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依哲学生存的法学家

海德格尔：依哲学生存的法学家

陈永苗

施特劳斯接着海德格尔的哲学向法进发，早年和中期停留在法里，最后演变为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哲学。这是海德格尔尚未完成的走向，或者不愿意而抗拒的走向。与黑格尔一样，海德格尔从原始基督教主宰的宗教法背景中挣离出来之后，就需要盘问“为什么需要哲学”，其核心是哲学作为自然正当之生存方式如何。

在古代，法的实践，导致政治；法学的实践性，发展为政治科学，围绕政体展开。当沃格林从法进入政治时，就想“新政治科学”。

施特劳斯对政治科学进行批判，认为从整体性上失落，而他以哲学作为自然正当之生存方式来承担整体性。施特劳斯教诲我们，古典政治哲学追问何为最佳政体。

政体的本质功能是强制。作为自然法的自然权利，是要求免于强制的自由。那么施特劳斯的最佳政体就是要在自由和强制之间达到恰当的均衡。

其实从作为自然法的自然权利出现时，已经对政体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质问，其对抗性就说明依旧陷在政治的范畴之内，即使以哲学和自然法抵抗，其结果或者身位都最终屈服于政体，被政体吸纳，因此政治超最佳方向发展，不仅仅是最不坏的，而且是最佳的。

我们说起二十世纪的经验，即使经历残酷的战争，也能得出一个结论，民主政体是最不坏的。但是施特劳斯显然不满足，他要超越霍布斯的自由主义视野，回归于柏拉图古典政治哲学来追寻最佳政体。

对最佳政体的追问，可以在政体之内，也可以在政体之外，法和权利可以摆脱政体，建构国体。施特劳斯自己也承认，超越霍布斯的自由主义视野回归于柏拉图古典政治哲学，还是对现代性的道德性异议。

那么既然作为自然法的自然权利，有着对抗政体的性质，不如不用道德框架，而就是法和权利的框架，就在政体内部或政体的外部国体处，对抗政体，以敌对的方式，迫使政体超最佳化方向变化。前者例如公务员对上级的抵抗权，后者例如公民不服从。这有可能就是阿伦特看不起施特劳斯的地方。

霍布斯的自然法，就是要使抵抗和异议转换为服从，从而消弥内战和宗派冲突。施特劳斯从政体内围，使自然权利成为最佳政体的驱动力，从反对转为建构，那么他的自然权利就变为自然法的。抵抗权根基就转变为自然法。然后就如凯尔森说的自然法，再没有抵抗权或者有限的抵抗权。

德国历史主义兴起的原因，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上升到世界历史舞台，造成政体无法吸纳抵抗的力量，形成服从，致使自然法改变抵抗权为服从的做法，人们丧失了普遍信心。安布勒在《施特劳斯讲维科——关于施特劳斯的维科课程的报告》中说，施特劳斯声称，他希望更好地理解历史何以替代了自然法，通过简要地引用特洛奇克、曼海姆、海德格尔详尽地阐述了这种替代。特洛尔奇指出，这种替代在一战之后的德国已经发生，在德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仍然维持自然法传统。但是特洛尔奇让我们知道，尽管自然法的传统有政治上的优点，他还是不信奉自然法。特洛尔奇不得不说出的话，海德格尔以更深刻、更吸引人的方式，做出了表达。施特劳斯提出自己的研究，作为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他看到，自然法是对历史最直接的回应。

施特劳斯在通信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中，回答好友克莱因说，您是否要以此步亚里士多德的后尘，将关于道德问题的知识，放逐到声誉领域（它本身可能随着历史而变化不定）？那么，理性可认识的、本身为“永恒”的自然法将成为什么。

自由之花种在私法土壤中，才能存活。海德格尔也间接参与了二战之后的私法。科因将海德格尔的“自由”，用在其私法重构工作上，提出自然法复兴。“自由”这个词在1928年至1935年间，突然闯进海德格尔的写作，但是在1941年的谢林讲座之后，就很少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了。这是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

一旦围绕哲学抑或启示，作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展开，哲学的实现渴望和启示的改造世界渴望，就会迫使哲人或者基督徒，暴露在与国家（国家是一种城邦）的关系里，是在国家制度之内还是国家制度之外，是顺从还是抵抗，是建构还是反对，都会变为进入政治之后的首要问题。不进入政治，哲人和基督徒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尖锐起来。

施密特在《语汇》中说，我的自由与观念对抗，因为它没有边界，因为上帝之子的肉身化不是“观念”，而是历史事件，它始终在我不可占据的心中。

正如圣经伊甸园叙事里给的启发，人的自由来自不法隐意，即使施密特信仰耶稣基督，福音并没有抹掉施密特的血气、肉身，只是要达到福音作为规范和血气、肉身的平衡，因此不法隐意有着其应有的位置。在上帝统治的时间，或者历史中，它并没有固定人之自由的边界，人的自由，在不法隐意的驱动下怎么扩展，都在地上，不法隐意是储存在做成人之肉身之尘土之中，不会影响任何上帝的主权，世间的事物都在上帝的手掌之中。

施密特即使持，圣经里隐藏的“与上帝辩论”的传统，只要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亵渎，都在自由的范畴之内。存在和行动，是自由的关键词，自由是一种存在和行动的态度。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个注释中说，在施密特看来，自由、臣服与坚持自我确证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

新约中信仰使用“生命”一词。哲学和启示作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哲学不过是其生活于其中的人之自传，就像尼采；属于启示的文本，并不是基督徒本人自传，而是上帝在基督徒身上做工的记录。

因此当考虑哲学和启示进入政治中之顺服和抵抗问题时，所写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也可以是自传。既然是自传，自然就要讨论传主本人一生，是对国家持抵抗还是顺从立场，对其政治哲学或政治神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在他的学说和理论中，是如何安置对国家持抵抗或者顺从之立场的。也就是说从抵抗权基础，或者反抵抗权（包括限制抵抗权）基础入手的。例如说托马斯.阿奎纳一生持抵抗权，那么是如何塑造他的自然法学说。康德持限制抵抗权立场，是如何塑造其实践理性学说的。伯尔曼持公民不服从立场，是如何塑造其法律与宗教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