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新：评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评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赵立新 刊《台大历史学报》2002年第6期（总29），页223-233 士族与皇权为东晋南朝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相较之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研究多关注于胡族政权的建立、政权性质、胡汉统治阶层的关系，以及汉化历程等课题，同时多以族群冲突或是文化转变为其研究取径。[1]近年来，北朝史在研究取向上逐渐产生了一些转变，或开拓新课题与采取新的研究取径，或厘清特定时期、地域的历史脉络，这些研究不仅取得深入细致的具体成果，其课题与取径更扩展了学界的视野。[2]本书关注的对象为汉人大族与北朝政治，作者藉由揭示大族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推进对北朝士族的形成与性质之理解，并试图对北朝政治过程、权力结构和性质提出整体的解释。 　　本书作者陈爽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先后师从吴宗国、田余庆先生，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本书为其博士论文，原题〈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以北魏太和改制为中心〉，部份内容曾以同名为题发表。[4]在此试为介绍其内容大要，并略抒个人读后的感想。 一 　　全书共八章，〈导言〉提出本书的问题意识及目的在于「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探究皇权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演变历程等层面，汉人「大族」为其具体考察的焦点。除了交待问题意识与论旨的〈导言〉，以及综合各章结论的〈综论〉之外，其它各篇就论述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概括性的整体讨论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 　　第一章〈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在这章中作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为北魏皇权政治如何发展，以及门阀体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又如何。作者从皇权政治的角度，探讨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政治冲突的意义，以及孝文帝藉「分定姓族」重建北朝政治结构，其历史背景的转变及产生的相关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说明至孝文帝分定姓族为止，北魏皇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与鲜卑贵族、宗王共享的阶段，作者认为门阀体制即为此时改变权力结构的手段。 　　第二章〈“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四姓」的含义及北魏分定汉人士族的标准。作者爬梳史料，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并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政治发展的关系。「四姓」的产生即北朝门阀体制的建立，与受到孝文帝重任的李冲有密切关联，同时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不仅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还形成当时皇权基础的政治集团。以下各章为大族个案研究。 　　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个案研究之一〉讨论永嘉乱后至北朝末期范阳卢氏的发展。作为魏晋门阀的范阳卢氏本以宗族整体活动、范围以幽州地域为主作为其特征。在燕魏对峙的局势中，原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卢溥支败亡，宗族的整体性被打散，造成后来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各自显达的发展。北魏前期先后透过与崔浩、李冲联姻，进而与皇室联姻而成为当世大族的是卢玄一支。然而，随着范阳卢氏于孝文帝时臻于极盛，其宗族发展却也显露衰败迹象。卢氏以京师为主要发展地域，渐渐疏远与乡里的关系，旧有宗族观念与秩序松动，造成门风衰败。此外，作为门风另一重要条件的家学，此时也逐渐式微。其它卢氏旁支家族也产生个别官宦显达的人物，却都与着房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经过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政权再合而为一，卢氏宗族面临更为钜烈的分裂及房支地位的重新洗牌。从北朝末期至唐代，范阳卢氏各支的发展虽然再趋合流，却成为一个宗族组织松散、各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 　　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 　　第六章〈《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个案研究之四〉，主要讨论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作者认为《关东风俗传》记载的大族，依其活动地域可分为青、齐和赵、魏两类大族，主要地域分别为黄河、济水一带以及河北地区。