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从虚构到认同：史前与古埃兰时期的伊朗西南部（长视频文稿底本分享）
来自：𒀭Dennis Ma(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通向财富的城市——苏萨的早期历史（公元前4200——前3100）
从苏美尔世界前往东方的伊朗高原，途径埃兰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尽管后来迪尔蒙（Dilmun）成为重要的海运集散地，但在这个贸易中心崛起之前，埃兰可能是苏美尔人进入东方伊朗高原的唯一通道，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美索不达米亚闻名的影响。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埃兰可分为两个单元，我们可以从埃兰国王苏萨与安善之王的头衔看出这种结构，苏萨（Susa）与安善（Anshan）正代表了埃兰的两部分——扎格罗斯山脉以西的胡齐斯坦和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法尔斯。不过对这两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胡齐斯坦地区的考古，尤其是苏萨地区的考古始于19世纪后半页，因此我们掌握更多的相关资料，因此我们对埃兰的介绍就从胡齐斯坦开始。
在未标注国界的地形图上（图1），胡齐斯坦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区分，这也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胡齐斯坦会成为埃兰德一部分而不是苏美尔世界的一部分。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换一张地图来观察。在这张地图上（图2），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萨与苏美尔世界以及伊朗世界的关系。地图上橙色的三角代表扎格罗斯山脉的山区，而翠绿色的区块则代表沿海的咸水沼泽区，或者叫潮间带。我们可以看到，胡齐斯坦恰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沼泽与扎格罗斯山脉之间的角落里。虽然从苏美尔世界最东部的拉加什和吉尔苏出发到达苏萨并不算远，但古代苏美尔世界交通多以水路为主，因此对苏美尔人来说，苏萨并非十分容易到达的地方，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对胡齐斯坦的联系虽一直存在，但从未像苏美尔世界内部那般密切。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众多河流从扎格罗斯山脉流出，经过胡齐斯坦汇入波斯湾。胡齐斯坦的居民可顺着这些河谷方便地进入扎格罗斯山脉深处。因此，这一地区自古便与东方的伊朗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比如在战争时期，埃兰人常放弃平原领土，退入险要的扎格罗斯山区，待敌人撤退后再重返平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苏美尔文明诞生初期，埃兰无论是作为一个地理、文化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族群或国家概念都尚未形成。虽然这么说，但并不意味埃兰无人居住。实际上，胡齐斯坦的定居历史与美索不达米亚很多名城不相上下。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胡齐斯坦的古代聚落乔加米什（Chogha Mish）便出现了一座小型纪念性泥砖建筑，这与埃利都最初的恩基神庙几乎同时代。
然而，乔加米什并未持续繁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胡齐斯坦地区的中心逐渐迁移到了我们更熟悉的埃兰历史名城苏萨。从考古学的角度，史前的苏萨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苏萨一期、二期、三期。其中，苏萨一期的年代上限大约是公元前4200年，尽管苏萨的定居历史可能更早，但目前由于发掘活动的限制，我们对苏萨更早的历史还知之甚少。
即便是苏萨一期挖掘面积也很有限，目前已发现的重要建筑包括一个大型墓葬土丘，这是一个由众多墓葬沉积形成的大型集体墓地，其形成的历史早于苏萨一期。到了苏萨一期，这里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纪念性建筑，人们在土丘上建造了一个泥砖平台。土丘北面紧邻一座大型泥砖建筑（图3），据推测是一座高度超过10米的大型阶梯式建筑，其本身又建在一个9米高的土丘上，因此这个建筑高出周围地平线近20米。平台上似乎还建有一组带屋顶的泥砖房间。这座建筑规模颇大，占地面积达到了4500平方米，体积超过5万立方米，远超同时期乌鲁克与埃利都的神庙。若仅从建筑规模来看，我们或许会认为苏萨是当时西亚地区最大的定居区。然而多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对当时苏萨的定居情况了解不足，无法准确推算其居住规模，但估计当时苏萨的面积应当小于苏萨二期早期的10公顷。尽管苏萨的纪念碑建筑必定耗费了大量人力，但在人类历史上，大型纪念碑建筑并不一定与城市相伴而生，苏萨的纪念建筑虽大，但不一定有很多人口，苏萨更可能是苏西亚纳平原的一个仪式中心。
除了大型纪念碑建筑，我们在苏萨发现的印章也能看出宗教的痕迹，目前已发现的印章主要是原型压印以及其造成的印痕，这些印章图像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鸟人主题（图4）。比如一些鸟头人举行仪式的场景，以及鸟人接受周围人的崇拜的场景，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双手抓着蛇得人物（图5），这些奇怪的形象很可能代表神或祭司。后来的埃兰宗教中虽然常见蛇的形象，但却见不鸟人形象，因此苏萨一期的印章可能代表了一种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同时，在苏萨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彩绘陶器，这些陶器表面绘有复杂的几何图案和动物图案，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特别是一种长着弯曲犄角的山羊形象尤为值得注意(图6)，山羊是伊朗高原古代陶器上的常见主题，表明苏萨一期与东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
苏萨一期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结束，紧随其后的是苏萨二期，持续到公元前3100年。尽管学者们谨慎地将其与西方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文化区分开来，但无人能否认苏萨与当时的乌鲁克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我们都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形成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乌鲁克扩张运动。当时，乌鲁克的文化影响波及整个近东地区，苏萨也不例外。在苏萨二期，苏萨似乎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面积从不足10公顷扩大到了25公顷，同时苏萨的文化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当时苏萨最显著的变化是彩绘陶器的消失。在苏萨一期，前面提及的精美彩绘陶器逐渐消失，陶器变成了彻底的实用物品，形状高度标准化且缺乏装饰，这与乌鲁克发现的陶器相似。同时我们也在苏萨发现了大量乌鲁克文化种最典型的陶器——斜唇碗（图7）。这说明当时苏萨与乌鲁克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陶器很可能是由乌鲁克的流动陶匠制作的。
另一方面，滚筒印章也取代了苏萨一期的压印，同时印章图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神秘的鸟人或蛇神等宗教图案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物形象。在这些滚筒印章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参与游行、举行宴会、发动战争、狩猎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景（图8），这些都是乌鲁克印章中常见的主题。此外，所谓的“祭司王”的形象也能在这些印章上看到。图9所展示的是通过三枚破碎的封土印痕重建的一个印章图案，它展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在带角的建筑外用弓箭射击敌人的场景，显然这个射箭的人就是乌鲁克艺术中的祭司王。在图像表现上，这些祭司王通常被突出展现，以彰显其尊贵的地位。这个战争场景的印章可能不够明显，我们可以看图10这个作品，是几个人围绕在一位重要人物身边，这位大人物被描绘得比周围的人高大许多，这显然不是按正常的身高比例绘制的，而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夸大，可能代表了社会身份的差异，这或许按时当时苏萨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
当然关于祭司王的解读还存在很多争议，我们不能过度解读，即便当时苏萨确实由祭司王统治，也不意味当时的胡齐斯坦是由一个以苏萨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所统治。因为苏萨的影响范围相当有限，当时胡齐斯坦还有其他的中心城市，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乔加米什·，他虽然曾遭到短暂废弃，但在苏萨二期再度复兴，也拥有经济管理系统和纪念碑建筑。如果苏萨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型国家的中心，那么乔加米什同样也应被视为一个小型国家的中心。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苏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乌鲁克有密切关系。不过，在印章的图像上，我们也能看到苏萨与乌鲁克的一些差异。苏萨的印章上除了会出现前面提到的乌鲁克常见主题外，也有一些独特的主题，如人们耕种与贮存粮食的场景（图11）、放牧（图12）、行驶的水上货船场景、工作的纺织者场景（图13）等，主要反映了人们生产劳作的画面。这种微妙的差异引人深思，有学者指出，这反映了两座城市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相对于乌鲁克这种资源消费型城市，苏萨可能更多是一座资源生产型的城市。
除了印章，苏萨与乌鲁克的联系也展现在会计系统上。这种系统包括装在空心泥球里的陶筹（图14）以及带有数字压印的账目泥板（图15）。我们知道在乌鲁克这些陶筹和泥板是用于记录资源运输和贮存的，在苏萨这些工具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当时苏萨和乌鲁克共享了一套计数系统，只是与乌鲁克略有不同的是，苏萨的计数系统更为简单。在乌鲁克出现的十三种计数系统中，苏萨只发现了三种。这三种系统分别是计算奴隶和活体牲口的系统、计算口粮的系统以及计算油和奶等液体的容积系统。它们都与劳动生产直接相关。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异也是苏萨和乌鲁克社会差异造成的。考虑到当时乌鲁克的面积已经达到250公顷，而苏萨的面积仅为乌鲁克的十分之一，苏萨社会复杂程度也许不太需要乌鲁克那么多的计数系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萨并没有发现乌鲁克用于计算动物尸体的计数系统，这可能表明在苏萨的家畜较少被屠宰，相比乌鲁克，苏萨的肉类消费量更低。
以上就是目前苏萨二期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肯定，与苏萨一期相比，苏萨二期与乌鲁克文化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但这种联系的程度和性质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
关于苏萨一期、苏萨二期与乌鲁克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给出以下四种可能性：
- 乌鲁克征服并摧毁了苏萨一期的文化，并直接统治了苏萨。
- 苏萨在苏萨一期结束后被废弃，后来乌鲁克的殖民者建立了苏萨二期文化
- 大批来自乌鲁克的移民与苏萨一期的居民共同创造了苏萨二期文化
- 根本没有乌鲁克的移民，苏萨二期单纯是苏萨居民模仿乌鲁克文化的结果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也触及到了对所谓乌鲁克世界体系性质的讨论。就目前的学术趋势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已经不被认可。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公元前四千纪，乌鲁克尚不具备发动跨区域大规模战争和统治的能力，因为当时还未形成成熟的官僚体系和军事系统。而最后一种可能性也较少被学者考虑，我们很难相信在这么密切的文化联系下两地会没有人口交往。
