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海：晚清江慎中的经学研究及其特色述论

摘 要：晚清时期,在一些学者提出“废经”“烧书”的激进主张背景下,江慎中仍以“抱道复古自任”,绝意仕进,矢志于经学研究和学校教育。穷三十年之力,考论六经,尤专精于春秋穀梁学,著作成果丰富。研究《春秋》穀梁学,默会《穀梁传》微言,融贯中西学理,对《春秋》性质、三传特色、《穀梁传》“十指”进行探讨,形成“一家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学派家法,反对经今古文之争,提出“但考家法,勿问今古”等学术主张;考论六经学术问题,主张以文献为据,反对穿凿臆说,体现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总之,江慎中对《春秋》穀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文献问题的研究,成就丰硕多样、认识新见迭出,对近现代经学史研究方向的开拓、引领具有一定的作用。

作者简介：文廷海，1970年生，四川安岳县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站人员，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十余项。出版专著《清代春秋毅梁学研究》《清代前期〈春秋〉学研究》《春秋谷梁学史研究》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两项。

文章来源：清史论丛. 2022(02)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项目编号:10&ZD058);西华师范大学英才科研基金项目之前期成果;

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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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廷海 / 2006 / 巴蜀书社

江慎中(1860～1909),字孔德,号蟫盦,广东石城县(今廉江市)人。(1)1他因学识渊博而被拔为广州广雅书院首选,深得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学汪鸣銮的器重。光绪十四年(1888),江慎中中举,光绪二十年(1894)人京会试,次年参与“公车上书”政治活动。(2)2此后,他便绝意科举,立志教育与著述。其治学“由博返约,六籍皆有论述,尤以《春秋》穀梁学为专家”(3)3,撰写论著近20种,时人将他与“粤中第一学者”陈昌齐(1)4并论,并言陈昌齐之后“安得不推君(江慎中)为巨擘”(2)5,可见江慎中是晚清治学有成的学者。自其著述部分问世以来,现代著名学者刘咸炘、钱基博、蒙文通等都对其有所评介(3)6;当代学人也对其《春秋》穀梁学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4)7。但关于江慎中的经学成就、研究特色及学术主张,还缺乏系统研究,现依据已刊著述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以抱道复古自任”:江慎中对经学的重视

(一)晚清西学东渐与“废经”“烧书”之说

自1840年起,清朝在西方列强发动的诸次侵华战争中均以战败告终,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外患日急、内忧尤殷之世变,促使政治人物、知识分子思考摆脱战败、强国保种的方案,他们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为此,涌现出以“师夷长技”为代表的学西艺派,以及以“变法图强”为代表的学西政派。随着西学引进,一些趋新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社会价值产生怀疑。这种焦虑性反思,在西学东渐风潮的巨大冲击下,更使传统经学奄奄一息。正如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在《三叹息》诗中的“三复叹惜”所言,中国二千年、清朝二百多年、自己四十多年的经学,在西学冲击下不得不付诸东流。(5)8但以廖平、皮锡瑞等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某些学者主张“废经”(6)9“烧书”(7)10的激进言论时,纷纷奋起反对,并研治经学以维护传统价值。

(二)江慎中对经学的终生求索

虽然晚清废绝经学渐成风气,但江慎中在以经学研究为“家学”传统的影响下,开启经学研究与经学教育的历程。江慎中研治经学,幼年得到父亲江诚和重视“汉魏解经”学风的熏陶,青年得到兄长江履中的重视和《穀梁传》的影响。其中,兄长江履中对其经学的影响有三:一是经学研治开始期,向江履中问教请益;二是对辨析西汉鲁学齐学时期,受江履中的启发;三是受江履中遗言激发,矢志于研治《穀梁传》之学。(1)11 从20多岁开始至50岁去世的近30年时间里,江慎中“恒常以抱道复古自任”,其所谓“抱道复古”,就是研修经学以维系中华数千年的人心精神与道德名教,即自觉担当传承我国经学文化的历史使命,故“绝意仕进,闭户著书,竭数十年之力,昕夕孜矻,覃研古籍,而于《穀梁》一经致力尤苦”(2)12。江慎中对经史子集均有论述,尤其对《春秋》穀梁学用功甚深,撰述颇多。据其子江6所述(3)13,江慎中成书或草创未就的著述有19种,其中《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春秋穀梁传解诂》《春秋穀梁传笺释》(4)14《穀梁答问》《穀梁法案》《用我法斋经说》《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5)15等著作,属于经学或经学史;《蟫盦论学私记》《牖窥录》《覃研录》《扩充说》《穷神知化论》论及经子等问题;《古记》《季明书》属于史学范围;《法政私议》言及现实政治议题;《南谿文集》《南谿诗集》《南谿杂著》所涉问题更为广泛,主要反映其文学成就。 1910年,江6投书《国粹学报》时指出,江慎中著述“间有散佚,搜辑未全”,无法将其父全部著述付诸“剞劂”,只能从江慎中的众多著述中,选出《春秋穀梁传条指》《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用我法斋经说》三书,以及《春秋穀梁传笺释举例》一文,将之邮呈《国粹学报》发表,“以略见梗概”。(6)16江慎中的著述在1910年至1911年的《国粹学报》上分期刊,至今已有110年;此期间,并未有江氏的其他著述整理出版,其遗稿是否仍存于世,有待当今学界的进一步搜寻。

