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之道：一种他者理论的缘起

自我之道：一种他者理论的缘起 ——评石勇兄《心理危机》一书 一 2008年10月份，我在贵州两次见到了石勇兄。 在这之前，拜网络的力量所赐，让我们在其无所不在的“流动的现代性”中相遇相知。早在2005年，我就知道，石勇这个名字于我，已经不是一个符号那么陌生和简单。他的《被遮蔽的真相》一书在这一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他那些在网络上的言论和文章，实实在在地告诉我，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功力和真实内心的人。我渴盼着与这样的人为友，并以此来证明，我的孤独和热忱，并不是举世无双，孤立无援。后来，我们在羽戈兄和楚望台兄主持的“常识论坛”上通过一次换书活动，互知了对方的地址和电话。我以吉登斯一本名为《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书换了石勇兄的五本书。这五本书中，我现在依稀记得名字的有三本：《中国文化的展望》、《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和《奥威尔文集》。那个时候，网络论坛成长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新阅》杂志的出炉和不幸夭折，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能够在网络上真正地交流是多么地重要。“常识论坛”很快也消失在茫茫的网络海洋和现实的无奈氛围里，但庆幸地是，人还在，友爱之精神不死。自那起，我相信，石勇这个名字，我将永远和他联系在一起。 倚天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这句诗被我写在那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扉页上。在强盗权力思维、消费文化逻辑大行其势的当代社会，诗歌本身或许已然是一曲再也无法唤回的童谣和牧曲。石勇兄对这种“诗意的栖居”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在我的理解中，他一直都是一个直面“五浊世间”的勇士；诗歌的内敛和象征，哪怕可以言志和见证，也远远不如惨淡的现实和艰难的行动重要。鉴于他的傲然铮骨和冷静大脑，批判眼光和赤子真性，我越来越怀疑带有某种自欺性的诗歌，而相信一种真正的“友爱的政治学”。然而，在我感觉越来越靠近他的时候，我的愧疚却愈发的沉重。或许，这是因为，我在他身上寄予一个理想的自我的缘故。 我现在还记挂着和他在2008年10月份的那两次相聚。那时候，我们一起抽下的烟灰一路在贵州大学到花溪公园之间随意飞散，而在烟雾朦胧中，我越发地明白：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记得一次，在从下午到午夜12个小时中，我们抽了近五包烟。他们的牺牲没有什么，难得的是，我们相见恨晚，相互惜重。石勇兄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和读书生涯。曾经有一个年头，他因为工作的安排，一个人在贵阳南明河边的一个半山头上守夜。那些日出日落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具体是如何渡过的。当一个人置身于整个社会群体之外，远离任何社会的存在物和存在属性，那种自由的孤独感想必是让人不安和害怕的。他坚持了下来，并在那一年中，深刻阅读了弗洛姆。石勇兄和我谈到了他对弗洛姆的敬意和感激，是这个西洋人告诉了他存在的内幕真相，如何在吓人的现实危机中学会了心理生存。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到自我，找不到一个方向，心理的生存逻辑便变得相当重要。这些话在他2008年10月出版的《心理危机》一书中有着平实而又深刻的表述。而我这篇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向他致敬和自反的表达。 大概是2009年2月末，我收到了石勇兄的赠书。他让我给写一篇书评，但我一拖就是另一个十年之始。我一度不敢在网上和他说话。直到最近，我才重拾语言和文辞的力量，对他说，我一定要在岁末之际完成这件早应该完成的事。对于我来说，完成这件事就是完成我自己。一个人最要紧的不是完成别人，而是如何通过别人过得了自己的内心这一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的失语和揪心呢？我想，我必须回到自我这个概念本身，来深究一下自我的心理逻辑和现实问题。这种反思是和石勇兄《心理危机》一书带给我的启发是分不开的，从他那里，我开始关注和思考自我的反面——他者问题。 二 自我，在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那里，它和本我、超我之间有着确切的区分和界定。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这篇文字有这么一段论说： “我们已经阐述了这种观念，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这个自我包括意识，它控制着能动性的道路，也就是把兴奋排放到外部世界中去的道路；正是心理上的这个机构调节着它自身的一切形成过程，这个自我一到晚上就去睡觉了，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仍然对梦起着监察作用。自我还由此起着压抑作用，用压抑的方法不仅把某些心理倾向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且禁止它们采取其他表现形式或活动，在分析中这些被排斥的倾向和自我形成对立，自我对被压抑表现出抵抗，分析就面临着把这些抵抗排除的任务。” 由此可以得知，自我在弗洛伊德那里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公正无私的大祭司，一种是忍辱负重的清教徒。前者提供健全的规范和理想，后者却常常借助压抑和苦修，调节着自己的心理过程，不至于让自我走向分裂或其反面。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个自我之道，很明显带有一种鲜明的理性自制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一说类似。