所以关注点还是要落到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上，目前支持者两种观点的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那么在考古学上，苏萨一期到二期之间的过渡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观察到了仪式建筑的毁坏，当时苏萨似乎发生了一场大火，学者们认为当时可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地震。随后就看到了明显的文化转型，建筑风格、陶器、印章、丧葬习俗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前文提及的墓葬土丘不再拥有仪式功能，而是成为了一个居民区，但北面的大型阶梯泥砖建筑还是得到了保留，继续发挥着仪式作用。那么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代表了苏萨居民种族的变化，可能是一场大灾害摧毁了苏萨成，随后一些乌鲁克殖民者来到这里，创立了苏萨二期文化。不过这种理解其实是将物质文化和民族一一对应的思考方式，我们应当注意即便物质文化发生了变革，也不能代表发生彻底的种族变化。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倾向于认为，苏萨二期文化是乌鲁克移民与本土居民共同创建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苏萨居民是否与后来的埃兰人有关联呢？我们同样难以给出确切答案。显然，当时埃兰在文化地域上是不存在的。在苏萨二期，苏萨所在的胡齐斯坦地区与安善所在的法尔斯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当时的法尔斯还处于小型村庄定居阶段，尚未发现大型仪式建筑或大型定居点的遗迹。至少在这一时期，两个地区并未出现文化上的融合，换言之， “埃兰”这一概念还未形成。尽管当时两地可能都存在使用埃兰语的居民，但由于缺乏可阅读的书面材料，这种推论根本无从查证。
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埃兰后来的重要地位在苏萨二期已经初现端倪。如前所述，苏西亚那平原是连接扎格罗斯山脉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键通道，无论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意图掌控伊朗高原，还是伊朗高原的势力企图进军美索不达米亚，苏萨都会成为他们首选的前沿根据地。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阶段，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一直对东方的财富充满向往，而苏萨，正是通往东方财富的大门，苏萨二期发现的玛瑙珠暗示了苏萨与遥远东方财富的紧密联系，也许正是从这里开始，苏美尔人踏上了追寻他们梦中之国阿拉塔的旅程，作为一个交通枢纽，苏萨的光明未来已经隐约可见。
动物大狂欢——原埃兰世界体系 （公元前3100——前2800）
公元前3100年左右，乌鲁克世界体系崩溃，乌鲁克人似乎撤回了苏美尔地区，苏萨的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苏萨三期。伴随着乌鲁克影响的消退，苏萨迎来了大规模衰退，其规模从苏萨二期晚期的25公顷缩减至约10公顷。苏萨三期又分为A、B、C三期，其中 苏萨三期A大约持续了两百年，从公元前3100年延续至公元前2900年。在这一短暂的时期，苏萨融入了一个涵盖整个伊朗高原的更大文化圈，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埃兰文化。
原埃兰文化，简而言之，是一种书写会计文化，与乌鲁克的会计系统相似，都是采用泥板记录账目，同时辅以陶筹和滚筒印进行管理。但与乌鲁克不同的是，原埃兰人使用一种独特的文字，我们称之为原始埃兰文字。此外，原埃兰印章上的图案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让我们先聚焦于文字问题。在20世纪早期，原始埃兰文字被视为埃兰人最早的文字，是后来线形埃兰文字的鼻祖，因此得名原始埃兰文字。可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原始埃兰文字与线形埃兰文字之间的关系始不能确认，因此这种说法变得越来越可疑，当下学界对于原埃兰文化是否与后来的埃兰人有关持谨慎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破译这些文字的语音，亦或者这些文字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根本无法表达固定的语音。
尽管在研究原始楔形文字时学者们也面临类似的困扰，但学者们从不怀疑原始楔形文字与后来楔形文字的关系，因为在考古学中发现了从原始楔形文字到楔形文字发展的完整过程，而原始埃兰文字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原始埃兰文字的部分符号与线形埃兰文字有相似之处，但目前两者之间存在着长达五六百年的发展断裂。仅凭个别符号来确定两种书写系统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可行的。当然如果能够破译原始埃兰文字，我们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那么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目前，学界对原始埃兰文字的破译工作进展缓慢。毕竟这是一种会计语言，几乎所有发现的原埃兰文本都是账目明细表一类的东西（图16），由短语和数字组成，靠这些东西复原文字背后的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幸运的是，原始埃兰文字中存在一些象形符号，且部分符号与原始楔形文字相通，这使得学者们能够大致推测出部分符号的含义。此外学者们对数字的辨析也较为清晰，目前虽然无法读出泥板上的文字，但至少可以大致理解部分泥板所记录的内容。
目前发现的原始埃兰文本，除了极少数可能是用于书写算术问题之外，几乎都是账目表。这些账目表有固定的书写格式，通常会以一个非数字的符号作为标题，很可能是人名或官职。然后列出某种货物的总额，再分别列出各种明细。这类似于我们日常工作中使用的出库单等文件很相似。这些明细表所记录的内容主要涉及食品、牲口和人力资源的调配。尽管还有许多符号的含义无法解读，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账目中并未涉及金属、宝石、木材、石料等贵重资源的交易。
关于书写内容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理解。接下来，确定这些文字的年代成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原始埃兰文字的性质。我们知道，原始埃兰文字和原始楔形文字在符号和计数系统上有诸多相通之处。因此，如果原始埃兰文字的年代较晚，可能意味着它衍生于原始楔形文字；反之，则可能表明原始楔形文字是受其影响产生。当然也可能存在两者年代相仿情况，那么我们则可以认为这两种文字是从一套计数系统中并行产生的两套书写体系。事实究竟如何？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学界普遍倾向认为原始楔形文字出现得更早。
尽管在泥板上压印符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但确切的文字要到公元前四千纪末才出现。原埃兰时期大致被界定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900年之间，但这个时间范围可能前后浮动一百年，因此最大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之间，最早的原始楔形文字书写记录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因此还是原始楔形文字稍早。但我们也看到，这两种文字出现的年代仅相差100年的时间。放射性碳测年的校准结果出现100年左右的偏差其实并不算很多，因此目前这个结果只要年代测定有微小变动都可能改写文字的发展历史。实际上，近年来确实有一些原始埃兰文本的年代测定结果达到了公元前3300年，虽然这种结果没有获得广泛认可，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原始楔形文字作为近东文字起源的地位。
但即便如此，目前学界仍倾向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是近东的文字起源地。这主要是因为公元前四千纪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在城市规模和物质文化水平上都明显高于伊朗，这显示了美索不达米亚有更高的社会复杂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美索不达米亚作为文字起源地似乎更为合理。然而，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建立在逻辑推断上。在前文字时代，陶筹计数系统广泛存在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这一广大地区，伊朗高原有独立的书写起源也不是绝非不可能，所以关于文字起源的讨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说完了文字，我们将目光转向原埃兰的印章。虽然原埃兰人仍然使用滚筒印，但印章上的主题图案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乌鲁克印章上常见的人物活动场景在原埃兰印章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丰富的动物形象，包括狮子、公牛、羚羊、山羊和驴等动物。这些图案采用了一些程式化的表达，如行进中的动物群（图17）、山丘前的山羊（图18）等。关于这些场景的解读，学这们各有解释，有人认为这可能蕴含着特定的宗教含义，另有人指出，这些动物代表了不同部落或家族的图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物的形象在原埃兰印章上消失了，但很多印章上的动物却呈现出拟人化的表现形式。例如图19和图20上出现的这两个印章，一个是带有跪着的驴的图像，另一个则像是长者羚羊头的人。此外，近东的一些经典艺术主题中的人物形象也被替换为动物。比如我们看到的图21这个作品就是将“动物之主”中的英雄形象替换成公牛和狮子的案例，这个印章展示了双手抓着狮子的公牛和双手抓着公牛的狮子两个图像交替出现。除了印章上的图案，动物拟人的表现也体现在部分原埃兰雕塑中，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举着杯子的跪着的公牛作品（图22），以及在私人收藏领域非常著名的原埃兰母狮雕像（图23），这两个作品都以令人惊叹的工艺展现了原埃兰拟人动物的形象。
这种特殊的艺术代表了什么呢？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原埃兰艺术可能在刻意避免描绘人类形象，这或许反映了原埃兰人的一种宗教禁忌，所以工匠们不得不用动物替代人物进行创作。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埃兰文士们为了将自己的文化与乌鲁克文化区分开来而进行的创新。但不管怎样，这种原埃兰艺术的独特风格都代表了原埃兰人拥有独立的文化身份认同。
对原埃兰文化的文字和图像表现都做了陈述后，我们似乎应当将目光转向原埃兰文化的使用者了，原埃兰文化代表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由于我们目前没办法破译这些文字，我们不得不更多的借助考古学来完成这一讨论。在图24中看到的是原埃兰物质文化遗存的分布图。图中红色代表原埃兰文本档案，蓝色代表原埃兰风格印章，从分布可见，原埃兰文化几乎遍布整个伊朗高原。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现的文本档案大多集中在苏萨，发现数量超过1500份，而苏萨以外地区的文本发现总量还不足100份。尽管伊朗高原的考古调查尚不完善，但这样悬殊的数量差距已足够反映出一些问题。
从这份数据上来看，苏萨毫无疑问是原埃兰文化的核心城市。但这种结论却与苏萨的城市定居情况有所冲突。我们说相比于苏萨二期，苏萨三期的定居面积大大缩小，看起来原埃兰时代苏萨正处于衰落阶段，这一时期的苏萨规模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影响整个伊朗高原的中心都市。此外，苏萨三期出现的原埃兰陶器明显显现出受法尔斯地区风格影响，这可能暗示当时有相当的人口从东方的法尔斯流入苏萨。