二、“其中若有默相者焉”:江慎中的《春秋》穀梁学演进

关于江慎中的《春秋》穀梁学,笔者已对其从事《春秋》穀梁学的原因,以及所著《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笺释举例》《春秋穀梁传条指》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7)17为避免重复,本部分从一些新的视角来对江慎中的《春秋》穀梁学特点进行论述。

(一)研治《穀梁传》阶段性目标的变化

1.“先于明例”:《春秋穀梁传条例》的初稿与改订

江慎中治《春秋》学经过了多次选择与转变。最先为《左传》,后改治《公羊传》,因其“俗师迂谬,妄有缘饰”等原因,江慎中的治学方向又发生转变,改为“尤以《春秋》穀梁学为专家”(1)18。 江慎中沉潜反复,苦思10余年,选取《春秋穀梁传》,按“各以类聚,为之明其条贯”的体例,(2)19于光绪十九年(1893)撰成《春秋穀梁传条例》初稿30篇;次年乘人京参加会试之机,携书稿请益经学名家江标、叶炽昌、汪鸣銮、俞樾、程秉钊、饶轸、龙继栋等,得到他们的揄扬。(3)20江慎中继续修订初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增人《世变例》《重众贵民例》两篇,(4)21这样就形成《春秋穀梁传条例》32篇新版本。

2.“别为《穀梁》作注”:《春秋穀梁传笺释》的创作

江慎中的《春秋穀梁传条例》得到当时学者们的首肯,其中,俞樾、程秉钊等人还鼓励他将治学思路进一步发扬,即为《春秋穀梁传》作注。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慎中会试失利后南还,草创《春秋穀梁传解诂》,后更名为《春秋穀梁传笺释》。该书仿阮元《曾子注释》体例,以“为简要之文”为原则,原计划撰写22卷,但因笺释《春秋穀梁传》任务繁重,即使计日程功,也不知脱稿何日,所以在仅完成隐、桓二公之笺释,成书数卷之后,(5)22改变初衷,转而增改《春秋穀梁传条例》,“加密其说”(6)23。

3.“抉其幽隐,而尽宣之”:《春秋穀梁传条指》的创作与改定

江慎中之所以改变笺释《春秋穀梁传》的初衷:一是笺释任重道远不易功成;二是《春秋穀梁传条例》一书中,“王正”等“微言”与日月、名、地等“义例”混杂,“未免失伦”,需要将“微言”部分裁篇详说。江慎中沿袭何休《春秋公羊传》“三科九旨”之名,从《春秋穀梁传》传文中归纳、提炼出“推世变、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尊周、亲鲁、故宋、崇贤、贵民、重众”(1)24十指,并采用“论说”体例,撰成《春秋穀梁传条指》两卷。该书“草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变革”于光绪二十三年,“大加修改”于光绪三十年(1904),而“细为审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经历四次修改,“穷二十余年之力,覃思而仅得之”(2)25,对《春秋穀梁传》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抉其幽隐,而尽宣之”(3)26。 从上可见,江慎中从20余岁开始研究《春秋穀梁传》,至1907年时学术经历漫长,其间有《春秋穀梁传条例》两次成书、《春秋穀梁传解诂》更名为《春秋穀梁传笺释》而中缀、《春秋穀梁传条指》四次修改。这些《春秋穀梁传》的研究成果,既是江慎中一生思索《春秋穀梁传》之“微言”的产物,又是他研究《春秋穀梁传》阶段性演变的轨迹,还是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之精神的体现。

(二)对《春秋穀梁传》的新认识

1.关于《春秋》的一些新认识

其一,《春秋》撰写的原因。关于孔子编撰《春秋》的原因,江慎中从《孟子·滕文公下》抉出“世衰道微”一说,并将“世衰道微”理解为:东周平、桓二王以来,因天子失权,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出现篡弑相寻、征伐四起的乱局,因此,孔子希望有王者起,由乱而治,但这一政治乱局无法改变,孔子只能通过编撰《春秋》以定拨乱之法。实际上,孔子编撰的《春秋》带有“以王法正天下”的政治理想。 其二,《春秋》中“天子之事”的内涵。关于《春秋》所谓“王法”的“天子之事”,前人多语焉不详,江慎中从《春秋》经文中梳理出“天子之事”的六个方面,即振王道、建侯国、理藩服、黜陟、议辟、因革;(4)27此说详前人之未详,体现了其创见。 其三,关于《春秋》的性质。《春秋》的性质为何?先秦以来,学者们或言史,或称经,至晚清时代,叶昌炽(5)28、皮锡瑞(6)29等也有不同的主张,特别是章炳麟,他提出《春秋》“义经而体史”(7)30,即认为兼具经史两种性质,其见解是对上述各家之说的综合。江慎中针对前说认为:“说者莫不以左氏亲见国史,明著其事,为可据依,此浅学之士万喙同声,而实不知《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者也。《春秋》者,明义之书,非记事之史也;得其义,则其事皆筌蹄也。”(1)31江氏这段文字中虽有情绪化之表达,但也涉及对《春秋》之性质以及史事与史义二者关系的论述。他认为《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史”,强调其经学属性;认为“得其义,则其事皆筌蹄”,则表明“史事”是获得“史义”的工具,他更强调《春秋》“明义”的经学性质。江慎中在《春秋穀梁传条指》中,更深人阐明《春秋》的性质以及“史事”与“史义”之间关系,他强调《春秋》“以义为重”(2)32,“义”为《春秋》的核心和归宿,即孔子通过对春秋“史事”的笔削,寄寓赏罚之“义”,因此,“史事”仅为孔子借以明其褒贬指意的“筌蹄”。他由此得出《春秋》的性质在于“假史记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3)33,即《春秋》体现孔子拨乱反正的政治理想。