但很遗憾的是，自我并不是一直都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按照石勇兄的说法，弗洛伊德的自我，实际上是一个“受气包”。这个概念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被时代和社会任意宰割，却喜欢用所谓的革命理想来安慰自己。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其适用性范围是狭窄的，也不具有现实的涵盖性。按照弗氏的说法，自我实际上产生于本我，同时又是对本我的驾驭。因为本我在那里仅仅受本能的快乐原则支配。要想控制住“热情”的本我的破坏性，必须借助理性自我和健全精神。弗氏在《自我和本我》一文中把本我比喻成一匹烈马，把自我比喻成骑马的人。“所不同的是，骑手是寻求用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而自我则使用借力。”弗氏虽然认识到了自我有时候也由不得自己，需要借助别的力量来完成本我的希望，但我们认识到一点，他的自我理论还是陷入了绝对的主体意识樊笼，不具备多少现实解释力。不过，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他上述所说的自我调节机构，在心理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要想成为他自己，克制欲望和坚持理想，始终是一种必须的基本品质。 石勇兄的《心理危机》一书，在谈到自我概念时，已经把自我的外延扩大了，它统一地包含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弗洛伊德的自我是“ego”，而石勇兄的自我是“self”。后者更切近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所谓的自我，实际上和我们的理想基本不相符合，它有着犬牙交错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弗洛伊德谈到的超我是理想的自我，但我更愿意把超我化成自我的一部分。一种理想，我们在未抵达之前，谁也不知道它能否变成现实。至于它的存在，至多只是一种概念上的事实，其不可避免的空洞性是毋庸置疑的。理想毋宁说是一种心理暗示，暗示着自我，需要为之提前设定一条道路。然而道路终究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当自我面临这种不确定性，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含情脉脉的理想，而是冷冰冰的现实问题。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的社会性影响问题，自我是“表面化的一种扩展”，而且“有一个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如果这么说的话，他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区分，实际上都要归到外界的表面这一背景中去。自我毋宁说是外界的表面化，是外界影响的一种投射。这就进入了社会，也很自然地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自我和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三 在我看来，石勇兄的《心理危机》一书处理的就是这种关系。在自我和社会之间，我们之所以产生心理危机问题，基本上要归于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基本关系。但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 石勇兄从自我的界定出发，认为，我们心理问题之严重到每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的程度，归根到底是，我们的自我是一种假的被扭曲的自我。他把这种自我称之为“社会自我”。我们在社会中生存，但社会却让我们在其间身不由己，被各种利益、暴力和精神奴役形式弄得人不像人，鬼不似鬼。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被附加和扭曲的对象。我们被社会对象化，而这种对象化过程的游戏规则总由不得我们自己来选择和决定。我们被打上各种标签和价格，之后被拿到政治和经济市场上交易，和无意识的毫无抵抗能力的牲畜一样被出卖。在这样一种畸形和毫无公正性可言的社会背景及制度中，人何以能成为他自己？社会让自我这个主体成为一种表面化的分类和象征。在介绍我们自己时，我们总是加上各种标签符号和物化的表现。但像电影《搏击俱乐部》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钱包、房子、车子；身份、地位和权势等等，真的就能代表真实的自我吗？这些物化的东西不过都是一种社会存在者，这些分类和象征的意义，不过是一种社会存在属性的虚幻表现。而搞清楚什么是事物本身，什么是现实表现，是任何一个“社会自我”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换句说，哈姆雷特当年的提问依然有效，自我的存在和非存在，这始终都是一个问题。 然而，社会中的人们很少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自我是独立的主体时，他必须首先省察自己的生活。但作出真正思考的人在社会中总是一个异类，不被主流的标准和好恶所接受。他们会觉得你不正常，而正常往往都是，遵循着一套既定的统一的正谕话语体系和主奴二分的游戏规则。石勇兄在《心理危机》中借助各种事件，告诉了我们，要想在迷雾重重的社会丛林中找到那个真的自我是何其之难。我们总觉得，那个社会中展现别人面前的自我就是真的。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服饰和姿态，攻击我们的观点和言论时，我们认为那就是攻击了我们自我本身。殊不知，这个自我，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一件外物。可以说，我们都是被社会属性附加和左右的东西。我们身上的社会属性从一出生就被附加了。在我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这种附加越来越多，多到我们觉得只有不断的占有，才能确立我们的现实存在，而一旦失去和被剥夺，生存就产生了危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石勇兄在这里，提到了弗洛姆的观点。