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埃德蒙·基利与希腊现代诗英译

埃德蒙·基利与希腊现代诗英译 黄灿然 　　说起来，中国读者与埃德蒙·基利还颇有缘，因为三位最重要的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中译，皆转译自埃德蒙·基利及其拍档菲利普·谢拉德的英译。中译本都比较成功，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影响，而这首先得归功于基利和谢拉德精湛的英译。 　　希腊是小国，希腊语是小语种，读者少，据说就连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要出版诗集都得自己掏钱。古希腊文学光芒四射，现代诗人要在这光芒的笼罩下脱颖而出，是更困难而非更容易。但他们个个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现代诗坛劲旅，其中卡瓦菲斯的影响力，只有叶芝和艾略特可匹比，而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位重要诗人里索斯，地位亦日益显著。他们如此耀眼，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还与他们从小语种被成功地译成大语种有密切关系，而基利和谢拉德的英译本可谓居功至伟。 　　最早介绍卡瓦菲斯的，是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他曾是红十字会驻埃及城市亚历山大的义工，认识长期生活在那里的卡瓦菲斯，并在一九一九年写了《卡瓦菲斯的诗》一文，后收入一九二三年的散文集《法罗斯和法里隆》，同一本书还另外收入卡瓦菲斯《天神放弃安东尼》一诗。五十年代初，约翰·马夫罗戈达托译了整本卡瓦菲斯诗集，这个译本并不成功，现已完全被遗忘，但它对卡瓦菲斯在英语世界的登场，仍起了一定的作用。奥登曾受益于今这个译本，尽管他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读过卡瓦菲斯若干英译，后来又读过法译；美国著名诗人詹姆斯·梅里尔也受益于这个译本，并成为卡瓦菲斯在美国的重要推介者，包括译了一些卡瓦菲斯的诗。五十年代未，英国诗人、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在其名著《亚历山大四部曲》中讨论卡瓦菲斯，使更多人认识他。一九六一年，奥登为表现不俗的雷·达尔温译本《卡瓦菲斯诗全集》作序，为卡瓦菲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铺平了道路。 　　即是说，基利和谢拉德的译本，是后来居上，而这在翻译中并不容易。一般来说，翻译就像古典音乐的演奏，一旦读者被某个版本打动，就很难移情别恋，最多也只能承认别的版本有其优点，而难以真正喜欢。因此，如果新译本能与旧译本平分秋色，已足以肯定新译本好过旧译本。新译本要淘汰或压倒旧译本、包括表现不俗的旧译本，那不只困难，还得靠运气。但是，若我们了解基利和谢拉德的翻译方法、步骤和策略，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功，绝非侥幸。在谢拉德逝世后，基利出版了《论翻译：反思与谈话》（On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and Conversations），详述其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尤为难得的是，基利虽身在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却不受当代诸多其标新立异本身也已变成陈规俗套的翻译理论束缚，而是从实践和经验出发，娓娓道来。事实上，他对翻译理论颇多不满，抱怨大学开设太多翻译理论课程，而少有注重实践的翻译作坊。 　　基利八岁时，当外交官的父亲被调往希腊工作，全家迁居雅典，直到二战爆发前夕。基利在希腊呆了两三年，学会希腊语。一九四七年暑假，基利重返希腊做义工，重拾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希腊语。两年后，他拿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往希腊教英语，恢复他与希腊文化的联系。