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莱克维茨：晚期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

晚期现代社会的危机——社会理论能做什么？

[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德]哈特穆特·罗萨著

郑作彧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晚期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

文/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

译 / 郑作彧

不论是哪个阶段的现代性，它们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一开始大家都对偶然性的开启抱持着乐观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现代性便开始浮现出内在的矛盾和不足，开启的机会变成一种新的压迫，开始封闭住偶然性，于是人们便开始提出批判与吁求创新。资产阶级现代和工业现代都是这样开始与转变的。就连晚期现代也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早先有着确定未来的晚期现代社会在2020年左右达到其发展顶点，接下来会开始步入另一个阶段：要么晚期现代虽然还持续着，但其内在已经出现了转变或长时间的停顿；要么它会转入一个新的形式，一种“后晚期现代”。

当我们说某个阶段的现代处于危机中，因为它显露出不足与问题而遭遇到基本批判时，我们当然不是要说这个现象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如我们在前文看到过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现代性的基本结构。现代社会原则上是一种处于不断修改中的社会，所以也是一种不断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在各种危机中反复兴衰的过程，就是社会的基本存在模式的固有构成部分。但特别的是，每个阶段会显露出矛盾与让人感到不足、因此在某个时间点产生结构转型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密集了。就晚期现代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危机：社会层面的承认危机，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危机，以及政治危机。如果我们从独异性社会的结构特质来看，那么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一般性危机。此外，当下又有另外一种危机出现了：以进步为导向的求新体制的危机。

晚期现代在社会层面上的承认危机是不同社会领域中独异性市场的扩张结果。如果独异化并非仅意指个人获得自由、满足、差异的可能性，而是它本身亦会强化社会期待模式，并且会相应地将该模式加以制度化的话，那么独异化（不论是哪一种至今仍具主流性的独异化形式）就会产生一种根本上的不对称性，亦即有的人会在承认市场上获得了独异的评价，有的人则最后落得一场空。社会事物的独异化会造成获胜者和失败者的鲜明两极分化。获胜者往往可以在所有层面上都累积大量财富，失败者则只会雪上加霜，更加得不到承认。高度的社会承认往往有更高的可能性让主体获得满足感、感觉到自我实现。晚期现代社会的特色，就在于很多领域都有这种“赢者通吃、输者全无”的情况。

最典型的就是“现代化获胜者”和“现代化失败者”之间在经济方面的不对称性。认知—文化资本主义中拥有极高资格的人（例如顶流“巨星”和顶尖国际大厂的雇员）能从其独异性资本中获得极大的承认收益，而相对的表面上可替代性高的一般服务业打工族就只能获得很低的社会承认。这是一种独异性精英主义的结构，它会让在市场上非常优秀出众的人获得相当大的成就与成功。获得高度职业声望的专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职业自我发展，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则相反。职业的两极分化与由晚期现代教育体制所刻画的教育获胜者（亦即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上拥有含金量更高的学历、更独异的简历和竞争力的人）和教育失败者（亦即学历和能力都较为一般的人）之间的不对称性是相对应的。职业和教育的两极分化也会深深影响不同生活风格所获得的承认与主观满足可能性。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不论在终身学习、职业流动还是健康观念方面，都会特别讲究自己是否在晚期现代文化中更为优异，也会自认是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担纲者。这些人能将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种很独异的、很有价值的风格，并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更有可能发展自我，并获得外界的承认。新中产阶级很聪明地知道要为自己和下一辈累积各种重要的资本（例如语言、文化、心理、生理、物质等方面的资本）。相对的，社会对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评价越来越低了，贫困阶级的生活形式在社会上也显得是很有问题的。新中产阶级的个体能追求正当的独特自我价值感，但其他阶级的生活形式就只能在缺乏价值的感受中载浮载沉。