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真正的“存在”，而毋宁说是“占有”。在这种心理逻辑的驱动下，我们对自我的定位，就只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的拳头够硬，谁的心够黑，谁的手段更狡猾，谁的背景更深，谁的资源更有优势，谁就可以在这场社会的博弈中胜出，然后自由的支配弱势群体和天下王土。这种占有的逻辑的后果，是产生各种肉食的兽类。对于他们而言，每个人都可能是口边的食物。既然如是，这个社会可以比喻成是一个大大的虎口，这个社会中的自我，如果要想虎口脱险，必须借助各种占有物成为那一只老虎。社会自我的被非人化乃至被神话化，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自我，能是一个心理健全的真的自我？ 透过石勇兄这本《心理危机》所提供的许多悲剧性的事实资料，我深信一点：心理危机每个人都会遇到。如果我们最后对待生命的表现越来越多地是自杀或者杀人，那么，要追问的，绝不会简单到只是个人的心理问题，更应该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谁愿意成为一个人肉炸弹呢？但社会却每天在制造着这种炸弹。即使今天没有炸弹，当我们的自我，被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加压，扭曲到一点人的尊严都荡然无存，加压到再也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我们可能就会用瞬间的一死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遇其限度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说心理生存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内心再也找不到活着的理由和任何可以被肯定的美好，那种大虚空和大绝望，只能用最后的一死作为唯一的延续生存的表现。自杀是另一种存在方式，按照加缪的说法，自杀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虽然思想和心理活动，都是为了现实生活，但我想，一个人的死亡，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哲学事件。当我们的怨恨和爆发，成为一种绝对命令，那么，带来的后果将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的，还是这个时代的。 四 上述的“社会自我”，实际上一种自我的异化。这种异化的最后是取消自我，从这个世界中把自己再次抛掷出去。而这种最大的孤独存在，需要“存在的勇气”。虽然我们批评了社会自我的各种不好表征，但我们总还是相信一点：绝对的单向度的自我，是拒绝社会的结构关联的。这种过激的原子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离开不了别人的存在，并借助各种关系来确立自我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弗洛姆曾经提出了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西方文化中的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和报纸停办四周，这些主要的逃避途径被切断，对于被抛到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状态的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是的，我们需要通过“逃避自由”来建构一个自我。很多人总是借助各种媒介和工具，为自己的生存营造一个安全的围城。这个围城可以是权力，可以是被不断消费的商品和市场，还可以是宗教等外在的形式。当我们独自的面对自我，或绝对地“依靠自身力量”来面对生活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疯的。这就涉及到了自我和社会的“关联”（或者说关系）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将自我之道引领到了一个开阔的“邻域”。 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一书中这样说道：“自我-世界的相互关联是实在所具有的基本结构，如若世界一方消失，那么，另一方自我也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它们的共同的基础而不再是结构性关联。”在这里，我遵循着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的说法，并不想说“社会”，而是更大范围的谈“世界”。世界是面对任何人敞开的，我们任何人都是生存于这种敞开的状态和背景中，并和世界发生着各种“结构性关联”。自我如果离开了世界，这种自我抛掷的过程，将必然是悲剧性的，除非他本人已经可以和上帝或佛陀并肩同坐。蒂利希的深层意思是说，世界构成了自我的背景，但绝不是自我的对象。对象和背景的混淆和误断，是自我之道迷失的根本原因。自我要么过于主体地把世界当做被肆意掠夺的玩物和客体，要么在世界的敞开状态中自我自我化。这种自我自我化的表现是自蔽和蔽人。世界敞开着，但自我却总是设定一个又一个狭隘和自私的小圈子，并以此为据点，借助语言和各种歪门邪道四处攻击他者。殊不知，“小言害言，小道害道”。这样做的最后结果是，割裂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结构关联”。当每个人都自成一个世界时，这种自许的世界是否合理和拒绝了主观倾向性，非常让人担心。世界只有一个，它并不是专属于某一个人和某一个组织或社会的。自我如果要在世界中真正存在，最好的态度是，放下自我的封闭性和扩展性，走向开放的世界。世界不以自我的自由意志为转移，那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世界世界化”。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里对此这样表述：“世界并非现存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纯然聚合。但世界也不是加上了我们对这些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的框架。