差不多在一九四七年重返希腊的时候，基利尝试写诗，尽管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转而写小说，但写诗的潜能，最终还是在译诗中发挥出来了。 　　基利毕业于普林斯顿，研究艾略特。后来进牛津读博士，原是要研究叶芝和爱尔兰戏剧，但他对牛津现代希腊语系发生兴趣。系主任康斯坦丁·特里帕尼斯建议，基利可在他指导下写一篇探讨几位希腊现代诗人的论文。基利当时的导师是乔叟专家内维尔·科格希尔，科格希尔得知基利的新兴趣后，便鼓励他翻译卡瓦菲斯和另一些现代希腊诗人，以证明他有转系的资格。基利回想起来，对科格希尔大为感佩：在当时，能像他那样把翻译当成学术事业的人，可谓凤毛鳞角。这也是基利好运气：科格希尔本人是翻译家，曾把乔叟翻译成现代英语。 　　基利进牛津现代希腊语系时，谢拉德正好也在伦敦大学现代希腊语系读博士（他俩是当时英语世界最早攻读现代希腊文学的人），并已译了几首卡瓦菲斯的诗，发表在《文汇》杂志上，基利读后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他所见最好的卡瓦菲斯英译。基利已译了些卡瓦菲斯，以及更多的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他觉得，再重复翻译谢拉德已有的出色译作，未免太愚蠢了。他希望出版一本希腊现代诗选，便去找谢拉德，谢拉德正在希腊萨索斯岛度假，基利便偕妻子到希腊去找他。两人一见如故，合作计划亦一拍即合：谢拉德已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另一位重要诗人西克利亚诺斯，基利已译了一批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另谢拉德手头亦有若干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基利亦有若干卡瓦菲斯和西克利亚诺斯，再加上基利手头若干加索斯和安东尼乌的诗，合成了《希腊现代诗六家》。当时他们都不知道里索斯。诗集于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这次合作，虽有交流，但主要是婉转提议而非批评，仅止于润色。 　　十年后，他们第二次合作，译塞菲里斯诗集。这回不仅是集中译一位诗人，而且是覆盖诗人三十年的创作。当时塞菲里斯尚健在，他们完成译作都会寄给他过目。尽管塞菲里斯采取不干预态度，自称英语不好，但时不时会寄来一张明信片，纠正明显的错误。 　　两位译者分工合作，剔除个人喜恶：我译这首，你译下一首，交替地译。基利在美国，谢拉德在英国，他们互寄译作，供对方审阅及提意见。第二稿时，两人便会考虑对方的建议。每逢暑假，他们又会趁两家人都去希腊度假之机，作深入交流和修改。其中一个方法是大声诵读，直到听起来准确而自然。在这过程中，他们已意识到需要在英语中赋予塞菲里斯一个统一、中立的声音。在关注声音的基础上，两人达成共识，避免任何太美国化或英国化的习语，避免古字、陈词、倒装、个人喜恶和浮夸的修辞，尽量贴近塞菲里斯在原文中的简洁、明白和当代性。此外，他们凭自己作为英语作家所受的训练和直觉来译，同时扮演彼此的译作之批评者。而他们也真配对：谢拉德精通中古希腊语，而基利则熟悉当代希腊口语。 　　这个阶段的合作，有很多不同意见，也有适当妥协，更会为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贴切与否而争辩一个下午。到暑假结束，已分不清楚哪首诗的初稿是谁译的了。出版时，由于经过多次修改，已完全难辨彼此。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在英语中赋予塞菲里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看来，既不同于英语世界的诗人，也不同于英译的其他非英语诗人。至于这个声音是不是塞菲里斯原文中的声音，或在多少程度上吻合原文中的声音，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实际上也已不重要。因为世上并没有完美的翻译，或如基利所言，完美的翻译除非是把译本译成原文。只要有原著在那里作为比较，翻译就不可能完美，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好。但这是改善，不能称作完美。即使有完美这回事，但这是谁认定的完美？读者的，抑或专家的？