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派

行动派

陈永苗

因为武士道武士阶层作为历史基础，日本明治维新之中之后的知识阶级具有强烈的行动倾向。行动倾向也作为日本右翼的普遍特征。

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这篇著名演讲中，针对新约全书中有人问：“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韦伯的回答是：“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 ‘当下要求 ’。”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及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年轻人聚集在费迪南德.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2年12月19日海德格尔致信布洛赫曼说，我想到《行动》圈子的那一些人。《当代史季刊》1959年第7季度发表库尔特.桑特海姆的《行动的圈子》，其中披露杂志《行动》最早创办于1909年，开始是哲学-新教的杂志，后于1912年由出版商狄德里克斯接手。1929年至1933年8月，在汉斯.策勒接任主编之后，《行动》杂志的路线立刻转向民族-保守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其他编辑者有齐默曼，艾什曼，格律内贝格，维尔兴等等。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中产阶级的反抗》中分析了围绕《行动》杂志的欧洲知识圈。卡尔.施密特属于这个圈子。他们是如何着迷于“具体地知道具体情形”；着迷于他们的知识立场是非理性还是超理性的这样问题；着迷于同时超越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整体主义的大众（Volk)概念。

克拉考尔在《行动》圈子的纳粹作品中辨识出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对领土空间的崇拜：大众呈现自己的空间，国家从中出现的空间。也就是对“生存空间”的崇拜。

克罗科夫的《决定》中说，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对“强力之手”的呼唤，对“独裁国家”的呼唤，变得越来强烈。汉斯.策雷尔在《行动》杂志中对独裁国家进行宣告，影响广泛。菲克强调了《行动》杂志对青年运动的影响。

克拉考尔在对《行动》圈子的分析中指出，施密特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如何对自由主义普遍不看好：“不断侵扰和追击自由主义并将之逼到遥远的幽深处的狂热需要使得一个人不加辩论就得出结论说，这是—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类似于压抑症状的某种东西。人民带着如此的仇恨追捕自由主义，因为这是他们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行动》其实是无意识地容纳了如此多的，从四面八方涌出的这种仇恨。《行动》一方面在倡导经过有机发展而来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计划经济实现某种社会主义。它把理性从人民的国家庙宇中扔了出去，却同时把国家经济邀请进办公厅。这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运动。第一种，首要的运动，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应；第二种运动盯住可以借助理性组织予以实现的计划经济—标志着理性原则的表象，全然是被简约化设计的“自由主义”。

克拉考尔的文章题目叫做“市民阶级的反抗”很正确。克罗科夫的《决定》中命名为市民针对自身的战斗。它是一种反市民的市民性，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如《行动》杂志团体最后融入或者被吸纳入法西斯主义一样，反对自由主义的行动的渴望和投射，把自由主义贬低为一种身份和道德立场，自由主义滑向无政府主义，最后自由主义立场的行动渴望投射和反对自由主义的行动渴望投射都归于法西斯主义体制。

《行动》它由表现主义知识分子创办，他们多是文化复国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1911至1919年间发行，主要目标是为当时欧洲现代社会寻找一条回到具有一致性的共同体的出路，颇有意思的是，就像上海的都市中年妇女，患有城市病之后到西藏去拜上师一样，古老中国被当时的他们视为走出欧洲共同体困境的指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被大量译介过来，如卫礼贤编译的《道德经》，《中国民间故事集》和马丁·布伯编译的《庄子的言论和隐喻》 等。《行动》杂志曾在1913年12月13日发表卫礼贤的译介文章《列子：乌托邦》。

行动与国体建构

19世纪末法国人和德国人争论的中心转移到了应该赋予统一的公民社会以何种价值以及如何组织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问题之上。随着著名的“德雷福斯”风波发生，“法国祖国同盟”提出要揭露外国人的阴谋嘴脸，与强烈的反犹主义一起，《法国行动》杂志诞生。

1898年之后，各右翼流派之间出现了一种趋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共同敌视议会制度，而且也是由于他们都相信应该行动起来。当时人们都在讨论诉诸暴力，而且对首脑的尊重也同对权威的崇拜一起流行起来。

夏尔.莫瓦的名字是与《法国行动》杂志联系在一起。他的总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整个法国右翼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指导莫瓦思想的，是宗教因素，尤其是他的反犹主义和反新教的主张。莫瓦主张一个中立的国体性的“君主”。君主又属于政体，又属于国体。以君主来代表整个民族国家，整个国家，来调整内部冲突，实现统一性和同质性。

议会制是政体的，而议会制的危机则是国体对政体提出的要求。对议会制政体的批判和超越渴望，要么投射于对元首的权威崇拜，要么遁入宗教领域或者文化巫术情绪当作。这种移情与投射是法西斯的典型，那么一旦对议会制政体进行批判和渴望超越，就和法西斯不远了。

行动之组织化陷阱

对由知识转向行动倡言行动的首要性之“天王山”索雷尔，恩斯特.弗兰克尔在《双重国家》中评论说，索雷尔从阶级斗争中抽掉其远景目标，并赞成它成为一场为运动而运动的运动。他把它转变为一个神话，因为对他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根本没有目标。由此，索雷尔成为泡影没有终极目标的政治的先知—为了行动而拥护行动……不论是谁，只要相信政治行动只不过是默许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将分享索雷尔的命运。和索雷尔一样，他将从工团主义抵达“法兰西行动”；和墨索里尼这个索雷尔的门徒一样，他将从社会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施密特这个索雷尔的仰慕者一样，他将抛弃政治天主教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一旦他确信，整个民族主义是该时代的秩序。

1920年1月索雷尔对议会制的职能表示怀疑，他谴责了信奉传统改良主义和空谈连篇的议会制演说家和知识分子。他说，在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社团时，权力的机制就成为一种超感觉的幽灵。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欧洲将向一种由某个伟大政治人物行使权力的制度之方向演进。换言之，他在地平线上看到了冉冉上升的一种专制式的政治制度，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应该向一个唯一的首脑负责，该首脑则向人民负责。索雷尔呼召了统治党，墨索里尼作为他的学生，实现了他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