世界世界化，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那些可把握的东西和可攫住的东西的存在更加完整。世界决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诞生和死亡、祝福与亵渎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是我们人始终归属于它。在此，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的决断才发生，我们采用它，离弃它，误解它，重新追问它，因为世界世界化。”自我的异化结果，老实说，自我和社会都要承担着必须的责任。“社会自我”的宏大叙事和虚伪本质，说到底，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忽视了自己所处的背景和应有的限度。这种背景和限度都是世界提供的。世界从来不可能被自我对象化，世界的敞开是世界的自足性和本然性使然。而“社会自我”之所以产生各种变形，是来源于对世界的这种特性认识不足和自以为是。我们总是把世界想象成我们的对象，割裂了我们和世界的完整关系，我们的自我经验总是带有某种好恶的倾向性，很容易用一种虚构的框架把这种倾向性附加给世界。但我们却忘记了一点，世界并不需要自我的界定，自我只有在世界里才能是真实的自我。 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结构关联”昭示了的社会的表象，是苍白无力的。社会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感，它所深陷的牢笼和宏大的表面化效应，不自然地把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带进地狱，带出世界。而谁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世界是任何人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权活在其间，并享用世界对我们的恩赐。我，你，他，在世界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何况，我们难道没有从他者那里，可以看到另一个更好的自我吗？石勇兄在《心理危机》一书中谈到了自我的实现问题，追寻真正的自我之道。按照他的观点，真正的自我，是回到存在本身。当我们每个人在追寻这种终极关怀时，我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从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的世界理论那里，我得出这么一点：世界为存在提供了一种自由开放、平等共存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恰恰是自我得以成就的保证。我们和别人、社会的关系只有承认这种可能性，只有让自我向别人敞开，让社会向自我敞开，自我之道才真的有抵达和实现的可能。 五 自我之道实现的前提是，要确定自我的边界和范围。这种边界和范围，我更愿意称之为“结构关联”。在这种“结构关联”中，自我并不是被自我所限定，也不是被社会所限定，而是被世界所限定。但世界毕竟是一个太大的我们无法把握的概念。由此，我借用了“他者”这个概念，并从自我的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中，试图找到一种他者理论的缘起。 那么，什么是他者呢？我所谓的他者理论，可以解决自我的分裂和扩张问题吗？如果他者仅仅是一种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对立冲突的他性承载者，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我们的心理危机吗？ 我上面已经说过，石勇兄的《心理危机》一书是想解决自我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我觉得，这种关系如果仅仅用心理的逻辑来对治还是不够的。石勇兄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该书的最后提到了回归之道，试图从终极存在和宗教的角度来实现真的自我。石勇兄已经从精神分析走向了社会批判理论（比如他提到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弗洛姆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这一学派）和存在主义哲学（比如蒂利希）。不过限于此书的社会性要求和受众需要，石勇兄并没有展开深入地来讲。一个人的社会问题，往深处说，是一个人的心理生存问题，而心理生存问题，更是一个人如何处理心物关系的问题。自我的异化带来心理的危机，心理的危机需要走出自我。然而，要怎样才能走出自我呢？石勇兄提到了佛教的破除我执，可以说，这是需要的。佛教哲学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智慧和启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空掉自我本身，很难处理空的结构关联问题。空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的外在领域？破除我执的前提是知道我是什么？我在哪里才是我自己？这个时候，我想到了福柯的若干观点。而我的他者理论缘起，除了要特别感谢石勇兄的精神分析之外，还要感激福柯有关“空白”起点和空间的启示。 在福柯看来，他者是一种力量和情感的来源。这种来源之所以有着厚实的影响力和现实说服力，是因为，福柯向我们开放了一种空白的空间和“外在邻域”。 福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邻域的外在性确定一块特殊的地方；在于试图——而不是迫使别人沉默，称他们在说空话——确定这个作为我谈论起点的空白。”能够让人沉默的是宗教或者确切的说是上帝，而他者，却向我们的内心开放了一种空白的余地空间，供我们从中找到力量和情感的支撑。力量和情感可以通过和他者对话，讨论，从而确立自己的内在性的精神生存。而他者在自我这里，提供的正是某种外在性的领域。他者并不是外在性，但他者可以构成外在性的背景和存在境地，我称之为“外在情态”。他者就是这样一种“外在情态”，它并不是什么主体，也不是什么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他性承载者。