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帖】“钱翊”还是“钱珝”？——元春为何不喜欢“玉”字？兼谈版本二原则（一）——元春的原型是孝贤皇后（二十五）

全篇名：有关红楼梦的若干猜想 全篇第一部分：关于红楼梦本事、写作年代及作者的猜想

第一部分第三章：元春的原型是孝贤皇后（二十五）

——元春为何不喜欢“玉”字？兼谈版本二原则（一）

本贴题目：

“钱翊”还是“钱珝”？

本贴内容提点

《元春为何不喜欢“玉”字？兼谈版本二原则》主要包括如下三个问题：

1.《未展芭蕉》的作者写作“钱翊”还是“钱珝”。

2.元春为何不喜欢“玉”字。

3.虔诚的爸爸阅读版本二原则。

18回宝钗引典“冷烛无烟绿蜡乾”建议宝玉改“玉”为“蜡”这一段，笔者认为大概是《石头记》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了。宝钗为何说元春不喜欢“玉”字，先贤文章，大都认为“玉”改为“蜡”字，是元春“择钗弃黛”，如同前文列举宝玉题句处，张新之将“有凤来仪”理解为“实维我仪”；刘文典将“蓼汀花淑”拆解为“反切”理解；都是把隐喻理解为元春“择钗弃黛”这一种倾向。

但此处比文本更引人注意的是脂砚斋的批语：

【庚辰双行夹批】此等处便是用硬证实处，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从何落思，穿插到此玲珑锦绣地步。

【庚辰眉批】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壬午季春。

批语如此高的评价，使得此处历来受到格外重视。但是以“择钗弃黛”讲，似乎与批语几乎毫无联系，那么脂砚斋说的“实证处”、“玲珑锦绣”到底意味什么呢？

笔者此篇正是试图以此为切入点，作一猜想。

1.“钱翊”还是“钱珝”？

脂砚斋的批语，针对的是晚唐钱翊《未展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乾”而发；如果大家读一些今人所编的普通版本《红楼梦》，会发现有的版本此处会注释《未展芭蕉》诗作者为“钱珝”，或者文本直接写为“钱珝”。而庚辰本此处写作“钱翊”，那么诸抄本此处的“钱翊”，到底是如何抄写的呢。

如图：

可见，所有的抄本皆写作“钱翊”；而程本写作“韩翊”。

既然所有脂本都没有写成“钱珝”，那为何现今有的注释本，要强调作者为“钱珝”呢？（张新之妙复轩本此处即作“钱珝”）

而程本的“韩翊”，乍看似乎又更离谱。吴世昌先生曾有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阐释，不妨先参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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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关于《红楼梦》第十八回说到的芭蕉诗的作者

第十八回贾妃省亲时宝玉做诗，怕“绿蜡”之说没有出典。宝钗告诉他唐人钱翊咏芭蕉诗有“冷烛无烟绿蜡干”之句。在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横排本《红楼梦》中这句诗的作者变成了“韩翃”（页一八零）这回的“校记”第六条说：

“韩翃”，原作“韩翊”，今酌改。

为什么要“酌改”，又为什么要改成“韩翃”，“校记”的写作者没有说。原来程本把钱翊错成“韩翊”。校者只知道唐诗人中有以“春城无处不飞花”知名的韩翃，认为“翊”、“翃”二字形近而讹，因此就索性“酌改”为“韩翃”却并没有去查韩翃集子中有无此芭蕉诗。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次印刷的直排本，又恢复了程本的“韩翊”，还有一条较详的“校记”：

“韩翊”，诸本同。按韩翊一作韩翃，各书歧出。“冷烛无烟绿蜡干”系钱珝诗，非韩翊。今姑存原文。（页二一一。一九七四年十月横排本同，见二一三页）

这条校记，不但未说明问题的要害，而且自相矛盾。既然“诸本同”作“韩翊”，怎么又说“各书歧出”？所谓“诸本同”，指哪些版本?是否包括脂评本?哪一个脂本作“韩翊”？所谓“一作韩翃”，除了上引的横排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酌改”而成的“韩翃”外，还有哪一本如此?这条“校记”最后承认这句诗的作者姓钱，不是什么“韩翊”，但在正文中还要用“韩翊”这个唐代所无的诗人之名，其理由是“今姑存原文”。读者不免要问：是谁的“原文”？

当然能够“存原文”是最好。我们查了雪芹的原文：则脂京本和脂戚本均作“钱翊”，没有把他改姓“韩”。这首诗收在唐人韦穀选的《才调集》卷一之末，原题为《未展芭蕉》，全诗如下：

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扎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