读者的口味千奇百怪，这就是为什么坏译本也有好读者。专家的口味更复杂：除了作为译入语读者的品味外，还得加上专家本人的外语水平、辨识力，也就是说，得加上原文读者的品味。还不止呢，又得加上衡量和判断两种语言的功力，以及这功力本身的水平和层次。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好译本遇上坏专家，以及坏译本遇上更坏的专家——把它说成好译本。 　　塞菲里斯诗集，有一部分原已收入《希腊现代诗六家》，这次他们做了一次修改。例如 　　What do our souls seek journeying 　　on the decks of decayed ships 改为 　　What are they after, our souls, traveling 　　on the decks of decayed ships 这两句，译成中文可能相去不远，但在英文里，差别却是明显的。不仅after和traveling比seek和journeying更接近口语，而且our souls适当地突出。在前一句，不仅our souls被累赘的seek journeying拖着走，而且句子的停顿不分明，要读完第二行才能勉强领会。句子的不清晰，必然造成节奏的不清晰，相反亦然。修改后的译文，形象、节奏都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声音也清晰起来，不像前一句那样浑浊。好文字总是让读者一眼就看到文字所表达的形象，以至文字背后的想像，而坏文字或次等文字则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文字上，唤不起形象，也难以激发想像。 　　基利认为，任何译本按理说都是未完成的，且都在一定程度扭曲原文，因此永远有修改和润色的余地，尤其是在译者对原文有了新理解和新看法之后。在漫长的合作期间，每逢重读他们所译的某位诗人时，发现某个句子需要改善，他们就会给对方寄张明信片。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出版塞菲里斯诗集，一九八一年出版修改本，一九九五年普林斯顿大学拟重版塞菲里斯诗集，他们又趁机作了一次增订及修改（塞菲里斯后期作品《三首秘密的诗》，修改多达五次）。修改指针依然是简洁、明白和当代性。这个版本，大概是定本了，因为谢拉德已于一九九五春逝世。 　　希腊语有雅语与俗语之分，犹如中国的文言与白话。不同之处是，中国的文言，在新文学诞生之后，就寿终正寝，白话顺利成为雅士与俗人共享的语言；而在希腊，尽管俗语是希腊人民的母语，是从荷马到现代希腊文学的载体，但是雅语却一再死灰复燃。这种雅语，是人工语言，千百年来断断续续地干扰希腊文学的发展。它始于暴君狄奥尼西奥斯在公元前一世纪提倡的“古雅典希腊语”，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又在“人文主义复兴”的旗帜下复活，十九世纪初又以“雅语”借尸还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被军事独裁政权抬出来，在所有学校推行，直到八十年代才随着独裁政权消失。在雅语统治阶段，文学屡遭挫折。所有重要的希腊诗人，都是用俗语写作——除了卡瓦菲斯，他雅俗混用。 　　卡瓦菲斯的选择是刻意的，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诗常常取材自历史和神话，另一方面是他以雅语和俗语的灵活运用，来制造特殊效果，包括戏剧性和反讽。在形式方面，他是格律诗与自由诗兼顾；有押韵，有不押韵，也有押松韵。 　　这就考验起译者了。两位译者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们比翻译塞菲里斯时更有意识地赋予卡瓦菲斯一个英语的声音，用基利的话说，就是使卡瓦菲斯的英译语言，达到当代最出色的英语诗人那样自如，而这意味着译者必须准确把握当代英语诗歌的方向。他们强调口语，剔除雅语和格律，以及卡瓦菲斯原诗中的特殊风格。这是对原文的巨大牺牲，却是对译文的有益贡献。马夫罗戈达托的失败，恰恰是企图重现原诗的风格和韵律。而继基利和谢拉德之后，另一位译者梅马斯·科莱蒂斯再作尝试，企图重现原诗的雅俗混合，结果也是弄巧成拙。例如基利和谢拉德这句译文： 　　Later, in a more perfect society, someone else made just like me is certain to appear and act freely. 