鉴于上述情况，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东方的法尔斯地区。在原埃兰时代，法尔斯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善作为区域中心迅速崛起，定居面积达到50公顷，成为伊朗高原内部最大的定居点。考古发现表明，安善是法尔斯地区重要的经济调配和手工业生产中心，城市经济可能由一群精英掌控着，因为我们在城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精英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外墙上还有精美的彩色壁画（图25），展现了复杂的几何图案，有趣的是这些壁画无论是从色彩上还是从花纹上都让人联想到今天波斯地毯的风格。此外，到原埃兰时代晚期，安善还修建了一组城墙，圈住了大约200公顷的土地（图26）。有趣的是，目前对安善定居区面积估算，最大也不会超过80公顷，也就是说这道城墙内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无人居住。对于这些空地的用途学界目前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人甚至提议这道城墙之内是安善居民使用大牧场。
以上这些发现都体现出安善与众不同的地位，显然这个时期的安善是一个早期社会复杂体的中心。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重建一个位于法尔斯的古代国家，它从安善崛起，并向西扩展到苏萨，原始埃兰文字是这个国家的行政文字。
这样的历史重建是不是很合理？但它依然不能解决为什么苏萨发现了更多原始埃兰文字的问题。事实上，苏萨发现的原埃兰文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从符号演变的序列来看，苏萨文本上体现出了原始埃兰文字连贯的发展过程，这表明原始埃兰文字的书写演变是在苏萨当地完成，相比于苏萨，安善的文本发现数量则少很多，这究竟要如何解释呢？对此部分学者提出了苏萨是一个重要边境口岸的理论，认为苏萨当时是作为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贸易口岸，由于贸易往来频繁，其相比于安善需要更对文字书写。
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因为目前发现的所有原埃兰文本都是涉及人力资源、牲口和农产品的调配，这些东西都不是远途贸易品，原埃兰文化更像是一个满足国内管理需求的管理系统，那么我们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当时安善有更多的人口，难道不应该是安善更需要书写系统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原埃兰时代埃兰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了。确实安善当时的定居面积是苏萨的五倍，安善有更多人口似乎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并不能仅仅考虑城市本身的人口，因为原埃兰系统涉及的资源调配基本都是农副产品，其与城市周边的农村经济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更广泛的农业社群的人口而不是局限于城市本身。
公元前2800年，乌鲁克的城市面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00公顷，同时其他苏美尔城市也在迅速发展，而与此同时的法尔斯，我们看不傲这样的大规模城市化，而且就城市规模来看安善根本无法与乌鲁克相提并论。这种差距可能表示，伊朗高原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模式下，我们看到的是区域内人口的整体增长，随着聚落数量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城市。但这样的发展过程在法尔斯却没有出现，法尔斯的情况更像是安善一枝独秀。安善的崛起并没有伴随周边人口的增加，反而出现了周边农业定居聚落的荒废。这意味着安善的形成实际上是区域内人口集中的结果，而非人口增加的结果。虽然我们看到美索不达米亚与安善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但社会复杂化结果是相似的，两地都形成了一个单一中心支配周边得经济系统。
纵观原埃兰时代，伴随原埃兰文化在伊朗高原传播的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成片城市群的出现，原埃兰文化的分布是点状的，呈现出一种文化飞地的形态。因此，原埃兰文化的传播与其说是城市化的发展，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即通过文士集团管理的单一中心再分配经济理念的传播。如果说这个文化有一个传播中心的话，那么从目前发现的文本数量来看，无疑是苏萨。确实，在原埃兰时代苏萨的规模有所缩小，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苏萨比伊朗高原其他地区拥有更深厚的书写传统，在乌鲁克时代苏萨就是一个资源调配中心，当时的数字压印泥板显示了一个由文士管理资源再分配的经济系统。虽然乌鲁克的斜唇碗也出现在伊朗高原内部，但数字压印泥板却从未出现在札格罗斯以东的地区，因此在原埃兰时代苏萨人更加依赖文字书写进行记账也很正常。那么这种书写传统究竟是怎么从苏萨一步一步向东传播的呢？
我们或许可以把目光放到更远的东方，在克尔曼我们发现了一处有趣的原埃兰文化遗存，叶海亚遗址（Tepe Yahya）。叶海亚的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在原埃兰时代，叶海亚曾短暂被原埃兰文化占据，其时间不超过150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埃兰文化占领的前叶海亚经历了一段荒废期。这意味着当原埃兰人抵达此地时，叶海亚还是一片废墟。通过对叶海亚周边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原埃兰时期叶海亚周边的农业基础并未恢复。这表明叶海亚当时的复兴，并非人口自然聚集的结果，而是原埃兰文化在有意识地向东方扩张。如果我们继续向东探索，在锡斯坦盆地，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少量的原埃兰文本和印章。然而，当时锡斯坦的整体物质文化风格与原埃兰文化截然不同，这表明锡斯坦并非原埃兰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原埃兰人的活动确实已经触及到了锡斯坦地区。
如果苏萨就是原埃兰文化的发源地，那么原埃兰文化的扩张主要是两个方向（图28）：一是向东南的克尔曼和锡斯坦扩张，这个防线连接了东方绿泥石、绿松石和玛瑙的产地，另一个是向东非的伊斯法罕和德黑兰扩张，这是后来丝绸之路中呼罗珊大道的方向，是西亚通往中亚地区的重要通路，而中亚是青金石和锡的重要产区产区。可以说这两个方向都是关键贸易通道，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虽然原埃兰文本本身很少处理远途贸易的资源转运，但它明显是沿着贸易路线的方向扩张，因此贸易在原埃兰文化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很难被忽视。
那么这种扩张究竟代表什么？一个国家组织的有计划的商业殖民活动吗？对此我们很难进行回答。不过考虑到当时苏萨的城市规模，我不太相信他会主导当时伊朗高原的经济。即便是规模更大的安善，作为整个伊朗高原的经济中心似乎也显得牵强。因此，原埃兰文化代表的可能不是一个掌控贸易的国家组织，而更像是一个有共享文化的一个商业网络。
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朗高原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游牧传统。虽然高原内部很多地区也可以发展灌溉农业，但对丘陵和山区的居民来说，畜牧业才是更理想的生计方式。当时，伊朗高原内部可能存在许多半游牧半定居的人口，有学者提出，安善其实就是一个半游牧城市，一半人口长期定居在城中，另一半则季节性定居在城市，他们是流动的牧人，会定期离开城市去远方的牧场生活。苏萨作为连接平原与高原的枢纽，应当也会与流动的牧人进行大规模互动。久而久之，这些流动牧人之间可能形成了一种跨越伊朗高原的商品交换网络，而苏萨与安善这样的定居聚落可能就是这个交换网络的贸易中心，这种网络不但实现了一个跨越伊朗高原的贸易体系，也促进了原埃兰文化的传播。平原地区人们对遥远东方资源的需求可能促使一些人随着牧人群体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并在远方建立新的贸易互动中心，他们很可能会复制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将书写带到新的互动中心，这或许就是原埃兰文化扩散的原因。
当然，这些重建的理论目前还不够成熟。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原埃兰文化的了解仍然不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原埃兰文化遭到了废弃，伊朗进入了数百年的无文字时代。关于原埃兰文化消失的原因，我们更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答。如果原埃兰文化是建立在一个互动系统上的，那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互动系统崩溃了。我们看到，在叶海亚的原埃兰定居者在那里居住了150年之后匆忙离开，也许是周围紧张的关系促使他们逃离了叶海亚。我们说伊朗的大型聚落是区域内人口集中而形成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可能造成一个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却没有增长，这很容易导致城市经济崩溃。当作为互动中心的城市消失时，原来的经济分配体系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么书写也就没有必要了。
原始埃兰文字的消亡并不奇怪。从它开始发展时，相比原始楔形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就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学术写作领域。自乌鲁克时代晚期开始，大量楔形文字词表就应运而生，它们很可能是用于书写教育。然而在伊朗高原我们从未发现类似的文本。在缺乏教育系统的情况下文字的传播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旦使用原始埃兰文字的文士集团衰落，文字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词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教育和传承，还有规范化写作的作用。在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具体字体和书写方式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尤其是个体文士会倾向于进行写作创新。显然原始楔形文字和原始埃兰文字都不是由一个国家推行的，书写变异一定会更常见。如果没有一个参照标准，任由书写自由发展，不久之后书面信息的传递也会变得异常困难。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书写也就变得不再有意义。所以即便是在没有发生互动网络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写作标准的原始埃兰文字还能继续发展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
虚构的东方古国——早期埃兰与阿万王朝 （公元前2800——前2100）
原埃兰时代终结后，胡齐斯坦和法尔斯地区的文化联系似乎就此断裂。安善或许短暂地繁荣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遭到废弃。同时，苏萨的情况也不清晰，因为这一时期的考古沉积大多在后来被破坏。我们难以估算这一时期苏萨城的规模，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齐斯坦地区的文化受苏美尔世界的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图29）。虽然考古资料并不丰富，但幸运的是，文字的出现使我们有了全新的资料来源，埃兰的历史也真是开始了。
传统历史学将埃兰划分为古、中、新三个时期，其中古埃兰时期又进一步分为三个王朝：阿万王朝、西马什王朝和埃帕尔提王朝。关于前两个王朝的划分依据来自古巴比伦时期苏萨文士所编写的苏萨王表（图30），这是当时苏萨人书写的他们自己的历史。王表列出了24位统治者的名字，并将他们分为阿万和西马什两个王朝，每个王朝各有12位统治者。
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文化，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阿万（Awan）和西马什（Shimashki）都是地名，很可能是这两个王朝的政治核心地区。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个地方的确切位置。有学者认为阿万其实是埃兰人对自己居住地的称呼，但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在早王朝时期，阿万与埃兰似乎根本不是指代同一个地方。