在社会地理学和数字媒体注意力的层次上，也有这种不对称。晚期现代社会的其中一项特色，就是吸引了众多移民和投资者的、由认知资本主义（加上新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处）所构成的大都会，与“脱节”地区在社会空间上的两极分化。在晚期现代中，不只是个人，就连地方和区域也可能会有成功或失败的情况。最后，在数字媒体上能发挥影响力并产生巨大流量的人，和在上面默默无名的人之间也有两极分化。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数字分化。几乎所有人都处于数字网络中，但绝大多数的人只扮演大众的角色，只有少数人是有知名度的“网络明星”（亦即一般所谓的“网红”）能对个人与集体发挥相应的影响力。所有的层次总的来说都会在根本上产生现代化获胜者与现代化失败者，这种情况从21世纪之始就刻画了西方社会及其政治辩论。从各种民粹主义的崛起就可见一斑。

晚期现代的第二种危机牵涉到主体文化。这与自我实现的危机有关，且涉及晚期现代文化的核心。新中产阶级和最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各种制度（媒体、消费、管理/组织、大众文化）都为展现成功的自我实现模式提供了榜样，影响了整个社会。晚期现代社会曾许诺要为主体带来解放，让主体免于受到资产阶级现代与工业现代时期人们常会遭遇到的那种需求宰制和自我宰制，并且许诺要为主体造就一种依自身独异性而来的个体自我发展文化，造就一种强调体验与感受的文化。但晚期现代的这个诺言却产生了主体文化的阴暗面，意思是除了个体有机会能实现自我之外，自我实现也变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生活形式，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个体能自我发展，并且宣扬追求“有趣的生活”的独异生活是成功的。但由于各种系统性的原因，事实上这种生活形式很容易让人感到失望。

主体是否在原则上能拥有体验的多样性，被认为是判断生活成功与否的标准。同时人们也被要求要穷尽各种存在的可能性，要对各种社会事物进行经济化，这也让各种市场产生了获胜者与失败者极端分化的情况，且系统性地为人们带来了失望。晚期现代的生活形式之所以容易令人失望，根本的原因在于晚期现代中的情感的矛盾性：一方面，在讲究正面情感的文化框架中，晚期现代文化强化了主体的情感生活，甚至将之视为生活美满与否的唯一判断标准。但是生活中越来越常出现的失望与失败感也产生了各种负面情绪（愤怒、痛苦、害怕、悲伤、嫉妒……），而且在这个文化框架中人们几乎没有好的方式能表达和处理这种负面情绪。晚期现代文化期待主体不要只为了遵循社会责任与良知而活，而是要去实现自己的存在特殊性。但这件事让主体因高度的自我内在期待而倍感压力，在极端的情况下这造成了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统称为“耗尽的自我”的晚期文化的典型病状。与此相应的，文化批判亦针对这种生活方式如何让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提出诸多批判。

除了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之外，政治方面也出现了危机。晚期现代的政治危机也起因于“独异性”这项社会基本结构。一方面，随着数字媒介科技的兴起，公众出现了特殊化的趋势。组织现代的大众媒介以包容性为基础，但晚期现代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方面出现了个体和集体的独异化。虽然因为个人化的媒介使用模式以及在政治倾向上具有同质型的数字社群的形成，所以政治公共辩论的热潮又再次出现，但这只对各种微观公共领域的多元性方面来说是有益的，对于总体公共领域来说反而是有害的。另一方面，特殊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在晚期现代政治中扮演着一种非比寻常的重要角色。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政党系统中遍布许许多多的小型政党，这些小型政党呈现出窄密、具有高度文化同质性的碎片形式，消解了组织现代中的主要政党。这种“由各种独异性构成的政治”让人们很难关注超越这些特殊共同体的共同问题。最后，晚期现代政治危机也包括了国家的调控能力。虽然竞争式国家绝没有放弃调控，但竞争式国家更多将焦点放在如何提升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动力。这涉及打着“我们已别无选择”口号的动态化自由主义所进行的去疆界化政策。这样一种政策认为全球世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以独异性为主轴的经济市场，这个市场里的一切都涉及建立独有特质与区位优势的挑战。反过来说，一般性的社会基础结构于此都被忽视不理了。