作者是钱翊。在他的名下另外又收六首，其中《送王郎中》一首收在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五言，卷十九）中，也作“钱翊”。只有清初编的《全唐诗》作“钱珝 ”，其实《全唐诗》编钱诗【《卷七百一十二》】，即根据《才调集》，全收其所选七诗，其所增益的两题：《江行无题一百首》、和《同程九早入中书》，前人收在他的祖父钱起的集子中。《全唐诗》还遺漏了《万首唐人绝句》卷六十八所选《早入中书》和《和王员外雪晴早朝》二诗。但不论芭蕉诗作者之名为“翊”为“珝 ”，其姓则是“钱”。雪芹原文作“钱翊”是根据《才调集》，不能算错。程本妄改为姓“韩”，遂致以讹传讹，又被“酌改”成一九五七年横排本的“韩翃”，再加两条“校记”的纠缠不清，更令读者莫知适从。如果只看据程乙本排印的普及本，不对照脂本原文，读者还以为“校记”的“姑存原文”，“存”的是雪芹的“原文”，那就会冤枉雪芹把这首诗的作者弄错了。

但如果当初用脂评本为排印底本，则由于程本妄改而引起的这一切纠纷都不会发生了。

原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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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吴世昌先生文章的要点：

1、《才调集》作“钱翊”；《全唐诗》作“钱珝”。

2.程本改“钱”为“韩”，以及“韩翊”与“韩翃”称谓问题。

“翊”与“珝”的差别，正在于“玉”字这一偏旁的不同，而18回此处文字所讲就是元春不喜“玉”字，这勾起了笔者的好奇心，为何《才调集》作“钱翊”而《全唐诗》作“钱珝”；《未展芭蕉》的作者，到底是叫“钱翊”还是“钱珝？这个问题在此处，似乎并非无关紧要。

对于唐代诗歌，笔者是个小白，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参考的是吴企明《钱起、钱珝诗考辨》、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二先生文章内容。

简要汇总一下笔者梳理“钱翊”与“钱珝”问题的一些内容。

（1）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卷一），记为：“钱翊七首”，录诗七首——

1《客舍寓怀》

2-4《春恨三首》

5《蜀国偶题》

6《送王郎中》

7《未展芭蕉》

（2）《旧唐书》：笔者未找到关于“钱翊”或“钱珝”的记载。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第一百一十八有“钱徽”条，记录钱徽父为起，子为可復。

（3）北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有《授秘书少监赐紫庐光启守中书舍人制》钱珝和《授膳部郎中知制诰钱珝守中书舍人制》薛廷珪的记录。

（4）《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列传一百零二记为：

(方义)子珝，字瑞文，善文辞，宰相王摶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摶得罪，珝贬抚州司马。

（5）北宋末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六记为：

钱珝，字端文，吏部尚书钱徽之子， 善文辞，宰相王漙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漙得罪，珝贬抚州司马。

笔者按：《唐诗纪事》选诗七首同《才调集》。

（6）南宋尤袤《全唐诗话》记为：

珝，字瑞文，吏部尚书钱徽之子， 善文辞，宰相王漙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漙得罪，珝贬抚州司马。

笔者按：《全唐诗话》直接引“永巷频闻小苑游”诗，并无诗题目，此诗是《才调集》中《春恨三首》第三首。

（7）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记为：

钱起集前八卷后五卷鲍钦止谓昭宗时有中书舍人钱珝，亦起之诸孙，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

（8）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戊签）》记为：

钱珝，字瑞文，吴兴人，起之曾孙也。善文词，宰相王漙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昭宗有事郊坛，尝抗论内臣不宜以朝服侍祠，识者韪之。后漙得罪，珝贬抚州司马。选诗108首——

1《客舍寓怀》；

2《同程九早入中书》（笔者按：《韵语阳秋》写为“程七”）；

3-102《江行无题一百首》（旧作珝祖起诗。今考诗系迁谪途中杂咏，起无谪官事，而珝自中书谪抚州，其《舟中集序》云：‘秋八月，从襄阳浮江而行’，诗中岘山、沔、武昌、匡庐、鄱湖、浔阳诸地，经途所历，一一吻合，而秋半、九日，尤为左验。其为珝诗无疑。）

103《送王郎中》

104-106《春恨三首》

107《蜀国偶题》

108《未展芭蕉》

（9）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记为：

钱氏家集之误，则宋钱蒙仲已先为之淆矣......

钱珝，起之曾孙也。起释褐校书，终尚书考功郎。珝官历中书舍人，掌纶诰，后坐累贬抚州司马。其江行绝句百首，正赴抚时涂中所作也。…

（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记为：

钱珝字瑞文，吏部尚书钱徽之子， 善文词，宰相王漙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后贬抚州司马，有舟中录二十卷，今编诗一卷。录诗107首——

1《客舍寓怀》

2《送王郎中》

3-102《江行无题一百首》 103-105《春恨三首》

106《蜀国偶题》

107《未展芭蕉》

此外，《才调集》在清代还有两种版本很值得注意，也一并列举。

（11）清初《二冯评点才调集》。此集评点之特色，前人称“二冯乃以国初风气矫太仓、历城之习，竞尚宋诗，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体。”