“埃兰”这一称呼的出现相当早。在早王朝一期，我们就在一份苏美尔神表上发现了“埃兰”的用法。在这份神表中，出现了一位名为“埃兰之王”的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埃兰之王”前面加了限定神身份的星符，这表示这是一个神的名字。也许我们应该遵循音译的原则，称其为“卢加尔埃兰”。同样在这份神表中，紧随“卢加尔埃兰”出现的是另一位名为“卢加尔阿拉塔”的神，以及一位叫宁舒什那克的神。从字面意思来看，“卢加尔阿拉塔”即阿拉塔之王，而宁舒什纳克基本可以确定是苏萨的主神因舒什那克。我们知道，楔形文字的词表编写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三个神连续出现必然有一定的联系。显然，他们都带有明显的东方背景。但埃兰与阿拉塔的连续出现，非常值得人们玩味。
阿拉塔（Aratta）作为恩美卡（Enmerkar）相关史诗中富饶的东方国度，被许多亚述学家所熟知。早年，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寻找阿拉塔，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阿拉塔只是一个传说之地。因为阿拉塔的名字仅出现在宗教和文学作品中，它不像马哈希（Marhashi）、美路哈（Meluhha）、安善这些在楔形文字中提及的东方国家那样，确实出现在外交和行政档案中。也从来没有人声称来自阿拉塔或去过那里，因此它很可能是苏美尔人想象中的国度，类似于古代中国提及的蓬莱三山。那么，埃兰最初是否也和阿拉塔一样，是苏美尔人对东方的一个想象集合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一般的词源学研究多将埃兰归结到苏美尔语中的“高地”一词，它最初很可能是苏美尔人对扎格罗斯山地区的泛称。在早王朝时期，苏美尔以东可能从未存在一个被称为埃兰的国家或族群。毕竟，如前所述，在早王朝时期，后来构成埃兰的胡齐斯坦地区和法尔斯地区在文化上的关联性很小。
在目前的楔形文字文本中，拉加什的王室铭文首次将埃兰正式作为一个地区提及。这些铭文记录了拉加什的君主们与埃兰人之间的战争。作为苏美尔世界最东端的城市，拉加什自然成为了与埃兰最早接触的地方。除了战争，我们也观察到了拉加什与埃兰之间的贸易往来。埃兰人似乎会从拉加什购买大麦、羊毛和纺织品，同时向拉加什出售沥青、碱、木材、青铜和奴隶，其中出口量较大的是奴隶。与后来不同的是，在早王朝时期，与东方的贸易可能主要以陆路为主，因为后来活跃于海上的迪尔蒙商人还未鉴于文本记录。此外早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几乎没有提及后来出现于东方的安善与马哈希等国，这可能表明苏美尔人当时很少越过扎格罗斯山脉，与东方的贸易可能主要由埃兰人控制。
如果当时埃兰并非一个有效的国家名称，那么阿万王朝的存在就值得探讨。苏美尔人频繁提及阿万，表明当时确实有一个名为阿万的地方。然而，阿万是否是一个国家则有待商榷。除了古巴比伦时代的阿万王表，我们还可以在更古老的苏美尔王表中找到关于阿万的记载。王表记录了阿万曾击败乌尔第一王朝，并一度掌握苏美尔世界的王权的历史。尽管王表中三位国王的名字已丢失，但第三位国王的名字前两个音节“ku”和“ul”被保留下来。然而在后来的阿万王表中，并未发现以“库乌尔”开头的国王名字。这可能意味着苏美尔王表记录的是比阿万王表更古老的国王，甚至记录的是不同的王朝。
阿万王表中，除了最后的普祖尔因舒什那克（Puzur-Inshushinak）是确切的历史人物外，其他名字的来历均不明确。尽管如此，阿万王表并非完全不可信。例如，王表中的一位国王卢希伊什善（Luh-ishan）的名字可以在萨尔贡的铭文中找到，他被称为“埃兰之王希舍普拉捷普（Hishep-Ratep）的儿子 ” ，他是萨尔贡记录的手下败将之一。有趣的是，卢希伊什善的父亲希舍普拉捷普的名字也出现在阿万王表上，但是被放在卢希伊什善之后。这一情况可能代表萨尔贡记录的这两个人只是与阿万王表中的国王同名，而非相同的君主，但也有可能是阿万王表本身记载出错。由于阿万王表的编纂年代距离萨尔贡时代已有五六百年，当时埃兰早期的历史可能已模糊不清，因此该王表可能只是收集了埃兰人记忆中的祖先诸王，但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都难以确定。这使得我们无法在阿万王朝的世系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不过对于阿万的位置，我们仍可以做出一些推测。从楔形文字记录中阿万多次参与苏美尔世界纷争的情况来看，阿万可能位于苏美尔世界的东方不远处。有铭文学家从阿万与安善两个名称在楔形文字铭文中的使用时期入手，提出阿万可能与安善为同一地方的观点。他们发现，在苏美尔人使用“阿万”这一称呼时，文本中从未提及安善；而当“安善”一词开始普及时，“阿万”一词却消失了。这可能表明这两个词指代的是同一座城市。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推测存在较大问题。因为在原埃兰时代之后，安善经历了一个大约400年的废弃时期，正跨越了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使得阿万与安善为同一地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此外，也有人尝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答这一问题。既然阿万当时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阿万可能在胡齐斯坦地区留下了文化痕迹，通过对发现的文化遗存进行溯源，我们或许能探寻到阿万的大致位置。实际上，我们确实在苏萨有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苏萨周边墓葬中，我们发掘出了众多精美的彩绘陶器（图31）。自乌鲁克时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很少制作如此精美的彩陶制品。而苏萨自苏萨二期开始就受乌鲁克影响开始生产缺乏装饰的实用陶器。因此这些陪葬的彩陶很显然是外来文化。对这些彩陶的文化溯源，一般指向苏萨的北方，即卢里斯坦一代。在这一区域，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其中主要的文化遗存指向了伊拉姆省的梅赫兰平原一代。这个位置距离美索不达米亚非常近，比较贴合早王朝时期阿万入侵苏美尔的记录，因此可以作为阿万位置的候选地。
同时，有些学者将寻找阿万的方向转向了东方，特别是在苏萨与安善之间的地区。这一地区与阿卡德文献中阿万出现的方向相吻合。目前在科吉卢耶和博韦艾哈迈德省的科吉卢耶县内，确实发现了一些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器遗存，也可以作为阿万可能的位置之一。虽然我们目前有了两个候选提案，但始终没有发现什么决定性的证据，因此阿万的位置依然无法确定。
总的来说，在公元前24世纪之前，埃兰的历史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然而，随着阿卡德的萨尔贡崛起，情况发生了剧变。萨尔贡在公元前24世纪中叶发动了对东方的大规模战争（图32），使扎格罗斯山以东的许多国家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在阿卡德君主的铭文中，埃兰被多次提及，其中卢希伊什善的父亲希舍普拉捷普就被赋予了埃兰国王的称号。阿卡德的记录还提到埃兰与东方的另一个国家马哈希结盟，共同抵抗阿卡德。在萨尔贡之子里穆什（Rimush）铭文中，甚至出现了美路哈的名字，这个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印度河文明的一部分。尽管里穆什宣称马哈希和美路哈都臣服于自己，但这可能只是夸大的叙述，可能仅表示阿卡德军队击败了这些国家参与的联军，没有证据表明阿卡德军队有真的到达过伊朗东南部和印度河流域。
从阿卡德的王室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被称为埃兰的国家似乎处于东方一个更强大的国家马哈希的霸权之下。萨尔贡与其子里穆什的连续攻击下，马哈希的势力被暂时驱逐出了埃兰。然而，从后来的外交文本来看，马哈希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东方的一个强大势力，萨尔贡和里穆什的战争似乎并未对马哈希本土造成威胁。关于马哈希的位置，目前多数学者将其定位于今天伊朗东南部的克尔曼地区。因此，在阿卡德与马哈希之间的埃兰大致位置应当是在今天的法尔斯地区。不过我们在法尔斯并没有发现太多阿卡德人的影响，阿卡德军队即便真的有到达这一地区，恐怕也没有对这里进行稳定的统治。与法尔斯不同的是，在胡齐斯坦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阿卡德进行直接统治的证据。
根据目前苏萨的发掘可知，阿卡德人在苏萨设立了一个军事堡垒，并有阿卡德军队驻扎，士兵们直接从政府领取口粮。此外，苏萨还应存在一个以地方总督为核心的宫殿系统，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典型的经济再分配模式。在沙尔卡利沙利时期的一份铭文中，我们发现了官方分发口粮的记录，领取者除了大量基础劳动力和妇孺外，也包括面包师、木匠、金匠、石匠、裁缝等手工业者，还有登记的30只绵羊，这表明当时苏萨有一个小型的宫殿分配系统。从登记的人名来看，这些人大多是阿卡德人，说明当时苏萨有大量阿卡德移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萨当地没有埃兰人。需要注意的是，楔形文字书写是由阿卡德人引入胡齐斯坦的，其应当是在社会上层的阿卡德人中流行，因此文本中埃兰人名较少也是正常的事。
阿卡德对苏萨的控制可能从萨尔贡时代一直持续到纳拉姆辛的儿子沙尔卡利沙利（Shar-kali-sharri）统治前期。在这期间，我们发现了许多地方统治者的铭文（图33），他们的头衔大多是苏萨恩西或埃兰沙卡那库。恩西可理解为城市总督，而沙卡那库则具有更多军事职能，类似于将军或军事总督，这个头衔多出现在归顺阿卡德的附庸国中，这可能意味着在当时的语境下，埃兰与苏萨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苏萨，我们还发现了一份埃兰语文献（图34），字面上看是一份不知名国王与纳拉姆辛签订的盟约。这位不知名的国王在盟约中发誓“纳拉姆辛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纳拉姆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尽管有人强行将这份文件归于阿万王表上倒数第二位国王希塔（Khita），但这种推论毫无根据，学界对此多持怀疑态度。虽然字面上这是一份盟约，但通常这种盟约是平等国家间签订的，很难想象当时苏萨会有国家能与阿卡德的纳拉姆辛平起平坐。此外，盟约中提及的神按理说也应该是对等的，但盟约中提到的苏美尔神只有5位，其余27位均为埃兰神，这显得有些异常，因此很多学者对这份文件的性质持怀疑态度。
在沙尔卡利沙利统治晚期，阿卡德在东方的霸权逐渐瓦解。随后，历史上第一位明确的埃兰国王——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出现了。他不仅统一了胡齐斯坦与法尔斯，还将势力范围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本土，可以说是埃兰历史的开创者。然而，关于他的身世一直成谜。在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留下的铭文中，他称自己的父亲为辛皮伊舒克（ Simpi-ishuk），这是一个明显的埃兰语人名，从而可以推断他也是一个埃兰人。但辛皮伊舒克并未出现在阿万王表上，尽管有学者试图通过修补强行将历史联动到王表来解释这一点，认为辛皮伊舒克是王表中倒数第二位国王希塔的儿子，而希塔是苏萨的总督，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是直接从爷爷手里继承了苏萨的统治权，但这种说法基本上毫无依据，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可，因此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王表之外寻找突破口。
在铭文中，普祖尔因舒什那克自称“苏萨的恩西、埃兰的沙卡那库、阿旺国王”，这个头衔似乎暗示了他从总督晋升为国王的经历。因此，有人认为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可能是从阿卡德在苏萨的官僚体系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家，他本是苏萨的总督，在阿卡德晚期趁乱夺独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位来自东方的国王，因为他享有阿万国王的头衔。但怎么解释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父亲不是阿万国王这件事呢？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纳拉姆辛时期阿万王国依然存在，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可能只是冒用了阿万国王的称号，就像每个苏美尔霸主都自称基什国王一样，“阿万国王”的头衔在东部地区可能代表了区域霸权的传统，被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所使用。