北魏末年变乱频仍，大批河北士民南迁青、齐地区，造成所谓「土客」冲突，进而引起流民与土民血腥仇杀的邢杲之乱。魏末当政者剥夺邢杲等争取生存空间的河北人士，使河北大族转而寻求新的政治领袖，成为六镇军阀高欢的支持势力之一。尽管如此，两大地域豪族的力量并非十分强大，相反地，由于魏初平齐削弱当地大族，使得魏末变乱中的青、齐土民多属下层吏民且为小规模的活动；流徒的河北豪强也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及宗族结构变化的影响，政治与军事的力量有限，无法自立故转而寻求支持其它政治人物。 　　第七章〈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综论〉。综合前述讨论，藉由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等概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课题。最后总结，「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 二 　　作者在提出进一步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并能兼顾深入剖析史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细节。此处提出本书的两点长处，其一为对既有课题提出新的观察与诠释；其二为运用或发展了前辈学者的工具概念。 　　首先，作者并不认为北魏皇权体制自始即已自我完善，北魏政治的性质是由部落贵族政治逐潮朝向皇帝专断的皇权政治发展，作为皇权奥援的门阀体制可视为一中间阶段。其次，作者跳脱了胡汉冲突或文化转变的传统取径，而将北方汉人大族置于其与皇权政治的发展脉络下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见个别地方大族如何藉由政治力量以崛起成为士族，另一方面则藉由大族的崛起以考察北朝皇权的发展过程。在此脉络中，孝文帝临朝是皇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为重建北魏皇权体制，改降五等、分定姓族等为其手段。孝文帝定姓族的意图，作者认为在于融合北魏宗室与汉人士族、士族与非士族，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其作用则为促成宗室为主、士族为辅的门阀体制之建立，使士族与皇权结合，并藉此体制以稳定皇权政治的发展。 　　除了探究皇权政治的正面发展，作者另由皇权政治的反面作用来解释北魏后期的政治动乱。依据作者的看法，孝文帝的政治改制不仅促使皇权的提振，更为北魏后期政治动荡、乃至东西分裂埋下前因。孝文帝身后皇权政治似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原本作为皇权羽翼而进入政治社会核心的宗室诸王取代异姓贵族成为皇帝的新对手。因此，北魏后期诸帝力求废黜宗王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在朝廷援立党羽恩幸，疏忌宗室成为后期政治的特征，遂使各种势力竞逐统治权造成北魏后期政争不断。（页32、36）以宗室与士族为主体的门阀体制促生了官僚体制的「文武分途」，进而产生「重文轻武」的风气，引发包含「六镇之乱」等武人阶层的反动。（页40）无论是皇帝与宗室间统治阶层的权力矛盾，或是文武官僚间的冲突，各个士族几乎都无法成为一股自立其外的势力，而需依附其它政治力量方能存续（页34、80）。以往的研究强调士族为自立于政治系统以外的社会阶层，具有政治力量无法干预的社会力量；然而本书呈现了北朝士族依附政治的性格，甚至必须援引政治力量方能提升及确立其社会地位。此一重要见解，应可作为重行理解北朝士族的基础。 　　本书进一步重新检讨北朝门阀体制下，汉人大族「四姓」的分类、组成和建构。作者将「大族」分为地方豪族与名家大族两种类型，所谓「世族」即指后者。[5]书中指出关于汉人大族的「四姓」，唐宋间流传两类分法。一种以为指士族的四个等级，即「郡姓」：膏梁、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或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另一种则是指四个具体的家族，即唐代的崔、卢、李、郑，外加太原王氏。（页43-44）唐长孺曾析论前一种，认为孝文帝所定的「四姓」即「四海大姓」、「右姓」，这种区分也是依据先朝官爵和入魏官爵两种标准所规定的。[6]本书则提出质疑，为何唐代士族熟知后一种说法，却只有少数人通晓前一种分类观念？分别汉人士族地位高下的两个标准又该如何协调呢？ 　　作者认为柳芳《氏族论》述「四姓」应源于孝文帝诏令，但是否如柳芳所称「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般硬性规定，作者则根据另一诏书「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并透过比较汉人与鲜卑姓族，从而得出「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页48）作者又考证出汉魏间以「四姓」代称外戚或地方大族并不拘数量是否为四的传统，具备泛指大姓的意涵。（页58-59） 　　然而，孝文帝为何选取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个家族作为汉人姓族的核心？孝文帝选择「四姓」的动机，原意在将汉人士族与宗室贵族融入同一个婚姻圈，作者认为如此既能提升宗室的社会地位，又能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统合为一个社会阶层以作为政治基础。当时贵显的李冲并非魏晋旧门之后，然而在其积极交结下，陇西李氏与被视为旧族的崔、卢、郑、王四姓累世通婚，并称四姓或五姓，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四姓则是透过与当朝显宦、宗室和帝室等权力治核心集团的联姻关系，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五姓之间及五姓与皇室间长期而稳定的婚姻关系，形成一个政治性的婚姻集团，成为北魏皇权政治的坚实基础。