2.对《春秋穀梁传》“微言”的新认识

其一,对《春秋》“微言”“大义”的新理解。《汉书·艺文志》有“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4)34,关于“微言”“大义”的理解,历代学者均存在争议,或言“五经”(5)35,或单指《春秋》(6)36,或称“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世立法”(7)37。相对于前人之说,江慎中在《春秋穀梁传条指叙》中所论之“微言”“大义”具有新意,择其要来说有三点。一是“微言”与“大义”有别,“微言”专属孔子,“大义”为七十子所传。二是“大义”体现于“六艺”即“六经”之中,七十子之徒能够用语言传达;而“微言”则深藏于孔子心中,不易被一般人窥测领会。三是《春秋》中的“大义”明确包括明是非、决嫌疑、别善恶、诛暴乱、辨华夷五个方面,其特点是中等之人通过研究可以得到;而“微言”则“出于言语思议之外”,具有不能用语言来直接表达的特点。 其二,《穀梁传》的“微言”,比《公羊传》的“微言”更“明备可信”。晚清皮锡瑞认为,“惟《公羊传》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8)38。但江慎中与皮锡瑞的认识不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左传》以史实解经,“大义最明,而微言不著”,即《左传》虽没有“微言”,但是存在“大义”。 第二,他认为公羊学家们的“张三世”“通三统”等“微言”,实为董仲舒、何休等“后师附益之文”(1)39,属于是“俗师迂谬,妄有缘饰”(2)40,失去《公羊传》的本义。 第三,《公羊传》《穀梁传》同说“三世”“拨乱反正”“贵民”“重众”,但江慎中说《公羊传》《穀梁传》二传“貌同心异”,不仅《穀梁传》较《公羊传》“尤为明备”(3)41,而且《穀梁传》“悉有明文,词理秩然,不待添缀”(4)42,因此,江慎中肯定地说,《穀梁传》则“原本师授,而著之于传,其说尤为可信也”(5)43。 其三,《穀梁传》通过“默会”方法抉宣《春秋》的“微言”。我们从前面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叙》引文中知道,《春秋》有“微言则函自圣心,非德行如颜、闵,文学如游、夏,莫能窥见矣……若乃微言之所寓,则有出于言语思议之外”的特点,“微言”出于语言理解之外而不能窥见,这该如何理解?这就说明,《春秋》的“微言”是一种明言之外的知识,正如英国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所指出的,人类的知识有两种,即能用语言表述的为“明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无法明言的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亦译作“意会知识”)(6)44。按此分类,则《春秋穀梁传》中的“微言”,就属于“默会知识”。 江慎中认为,在《春秋》三传中,“惟《穀梁氏》深达圣人之旨,其辞义简奥,传习之士弗能尽通,故多轻议之者,或仅以为循文训义,无悖于理而已,而不知其条理精密,与圣人制作之心隐合符契,固卓然出《左氏》《公羊》之上也”(7)45,此言表明《穀梁传》能深人传达《春秋》的“微言”。对于江慎中本人来说,他穷20余年寒暑,沉潜反覆,“乃始豁然大悟《春秋》大义数十,如振王道、纪世变、尊周、亲鲁、故宋、崇贤、重众、贵民之类”(8)46,能“抉其幽隐而尽宣之,其中若有默相者焉”(9)47,此言表明他运用了“默相”即“默会”的方法,经过艰苦的思索,才发见《穀梁传》的“微言”,并“心知其意”。 其四,对《穀梁传》的“微言”,利用中西学理来疏通证明。江慎中虽深濡传统学术,但也了解、接受和掌握西方学术知识。他获知西方政治学说的途径,通常是“阅诸学报”（10）48。江慎中在研究《春秋》穀梁学20余年里,认识到西方学说与《春秋穀梁传》之间具有共通性:“数十年来,新理络绎,自西徂东,每与此《经》(《谷梁传》)符合无间。”(1)49由于江慎中有一定的西学背景,因此,他能广泛地引人西方政治话语疏通、证明《穀梁传》的“微言”内蕴。如他以“进化”“家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等推言“三世”;以“合众”之制解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统领春秋列国之局,并预见国际组织的建立;以“专制”“民权”等诠解“贵民重众”。(2)50这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学说具有一致性。

三、“但考家法,不问今古”：江慎中对学术源流的考辨

(一)考镜源流:《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的内容分析

江慎中的《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具体写作时间不详,该书未分卷,今所见版本为《国粹学报》1911年第8～13期(即总82期)合刊。该书由《论经传》《论五经次第》《论圣门诸子传经》《许郑弟子考》《论诸子》五篇文章组成,考论学术流别,内容丰富,论说新颖,其主要创见及特色如下。