目前，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本显示，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故乡可能是安善。在拉加什国王古迪亚（Gudea）的铭文中，记录了他在苏萨地区与安善之间的战争。同时，乌尔那穆法典的序言也提及了乌尔驱逐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安善人的情况。这似乎表明，当时安善的势力已经跨越扎格罗斯山，渗透到了胡齐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统治苏萨及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线相吻合。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尽管安善在原埃兰文化衰落后被废弃了约400年，且这个废弃时期的绝对年代大概前后浮动200年左右，但最晚到公元前2200年安善就已经复兴，这个时间点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最早的活动年代大致相符。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种推论至少与现有的考古发现不冲突。
不论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出身如何，他的统治显然受到了了阿卡德王权的影响。在执政期间，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模仿阿卡德的君主，在苏萨大力资助神庙建设，并留下了很多铭文（图35），这也让他能够被今天的人所了解。在这一时期，埃兰的宫廷艺术形式明显在向阿卡德风格靠拢，在苏萨的因舒什那克神庙中，我们就发现的一尊雕像（图36），其外形几乎完全是苏萨发现的阿卡德的曼尼什图舒（Manishtishu）雕像（图37）得复制品。雕像底座上倒地的战败者（图38）也让人联想到纳拉姆辛功绩碑上纳拉姆辛脚下倒地的敌人。这件雕塑曾一度被认为是曼尼什图舒本人，但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它是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模仿阿卡德宫廷雕塑而制作的。此外他还向神庙进献大量阿卡德式艺术品，并使用阿卡德语书写铭文，甚至采用了纳拉姆辛的“宇宙四方之王”作为自己的头衔之一。
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并不奇怪，毕竟阿卡德在苏萨统治了几代人的时间，期间有大量阿卡德人迁入苏萨，阿卡德语也称为苏萨文士使用的主流语言。同时阿卡德国王和总督们通过修建大型纪念碑和资助神庙来宣示王权，持续向苏萨居民灌输阿卡德的王权思想。因此，即使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是来自安善的国王，他也很难不受阿卡德王权的影响。为了在苏萨建立稳固的统治，他必须模仿阿卡德诸王的行为，更不用说他还有野心入主美索不达米亚。从乌尔那穆时代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在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初期，安善的势力已经从扎格罗斯山脉延伸到埃什努那和阿卡德城，这意味着当时阿卡德的核心统治地区已经完全落入了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手中。因此，他有充足理由以阿卡德国王的形象出现。有趣的是，尽管乌尔那穆和古迪亚的文献都将这一时期的埃兰政治力量称为安善，但我们在安善甚至整个法尔斯地区都未发现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痕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未统治过安善，因为法尔斯并没有受到阿卡德的太多影响，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没有必要在那里把自己塑造成阿卡德君主。甚至“普祖尔因舒什那克”这个名字也可能只是为了统治苏萨而使用的化名，因为“因舒什那克”是苏萨的地方性神灵，如果他不是苏萨的土著居民，那么这个名字应当不是他的真名。我们目前发现的所有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铭文都来自苏萨，这似乎与他大力资助神庙时所展现的财力和铭文中吹嘘的伟大功绩不相符。因此，认为“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只是他在苏萨使用化名也并非毫无依据。
不过在统治苏萨期间，普祖尔因舒什那克也不是完全模仿阿卡德国王，他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线形埃兰文字（图39）。目前发现的线形埃兰文字文本相当稀少，当时在埃兰似乎只有少数人掌握这种文字书写。有学者推测，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国家文化与阿卡德的差异，才引入这种文字。关于线形埃兰文字的具体情况，目前仍存在许多不清楚的情况。20世纪初，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文字是从原始埃兰文字发展而来的书写体系。但随着年代学的完善，人们发现原始埃兰文字与线形埃兰文字之间存在数百年的发展空白。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了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认为线形埃兰文字是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时代发明的一种书写体系。
然而，这种观点主要依赖于胡齐斯坦地区的考古发现，毕竟该地区一直是伊朗考古的主要发掘地，相比之下，对伊朗高原内部的考察则相对有限。近年来，高原内部发现的线形埃兰文字逐渐增多，尤其是2010年以后。因此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被越来越的学者提及，他们认为原始埃兰文字或许在伊朗东部演变为线形埃兰文字，随后由普祖尔因舒什那克重新引入胡齐斯坦地区。毕竟，我们不能排除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来自安善的猜想，他很可能只是将家乡的文字系统带到了新的统治区域。在胡齐斯坦以外的地区，线形埃兰文字主要在东方的法尔斯和克尔曼被发现，目前法尔斯的文本发现量已超越胡齐斯坦的文本量，不过这些文本很多都来自来历不明的私人收藏品，因此存在较多争议，但在克尔曼发现的线形埃兰文字（图40）的年代测定似乎早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线形埃兰文字与原始埃兰文字关系的可信度。退一步说，即便二者没有继承关系，线形埃兰文字也很可能有其东方渊源，而非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时代的发明。鉴于当前伊朗东部的考古调查工作尚不充分，未来有可能会发现更多的线形埃兰文字。因此，在关于埃兰线形文字渊源的讨论上，我们还是持保留意见。
东方大联盟——西马什时代 （公元前2100——前1900）
关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统治的终结，如同他的崛起一样，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从苏美尔的历史记录来看，到了舒尔吉（Shulgi）统治的时代，乌尔第三王朝不仅收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全部领土，还将苏萨纳入了其势力范围。一般认为，是乌尔那穆（Ur-Nammu）驱逐了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然而，关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最终命运，我们却无从得知。他可能被推翻了，也可能回到了东方的故乡，并在那里默默地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统治。但不论如何，在埃兰人的眼中，他的统治已经彻底结束，因为苏萨的王表已经结束了阿万王朝的记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西马什王朝。
与阿万王朝相似，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士传统，西马什王朝的名称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基于一个名为西马什的地方。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这很难说。虽说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通常以城市为王朝命名，这与该美索不达米亚高度城市化的特点有关，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伊朗高原，西马什并不一定指某个具体的城市，而很可能是指代一个广泛的地理概念。目前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的是，西马什既不在苏萨附近也不在安善附近。因为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萨被乌尔牢牢掌控着，那里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西马什国家，而在乌尔的文献中，西马什和安善是同时被提及的，这说明西马什与安善也不是同一个国家。在乌尔国王舒辛（Shu-Sin）留下的铭文中，确实记录了西马什人活动的大致范围，其被描述为位于“安善边境到‘上海’之间”。这里的“上海”在楔形文字中常被用来描述地中海，与波斯湾的“下海”相对应。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里的“上海”理解为地中海，可能会画出一个覆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超大地理范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大多数学者将这里的“上海”理解为北方的水域，也就是里海，不管怎么看这都是更合理的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看到西马什的范围位于今天伊朗高原的中部，包括今天的伊斯法罕、尚卡以及德黑兰一带。这个位置似乎偏离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埃兰的地理范围。但正如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早期埃兰一直是一个被外部虚构的概念，所以西马什人出现在传统埃兰地域之外也并不奇怪。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将西马什的地理位置重建在札格罗斯山脉地区，临近美索不达米亚与胡齐斯坦。
关于西马什王朝的早期历史同样很模糊，目前发现的关于西马什人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铭文中。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提到一位西马什国王向他致敬，铭文中描述为这位国王抓住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的脚，这意味着这位国王跪在普祖尔因舒什那克面前表示臣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马什表示臣服，这位国王仍然享有国王的头衔，这表明他是独立于普祖尔因舒什那克统治之外的国家。西马什国王们可能是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失败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在普祖尔因舒什那克被乌尔击败后，西马什成为了东部伊朗高原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舒尔吉统治时期，西马什人一直是乌尔的忠实盟友，这种关系可能在乌尔消灭普祖尔因舒什那克时就已经奠定了，也许西马什也是反普祖尔因舒什那克联盟的成员之一。
然而在西马什王朝的初期，西马什人并不强大。作为乌尔第三王朝最伟大的君主，舒尔吉建立了一个维护自己海外利益的大国联盟系统，在伊朗高原上这个系统的代表是马哈希和安善两个国家（图41），并不包括西马什国家。自从阿卡德时代以来，马哈希就一直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为了维护自己在伊朗高原的权威地位，舒尔吉自然是需要拉拢马哈希这样的强国；而对于安善来说，它可能代表了普祖尔因舒什那克帝国的残余部分，保存了一定的力量。总之在舒尔吉看来，当时安善是一个可以与马哈希相提并论的重要力量，因此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马哈希和安善的统治者，以联姻的方式巩固联盟关系。不过显然舒尔吉与安善之间的联盟关系并不融洽，在嫁出女儿的四年之后，舒尔吉发动了对安善的战争，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决裂。此后舒尔吉不得不在伊朗高原上重新寻找一个利益代理人来替代安善，这恰恰给了西马什人崛起的机会。
