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帖】第二节 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二年——傅恒的生平（二）

全篇名：有关红楼梦的若干猜想 全篇第一部分：关于红楼梦本事、写作年代及作者的猜想

第一部分第四章：傅恒的生平（二）

本贴题目：

第二节 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二年

本帖内容提点

傅恒的仕途起步，真实的诠释了什么叫“我的起点是别人的终点”。从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二年短短八年间，傅恒已经完成了从蓝翎侍卫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跃升，而这仅仅只是傅恒仕途的开始。

傅恒幼年及少年事笔者尚未见有史料记载，但傅恒如此出身，必得良好的教育。依据现有史料的只言片语，笔者推测傅恒的父亲李荣保当是在其很小时便去世了，因此在傅恒幼年时，其亲姐富察氏便自觉更多的承担了对傅恒的教养之责，以期为母分忧。而当傅恒迈入青春期之时，雍正的意外去世，使得富察氏突然一下又成为了大清皇后，身份的巨大转换必将促使姐姐富察氏对于傅恒的人生之路又有了新的期望。而且刚刚继位的乾隆帝，也无须再有当皇子时怕被人诟病“市恩”“培植势力”“结党”的顾虑，理所当然的要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以备未来之用，此时十五岁的傅恒，不大不小，刚刚好。乾隆与富察氏二人伉俪情深，乾隆帝爱屋及乌很可能也会对傅恒的成长十分关心，并且似乎傅恒亦深得皇太后的喜爱，傅恒不仅仅是出生在罗马，而是他的家本就拥有罗马。

据《满汉名臣传》卷四十五记载，傅恒于乾隆五年（此时傅恒十九岁）授蓝翎侍卫，历迁头等侍卫，七年授内务府总管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八年擢户部右侍郎…….与上帖乾隆《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诗提到的傅恒从侍卫起步的记述一致。笔者查阅清代关于傅恒资料，最早的条目亦是从乾隆五年开始，因此叙述傅恒的生平不妨就以乾隆五年开始，以年份进行推进。

第二节 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二年

傅恒的仕途起步，真实的诠释了什么叫“我的起点是别人的终点”。从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二年短短八年间，傅恒已经完成了从蓝翎侍卫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跃升，而这仅仅只是傅恒仕途的开始，甚至还不大够格最终写进有关傅恒的历史……

傅恒最早被授予职位可能是蓝翎侍卫，笔者依据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网上的奏折目录，在乾隆五年闰六月十四日，傅恒已为乾清门蓝翎侍卫，并且乾隆特别要求内务府总管海望"办理赏给傅恒一处住房"——因为傅恒要在上书房读书，住远了耽误学习。可见乾隆十分关心傅恒的学业，此时傅恒已经十九岁，马上进入“弱冠”的成年阶段，乾隆帝不仅授予职位，又为其读书上进提供优渥的条件，这等待遇堪比皇子，足见乾隆帝对傅恒的用心之深。在此上谕十天之后，傅恒从六品的蓝翎侍卫补放为五品的三等侍卫，且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史料中暂未见到乾隆六年关于傅恒的记录，估计此时傅恒已非“御前侍卫上行走”，而成为正三品御前侍卫了。因为在乾隆七年六月廿五，傅恒即是以御前侍卫身份补授内务府总管（正二品）。

乾隆八年十月二十，傅恒由内务府总管迁为户部右侍郎。台湾史语所《内阁大库资料》乾隆九年二月十三日的一条记载，似乎可以看出此时傅恒在户部的一些工作。

乾隆九年二月十三日 傅恆等 督理京省錢法戶部侍郎 奏明寶泉局並無遺漏刷卷冊內款項緣由

（台湾史语所 内阁大库资料）

可以看出，初到户部，傅恒的官职是“督理京省錢法戶部侍郎”，那么什么是“督理京省錢法”呢？

笔者查阅《历史档案》杂志，在1997年第3期27页，有《命和珅金简督理京省钱法敕谕》一文，可做参考。

这条敕谕把“督理京省錢法戶部侍郎”的职责讲的很清楚，估计三十多年后和珅的“督理京省錢法戶部侍郎”职责与乾隆九年傅恒的职责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傅恒此处奏事的内容是事关宝泉局的。宝泉局为满清钱币铸造局，据记载，宝泉局位于东四四条83号，为明清户部所属铸造钱币的工厂。清代宝泉局下属东、西、南、北四作厂，全部位于东城界内，管理铸币工作。

《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有《职官表联句》诗，诗中“泉源义取水流长”即是对宝泉、宝源二钱局的描述，此句诗后小注“三库主财用出入，国朝皆专派亲信大臣掌之。宝泉、宝源二钱局主鼓铸，户工二部右侍郎掌之。其三库司官及钱局监督由各衙门保送引见，恭候简用”