这种“外在情态”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生活和心理生存的多种营养和动力，并像海德格尔的“世界”一样，许诺了一种真理和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切实之道。通过他者的过程，即是自我实现之道。 他者的理论其实不是一种理论。他者毋宁说是我们关照世界，实现自我的背景和视角。他者不是一种方法，却是一种大道。方法可以有很多种，但大道只有一条。当我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一个真的自我时，借助他者的眼光，经由他者的道路，我们或许就能明白，自我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有着严重的心理病症时，明知道自我折腾没有任何助益，就只能借助他者，为自我开出各种可能为对的药方。可以这么说，他者提供自我的反面和多面性，他者具有自反性。或许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也有如此疗效，但很多时候，自我总是容易陷入某种难以避免的倾向性。或许有人担心，在我们借助他者的时候，自我容易被他者他者化，失去自我，人云亦云。在我看来，他者并没有这种坏处。因为，他者提供给自我的，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他者可以是世界，也可以是上帝或佛陀之道。 我这里并不想彻底建构出我的他者理论。我不过是在谈他者的某种缘起和可能。这种缘起，还是要回到自我这个所谓的中心。在我看来，他者之所以是他者，是因为我们总是执着于自我的缘故。如果我们没有自我这个概念，没有对自我和社会做出某种区分，我们的他者纵使开放了它的全部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他者的确立需要自我的独特存在，没有自我，他者会像宇宙没有星星一样空洞。他者当然有真假之分，假的他者或许和假的自我无异。“社会自我”不是一种真的他者，社会也不全是，只有一种开放的社会才可能是。他者不是萨特所说的地狱，但他者也不是天堂。他者只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空间，其空白处随时等待着自我去充实。这样说，他者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只要一个人有一颗多彩的开放的心，白纸上总能出现多彩的画面。也就是说，他者本身无所谓好和坏，他者本身不具备人格化和好恶倾向，他者只是自我存在的力量和情感的取材森林。在这片无限的森林中，有一块林中空地等待着你抵达，而你开拓探赜出的林中路，就是你的自我实现之道。 六 我知道，通往林中路的过程是艰辛的，更充满各种风险。一个人如果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心理逻辑，是很难找到林中路的，更找不到个人命运的出口。同时，一个人如果遭遇一种贫瘠的黑暗时代，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机会均等的公共空间，自我之道也不可能。在机会稀缺和团结成空的社会里，不会产生真正的他者，更不会看到真正的自我存在。 石勇兄的《心理危机》一书深入到我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来观照现实社会表征的各种问题，其说理清晰，深入浅出，驭繁为简的功夫，让我由衷地叹服。更难得地是，他这本书揭示了心理生存的重要性，告诉了我们，自我的救赎之道的多面性和艰巨性。生比死更难，向死而生难上加难。在我和他的两次相聚中，我了解到了他不凡的现实生活经历：他本人从没有经受过任何形式的大学教育。而作为一个仍混迹于校园里的逃避者，我为自己的苍白事实感到羞愧。我同意苏小和在去岁末期的《独立阅读报告》中，推介《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选》一书时对此书中译者阎克文的评价。阎克文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国内功力深厚的翻译家和韦伯研究专家。想比于当下大学里的所谓“天之骄子”们，苏小和认为，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在心智上都不健全。他感慨，没有经过大学教育的人，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清醒的知性的人。但是，他可能有意淡化了另外一种普遍的现实，那也是电影《心灵捕手》中告诉我们的，一些人拥有学历，而另一些没有学历的人却只能四处碰壁，不被社会主流所承认。 石勇兄曾就自己的学历和体制问题，向我表达了他的郁闷。这或许也是他写《心理危机》一书的现实缘起。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会的各种不公，更谈到了自我如何在其间突围，又是如何身不由己，被各种现实潮流驱赶着，被各种标签所左右着。所幸的是，我们还拥有书籍和思考的能力。在《心理危机》一书的后记中，石勇兄重申了他对弗洛姆的敬意，以及对精神分析这一种观照社会的思维方式的思考历程的热爱。他终于借助这样一本看似大众的书，完成了当年在南明河边、半山之腰没有完成的自己。凭借着这本书，我认为，他绝对可以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心理问题工作者和“精神领域工作者”的称号。 在这另一个十年之始，我的心中想到的是石勇兄和我共同期许的一个词汇：来日方长。是的，来日方长，来路更长。在这条来路上，我不知道我在何时何地倒下，我只是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构成他者。自我可以瞬间消失，但他者永存。在他者那里，在朋友那里，我们会永远地活着。会一起见证这个时代的病症是如何的深入我们的骨髓，而我们又是如何咬牙前行，直到死亡把肉体带走，留下精神若隐若现的点点光亮。 时间或许可以证明一切。当我在午夜并不平静地敲下这些文字，我很想知道一点：石勇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现实中再次聚首？自我之道或许有其尽头，粗糙文字或许可以进一步商讨，只是我们的方长来日，为什么在遥首相盼时，生出一点淡淡的忧伤呢？高山和流水在乌烟瘴气的社会中越来越远了，天空、海水和鲜花，也不复其辽阔、纯然和美丽；但愿，但愿我们仍然坚守的友爱和精神，总有一天会和世界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