（页69） 　　再者，南北朝至唐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族如何存续及发展，是学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作者由四个个案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孝文帝时的汉人世家大族的发展已逐渐趋向「双家」──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发展模式，并且有类似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现象；前者乃借鉴Wolfram Eberhard提出的模式，后者则推进了毛汉光先生的研究。作者还受到毛汉光先生研究唐代士族不同房支的启发，强调此时士族的发展也不应仅仅视其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整体的士族其下还有个别房支的差异。[7] 　　Eberhard所描述的「双家」模式乃是受到欧洲史城市中产阶级(burgers)模仿贵族(noblemen)的模式启发，他认为士族之家通常拥有一个由田产围绕的居处(country-seat)，同时拥有另一个位在城市的居处(city-house)；在乡里者被认为是家族的经济后盾，使他们累积足够资本，教育下一代成为城居官僚(officials in town)所需的知识，进而前往城市或首都的士族社会中，透过婚宦发展其家族。因此，Eberhard将士族分为城市(city-branch)与乡里(country-branch)两支，前者受后者支持发展之后，反过来保护后者的成员，虽然在改朝换代等大的政治变动中后者较前者更易延续下来。[8]毛汉光认为唐代士族移居长安与洛阳构成所谓的「中央化」(centralized)，他提出三个判准：其一为士族归葬之地，其二为两《唐书》载该士族之籍贯，其三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士族迁徙纪录；亦即比较郡望、归葬地、迁徙纪录和新籍贯。[9] 　　Eberhard所谓的「中古」是一概括的长时段时间，未清楚说明所谓的「双家」概念是否适用于南北朝时期。毛汉光提出的「中央化」现象则是以唐代士族为中心，其基础是促使地域菁英集中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官僚选用制度。作者则认为早在北魏时期北方士族的不同房支便已有「双家」发展的趋势，并且产生「中央化」与「官僚化」现象。作者概括北朝时期的「双家」发展模式为大姓成员少时多居于乡里、壮年游宦至政治中心，晚年致仕后再返回乡里。（页203）书中所谓「中央化」系指游宦于京师的士族由于长期滞留、甚至定居于政治中心，逐渐疏离乡里并失去宗族奥援和经济基础；失去社会、经济基础的士族仅能凭借朝廷赋予的条件──官宦及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关系继续发展维持其地位，加深了依赖政治系统的「官僚化」性格。[10]北朝士族由「双家」模式到「中央化」、「官僚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凭依政治力量确保其社会地位，却逐渐与宗族疏远并失去地方根着性，不再具有地方大族的性格。这是大族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后的结果。 　　作者还对南北朝至唐宋间新旧士族的转变提出概念性的看法。作者认为，孝文帝建立门阀体制的政治举措对北朝山东大族而言是一次「再生」，使山东大族的地位能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同时也是促使士族体质改变的先声。依据作者看法，随着皇权干预的减少、科举教育的普及和门第观念逐渐淡薄，传统的南北朝士族才逐渐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退出，为新的科举制度出身之官僚所取代。这一点实有助于理解唐宋之间士族阶层性格及组成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三 　　尽管本书具有相当清楚的问题意识，并能关照整体与个案、深入思考相关课题，不过仍有可商榷之处。就世家大族的部分而言，作者虽然说明了本书论述重点在「太和四姓」（页9），实际上所论者涉及「四姓」扩大后的七姓十家即唐代「禁婚家」──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从这些家族中，作者仅选取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三家及部份河北地方大族进行个案研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因被断定为太和以后才加入此一婚宦圈，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书中也未探讨清河崔氏、陇西李氏两家的个案，为何略去以上诸家作者未作详细交待。 　　就本书选取讨论的卢、郑、王三姓士族而言，仅荥阳郑氏被视为「典型的汉魏旧族」。（页135）依据唐长孺等学者的提示，汉与魏的大族应予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东汉「旧族」具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是指连续三代曾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宦之家才够资格。由于此时郑氏家族的先世谱系有讹误，加以当时普遍有伪托郡望与先世的风气，涉及其家族是否三代以上累世为宦，颇有疑点，反映郑氏谱系并非完全可靠的。因此，孝文帝和李冲均与郑氏联姻，不应单从攀附旧族的可能性来探求其动机，是否应由其它角度来探究孝文帝等选择郑氏的可能原因？此外，作者虽然描述「中央化」的北朝士族逐渐断绝与乡里的关系，同时加深了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形成「官僚化」的现象，藉此说明士族的官僚性格。