由“宝泉、宝源二钱局主鼓铸，户工二部右侍郎掌之”可知，傅恒在户部的起步就是管理宝泉局，负责管理铸币这样重要的事务。

而负责户部事务，管理钱局、管理三库，与钱打交道，也成为了傅恒日后在国家事务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有关铸币的工作，似乎曾被傅恒家族长期把持，钱局的许多重要岗位，都曾由傅恒负责引见。福康安等人在入仕的初期也曾任职铸币相关事务职位（福康安还曾参与事关铸币的云南采铜事项）。傅恒家在乾隆朝号称“富甲一方”“奢贵无比”，其豪奢的生活估计仅靠俸禄和皇帝赏赐恐怕是难以满足的，而掌握乾隆朝财政大权，正是其家的支撑所在。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折目录有“乾隆九年五月初三，傅恒母亲亡故著赏银五千两办理后事事”，傅恒与孝贤皇后的母亲大概去世于乾隆九年五月。

乾隆十年六月初九，命户部侍郎傅恒在军机处行走。

户部右侍郎，是傅恒入仕初期干的最长的一个职位，直到乾隆十一年似乎还仍在这个位置上。另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折目录，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有“军机大臣傅恒字寄讷亲......”,可知此时傅恒在军机处非实习的“行走”了，已正式成为军机大臣。

而在本年（乾隆十一年）十月，发生了一件与傅恒相关之事，事看起来虽不算大，但是却颇耐寻味。

这件事就是——御史万年茂，参奏学士陈邦彦、于振在当年八月瀛台赐宴之日，向户部侍郎傅恒屈膝请安。

让我们先看看《清实录》中关于此事的记录。

十月

癸未

○大学士等奏、据御史万年茂、参奏学士陈邦彦、于振、于本年八月瀛台赐宴之日。向户部侍郎傅恒屈膝请安一摺。臣等查问陈邦彦、于振、俱云并无此事。及询其同班裘曰修、董邦达、亦云未见。至万年茂指证之大学士史贻直、尚书王安国、皆系大臣。若果有见闻。岂有不行具奏之理。是该御史所奏。毫无实据。应请交部察议。得旨、朕前览万年茂参奏陈邦彦、于振、一摺。在伊以持国体为言。朕因关系陈邦彦、于振、二人之名节。而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彼日即召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王安国、面询以此事之有无。刘于义等三人。咸以为子虚。而王安国则以为传闻彼二人实因错认。臣亦听得此语。而实未目睹。朕复令大学士张廷玉、讷亲、查问。今据奏称事属诬捏。请将万年茂交部察议。朕思陈邦彦、于振、皆系废弃之员。因其尚娴于文翰。复用为词臣。以备编纂之任。伊二人年已迟暮。亦当自知无进取之阶。岂尚希冀升迁。而求荣含垢乎。即使躁进患得之心不息。思献媚以侥幸。则凡谄媚于人者。必在暮夜幽僻之时。焉有于大廷广众之中。而为此忍耻屈膝之事。以自召讪谤者乎。在傅恒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然官不过侍郎。地未参密勿。较之大学士张廷玉、讷亲、被朕任用已久者实异。设使陈邦彦、于振、献媚干求。亦当在彼而不在此也。且即大学士张廷玉、讷亲、为朕素所倚任。亦不过赞勷机务。至于用人之际。朕自主之。伊等亦必俟询问其人之贤否。然后据实陈奏。初不能以己意为进退也。即在廷大臣。于召对之时。从不敢援引所私。此举朝所共知者。朕何如主。岂委用人之权于臣下者哉。况是日侍宴之时。诸臣齐集。众目难掩。朕将此询问张廷玉、讷亲、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等。咸称未见。亦无所闻。惟王安国奏称臣未看见。但听人言二人错认。而万年茂又称王安国亲见。若果如所奏。则王安国蹈欺君之罪矣。万年茂又称、听说史贻直彼时曾面责于振不是。不知于振说甚么。只见史贻直怒目看他等语。史贻直与于振。朕知其向有亲谊。果见其如此行为。必将为之容隐。或于私第责让则有之。岂肯于大众之前。显揭其短。既已对众斥责。史贻直身为大学士。何敢隐而不奏乎。今若因万年茂牵引口舌之事。派王大臣、令大学士尚书质问。国家更无此体矣。伊此外又牵引学士讲读编检多人。且伊所牵引之人。亦称陈邦彦等错认人了。夫错误人所难免。万年茂既称为错。何以又将周长发等举出为证乎。伊之情词闪烁。非遁即支。而信口捏饰。污人名节。所关已非浅鲜。乃犹缉缉翩翩。假他人之口。以文其影射之工。牵引大学士尚书等官。思兴大狱。其心甚不可问。从前湖广余铨、出身不正一案。万年茂奏称、素不认识余铨。并与彭维新亦未谋面。而彭维新私将伊名填写文内、咨送吏部等语。朕令大学士等询问彭维新。彭维新奏称、本年二月内。湖北人佥云、余铨系程姓世仆。不当与会。并将余铨姓名涂抹。其时万年茂身为会首。屡为附和。不得诿为不知。且万年茂托人准出结官先行检举之呈。更不得诿为不知。反奏称与余铨远隔、不知实据。巧为辞说。为余铨出脱。欺罔反覆。情状毕露。至臣与万年茂未尝不相见。即如前二月内、祀神宴会。则竟日晤接。彼此交揖团拜。今奏称与臣未曾谋面。又未尝与臣一揖。诞幻倾险等语。彼时朕因此案现在行查。且系口舌之事。有关大臣言路之体。暂存未发。今伊所奏之事。与前意相同。又系诬蔑词臣。且余铨一案。该省已审明家仆是实。则万年茂反覆狡诈之处。百喙难辞。著交部一并察议具奏。寻议、万年茂照奏事诈不以实例革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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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一下此事的大概经过是：