承认危机、自我实现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三者作为社会危机的三个面向，可以总的被视为一般性的危机。对于一个由“独异性”这项社会逻辑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来说，基于一般性（不论是基于社会一般性、文化一般性，还是政治一般性）的评价系统在晚期现代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和力量了，且已经回不去了。所有这三种危机的产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产生的。承认危机起因于“齐平”的工业社会那种讲求包容与成就的规范已经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独异成就的重视。自我实现的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原先古典现代伦理造就的那种具备一般有效性的责任和道德，仍有文化约束力，但在晚期现代中这种文化约束力已经大幅松动了，人们越来越重视单一个人的特殊抱负。政治危机的出现则是因为“为一般民众的福祉而服务”的国家调控功能以及一般公共领域都逐渐消亡了。工业现代因为它对社会的过度管制，以及因为它无法面对独异性，因此最终瓦解了。与此相应的，我们在当下也可以将一般性的危机视为一场考验，考验晚期现代能否续存下去。

总而言之，从21世纪一开始就相当显著的这几种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便已露端倪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性（这种特殊形式的现代性被我称为晚期现代）的危机。就像资产阶级现代和工业现代一样，晚期现代也是会陷入危机的。但重点是，这次的危机不是随便一个现代都会有的危机，而是只有晚期现代才出现的危机，它与资产阶级现代和工业现代的危机都不一样。没有一种现代社会像晚期现代社会一样那么强调独异化逻辑，因为这种逻辑是由后工业、数字化、教育扩张这三者史无前例地、全新地结合起来的结果。晚期现代的问题就自身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如此，当人们面对十多年前公众就已讨论到的危机话语时，还是会想问一个问题：除了晚期现代的特殊危机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还有一些要素造就了整个现代的危机。事实上，有一个从一开始就形塑并推动现代性的观念已达到了（在实践方面的）极限，这个观念就是进步。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自己造成了生态危害。这种危害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产生，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人们又因为目睹气候无法逆转的变迁如何带来各种灾难，所以更强化了这种生态危害意识。这种意识也最明确地表现出一种政治方面的不满，认为现代进步叙事在当代——至少对于当代的西方社会来说——很明显是有问题的了。事实上（且如上所述），社会求新体制和这个体制对进步发展的规范期待是资产阶级现代、（西方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业现代，乃至于当今的自由主义晚期现代的引导力量。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都是不同版本的现代性的“计划”，也都在持续不断地努力让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变得更好。不论是形式理性化（亦即目的效益最大化和权利扩张化）的过程，还是文化化与独异化的过程，都是由“进步”这种规范模式所推动的。

在整个现代史中，一直都存在着文化批判，人们亦不乏对进步感到怀疑，也意识到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人们一般都同意，这种批判与怀疑意识从21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了。关于这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情境，对于气候变迁的争论就是例子（虽然它仅是例子之一）。它表明了一种夹在美好的进步愿景和失去感之间的社会情境。相应的，“失去”成为不断被人们提及的感受（虽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且被吸收进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话语中。虽然美好的进步愿景和失去感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形式的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人们对于失去感的表达（不论这种失去感指的是某些群体或个体真的已经体会到失去了，还是指人们预料到即将会失去某些事物，包括因为对未来有正面期待所以即将会产生的失去）原先只在幕后，但自21世纪开始登上前台成为公共辩论的主题。这些主题牵涉到后工业现代化的失败者如何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与未来，或是个体和群体因为遭受到某些个人造成的或政治造成的暴力而来的创伤，又或是生态灾难造成的可预见的失去。在当代，失去感本身仿佛变成了构成自我认同的其中一项要素，然而这项要素与现代的进步叙事和现代化过程的核心理念明显是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