1.善于从特征来分析“经传”的性质

其一,对“经传”的认识。江慎中认为只有“六经”中的“五经”才能称“经”,后来所称的“十三经”中,《周礼》本为《周官》,《礼记》为孔子弟子所传,《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孟子》均为传记,《尔雅》则为训诂之书,所以严格意义上皆不得谓“经”。对“传”的看法,江慎中将传记分四类,分别是:《礼》十七篇之记、《春秋》三传,为“附经之传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为“不附经之传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与《春秋》三传,亦是“一经之传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缁衣》等篇,则是“群经之传记”。 其二,关于“五经”次序争议的评说。其中《礼记·经解》是随意列举,本“无义例”;《汉书·艺文志》与《经典释文》均“以著述早晚为次第”,但江慎中依据《礼记·王制》乐正“立四术,崇四教”推知,《史记·儒林传》的《诗》《书》《礼》《易》《春秋》是强调“读经之次第也”。 其三,“六经”为“新、旧教”问题。因孔子五十学《易》,晚年“自卫反鲁”,修《春秋》在后,由此提出新的看法,即《诗》《书》《礼》《乐》,为“古人之旧教”,《春秋》《易》,为“孔子之新教也”(3)51。

2.善于以文献为依据来考证经学史

其一,辨析子夏所传经学问题。“传经之儒,必以游夏为首矣。惟今之《诗》《春秋》皆出于子夏,子夏《易传》又见述于韩婴”(1)52之说是否可信?江慎中据“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2)53,推知子夏所传《诗》为古文《毛诗》。江氏引《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之唐人徐彦疏“孔子至圣……《春秋》之说,口授子夏”,以及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认为子夏所传《春秋》为公羊家的。然《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韩婴著《韩氏》二篇,《汉书·儒林传》详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为之传”(3)54,但未记载韩婴《易》学的师承来源,无法明确子夏传《易》的史实,因此江慎中的“子夏《易传》又见述于韩婴”之说,于史无据。 其二,对许慎、郑玄之弟子的考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江慎中对许慎、郑玄之弟子的考证,必交代其文献出处。如许慎弟子3人的考证,孟生、李喜见许慎之子许冲所撰的《上说文表》,尹珍见《后汉书·西南夷传》。郑玄弟子可考者26人:见于《后汉书》者5人,见于《郑志》者18人,见于《三国志》者2人,见于《孝经》邢昺疏者1人。其中,也有两处出处的,如《后汉书》《郑志》中均有赵商,张逸则同见于《郑君别传》《郑志》。

3.善于从“离合异同”的角度分析诸子学说

江慎中《论诸子》一文主张“其间离合异同之故,犹可得而言焉”,即关注诸子九流的“离合异同”表现及其原因。 第一,诸子学说的“相异”。江慎中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的内容进行比较后指出,道家“绝去礼法”与名家不同,“兼弃仁义”与儒家不同,“独任清虚”与法家不同;儒家“务民义而远鬼神”,与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不同;墨家之“兼爱”,与法家之“伤恩薄厚”不同;杂家“漫羡无所归心”,与道家“秉要执本”不同;农家“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与法家“尊主卑臣分职不相越”不同。他认为各家“是彼此各别,似难强合矣”,无法调和。 第二,诸子学说的“相同”。江慎中认为,贾谊、晁错昌言王道,又明申商,是“儒法未尝不同也”;申不害学兼名法,是“法与名未尝不同也”;杂家尸子为商鞅之师,“是杂与法未尝不同也”;道家《管子》近于法家,杂家《淮南子》主于法家,是“道与法、杂未尝不同也”。 第三,诸子学说的“高下”。江慎中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只分析九家的利弊,而对它们的高下没有评价,所以要补充班固《汉书》的“言犹未尽”之处。他认为,儒学对“唐虞之际,殷商之盛”均有成效,其学最“优尚”;与儒家相比,秦国用商鞅之法,汉初行黄老之道,汉宣帝、明代张居正“综核名实”,均能治天下,但均次于儒家“诵法先王”。除对儒、法、道、名四家学说的评价之外,江慎中还指出“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止见其弊,未闻其利,则是更出道与名、法之下”(1)55。江氏所认为的五家“止见其弊,未闻其利”,显然与《汉书·艺文志》所持的九家“各推所长……虽有蔽短”“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的主张相比,欠缺客观性和辩证性。

(二)辨章学术:对《用我法斋经说》的内容简析

《用我法斋经说》未分卷,有《国粹学报》本。该书为札记体,考论经学问题,共24篇;按其内容、特点,可分为4组:第一篇《西汉鲁学齐学家法考》,考论学派、家法;第二篇至第三篇《古文经辨》《〈费易〉〈毛诗〉非古文说》,辨析古文经问题;第四篇至第二十三篇《〈费氏易〉不言象说》《六宗说》《作三事解》《陈硕甫〈东门之杨〉疏驳议》《无衣说》《周颂雍篇解》《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昏礼赞者用妇人说》《燕礼乐正复位说》《妇为舅姑服期说》《为人后者为其祖父母服说》《禘郊辨》《服章说》《卿大夫分上中下解》《元年正月解》《释〈毛诗传〉“龙和”之训》《释〈礼〉注“圻鄂”义》《廉隅解》《申〈说文〉“矦”字义》《释“赗”字音》,考论经学问题;第二十四篇《春秋穀梁传笺释举例》,说明《春秋穀梁传笺释》的体例。第二十四篇的内容已见于笔者其他论著,(2)56下文只对前三组文章的内容进行简要论述。