在舒尔吉统治的晚年，一个名叫埃帕尔提的西马什国王在伊朗高原崭露头角。他被普遍认为是后来西马什王表上所记录的第三位国王埃帕尔提一世（Eparti I）。身为舒尔吉在东方的重要盟友，埃帕尔提一世成功扩张了大量领土，甚至连曾经强大的安善也成为了他的属国。面对东部地区的这一重大政治变动，乌尔第三王朝并未作出任何反应，这暗示了埃帕尔提一世的扩张是得到了舒尔吉的默许，甚至有可能是舒尔吉背后的支持。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会批评舒尔吉这是在养虎为患，自掘坟墓，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终乌尔第三王朝正是被西马什人所灭。然而，从舒尔吉当时的视角来看，这或许并非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当时的西马什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强大且危险的国家。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中，西马什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诸多小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合体。在文献中我们大约可以找到十多个被称为西马什人的国家，这些国家似乎互不统属，并有自己独立的统治者。
关于西马什王朝早期的政治组织，一直是个谜。尽管西马什分为很多小国，但它们毕竟被乌尔统一称呼为西马什，也许这些国家之间共享一种共同的文化身份。西马什王表也提供了一个由十二位国王组成的王朝世系，似乎表示西马什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与阿万王表相比，西马什王表的可信度要高得多。然而，王表中前五位君主的关系并不清晰，毕竟我们从乌尔的文献中得到的信息与王表所呈现出的统一状态完全不符，王表前五位国王很可能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西马什统治者，我们甚至不能排除部分国王的统治时间存在重叠的可能性。因此，早期的西马什王朝也很可能是一个被构想出来的政治组织。但这种情况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后期发生了变化。舒尔吉去世后，东方的西马什各国似乎越来越不受乌尔的控制。以至于到了舒辛统治的时期，乌尔不得不发动了一场针对西马什国家扎布萨利（Zabšali）的战争来稳定伊朗高原的局势。
乌尔第三王朝的末代君主伊比辛（Ibbi-Sin）继位后，曾试图通过将其女儿嫁给扎布萨利的恩西来缓和与东部西马什诸国的关系。但是情况显然没有按照他所设想的发展，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解体，西马什人似乎开始渗透进胡齐斯坦，直接威胁到了乌尔的统治。在伊比辛统治的第九年和第十四年，他两次发动了对埃兰的战争。尽管我们常常把伊比辛想象成一个困守孤城的悲惨君主，但在此时，乌尔显然还有主动向东出击的能力。至少在伊比辛自己的叙述中，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说明伊比辛当时还能把战事控制在自己的核心领土之外。不过从结果来看，伊比辛的东征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灾难。也许是舒辛以来持续的敌对行动的促使下，西马什诸国走向了联合。大约在伊比辛第二次对埃兰战争后的十年，一个名叫金达图（Kindattu）的西马什国王组建了一个反乌尔联盟，他率领军队军队直逼乌尔城。此时，以伊什比埃拉（Ishbi-Erra）为代表的乌尔各地总督已纷纷独立，伊比辛根本无力抵抗，伟大的乌尔因此陷落，据苏美尔文学显示（图42），尼普尔、埃利度、乌鲁克等一系列苏美尔城市都遭到了埃兰军队的洗劫。
尽管不久之后，金达图被伊新第一王朝的伊什比埃拉驱逐出了美索不达米亚，但这场战争对埃兰方面来说意义重大。虽然乌尔第三王朝已经衰落，但它仍然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公认的权力中心。这场战争为金达图和西马什的王权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即使是后来伊新的统治者也无法完全忽视埃兰的力量，这进一步促进了西马什诸国的联合，与埃兰世界的形成。一些学者认为，从金达图开始，西马什王朝才正式发展出一个超越各国的王权体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金达图之后的西马什王朝内部观察到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目前所发现的西马什诸王铭文显示，西马什的统治者们拥有多样且变化的头衔，如安善之王、苏萨的恩西、埃兰的沙卡那库、埃兰与西马什之王，以及安善与苏萨之王等等。这些多样化的头衔可能暗示了当时西马什内部王权的不稳定性，一个覆盖埃兰全境的王权概念上不存在，西马什的王权还处一个极不成熟的状态，各地依然存在独立的统治者。显然要维系这样一个国家联合体的长期稳定，仅靠个人的威望是远远不够的，西马什王朝内部必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网。我们曾发现一位名叫伊马祖（Imazu）的统治者的印章，该印章显示他是金达图的儿子，并享有安善之王的头衔。不过伊马祖并未被记录在西马什王表中，这可能意味着他只是作为安善地区的领导者出现，而并未成为整个西马什联盟的领袖。至于金达图之后出现的西马什君主因达图-因舒什纳克一世（Indattu-Inshushinak I）与金达图之间的关系，则尚无法确定。这种情况在西马什历史上并不罕见。综观王表所记录的12位国王，仅有两位是明确继承父位的。由此来看，父死子继可能不是西马什王朝优先考虑的继承传统，毕竟，如果西马什的王权仅在一个父系家族中传承，很可能会引起联盟中其他次级君主家族的不满。当然，西马什诸王之间可能都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这或许就是导致继承关系混乱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种解释是，金达图的几个儿子分别继承了国家的一部分，因此才会出现他的儿子伊马祖只作为安善国王而非西马什国王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西马什各国的君主就是兄弟关系，联系也自然会更紧密。不过各地方君主之间的关系应当不仅仅局限于直系亲属，还应包括大量的姻亲联盟，毕竟姻亲的建立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且可控，在整个古巴比伦时期，近东各国之间的联姻是频繁的，埃兰内部可能也是如此。最后，我们也不能排除西马什诸王通过虚构的亲属关系来加强联盟关系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那么伊马祖就不一定是金达图的亲生儿子。
通过对西马什内部权力结构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马什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国家联合体，可能更类似于后来古希腊的城邦同盟或中世纪爱尔兰至高王领导下的诸小国。也许正是由于西马什王朝这种政治分立的特性，使得这一时期的埃兰在物质文化上缺乏统一的风格，这无疑增加了我们今天辨认西马什王朝物质文化遗存的难度。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在讨论西马什王朝时往往语焉不详，由于缺乏明确的风格和类型，学者们在辨别西马什的文化遗存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苏萨，我们很难将西马什时期的地层沉积与之前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明确区分开来。同样地，在安善的考古发掘收获也颇为有限。在阿卡德晚期安善得到重建后，它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卡夫塔里时期（Kaftari）的考古学分期。在公元前19世纪的卡夫塔里中期，安善的面积从早期重建的39公顷扩大到了130公顷。然而，即便作为当时法尔斯地区最大的定居点，在安善发现的精英文化遗存也极为稀少。在物质文化方面，安善显得相当匮乏，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一个能够与舒尔吉统治的乌尔第三王朝进行对等外交的东方大国，虽然目前似乎发现了一些新的经营建筑遗迹，但依然不会改变我们对安善这个时期缺乏精英物质文化的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根本无从界定西马什王朝的物质遗存，因此目前大部分西马什文物都是通过铭文来判断的。从已发现的西马什统治者们的印章来看（图43），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楔形文字书写的文化，但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埃兰线形文字传统。我们之前也提到，在法尔斯地区发现了一些新的线性埃兰文字的文本。值得一提的是，法尔斯的埃兰线形文字大多是银器的铭文（图44）。关于这些银器的年代，目前存在一些争议。一般认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于西马什王朝，但也有一些可能属于后来的埃帕尔提王朝。其中一个带有坐着女性浮雕的精美银瓶格外引人注目（图45）。这个带有埃兰线形文字的瓶子，无论是从形状还是上面描绘的女性形象来判断，都可以明确将制作工艺指向了中亚地区。这种似乎是穿着羊毛大氅、跪坐在地上的女性形象是青铜时代中亚地区常见的艺术主题，我们在中亚的金属制品（图46） 和圆雕艺术（图47）种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无独有偶，在一些西马什人的印章上，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女性形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西马什人与中亚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西马什人实际上是来自中亚的移民，与南中亚的阿姆河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苏美尔人普遍将西马什国家的人民视为埃兰人，但我们并不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都说埃兰语。毕竟，如前所述，西马什的活动范围可能已经超出了传统定义上的埃兰地区。从目前留下的60多个西马什时期埃兰人名的分析来看，只有9个名字可以确定是埃兰语名字，其他名字均无法确定。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埃兰地区内部语言和种族构成的复杂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西马什人中有来自中亚的非埃兰居民。
然而，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并未引发强烈的共鸣。毕竟，西马什人活跃的地区位于呼罗珊大道上，它是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的重要商业通道。因此，来自于中亚地区的物品能够很容易地流入西马什地区，因此在西马什人的文化中出现中亚元素并不足为奇。此外，我们在苏萨不仅发现了来自中亚的制品（图48），还观察到了许多受东方克尔曼（图49）和印度河艺术影响的艺术制品。例如，我们看到图50的这个带有印度文字的滚筒印，它最多只能证明苏萨是东方贸易活动的集散地，但并不能表示苏萨居民的印度河渊源。最后，西马什人相对匮乏的物质文化也与南中亚城市文明中极尽奢华的精英艺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在物质炫耀方面的差距很难让人将两个社会联系到一起。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对伊朗高原的考古活动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法尔斯、东南部的克尔曼、锡斯坦以及东北的呼罗珊地区，而对中部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平原一代的考察尚显不足。也许未来在这一地区会有新的发现，从而让我们对西马什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探讨了西马什王朝的崛起之后，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其衰亡的过程。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情况同样十分不清晰。传统观点认为，西马什王朝的灭亡是由于拉尔萨的军事打击，这与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图51）。在驱逐埃兰人之后，伊新第一王朝并未与埃兰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当时埃兰人作为乌尔的毁灭者在美索不达米亚享有极高的声望，伊新的统治者也希望保持与埃兰的关系以维护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霸权。