.

[36] Gregory，D.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p.208-209.

[37] Joyce，J.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London：Faber and Faber，1975：p.285.

[38]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40.

[39]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09.

[40]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32.

[41]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103.

[42]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43.

[43]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38.

[44]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40.

[45] Gifford，D.，& Seidman，R.Ulysses Annotate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605.

[46] Joyce，J.Ulysses.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2010：p.655.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责任编辑：陈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