日本学界曾争论此一时期士族的性质，大体分为「寄生官僚」和「自立贵族」的两种见解，作者此处看法接近「寄生官僚」说，若能讨论并修正其说的适切性，应更能加深对北朝士族的性格的了解。[11] 　　除了探讨社会史对象的地方豪强、世家大族，本书关注的主要焦点为北朝政治，尤其是所谓的皇权政治。不过，书中运用皇权政治一语似乎仅为贵族政治、宗王政治等词语的相对参照；皇权似仅仅指涉专断的政治力量。北朝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统治阶层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作者若能稍微界定皇权政治一语，应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汉人大族在北朝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12] 　　关于论文格式方面，某些注释不够准确。例如本书多处引用伊佩霞(Patricia B. Ebery)的The Aristo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一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3]如页75注2，页77等处，均未注明引用页码，甚至失注出处；所引内容均见于周一良先生的书评，如系转引应予注明。[14]排印方面偶有问题，如页103最后一段，「北魏后期卢氏『着房』的显达仅限于个别成员」，根据文意「着房」似应改为「旁支」。 　　尽管提出上述问题，但是并非据以苛求作者，而是希望能够实现更为理想的学术对话。作者善于运用学界已有成果与研究工具，对既有的历史知识提出疑问并进行深入讨论，本书推进了对北朝政治社会的构成及其演变的理解，兼及实际个案和整体概括，其贡献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或可期待作者对相关课题提出更多具启发性与细致的讨论吧。 （赵立新：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32页。 -------------------------------------------------------------------------------- [1]如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参见陈弱水，〈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新史学》 8.1 (1997/03) : 161-168；谢伟杰，〈李凭著，《北魏平城时代》〉，《新史学》11.4 (2000/12): 123-129。蔡宗宪，〈侯旭东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新史学》13.1 (2002/03): 207-216。 [3]作者简介参见http://www.xiangyata.net/old/personal.htm。 [4]第二章曾发表于《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第四章发表于《原学》第4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6）；第七章发表于《学人》第9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 [5]此处援引唐长孺的分类方法，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61-162。 [6]参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7]参见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189-234。 [8]这里需注意的是，Eberhard对士人家族形态的概括性描述并非仅以中古时代为限，而是下延至明清时期。见Wolfram Eberhard, “Feudalism and Gentry Society,”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2nd rev. ed., (Leiden: E.J. Brill, 1970), pp. 44-46。 [9]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245-246。毛氏说明「中央化」的意义为：「具有地方性格的郡姓『新贯』于中央地区并依附中央的现象」；同文，页337。 [10]毛汉光认为「官僚化」的意义为「〔士族〕代表性的性格转变为纯官吏性格的现象」，见氏著，〈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页337。 [11]矢野主税主张六朝士族依赖政治力量的「寄生官僚」说，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等学者则认为六朝士族是一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社会阶层；相关讨论可参见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59-391。 [12]关于北魏「国家」（或政权）的形成与性质，可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尤其是〈导言〉。康先生即指出，由于北魏政权的「征服」性格，使得汉人士族终究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鲜有掌握军事力量的机会；见同书，页25。 [13]Patricia B. Ebery, The Aristo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4]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19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