御史万年茂、参奏学士陈邦彦、于振，于本年八月瀛台赐宴之日。向户部侍郎傅恒屈膝请安。但调查的结果是查问陈邦彦、于振，俱不承认有此事，询问同班裘曰修、董邦达也说没看见。乾隆第二天即召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王安国面询以此事之有无。刘于义等三人仍回答没看见。王安国的说法是，没看见此事，但听说了陈、于二人认错人这件事。乾隆复令大学士张廷玉、讷亲查问。查问的结果是：事属诬捏，请将万年茂交部察议。

为此乾隆得出自己的结论，说陈邦彦、于振二人，不过词臣，如果献媚，亦应当在无人之时，而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况且在傅恒身为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然官不过侍郎，是不值得献媚的，要献媚也要献媚张廷玉、讷亲这样的重臣。又反问大臣自己是委用权臣之君么，献媚大臣就能得到好处么？

乾隆称，当时在场大臣们都称没看到，且没有听闻此事。只有王安国奏称“没看见此事，但听说了陈、于二人认错人这件事。”而万年茂称王安国亲见。”乾隆认为，如果真如万年茂所奏的话，王安国则为“欺君之罪”，言下之意即王安国不并敢欺君。

而针对万年茂在奏折所说的另一个情况“听说史贻直当时曾面责于振不是。史贻直怒目看他等语。”乾隆帝对此的结论是：朕知道史贻直与于振是亲戚。史贻直如果见于振有献媚行为。必将会为之容隐，或者在私第斥责他，不会在大众之前揭其短。而且史贻直身为大学士，如果真的在已经在大众前斥责于振，怎么敢隐而不奏。如果今天因为万年茂引发的口舌之事，派王大臣将大学士、尚书找来质问，国家体统何在。况且此事牵扯学士讲读编检多人。且这么些牵扯之人都称陈邦彦等错认人了，错误嘛，人所难免。万年茂情词闪烁，污人名节，假他人之口，含影射之心，把大学士尚书等这么多官员都扯进此事，是想借此让朕兴大狱么?其心甚不可问。

又翻出万年茂往日办事的失误对其指谪，最后寻议将万年茂照“奏事诈不以实”之例革职。

虽然此事最后的定性是万年茂诬告，但从中不难发现，乾隆和大臣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首先是如果未有陈邦彦、于振向傅恒屈膝一事，万年茂为什么要冒险参奏？而且还说出了“王安国亲见”，“史贻直当时曾面斥责于振”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撒谎，他不考虑这些大臣与他当面对质么？

从乾隆自己得出的结论来看，对此事推测远多于调查。万年茂称王安国亲见，王安国对此的回答颇有意思，他不是像别人回答说没看见也不知道此事；而是说没有亲见此事，但是听说过，认为是陈、于二人错认了人——这其实间接了承认确实有屈膝这件事，但事件性质却完全不同，因为陈、于二人并非要向傅恒屈膝，即使真的屈膝了也只是认错人了。而乾隆完全就相信了王安国的话，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王安国如果看见了说没看见，属于欺君，他应当不敢；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万年茂没看见，就妄称王安国亲见，那万年茂亦是欺君，乾隆凭什么推断王安国不敢欺君而万年茂就敢欺君呢？

另外一点，万年茂称史贻直曾面责于振不是，乾隆却连调查都不调查，直接以自己的观点推断史贻直应当在私下责备于振，而不会在公众场合，如果史贻直当众斥责于振，其身为大学士不会不奏。而判断此事真伪最简单的办法的就是当面问一下史贻直，乾隆却以“今若因万年茂牵引口舌之事。派王大臣、令大学士尚书质问。国家更无此体矣。”这个极牵强的理由拒绝了。

