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工作没有显著的价值，但仍然是一种进步。
来自：衡夏尔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的工作，不会产生额外的价值，换言之，如果以绝对真理为标准，他们的存在多余。他们不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不创造有效的知识。
但是这种无用的文书阶层，却毫无过错。确切地说，扩大官僚和知识阶层，并非为了服务于一个宏大的理想，其运作是一种人口的分配与转移。当社会有富余的资本可分配到学院和官僚机构上，那么就可以使一部人安身于此。
当社会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到达一定水准，更多人的愿望一定是摆脱机械化的劳役生活，转向一种制度化的办公室生活。这种转向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虽然它会制造出新的社会成本与异化过程。
它创造出的阶层是奇怪的，从一方面，它们追随一种伟岸又含混不清的整体价值。
从另一面，它们又不创造任何价值，甚至违背于最底线的生产与经济学原则。一次文化奖项，其评选出的作品不会被公众看到，只使得参与其中的成员们，得到一次公共经费的补贴，一个学术体系内的某种头衔。
在缺乏美学、现实感与真实感的条件之下，为了营造富有意义生活方式，某个团体的成员，投身于一种基于团体内部集体无意识的游戏。
（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团体，情况亦是如此）
也就在此处，权力的游戏（或者说机制的游戏）诞生了。一个关于职称、奖项、经费、发表、标准和派系的复杂游戏。这种游戏，在政治的道德，和以及学院派自我审美的包装下，或许比世俗生活中的其他利益追逐，显得更煞有其事。
那些隐约能看清实际状况的成员……反而会产生一种亢奋的感觉，因为复杂的符号包装，使得这场游戏的本质，不易在公众面前暴露。一种自命不凡，亦不被理解的感觉，令他们更加狂热。
对于多数官僚和知识群体而言，他们所处的生活是神奇的，也是无聊的。就如同其他后现代生活一样，它的首先特征：是一种建立在同质化灾难之上的“不可辨认感”。
他们的实际工作表现为，在一些列中介部门与媒介之间的转换，他们是那中介的一部分。从整个事件的最初始端，到最末端，政治与知识宣称服务的对象：大众与世界，只是在中介外模糊的一团影像。
这种中介化的生活，虽然有违我们为现代人类生活虚设的目的，却对人类的行为、思想与观念，有强烈的规训作用。
人们发明出特殊的话术，形成特殊的圈子，产生特殊的亢奋与嫉妒机制。而生活的意义，也就是在这种喧嚣中浮现出的幻影。如果喧嚣不复，则没有意义…
我个人不认为知识分子和官僚团体的异化，是一件悲哀的现象。正如人类整体的发展史是异化的过程，异化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为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少数的天才都将发挥出超越我们想象的作用。况且，非凡与高尚的生活并不总适合我们，平庸与空洞才是人的常态。
设计出一种合理的制度，以纵容人类的平庸，是合理的，并且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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