（12）《才调集补注》宋邦绥注，乾隆二十九年宋邦绥序。

宋邦绥《才调集补注》提出“翊”一作“珝”。这是笔者在诸书中仅见的提出“翊”与“珝”区别这一问题的。

《才调集补注》有宋邦绥于乾隆二十九年所作的序，笔者所见版本，乃乾隆五十八年其子宋思仁刻本，亦有宋思仁乾隆五十八年所作的序及吴玉纶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序言，未知其初刻版于何时，但似乎至少当为乾隆二十九年后。

从这些书籍中，似乎可以摸到一些“钱珝”在历代文人唐诗研究赏析中的流变过程。

钱珝，在宋代文人眼中似乎只是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诗人，其受到关注，很可能是因为其有一个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祖辈钱起。宋诸家诗话纪事，钱珝字是“端文”还是“瑞文”记录颇为混乱。宋诸家诗话纪事都将其记为“钱徽之子”，即钱起的孙子；但此记录与《旧唐书》“可復为钱徽之子”；《新唐书》“可復、方义为钱徽之子”“方义子为钱珝”，即钱珝应推为钱徽之孙，钱起曾孙的记载不一致。

（笔者按：其实《新唐书》的记载，有含糊的地方，“子珝字瑞文”一句紧接钱徽子钱方义事迹下，可理解为钱珝为钱方义之子。但是似乎宋人都理解为，“子珝字瑞文”，是指钱徽之子。在彭定求、曹寅参与编纂的《全唐诗》中，就似乎依据宋人说法作“钱徽之子”，而不是依据明代胡震亨的观点作“钱徽之孙，钱起曾孙”）

明代胡震亨在其《唐音统签》（戊签）（癸签）中，很可能以《新唐书》为据，兼考若干事迹，提出“钱珝，字瑞文，起之曾孙也。并且依据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钱起集中可能混有钱珝所作的诗'这一推断，对《钱考功集》中的《江行无题一百首》进行考据，认为《江行无题一百首》当为钱珝诗，并将《江行无题一百首》列为钱珝诗作，与《才调集》的七首诗并列。

自此，对于“钱珝”的关注点，基本转向了“其曾祖钱起诗集是否混入钱珝诗”这一方向，清代、近现代关于“钱珝”的研究大抵如此。

可见，最晚从北宋末年开始，人们的观点里似乎就只有“钱珝”，他是钱起的后人，《才调集》所选七首诗是他的诗，对钱珝的关注点从来都是其先辈钱起集中是否混入其诗，《江行无题一百首》是否是其原作。在《石头记》前，几乎无人讨论过《未展芭蕉》这首诗。所有人对钱珝的了解似乎都到此为止；而《才调集》为何写成“钱翊”，没人能解释，笔者也解释不了，只有乾隆年间的《才调集补注》提及了一下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从宋到明清时代乃至于现在，在文人对唐诗的研究赏析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已经很自然的形成了这样一个现象：唐代诗人只有名为“钱珝”的作者，将《才调集》的诗作者称为“钱珝”，是正常的文学常识。在人们的意识里并不存在“钱翊”这个唐代诗人。

这种概念，直到现在亦是如此，这也是开篇笔者说，为何现今诸家注释多将此处的“钱翊”标注为——【作者应作“钱珝”】的原因。“钱珝”作为常识已经深入人心，除非特别留心《才调集》，否则很容易认为《石头记》文本中的“钱翊”是抄手抄错了。比如《妙复轩评石头记》此处就写为“钱珝”。

再归结到讨论《石头记》上，其实对于《石头记》来说，核心问题就是：《石头记》作者是否注意到了《未展芭蕉》的作者有“钱翊”、“钱珝”两种写法？

《石头记》作者将《未展芭蕉》的作者写为“钱翊”，就如吴世昌先生文章指出的一样，说明《石头记》的作者大概率是依《才调集》而选的诗。而且很大概率，《石头记》作者所依的是《二冯评点才调集》，《二冯评点才调集》反对清初“竞尚宋诗”的习气，立西昆格调，《石头记》似乎亦循此风。（水溶见宝玉时，开口即用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此处亦有批语：妙极！开口便是西昆体，宝玉闻之，宁不刮目哉？）

那么就来到了本篇最关注的问题，《石头记》作者，只是照实《才调集》写作“钱翊”，并无言外之意；还是发现了《才调集》“钱翊”与世人普遍概念中的“钱珝”，有不同的写法，没有“玉”旁，才借此来做隐晦文章呢？

笔者的观点是，《石头记》作者是发现了“钱翊”与“钱珝”两种不同写法的，正是借此作了一篇“玲珑锦绣”的段落。

笔者按：《石头记》作者是否受到乾隆年间宋邦绥《才调集补注》提出的“钱翊”亦作“钱珝”的启发，不敢妄作猜想。但宋邦绥《才调集补注》的提法至少说明，在考据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才调集》“钱翊”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钱珝”间的差异问题，被注意到了。

-【第40贴】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