1.考论学派与家法

江慎中继承其兄江履中所撰写的《西汉鲁学齐学家法考》,进一步考证西汉今文经学的家法问题,此文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六经”皆有齐、鲁之别。江慎中指出,人们知道《诗》《春秋》《论语》三经有齐鲁之别,可从《汉书·艺文志》得到确证,即:《诗》齐学指辕固、鲁学指申公;《春秋》齐学指《公羊传》,鲁学指《穀梁传》。正如晚清民国学者廖平所言:“鲁学居近孔子,《穀梁》、鲁《诗》专为鲁学,齐学虽与鲁小异,然实为今学,弟子各尊所闻,异地传授,不能皆同”(3)57,他甚至认为“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4)58,可见齐学、鲁学皆以地域分家法。江慎中也按照学者地域与学派、家法相对应的思路,对《易》《书》《礼》《孝经》的学派、家法进行考证:《易》,施、孟、梁丘之《易》均出自田何,田何是齐人,“则是齐学也”;《尚书》,大小夏侯、欧阳之《尚书》均出自伏生,伏生是齐人,“则亦齐学也”;《礼》,后氏、戴氏之《礼》均出自高堂生,高堂生是鲁人,“则是鲁学也”。汉代学者除通一经者外,还有兼通数经者,“所问非一师也”(1)59。这样就出现学派、家法相交融的情况。正如江慎中指出,习《鲁论语》的夏侯胜亦通齐学的《尚书》,使齐学的《尚书》兼具鲁学特色;传《齐诗》的后仓习鲁学的《礼》,亦使《礼》兼具鲁学与齐学特色;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习《孝经》的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其中江氏即江翁,为鲁学的《春秋穀梁传》传人,后氏即后仓,翼氏即翼奉,均为《齐诗》传人,“然则《孝经》亦有鲁学、齐学之异矣”。综合以上的考述,江慎中认为,齐学、鲁学之别,除《诗》《春秋》《论语》之外,“《易》《书》《礼》《孝经》也亦皆有之”(2)60。 其二,齐鲁二学特点及其地位的差异。汉代齐鲁学派及其家法的不同已如上述,言及二派的差异,在《汉书》中仅一见,如“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卫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3)61,但以《公羊传》《穀梁传》为代表的齐学与鲁学的具体差异,则语焉不详。明人林俊考论风俗,“谓齐经术、鲁学问,由太公、周公之教然”(4)62,认为齐地重经术,鲁地重学问,是由西周初分封齐鲁两地的姜尚、周公的遗教所致。“齐经术”与“鲁学问”有何特点与差别?晚清皮锡瑞《经学历史》指出:汉代有一种天人之学,以齐学最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5)63,这说明齐学的特点在于言五行、灾异,而皮氏对鲁学的特点并无说明。江慎中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得出,齐学多比附谶纬以及阴阳灾异之说,而鲁学没有这两方面的内容,故“鲁学较笃实,齐学稍浮夸”,然而西汉时,由于人们喜新奇而厌笃实,“鲁学每不如齐学之盛”。

2.辨析今古文经问题

对于古文经学问题,江慎中撰写《古文经辨》《〈费易〉〈毛诗〉非古文说》二文予以辨正,简析如下。 其一,关于“古文名实”。依据《汉书·艺文志》可知,汉代古文经包括《易》《书》《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关于其来源,江慎中的观点有三。一是对于“孔壁书”,江慎中认为藏之秘府,称“中古文”。二是对于《左传》,刘歆所见古文《左传》,前人多言“张苍所献”,但江慎中认为此“非孔壁古文”。三是对于“中《古文易经》”,江慎中认为“不详所得”,即其来源不明。为何称“古文经”?江慎中认为,其实是用“古字”即仓颉古文所书写的经典,“此古文之名实也”(6)64。江慎中关于古文经三分法,以及古文即“古字”之说,与清代中期学者陈立所言“当时所习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间,往在蝌蚪文,故无师傅,因皆目为古文也”(1)65的观点相一致。 其二,关于《费易》《毛诗》是否古文经的辨析。江慎中的观点有二。一是《费易》《毛诗》为古文无文献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校勘《易经》古文、施、孟、梁丘、费五家文字,只有施、孟、梁丘三家有脱文,而“唯费氏与古文同”,对此,江慎中解释为“所谓与古文同者,谓费氏本无脱字耳”,他断定“《(艺文)志》明言与古文同”,因此《费易》不是古文。又据《汉书·河间献王传》所得古文之先秦旧书中无《毛诗》,献王刘德虽然立《毛诗》为博士所通典籍,但江慎中认为《毛诗》应为“传授之本”,即传世文本。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可知《费易》《毛诗》“非古文,其证一也”。二是《毛诗》被误认为古文经是“连类及之”。江慎中从刘歆向汉哀帝奏请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据《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所言,古文只有《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所以刘歆“不以《毛诗》为古文,但以其未立学官,连类及之耳”,而《费易》则甚至不连及,所以《费易》《毛诗》“非古文,其证二也”。三是《费易》《毛诗》并不在“最尊古文”之列。从刘歆《七略》到《汉书·艺文志》,“最尊古文”表现在于“凡古文经必载于首,且明揭之曰‘古经’”,但《毛诗》既不称“古经”,又附列于今文齐、鲁、韩著之后,且《费易》并不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中,所以,《费易》《毛诗》“非古文,其证三也”。(2)66江慎中关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辨析,从文献出发,有理有据地反驳前人有关《费易》《毛诗》为古文经的谬说,其结论是可靠的。 其三,古文与今文的差异。一是今古文经差异的范围。经学今古文之争已近两千年,“其始皆起于《尚书》,其后乃遍及诸经”,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此说符合史实。二是今古文经的差异表现。江慎中以《尚书》《礼》为例指出,刘向用《尚书》古文校勘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文字不同者有七百多字,还有脱文数十字,除这些文字不同之外,“其余今文、古文固无不同也”,此表明《尚书》今古文本的差异只占小部分。孔安国以今文释读古文《尚书》,不会因数百字的差异而“尽改师法,臆撰经义以欺后世也”。江慎中认为,即使同属今文经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之《尚书》,也因“流传既久,异说滋多”,其解说义理存在差异,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同属于今文经或古文经没有关系。《礼》亦然,郑玄注中所见今文、古文之异,“皆不过字句小殊,无关大义”。因此,江慎中得出“今文古文异在文,而不尽在义”(3)67,此与皮锡瑞的“(今古文)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之说有别,而与廖平的“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之说则同中有异。三是研究今古文差异的方法。对此,江慎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主张:“学者今日必先将强生分别之谬说荡涤扫除,坚持门户之僻见冰消瓦解,但考家法,勿问今古,孰乎经学可得而治与。”(1)68他认为消除门户之争,只考证学派、家法,这为当时及后来学者研究经学今古文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考论经学的具体问题