特别是在东方的拉尔萨崛起之后，伊新与埃兰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由于拉尔萨的领土更靠近东方，因此与埃兰的冲突更为激烈。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伊新与埃兰的关系也因此开始走向联合。不过在公元前20世纪末，拉尔萨由一位名叫贡古努姆（Gungunum）的阿摩利王接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贡古努姆是一位武功卓著的统治者。他不仅击败了伊新和埃兰的联军，夺取了伊新大片领土，还多次深入埃兰领土进行远征。很可能是由于西马什王朝无力抵抗拉尔萨的攻击，导致其威信扫地。而作为一个国家联盟的领导者，一旦失去威信，联盟解体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尽管这种历史叙述看似合理，但它完全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角度来阐述的。如果真正从埃兰内部的角度来审视，可能会发现问题。我们都知道，在西马什王朝之后，一个被我们称为埃帕尔提王朝的统治家族接管了对埃兰的统治。但这个王朝并不是在西马什灭亡之后出现的，西马什王朝晚期，埃帕尔提王朝的统治者与西马什王朝的统治者是并存的。这并不奇怪，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西马什王朝实质上是一个小国联盟，而埃帕尔提王朝可能也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埃帕尔提王朝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西马什王表中的第九位统治者埃帕尔提二世（图52），这可能表明埃帕尔提王朝实际上是西马什王朝的一个分支家族，这两个王朝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埃帕尔提王朝最初可能统治着苏萨或埃兰西部的一些地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是埃帕尔提王朝的统治地区距离美索不达米亚更近。按理说，埃帕尔提王朝应该是贡古努姆对埃兰战争的直接受害者。然而，为什么最终是埃帕尔提王朝取得了埃兰的统治权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或许埃帕尔提王朝原本只是西马什联盟中的一个地方统治者，但由于贡古努姆的战争摧毁了西马什在西部的国家体系，才使这个王朝得以崛起。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埃帕尔提王朝与西马什王朝之间存在过敌对关系，这使得两个王朝的交替过程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但无论如何，最终来自西方的埃帕尔提王朝取代了西马什王朝，成为埃兰的统治者。埃兰的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真正的埃兰国家已经趋于形成。
高原大总管——埃帕尔提王朝 （公元前1900——前1500）
埃帕尔提王朝的命名源自其首位君主埃帕尔提二世，不过当今西方学界大多采用“苏卡尔马赫王朝”这一称谓，该名称来源于王朝统治者的头衔。但我们这里还是暂时先使用“埃帕尔提王朝”的名称，主要是为了与现有的中文网络资料相衔接。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并未遵循美索不达米亚以城市或地名命名的传统来称呼这个王朝。这是因为我们并未发现该王朝的古代王表，埃帕尔提王朝完全是基于考古材料和铭文重建的。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按照古代传统这个王朝究竟要怎么称呼。同时由于缺乏王表，我们也对这个王朝的统治世系了解不完整，目前学者们对于该王朝统治者统治顺序的排列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埃帕尔提王朝的君主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头衔，“苏卡尔马赫”（Sukkalmah），它是源自苏美尔语，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称呼。苏美尔语中“苏卡尔”（Sukkal）意为管理者，苏卡尔常出现在宫廷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君主的管家或秘书一样的角色。此外在神话文学中，“苏卡尔”也经常作为次要神灵出现，充当重要神灵的管家。而“苏卡尔马赫”则是一个高级官职头衔，最早发现于早王朝时期的拉加什，西方学界常将其译为“维奇尔”，我们可以理解为宰相、大统领或大总管。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卡尔马赫”成为了地位仅次于总督“恩西”的地方官员头衔。苏卡尔马赫这一头衔能在埃帕尔提王朝被广泛认同，可能是受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影响，毕竟埃帕尔提王朝家族的发祥地苏萨曾长期受乌尔第三王朝的控制。至于为何埃帕尔提王朝的统治者会选择地位较低的“苏卡尔马赫”而非地位更高的“恩西”，则难以明确解释。也许在王朝统治初期，埃帕尔提王朝曾居于西马什王朝之下才选择了这个较为谦逊的称呼，又或者当时西马什王朝内部也存在“苏卡尔马赫”的职务，埃帕尔提王朝的早期君主实际上是低于西马什国王的苏卡尔马赫，只不过随着西马什王朝的消亡，国家权力逐渐落入了“苏卡尔马赫”的手中。
然而，埃帕尔提王朝的领导层并不仅限于“苏卡尔马赫”一人。根据现有的铭文资料，当时的埃兰似乎实行的是多头政治。学者们根据铭文重建了一个兄弟三人共同执政的统治格局：国家由居住在苏萨的“苏卡尔马赫”主导，同时，“苏卡尔马赫”的两个兄弟分别担任埃兰的“苏卡尔”和西马什的“苏卡尔”，王位的继承人则担任苏萨的“苏卡尔”。尽管我们不太清楚“苏卡尔马赫”与“苏卡尔”之间的具体职责差异，但从字面意义上看，“苏卡尔”似乎是作为“苏卡尔马赫”的副手。目前可以确定埃帕尔提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苏萨，至于其他两位“苏卡尔”的驻地则不太清楚，一般认为是在东方。这种王权结构可能继承了西马什王朝国家联盟的组织形式，暗示了当时埃兰王权与内部管理结构还不完善，只能通过设立副王来实现对东方的有效统治。
除了复杂的权力网络，埃帕尔提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也比较有趣。与传统不同，王位继承人并不称“某王之子”，而是称“某王姐妹之子”。对此，学界存在多种解读。有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埃帕尔提王朝实行了一种外甥继承制，是一种母系继承传统的遗留。然而，这种解释并不是很令人信服，因为在伊朗高原地区并未发现其他母系继承传统的证据。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称呼代表了一种乱伦的婚姻关系，即国王会与姐妹结婚生子，以维持王室血统纯洁。当然苏卡尔马赫不一定真的会迎娶姐妹，他们只是用这种称呼来强调继承人的合法性。不过我们也缺乏埃兰人实行这一传统的确凿证据，确实在一千多年后的一个新埃兰文献中，国王将自己的妻子称为姐妹，但对这个铭文的解读存在非常大的争议，而且该文本得时间也距离埃帕尔提王朝太过遥远，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对楔形文字铭文部分词语的解读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能确定这里姐妹的儿子的奇怪用法是否有其他含义，它可能并不能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因此我们当下不好对埃帕尔提王朝的继承制度做过度的解读。
总体而言，埃帕尔提王朝的内部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很多疑问。例如一些苏卡尔马赫拥有“苏萨、埃兰与西马什的苏卡尔”的头衔，其具体含义仍不明确。但从这些头衔可以推测，在埃帕尔提王朝时期，埃兰并非国家的整体称谓。国家似乎被划分为苏萨、埃兰和西马什三部分。我们可以确认苏萨指的是胡齐斯坦地区，而埃兰和西马什的具体范围则较为模糊。埃兰可能指代法尔斯一代，而西马什可能位于胡齐斯坦与法尔斯之间，或指法尔斯以北的领土。
尽管此时埃兰尚未成为国家的统一名称，但埃兰国家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体化趋势。埃帕尔提王朝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头统治框架，这与依赖松散国家联盟的西马什王朝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正处于政治分裂期，这为埃兰在近东世界的短暂称霸提供了机会。
随着伊新第一王朝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统治的瓦解，伊新与埃兰的关系变得复杂。伊新统治者面临越来越多的本土敌人，因此拉拢和安抚埃兰成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埃帕尔提二世就曾迎娶伊新的公主，不过他可能是以西马什王朝的统治者身份完成这场婚姻，毕竟他是西马什王表中记录的正式西马什王。埃帕尔提王朝的真正创立者被认为是希尔哈哈（Shilhaha），他是第一位使用苏卡尔马赫头衔的君主，并且后世的苏卡尔马赫总是将统治权追溯到希尔哈哈。希尔哈哈自称是埃帕尔提二世的儿子，但他并未被记录在西马什王表中，且在埃帕尔提二世之后王表上还有三位西马什国王。这表明希尔哈哈可能只是一位地方统治者，当时埃帕尔提王朝最初的统治中心可能局限于埃兰西部。拉尔萨的贡古努姆对埃兰发动的大规模战争肯定对埃帕尔提王朝构成了威胁，并可能一度使其臣服。在苏萨发现的一块铭文上同时出现了贡古努姆和埃兰国王阿塔胡舒（Atta-hushu）的纪年，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阿塔胡舒是埃帕尔提王朝中唯一没有使用苏卡尔马赫头衔的国王，他采用了“苏萨人民的牧羊人”和“因舒什纳克的牧羊人”这样含糊的头衔，这可能意味着阿塔胡舒实际上是拉尔萨的附庸。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贡古努姆之后，拉尔萨很快不再是主要威胁。公元前19世纪末，埃帕尔提王朝似乎在与伊新第一王朝的联合下改善了对拉尔萨的劣势。不久之后，来历不明的库都尔马布克家族控制了拉尔萨，彻底改变了拉尔萨与埃兰的关系。
关于库都尔马布克（Kudur-Mabuk）的背景，可以说是疑点颇多。首先他享有阿摩利土地之王与亚穆特巴尔之王的头衔， 亚穆特巴尔是一个阿摩利人部落的名字。库都尔马布克的这两个头衔似乎都在彰显他阿摩利首领的身份。但令人费解的是，库都尔马布克和他父亲的名字都明显的埃兰语人名，这无疑引发了人们的猜疑。库都尔马布克很可能是一个伪装成阿摩利首领的埃兰人，即便他是一位阿摩利首领，他也几乎肯定与埃兰有一定的联系。库都尔马布克并未正式统治拉尔萨，库都尔马布克夺权后，王位先后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瓦拉德辛（Warad-Sin）和里穆辛（Rim-Sin）。虽然我们无法坐实库都尔马布克家族与埃兰的确切关系，但此后拉尔萨与埃兰确实维持了长久的和平。甚至在埃兰大举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里穆辛也拒绝参与反埃兰联盟，这不管怎么看都很可疑。
随后，埃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威望开始急剧上升，埃兰君主在阿摩利诸王中赢得了“伟大国王”的尊称，地位显赫。当巴比伦的汉谟拉比与马里的辛里利姆（Zimri-Lim）陷入领土纷争时，他们甚至求助于埃兰国王进行仲裁。北方的亚述和埃什努那也与埃兰保持着紧密的联盟关系，沙姆希阿达德（Shamshi-Adad）的信件记录了他与埃兰国王率领12000名士兵在扎格罗斯山脉联合征讨古提人的行动。埃兰的国际声望在其入侵埃什努那后达到了顶峰，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埃兰的苏卡尔马赫西维·帕拉尔·胡帕克（Siwe-Palar-Hupak）联手马里与巴比伦，发动了一场针对埃什努那的战争，并成功将其征服。当时的形势对埃兰极为有利，假如西维·帕拉尔·胡帕克能够稳固他在迪亚拉地区的统治，或许能长久保持这种优势，可惜他似乎操之过急。在取得胜利后，西维·帕拉尔·胡帕克将目光投向了西部马里统治的哈布尔三角地区，他首先向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发出警告，要求其交出在对埃什努那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领土，同时断绝与马里的外交关系。此外，他还与远方的加特纳（Qatna）建立了联系。尽管加特那与埃兰相距甚远，但当时埃兰如日中天，加特纳寄望于埃兰能牵制其宿敌亚姆哈德（Yamhad）。因此，加特纳的国王表示，只要埃兰能帮助他对抗亚姆哈德，他便愿意臣服于埃兰。然而，西维·帕拉尔·胡帕克的一系列举措彻底激怒了巴比伦、马里与亚姆哈德，导致这三个强大的阿摩利王国结成联盟，并成功将埃兰驱逐出美索不达米亚（图54）。当然，埃兰并未善罢甘休。在汉谟拉比的儿子萨姆苏伊鲁纳（Samsuiluna）统治时期，埃兰再次对巴比伦发起进攻，但依旧未能取胜。我们对埃帕尔提王朝政治史的了解也就此止步。
