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祝总斌 刊《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 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这便是联合的作用。王敦第二次起兵，由于矛盾已转化为是否还要维持“祭则司马”的局面，涉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遭到门阀士族包括王导的一致反对，所以失败了。这便是牵制的作用。“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第343页）。其后，晋明帝重用宗室诸王及外戚，希冀复振皇权终成泡影；庾亮居上游荆州思废王导，压倒其他士族，独揽大权亦遭挫败，门阀士族采用的就是上述手段。淝水战后，“皇权有振兴之势”（第263页），其原因除了门阀士族腐朽不堪外，也由于他们不能坚持联合以抵制皇权的伸张。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第213页）。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最早专兵的是王敦。后来相继主要为陶侃、温峤、庾亮、庾翼、王允之、庾冰、桓温、桓冲、殷仲堪、桓玄等。除陶侃门第有些特殊外，其余无不为门阀士族。等到桓玄失败，江州、荆州先后落入次等士族刘裕手中，门阀政治就接近尾声。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京口重镇的形成为时略晚，最早经营者为郗鉴。他在王导支持下吸引流民，利用流民帅建立京口重镇，控制三吴，箝制上游，拱卫建康。继郗鉴镇京口者，很长时期内也无不为门阀士族。及至东晋末年京口、广陵军权先后为次等士族刘牢之、刘裕所夺；就和失去上游军权一样，门阀政治不久了也就划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强调，士族心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第138页），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第115页）。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第96页）。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第132页）。“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 　　　　　　　　　　　　　　　　　　　　　　三 　　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例一：第199页称，陈郡谢鲲过江后，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亚，不可识别”的石子冈。这条材料，仅讲葬地，看似平常，却使在十分得视择地为茔的东晋社会里陈郡谢氏乃“新出门户”之说，多了一条有力旁证。第226页引《尚书故实》记谢安死后，“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这条材料，仅讲墓石，一般也不会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处，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战后谢安深受皇权压抑的困难处境。第141页发现《世说新语·人名谱》等书所列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汉桓荣至东晋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独缺第六世名讳，经过旁征博引，推定其人为死于曹爽嘉平之狱，为司马氏所诛的大司农桓范，从而为谯国桓氏管尽源出东汉高层世家大族，在司马氏晋代却不为时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释。上述几条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 　　例二：“王与马，共天下”，这是治东晋史所津津乐道的史料。但如进一步深究，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大士族与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无人留意。而本书却提出并由此展开对有关史料、细节的考证、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1.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与国内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联姻，相互利用。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基础。2.西晋末东海王越与琅邪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派生出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划、推动下，经东海王越委派，司马睿南渡长江，进而建立东晋，这才正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通过以上三点，便找到了门阀政治为何会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的历史渊源，同时后来东晋历史上某些问题或细节，如“不与刘、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为何显于江左（第259页）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释。 　　例三：对高平郗鉴生平事绩的探讨，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虽说了一句“东晋大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第73页），然无具体分析。本书钩沈索隐，弄清了治晋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问题。郗鉴乃流民帅身分，但又“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士族政治之中”（第49页）。其第一功是与晋明帝密谋征流民帅入援京师，讨伐王敦；第二功是与庾亮一起，反对和劝阻陶侃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三功是反对瘐亮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四功是经营重镇京口。并通过一系列考证，论述了京口在稳定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郗鉴多次促成各种势力由不平衡达到“平衡”，本书评价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第42页）。这一结论，由于考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观方面的许多努力，并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鉴为例，作者通过史料考证、细节处理，从动态角度爬罗剔抉出郗鉴一项又一项功绩 ，主要目的是通过郗鉴这种作用，加上用同样方法探讨出的其他士族类似作用，概括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之间又联合又牵制，以维持各种势力平衡的特点，进而体现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总特点，最后上升到门阀政治乃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及皇权政治乃“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的理论高度。 　　当然，任何优秀著作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本书第6页陈亮念奴娇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将“门户私计”的政治限定于东晋，这当然是创见。但是，我们今天来理解“门户私计”，恐怕只应从总的趋势、规律上把握，至于具体事件、人物，则未必毫无例外。 　　试以庾、王江州之争为例。 　　咸和四年（329），庾亮以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自请出镇芜湖。第114页说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第119页分析了军事、地理形势后又说，这时“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合观之，似乎表明庾亮这次自请出镇，“门户私计”极深。可是这里也存在疑点。1.如庾亮动机确实如此，那么他首先不能不考虑当时晋成帝只有8岁，出镇后把他全交给王导，如果王导假成帝之名压制自己，岂不十分被动？其次他还得考虑出镇芜湖究竟有多少军事上、地理上优势可言？当时下游京口有郗鉴，上游荆州有陶侃，江州有温峤。郗鉴与王导交好，陶侃与自己积怨颇深，温峤虽“钦重”自己，然素“忠诚”顶多守中立，而豫州兵力又不强，王导还有执政朝廷的优势，衡量全局，尽管芜湖密迩建康，要说出兵指向建康，又谈何容易，又如何能将王导“困死”。2.说庾亮居芜湖而“掌握朝权”，似乏依据。因《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指的是咸和九年陶侃死去，庾亮取得荆州、江州，镇守武昌以后的事。当时庾亮实力大增，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已被时间冲淡，加上外戚身分，这才略备居上制下，控制朝政，放心黜王导的条件。而在咸和四年，庾亮刚刚上书表示“求外镇自效”，岂能转瞬间即食言，又干预朝政？果如此，便和出入玄儒家风，“风格峻整”的评价相距太远了。 　　由于上述疑点难以解释，所以似乎也有这种可能，即庾亮从整个一生看，固是“只成门户私计”，但具体到咸和四年则有例外。即他的“欲遁逃山海”或“求外镇自效”，的确出于内心惭悔以及舆论压力，而与庾、王之争“门户私计”没有多大关系。本书第106-109页称颍川庾氏本儒学士族，由儒入玄是稍晚的事。所以庾亮“具有玄学表现与儒学内涵”的个人素质。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由于种种因素，在个别时期儒家君臣名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将门户之争暂时淡化，似乎也是可能的。至于他欲起兵废王导，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咸和四年出镇时不一定存在这个念头。这说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偶然性，不必非要从必然性的角度去考虑。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25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1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