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第四至第二十三篇是考论经学问题。据笔者统计,其中涉及如下问题。 《易经》一篇,即《〈费氏易〉不言象说》,指出“费氏之学以说理为宗,不以明象为重”。 《尚书》两篇,分别是《六宗说》《作三事解》,讨论历代学者有关《尚书》“六宗”“三事”的不同解说,重点强调今古文经学的差异。 《诗经》五篇,分别是《陈硕甫〈东门之杨〉疏驳议》《无衣说》《周颂雍篇解》《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释〈毛诗传〉“龙和”之训》,既有对《诗经》原文的新解,也有对前人注疏的驳议。其中,江慎中特别强调:“古人训诂,圆转匪穷,义苟相因,无施不可,以后儒之法律之,鲜有不窒碍者矣。”(2)69 三《礼》十一篇,分别是《昏礼赞者用妇人说》《燕礼乐正复位说》《妇为舅姑服期说》《为人后者为其祖父母服说》《禘郊辨》《服章说》《卿大夫分上中下解》《释〈礼〉注“圻鄂”义》《廉隅解》《申〈说文〉“矦”字义》《释“赗”字音》。这些篇目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注解礼义,考证礼制差异。二是对郑玄注的肯定,以及对郑玄、王肃注解的异同进行评说。江慎中在肯定郑玄三《礼》注“不可易矣”(3)70的同时,也指出郑、王注解之异同体现在社稷、庙制、丧服诸说上,对于这些差异,他提出“余尝平心按之,而知郑、王之说互有是非”(4)71。三是论及学术方法。江慎中研究“妇为舅姑服期”问题,主张“以经证经,而其义固已瞭然,更不必虚论其理”(5)72,要明“礼意”,强调文献的相互印证。对于前人关于“燕礼乐正复位”的争议,他“未敢臆抉其是非”(6)73。对于“服章”之制,他反对没有文献依据的“意说”;究竟是五章还是十二章,他认为“经无明文,不敢以意定之”(7)74,强调讲求文献证据。对于“矦”字形义,江慎中引《说文解字》“矦,春飨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张布,矢在其下。,古文矦”,并分析“矦”字从“人”、从“厂”、从“矢”,即人张布集矢射之义;“”为“矦”的古文,省去“人”只取“张布集矢”,因此,他认为许慎的解释“明白显著,无可疑者”。但前辈学者朱骏声否定许慎《说文解字》之说,他将“”“矦”强行分作两字,认为“,射也,从厂,象张布形,(象)[矢]集其中。矦,五等爵也,从人,声,伀矦伯子男皆于‘人’取义。古书借‘矦’为‘’,相承误合为一耳”。针对此说,江慎中在对“伀、伯、子、男”的本义进行考证后,认为“伀、伯、子、男”各有本义,但作为爵位称呼仅是“引申假借”,因此他认为朱骏声“矦”“”二字形义不同,“其说绝无依据,且臆断许书,为误尤不餍学者之心”。(1)75他同样强调文献依据的重要性。 《春秋》一篇,即《元年正月解》,关于“元年正月”,江慎中认为,既与古代“纪数”有关,也与历法相联。按照自然计数规则,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按照历法,从一月开始,到十二月为断。由于君主即位的年数“其终皆不以‘十’限,故其始不得云‘一’也”,那么“元年”包含“开始”之义,“正月”即“岁之长月”,将君主始年的纪年月称谓互换为“正年元月”是不通的,因此,“古人一字之不妄加如是”,(2)76其用字是十分严谨的。江慎中对“元年正月”的解说,既有训诂依据(3)77,也与元代学者吴澄之说同中有异。吴氏认为,“尊其在首,特立殊称,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尊其在始,特立殊称,故不曰‘一月’,而曰‘正月’”(4)78。因此,江慎中批评董仲舒所谓的“变‘一’为‘元’,始大始而欲正其本”,以及杜预所谓的“欲人君之体元以居正”,均为“求之过深”;对于何休“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的本体哲学性解读,更是作严厉批评,指责其为“尤伤于穿凿矣”。(5)79

