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陈寅恪的序文

陈寅恪的序文 张旭东 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陈先生学术以外的文字极少,仅《寒柳堂记梦稿》几篇而已,为他人作序,成为自己思想表达的方式。这些序引往往不严守本书而逸于书外,其所论荦荦大者,又无不与本书关合,既不离学术本身,又呈现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的力量。晚辈唐突,称之为“书外之序”。 一九四二年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因故不能用,杨氏请求移作《积微居金文说》序,可以见出这个特点。而余嘉锡、沈兼士序,密关本书,则恐不能作如此变动。一九五二年杨氏《丛稿》与《续稿》合并,余、沈二位细密而谈者得以保留,陈先生之序被指为“立场有问题”而被拆去,陈氏言“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著,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拆去缘由又全在“书外”二字。 一九三四年,陈寅恪受王静安之弟王哲安先生嘱托,以晚辈身份为年长十三岁的王静安《遗书》作序,对静安先生评价平正不颇,三点归纳成为不刊之论。而于序尾言:“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所言之意不甚明,却似有“奇哀遗恨”溢于言表。太史公作《屈原贾谊列传》,后人就有“此非二人之传,乃三人之传也”的感叹,今观陈先生此序,亦如是。 一九三九年所作《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将“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比作金圣叹注水浒,改窜旧文,多任己意;而刘文典著《庄子补正》“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则不之正”,“可谓天下之至慎”。 却明明有赞刘氏“能守旧义”之意。 到了一九四二年终于写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成为绝世雄文。其云: 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欲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意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意,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雠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谨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借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 著《滇黔佛教考》的留在北京的辅仁大学,为其作序的恰恰漂泊在滇黔边域。所言伧道人并非道人,乃是和尚;道士当时反称作先生。伧,南人蔑称北人。然而此段所表彰者并非支愍度,而是伧道人。二人商量东渡,恐在江东传佛教正义传不开,故立“心无义”,曲学阿世,以求糊口。此典讽世态、正人心,其意甚明,而其言无疑已逸出书外。逸出书外的序言,历经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字一个字仿佛站了起来,韩吏部“字向纸上皆轩昂”此之谓也。“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成一世名言。 余瞥观所及,同时人亦有用此典者,义宁陈先生却将此典变成一种精神写照。黄侃《六祝斋日记》“民国十一年一月四日”条:“读《世说》一绝云:‘彬彬支度拔新才,觅食江东亦可哀。何似伧人持旧义,救饥仍不负如来。’”此年黄季刚读叶德辉辑《世说》佚文,此年日记关于《说文》仅此一条,便拈出此典,并加以吟咏。陈寅恪诗句“不采花即自由”似是对季刚“觅食江东亦可哀”一句的回答,陈氏“江东旧义饥难救”更像是对季刚“救饥仍不负如来”悲观的改写。 徐一士《一士谈荟》“李审言文札”条录李审言民国二十一年致张次溪文札,李氏希望张次溪资助刻其著作,第三札文末:“足下观吾之言,其如阿难涕泪悲泣而受邪?抑谓暂立无义以救饥遂负如来邪?”李氏调侃解嘲之笔却用此典。 当日为陈援庵作序使用此典亦不过言二人俱未事伪,与《佛教考》所述明末遗民逃禅之事,书里书外,两相映衬。然读者若不囿于一时一地而读,此典被赋予更丰富之内涵。后来,陈氏“万物皆流,金石独止”的气质被这个典故演绎得淋漓尽致。 陈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一九三○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开其端,时年四十一岁。一九三二年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一九三四年六月《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九三五年又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抗战前共四篇。一九三九年作《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同年为刘文典作《庄子补正序》,一九四○年作《滇黔佛教考序》,一九四二年三月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同年十一月作《陈述辽史补注序》,十二月为杨树达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一九四三年为邓广铭作《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共八篇。抗战后两篇:一九四八年三月《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同年十月《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解放后无作,就此封笔。 胡适之尝责陈文奥衍散漫,后人从此论者颇众,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为抱不平。曾闻魏丈同贤谓陈文篇篇皆好,晚年颂红妆二部,文意混融,亦是佳作。是于陈先生文字,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魏先生为初版本《柳如是别传》责编,涵泳其间而日久生情,故若稍有阿好,亦可理解。鄙见以为,陈先生文字可划为二部,而二部之作判若二人。其他文字皆吾所爱,学术文章而渊然有味诚不易也,而陈先生游刃有余。《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二书,却最是难读,虽言其难读或事出有因,一为目盲脚膑而作考证,一为时代关系而隐晦其词,然“难读”二字毕竟是事实。 二○○六年冬陈平原先生来沪演讲,于今日学者文章深致不满,举近三百年来史学家而善著文章者曰黄宗羲、全祖望、钱宾四、余英时。平原先生想来一时兴会,非筹烂谋深之论。彼家寅恪先生于地下闻此未必闷闷;海外余先生若闻此则恐轩渠绝倒。若真有这么一个排行,我投陈先生一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序言并非全部随原书出版。前所提到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作序,移作《积微居金文说序》,然此书出版,亦不见此序。它写成之后竟然从始至终未随书刊布,珠联璧合,竟成虚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书亦绵延至一九五八年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命运如前,此序亦被拆去。与此相反,《佛教考序》一九四○年就随书出版,一九五七年重印,竟未抽去。黄裳先生言两不易。初版尚可,重印不抽去,诚不易,可见陈垣之坚持。陈述《辽史补注》、朱延丰《突厥通考》二书因故未能出版,序亦无缘随书刊布,全赖《陈寅恪文集》而得以流传,俱成名文,真成书外之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