关于古埃兰最后两百年的历史，在一些不负责任的资料中常被描绘为“黑暗时代”。然而，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埃兰，并未出现一个文明断裂或文字消失的黑暗时期。我们对埃帕尔提王朝后期政治史了解的缺失，实际上是由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本来源缺失造成的。迄今为止，我们的政治史重建主要依赖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资料。因此，当美索不达米亚人不再记录伊朗高原的情况时，我们对东方的了解也随之变得模糊。不过，根据埃兰出土的王室铭文、印章和法律文献来看，埃帕尔提王朝统治一直持续到中埃兰时期，古埃兰与中埃兰时代之间所谓的“黑暗时代”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关于埃兰的文献确实变少了，因为自乌尔第三王朝解体之后，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势力开始从伊朗高原撤离，并开始向西方的地中海沿岸发展。随着地中海区域贸易的蓬勃发展，美索不达米亚人逐渐减少了对伊朗高原局势的关注。由此，我们对伊朗高原的了解也日渐稀少。然而，美索不达米亚势力的退缩为埃兰本土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埃帕尔提王朝时期，一个统一的埃兰国家基本形成。我们之前也看到，在古巴比伦时期，埃兰对近东国际局势的影响达到了其历史上的巅峰。
学者们一直在探讨埃帕尔提王朝在这一时期威望骤增的原因。埃兰是否真的如美索不达米亚君主所认为的那样强大，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苏萨的考古发现来看，即便在埃帕尔提王朝时期，苏萨作为埃兰的首都，其面积也不足80公顷，这在近东地区并不算是特别大的城市。此外，埃帕尔提王朝内部混乱的权力分配也可能增加这个国家的不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汉谟拉比的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君主们普遍对埃兰十分敬畏。
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乌尔毁灭的记忆可能夸大了阿摩利诸王对埃兰的恐惧。乌尔，作为前一个时代的霸主，在阿摩利诸王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当乌尔被埃兰所灭后，这种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转移到了埃兰身上。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势力从伊朗高原撤离，伊朗高原对美索不达米亚诸王来说变得越来越神秘。这种未知可能引发了国王们对埃兰力量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毕竟他们并不清楚埃兰的领土究竟向东延伸多远。
其次，埃兰的崛起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密不可分。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与黎凡特北部处于分裂状态，众多小国摇摆在六个势均力敌的强国之间（图53），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因此，与远方的埃兰保持良好关系成为了争霸战中获胜的重要筹码，连与埃兰并不接壤的加特纳也会愿意向其示好。
最后，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埃兰似乎垄断了东部的奢侈品与贵金属贸易，这使得美索不达米亚各国不得不讨好埃兰以获取东方的财富。古巴比伦时期是近东贸易的转型期，主要贸易路线开始从伊朗高原和波斯湾转向地中海沿岸。然而，在当时地中海贸易尚未达到青铜时代晚期的繁荣程度，因此各国仍高度依赖东方的资源。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势力从伊朗高原撤离，东方的陆上贸易几乎被埃兰所掌控。确实海上大宗贸易看似更为重要，但苏萨所处的胡齐斯坦可以通过卡伦河等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的河流进入波斯湾。这一时期的苏萨也能找到迪尔蒙商人直接活动的痕迹，这表明来自巴林的迪尔蒙商人已经通过胡齐斯坦的河流进入了苏西亚纳平原。因此，埃兰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古巴比伦统一前的几十年里，控制波斯湾沿岸地区的拉尔萨与埃兰似乎建立了某种联盟关系，这进一步强化了埃兰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图55）。
在这一时期的苏萨考古中，我们也看到了大量来自东方的珍贵物品，其中包括源自中亚的精致软石小瓶，这是中亚及伊朗东部居民用于装盛化妆品和软膏的容器（图56），它们的出现凸显了埃兰在东部贸易中的地位。除了奢侈品，中亚还盛产锡。此外，卢里斯坦地区的锡矿也可能得到开采，这使埃兰掌控了锡这种关键的战略物资。马里宫廷的档案记载显示，辛里利姆与埃兰交往频繁，马里在交往中获取了不少的锡和青金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愿意遵从埃兰国王了。尽管我们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但类似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巴比伦的宫廷中，因为汉谟拉比对埃兰的态度似乎与辛里利姆对埃兰一样恭敬。值得一提的是，埃兰人很可能也是我们之前讨论的阿舒尔城锡贸易的主要供应商。埃兰的贸易商品不仅可以从拉加什输入美索不达米亚，还可以从胡齐斯坦西北出发，途经德尔（Der）抵达迪亚拉地区。迪亚拉顺底格里斯河向北可直达阿舒尔城，向西南则能抵达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地区。有趣的是，埃什努那正是迪亚拉的主要政治力量，这或许可以解释埃兰发动对埃什努那战争的原因——埃兰似乎意图打通向西北的贸易通道，从而垄断东方资源的运输，进一步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
尽管我们前面提到的三重因素可能为埃帕尔提王朝赢得了很多声望，但埃兰的实力也并非完全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想象。在这一时期，埃兰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稳定。苏萨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宫殿群已初具规模。同时，苏萨兴起了一种新的彩绘陶器风格，是一种用红黑底 白线条描绘图像的精美陶器（图57）。这种陶器不仅流行于埃兰本土，还大规模扩散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拉尔萨、埃什努那和巴比伦多有发现。显然，这一时期埃兰文化开始反向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有大量的埃兰人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另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对埃兰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文士集团内部，阿卡德语依然是主要书写语言。这一时期我们也发现了大量民间文献，与古巴比伦类似，人们开始用泥板记录各种经济和法律活动。但这些文献中出现的人名大多是阿卡德语名字，埃兰语名字相比来说要少很多。这可能意味着在埃兰地区，书面传统依然主要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移民内部，当时的文士团队可能也主要由阿卡德移民组成，埃兰本土居民当时并未广泛接纳书写的习惯。然而，埃兰人似乎正在逐渐适应这一传统，在苏萨我们找到了文士学校的证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记录阿万王朝和西马什王朝王表的苏萨王表就是编纂于这一时期，这表明埃帕尔提王室已经开始尝试用历史来追溯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有意地塑造自己国家的历史了。
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埃帕尔提王朝时期埃兰的独特艺术表达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例如，我们现在看到图58这组图像展示了一位统治者站在一个神面前，而这个神则坐在一条缠绕着的蛇上，这可能表达了国王从神那里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含义，是埃帕尔提王室独有的图像主题。这个主题不仅出现在印章上，也出现在大型岩石浮雕中。在埃帕尔提王朝时期，埃兰王室开始在悬崖上雕刻大型叙事浮雕，通过这些露天圣所像民众宣扬王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这一做法开创了伊朗数千年的悬崖浮雕开凿传统，埃帕尔提王朝的一些浮雕也被后世反复加工，可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来自法尔斯西部的库朗贡圣所（sanctuary of Kurangun）浮雕（图59、图60）。该作品的核心部分展现了国王从神那里获得王权的场景，是埃帕尔提王朝时期的作品。在该作品完成大约一千年后，新埃兰人在该浮雕两旁增加了大量朝拜者的形象，这幅跨越千年的浮雕作品足以显示埃帕尔提王朝对后世的影响力。
然而，埃帕尔提王朝的浮雕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埃兰时代，而是延续到了后续的波斯帝国。如今闻名世界的洛斯达姆波斯王陵（Naqsh-e Rustam），便是从埃帕尔提王朝开始建造的，并持续了近两千年的建设。这里不但安葬着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等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伟大君主，也引来了后来萨珊君主的关注。我们在图61所见的萨珊时代的巴赫拉姆二世（Bahram II）浮雕，实际上是从一个埃帕尔提王朝时期的浮雕改造而来。该作品在埃帕尔提王朝创作后，又在新埃兰和萨珊时期历经了两次重要的改造，最终在3世纪末呈现出我们今日所见的样貌，不过在现今的萨珊浮雕周边，我们依然能够辨识出埃兰时期的浮雕痕迹（图62、图63）。
现今，我们在叙述伊朗的历史，往往将其追溯至埃兰，很多人对此表示困惑，毕竟今天的伊朗人与埃兰人在语言、文字、宗教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这幅艺术作品前，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启示。自乌鲁克时代开始，伊朗的居民就在与周边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塑造自身的身份。在埃帕尔提王朝期间，一个伊朗高原的王权概念开始成熟，并且通过这些宏伟的纪念碑持续影响着后世。公元3世纪的萨珊帝国，正是建立在有着三千余年历史的伊朗高原王权基础之上。倘若没有埃兰王权意识形态作为基石，那么后来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也将不复存在，波斯人可能会像昔日的古提人一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人类文明的传播更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而非整齐划一的平行线。文化与身份的传递，并不会受到语言、文字或宗教的限制。若是我们硬要以这些标准去切割人类历史，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只会是凌乱无序的历史碎片。我常听到有人抱怨西亚的历史过于繁杂混乱，难以入门，这或许与我们观察历史的角度有关。西亚历史上涌现过众多的族群和国家，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族群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关联，仅仅将西亚视为众多无关联民族轮番登场的大舞台，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必然只是一出难以理解的闹剧。————————————————————————————
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中部亚洲互动区
《沉默的国度：印度河流域文明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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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构到认同：史前与古埃兰时期的伊朗西南部》
（本文）
《追寻梦中之地：青铜时代的伊朗东部与中亚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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