四、对江慎中经学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江慎中《春秋》穀梁学的补充论述,以及对《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用我法斋经说》的全面分析,可以见出,江慎中的经学成就是丰硕多样的,其经学认识也是新见迭出的。现将其经学研究的特色及贡献简评如下。 第一,江慎中毕生从事《春秋》穀梁学研究,通过“默会”求索“微言”“大义”,成一家之言。 正如其前辈学者俞樾在江慎中的《春秋穀梁传条例序》中所言:“惟念方今学术之弊,皆误治《公羊》者积而成之,欲救其弊,非治《穀梁》不可,故深望江君之俛焉,致力于是书而卒成之也。”(1)80所以,江慎中自觉担负着振兴《春秋》穀梁学的历史重任。他通过“默会”以求《穀梁传》“微言”之十指,并融贯中西学理对《春秋》性质、三传特色、《穀梁传》“微言”做了初步探索,“冀以旁推交通,存一家之学”(2)81。正如当代学者评价指出,《穀梁传》不讲“微言”,“至近儒江慎中始谓《穀梁》亦有微言,且较《公羊》为可信,其说略发于《穀梁条指》(二卷),然但发其端,未为大国”(3)82。 当然,学术界对江慎中的《春秋》穀梁学论说也有不同评价。如民国学者刘咸炘指出,《春秋》穀梁学派的思想“条指”,是从江慎中著《春秋穀梁传条指》开始的,其十指中的“推世变”就是《公羊传》家的“张三世”,体现“进化之公理”。刘咸炘批评近代学者廖平解说《公羊传》的“病根即在误信进化”,而江慎中“袭之以说《穀梁》耳”;此外,刘咸炘还认为,以“崇贤”“贵民”“重众”“三指”与进化论相联系,提出所谓的“平民国家”,“则益支谬矣”。(4)83刘咸炘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评价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新说的一些谬误的。 第二,江慎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学派与家法,反对经学今古文之争。 江慎中《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对古代“五经”、经传、诸子、许郑学术传承等中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辨,对“五经”顺序及其意义、传记的多重含义、诸子的离合异同等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可谓独辟蹊径,言之成理。其《用我法斋经说》不仅对以齐鲁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家法,以及古文经学的实质进行辨析,还提出齐鲁二学因地域而异、鲁学笃实与齐学浮夸、今古文经学之异在文字而不在经义、经学研究“但考家法,勿问今古”等学术主张。 第三,江慎中考论经学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对“六经”中的问题进行考、辨、说、解、驳、释,撰文24篇,可谓“六籍皆有论述”(5)84,其考证经学问题,讲求文献依据,肯定许慎、郑玄解说,反对前人穿凿臆说,可见江慎中“肆力于实事求是之学”(6)85,在晚清时代体现了乾嘉汉学的流风余韵。 总之,江慎中穷其一生对《春秋》穀梁学以及以齐鲁学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在现代学者蒙文通看来是:“石城江慎中把齐学、鲁学的问题,要拿出来替代今古的壁垒,从《穀梁》着手,著了部《春秋条指》,阐明《穀梁》的微言大义,若以后讲《穀梁》的能有几个名家,那这部《条指》和庄方耕(即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有同一的地位了。”(1)86此言表明,江慎中对近现代经学的研究具有一定开创之功。此外,蒙文通还把江慎中与刘师培、廖平等诸经学大师相比较。他说,“故廖(平)、刘(师培)以来,江慎中、郑东父(东父,郑杲字———笔者注)虽言齐、鲁学,于上溯晚周之绪犹不过,但启其端耳”(2)87,“刘师培判今古之界与廖师(廖平)同,遂而究齐鲁之学亦与廖师同。于是石城江慎中、象山陈伯弢(陈锐之字)亦为文论齐鲁学,皆以召学者之应从两汉而上探周秦,由今古而溯之齐鲁,求周秦学术之家法,以易两汉学术之家法”(3)88。蒙文通的评价表明,江慎中应与开创、引领近代学术发展的刘师培、廖平等经学大师处于同等的历史地位。