乾隆然后又称“伊此外又牵引学士讲读编检多人。且伊所牵引之人。亦称陈邦彦等错认人了。夫错误人所难免。”，这里其实乾隆的意图已经表达的很明显了，就是觉得此事牵连人众多，大家都是在集体的心照不宣的说一次假话，而最不识时务的就是万年茂这一个人，所以最后最佳的处理方法只能是让说真话的万年茂一人败给了说假话的全体。

分析此事并非为了讲述官场的潜规则和如何揣测圣意，而是为了描述一下年轻的傅恒此时的身份位置。此时的傅恒年龄不过二十五岁，却已身为户部侍郎且在军机行走，皇帝的小舅子，皇后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显赫的家族，这些身份标签都预示着傅恒前途不可限量。这样的身份有人献媚，甚至是朝中大臣献媚，其实也不足为奇。人人都知道年少得志最容易被人捧杀，傲慢与轻狂是年少得志的大敌。但是对于傅恒，似乎所有大臣并不想参与到对其的评价中。

因此当发生了向傅恒屈膝事件后，不知道万年茂出于何种目的，只有他向皇帝打了报告。也许万年茂报告的目的并非针对傅恒，估计也不敢针对傅恒，仅是对陈、于二人的行为表达单纯的鄙视和抗议，但是已势必牵扯到在场的许多人了，为何当时在场的人都选择了说谎，而乾隆皇帝也心照不宣的默认了众人的谎言，只治万年茂一人的罪？

笔者觉得主要原因是，万年茂实际挑战的是傅恒与皇帝特殊关系的定义。应该看到，傅恒虽然是此事的当事人之一，但却在整件事中（至少从上谕内容来看）是很超脱的，既没有对傅恒的询问与调查，也没有傅恒对此事的答复。大臣都说陈、于二人看错人了，可以说把傅恒撇的很干净，似乎与此事并不相干一般。为什么所有大臣都极力说谎为傅恒撇清与此事的关系呢？笔者觉得那是因为，傅恒此时的教育与成长问题都是皇帝一手负责的，乾隆数年后的上谕称“培养陶成”傅恒和上文关心傅恒学业也都表明了自己对傅恒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傅恒是否年少轻狂和不可一世，作为第一培养人的皇帝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看乾隆在得知陈、于二人对傅恒屈膝后，说“陈、于二人身份不过词臣”，言下之意，二人不算是什么重臣，以傅恒的身份，这等人即使对他献媚不很正常么？当然皇帝的话是不会这么说的，场面毕竟要过得去，而且傅恒毕竟年轻，在众人前有谦逊的印象也是必要的，皇帝特地为傅恒说话，称“在傅恒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然官不过侍郎。地未参密勿。较之大学士张廷玉、讷亲、被朕任用已久者实异。”说的轻描淡写，好似傅恒位置还未特别重要，但是如此年轻已经隐隐与大学士张廷玉、讷亲相比较了，实则皇帝对其的培养与教育负责已经表现的很明确了。

因此傅恒的行为恰当与否，最有发言权资格的就是乾隆本人，傅恒的评判应当交予皇帝自己，万年茂正是超越了这条线，而朝臣集体说谎，正是为了维护皇帝对傅恒的评判权。在陈、于对傅恒屈膝这件事上，不管是否真有其事发生，乾隆都认为是不大的一件事，傅恒没有什么失当的地方；而万年茂不知出于何目的，将皇帝重点培养并负责的人员的生活，拿到了台面来说，分明是越权了，因为能对傅恒这种被皇帝重点培养的人员进行评判者只应是皇帝，万年茂貌似参奏陈、于二人，其实挑战的是皇帝的评判权，再上纲上线的话那就是对皇帝任人权力的质问——即乾隆任用傅恒到底是“惟才”还是“惟亲”，这是不能为皇帝所允许的，而群臣之所以说谎，皇帝之所以默认群臣的谎话，正是为了维护权力的权威，万年茂如此挑战权力，因此受到罢黜也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以看出，傅恒在当时已经是皇帝指定的培养人了，朝臣对“傅恒与皇帝特殊关系的定义”认识都很明确，傅恒的行为是否恰当，甚至都不是朝中大臣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一旦表达不好，就会给皇帝扣上任人唯亲的帽子。傅恒的问题只需皇帝一人负责就好，某种程度上不夸张的说，傅恒的师傅就是皇帝本人，他由皇帝培养，由皇帝负责，别人不能也不允许参与到对傅恒的培养中。由此一事，年轻傅恒的地位即可见一斑，未来的地位亦可想见。

乾隆十二年二月，傅恒在上谕中的官职是户部左侍郎，三月，以户部左侍郎升为户部尚书。十月，赐御前大臣傅恒在紫禁城内骑马。

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二年，八年间傅恒的晋升之路如开挂一般，但这却只不过是傅恒仕途的起步而已。

-【第50帖】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