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月：近作的处境

近作的处境 二十月 　　在对王炜近作的回应中，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阅读者的普遍沉默，诗剧《韩非与李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沉默背后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主要的）两种：读者不清楚，如果套用现成的批评语汇，该如何评价王炜的近作；又或者，对作者近作中所处理的题材感到陌生。他们在熟悉的当代诗歌语境中忽然发现，自身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辨别这些写作实践的来源，更无力触及作者的写作处境和动机。所以，在更多的时刻，保持沉默既是一种谦虚和礼貌的做法，同时又能在不置一辞的情况下赞赏一种文学经验，从而彰显自己的理解力。 　　大约有一段时间，我把王炜的近作归结为某种观念想象力的产物，当然，这是一种简陋的、大而无当的判断，容易将批评引入一种轻率的抽象，这种抽象太过讨巧，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呼应作者的自由意志以及在文本中对各种处境所采取的决定。更多的时候，我会倾向于认为，《韩非与李斯》是对自我的一次大规模冒犯，正像诗人借李斯之口提出的问题：“我在想，你这类人有没有通病？” 　　于是，诗中的赵高强调通病虽然讨厌，“但不同的东西也许更少”。很多次，类似的问答都被作者巧妙地安置在了半永恒的伦理冲突中，而且一旦深入这种追问，你兴许还会发现，“一类人”的团结确认也同样适合于对“诗艺”的讨论，这种并置关系在王炜的作品中不断被强化着。对于习惯了仇恨修辞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养成的文学幻觉的读者而言，这种强化会多少显得不可思议，不过没关系，套用罗蒂的话说就是，“短语‘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你都认不出他了’典型地意指‘他已经不再理会他曾经站在另一边孜孜不倦地求索过的关于这些争论的要点、相关性或趣味了’”。所以，这种变化在这本诗集里则具体表现为，诗人有意安排了更多的近作。 　　因为诗人已经改变了他的核心计划，改变了他的“自我形象中以前曾经以为是最珍贵的那些部分。” 　　所以，不要再在王炜的面前赞赏他的旧作，这将是一种有关理解的保险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