注释

1关于江慎中的生卒年,据(民国)《石城县志》卷7《江慎中传》(1931年铅印本)载,“卒年五十”,但未明确记载其具体的生卒年份。另据《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刊载江慎中之子江6所撰《通讯》,其父江慎中“于去年春间弃养”,可知江慎中去世时间于1909年春。按“卒年五十”推算,其生年当在1860年前后。 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编入的《广东举人梁启超等呈文》中,江慎中列名其中。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明清下·戊戌变政》(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14页)所附《公车签名表》中,江慎中名列广东省籍86人之一。 3(民国)《石城县志》卷7《江慎中传》。 4(1)梁启超认为:“粤中第一学者,推嘉庆间海康陈观楼昌齐。观楼学甚博,于《大戴记》《老子》《荀子》《吕览》《淮南》皆有校注,又善算学,今著述存者甚稀。然大儒王石臞(笔者注:王念孙)为其文集序,称其考证为‘能发前人所未发’,石臞不轻誉人,则观楼之学可想也。”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 5(2)汪鸣銮:《春秋榖梁传条例序》,《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3)对江慎中的《春秋榖梁传条指》有所评介者见:刘咸炘《<春秋>平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一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155~156页;钱基博《国故概论》,《钱基博国学必读》(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第395页;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8页。 7(4)文廷海:《清代春秋榖梁学研究》,巴蜀书社,2006,第282~322页;魏天作:《十三经入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第158页。 8(5)俞樾:《春在堂诗编》卷21《甲丙编·三叹息》,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9(6)廖平:《知圣续编·自序》,张远东、熊泽文编《廖平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第174页。 10(7)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第250页。 11(1)见《春秋榖梁传条指》二卷所附《自序》,载(民国)《石城县志》卷8《艺文志·经部》。按:此县志所载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自序》之文字,与《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所载之《春秋榖梁传条指·自序》有所差异。本段文字不载于《国粹学报》版之《自序》。 12(2)江6:《通讯》,《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13(3)江6:《通讯》,《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14(4)1931年铅印本《石城县志》之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自序》:“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下第南还,遂草创为《榖梁传笺》(初名《解诂》)。”由此可知,《春秋榖梁传解诂》为《春秋榖梁传笺释》的最初名字,如经江6目验,《春秋榖梁传解诂》《春秋榖梁传笺释》二者皆属未完稿,于当时并存。 15(5)江慎中:《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国粹学报》总第82期,1910。 16(6)江6:《通讯》,《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17(7)详见文廷海《清代春秋榖梁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三、会通中学西学: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第282~322页。 18(1)(民国)《石城县志》卷7《江慎中传》。 19(2)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此文位于“绍介遗书”栏目内。 20(3)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1(4)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序》(《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后有“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附记,,。 22(5)程灿鹏《蒙文通先生<书目答问补正>案语拾遗——附蒙文通先生佚著辑目》:“蒙(文通)按:‘江慎中《谷梁条例十卷》,未刊,《谷梁笺释》,成书数卷。’……(程)灿鹏谨按:‘江慎中《春秋谷梁传笺释二卷》。江氏关于《谷梁传》之著述……并有《春秋谷梁经传解诂四卷》。’”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第408页。从程灿鹏按语看,江慎中《春秋榖梁传解诂》成稿4卷,改名《春秋榖梁传笺释》后为2卷。由此可知江氏已完成隐、桓二公部分的解诂和笺释。 23(6)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4(1)(民国)《石城县志》卷8《艺文志·经部》中的《春秋榖梁传条指》二卷,附《自序》。 25(2)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6(3)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7(4)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8(5)叶昌炽:《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29(6)皮锡瑞:《论<春秋>是作不是抄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详》,《经学通论》卷4《春秋》,中华书局,1954,第2页。 30(7)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845页。 31(1)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32(2)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卷上《通论》,《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33(3)赵岐:《孟子注》卷8《离娄章句下》,《四部丛刊》本。 34(4)《汉书》卷30《艺文志》,岳麓书社,1993,第758页。 35(5)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43《移书让太常博士一首》,《四部丛刊》本。 36(6)皮锡瑞:《论<榖梁>废兴及三传分别》,《经学通论》卷4《春秋》,第19页。 37(7)皮锡瑞:《论<榖梁>废兴及三传分别》,《经学通论》卷4《春秋》,第19页。 38(8)皮锡瑞:《论<榖梁>废兴及三传分别》,《经学通论》卷4《春秋》,第19页。 39(1)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0(2)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1(3)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2(4)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卷上《通论》,《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3(5)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4(6)[英]迈克尔·波兰尼:《人之研究》,《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11页。 45(7)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6(8)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7(9)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8(10)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自识》,《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49(1)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指·自识》,《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50(2)详见文廷海《清代春秋榖梁学研究》,第296~322页。 51(3)江慎中:《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论五经次第》,《国粹学报》总第82期,1911。 52(1)江慎中:《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论圣门诸子传经》,《国粹学报》总第82期,1911。 53(2)《汉书》卷30《艺文志》。 54(3)《汉书》卷88《韩婴传》。 55(1)江慎中:《山渊阁斋学术流别论·论诸子》,《国粹学报》总第82期,1911。 56(2)文廷海:《清代春秋榖梁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三、会通中学西学: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第292~296页。 57(3)廖平:《知圣篇》卷上,光绪刻本。 58(4)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光绪十二年刻“四益馆经学丛书”本。 59(1)《汉书》卷75《夏侯胜传》。 60(2)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西汉鲁学齐学家法考》,《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1(3)《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62(4)林俊:《见素集》卷7《赠王石泉山东右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5)皮锡瑞:《经学极盛时代》,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68页。 64(6)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古文经辨》,《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5(1)陈立:《公羊义疏》卷76,《清经解续编》本。 66(2)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费易><毛诗>非古文说》,《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7(3)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古文经辨》,《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8(1)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古文经辨》,《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69(2)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释<毛诗传>“龙和”之训》,《国粹学报》总第71期,1910。 70(3)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燕礼乐正复位说》,《国粹学报》总第70期,1910。 71(4)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褅郊辨》,《国粹学报》总第71期,1910。 72(5)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妇为舅姑服期说》,《国粹学报》总第70期,1910。 73(6)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燕礼乐正复位说》,《国粹学报》总第70期,1910。 74(7)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服章说》,《国粹学报》总第72期,1910。 75(1)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申<说文>“矦”字义》,《国粹学报》总第72期,1910。 76(2)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元年正月解》,《国粹学报》总第72期,1910。 77(3)《毛诗注疏》卷18中孔颖达疏云:“正者长也。” 78(4)赵汸:《春秋属辞》卷15《辞从主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5)江慎中:《用我法斋经说·元年正月解》,《国粹学报》总第72期,1910。 80(1)俞樾:《春秋榖梁传条例序》,《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81(2)江慎中:《春秋榖梁传条例叙》,《国粹学报》总第68期,1910。 82(3)阮芝生:《序论》,《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华夏出版社,2013,第11页。 83(4)刘咸炘:《<春秋>平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一册,第155~156页。 84(5)(民国)《石城县志》卷7《江慎中传》。 85(6)(民国)《石城县志》卷7《江慎中传》。 86(1)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学抉原》,第39页。 87(2)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学抉原》,第101~102页。 88(3)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载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