科莱蒂斯译成： 　　But later on--when in the far perfecter society--a someone else whose makeup is like mine 　　is sure to come freely do what he must do. 若译成中文，差别仍不那么大，例如perfecter与more perfect在中文里都是“更完美”，但在英文里，perfecter和a someone else看起来就像一个外国学生的蹩足作文，而makeup诚如基利指出，是一个多义词，在这个语境中你根本无法揣摸它的真正意思。哪怕可以揣摸出它的意思，但仅仅要人去揣摸良久，已经是不成功的了。 　　当一位诗人在诗中混合雅语与俗语且混合得成功（而一位好诗人、值得被翻译的诗人，成功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意味着这种混合在当代语境中还是自然的（这当代语境，也包含着传统，就像我们的白话也含有文言成分）。使这种混合达到自然，无异于在当代语境中走钢丝，其微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翻译这种混合物，也形同走钢丝。基利访谈部分的其中一位采访者、本身也是翻译家的埃德温·霍尼格就敏锐地指出：在译文中过分刻意地贴近原文风格，反而会伤害原文风格，因为诗人在原文中自然达到的效果，在译文中反而会变得生硬粗笨，违背诗人的初衷。 　　打个比方，假若一首优秀的当代汉语诗，化入一句文言，则这句文言就不只是文言，而是一句与当代汉语尤其是与当代汉语诗歌建立并产生微妙关系的文言，这微妙关系只有在汉语自古至今的脉络中才能建立和产生，其中包括白话与文言、半白与半文之间对抗或融合的关系，而一旦译成譬如英语，若英译者用一句中古英语来译那句文言，则他这句中古英语，尽管也与当代英语建立关系，但绝不可能产生原文那种在自古至今的脉络中建立的微妙关系，尤其是中古英语和当代英语的关系不可能与文言和白话的关系相同或相似。原文是“化”，译文只能是“讹”。换句话说，英译者在翻译这首诗时，他是在翻译，或再创造，而当他翻译这句文言时，他会变成在模仿，在效颦。 　　翻译本身够难的了，原文的混合也够难的了，把这种混合翻译出来，不只是难上加难，而是注定要失败。因为当译者这样做的时候，他实际上忽略了一个真理：翻译是针对译入语而不是原文。若把原文与译入语看成两个敌对阵营，则译者等于是译入语阵营派往原文阵营谈判的使者，但他却对原文阵营唯命是从，出卖了译入语阵营的利益。忠于原文必须以忠于译入语为原则，在必要的时候，他必须牺牲原文，成为原文的“叛徒”。在这一脉络里，“译者即徒叛”这句名言就得重新定义了。是原文的叛徒，还是译入语的叛徒？译入语如果面临像中国的欧化与汉化之争，那么，投靠哪一方才不算叛徒？好的译者是成功地平衡双方的利益（在中译的脉络里还要平衡欧化与汉化双方的利益），最好的译者是使协议更有利于译入语（中译者还得考虑有利于汉语的发展方向）。坏的译者则是两面不讨好，令谈判破裂，译文难以卒读。 　　结果证明基利和谢拉德的实践是成功的。但他们并未满足，继一九七五年卡瓦菲斯诗集初版之后，除了利用多次重印机会作了个别润色之外，他们又在九十年代初对译本作了一次全面修改。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们在前言后语和其他地方都强调卡瓦菲斯原文的特色，还在诗集最后部分花了相当的篇幅注明每首诗原文的韵式，但是读者都深信那是卡瓦菲斯的声音，而非任何其他人的声音。奥登在给达尔温的译本作序时说，无论看谁的译本，卡瓦菲斯的语调始终是可辨的。这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奥秘是，声音与风格化的语言是不同的。风格化的语言不可移译，但声音却是可以的。当然，条件是原作者声音清晰而独特，使得哪怕笨拙的译者也能把它带出来，就像一个富于感染力的人，能感染哪怕是一个最迟钝的人，且能使他在别人面前描述他，尽管不能绘声绘色，却也能说服别人相信；而如果遇到对声音的感应力特别敏锐的译者，那就更理想了。另一个奥秘其实很简单：既然原文哪怕混合雅俗语，也还是自然的，这就意味着诗人的声音，还是他那个时代主流文学语言语境中的声音，就卡瓦菲斯而言，就是俗语语境中的声音。基利和谢拉德切入俗语，割掉雅语，也就是切入俗语语境中的卡瓦菲斯的声音。相反，如果切入雅语而割掉俗语，就只剩下风格化的语言了。要翻译风格化的语言，就必须先使它非风格化，也即把雅语当俗语来译。换句话说，就是把无论雅语或俗语都译成当代英语。假如卡瓦菲斯全用雅语写作，也必须用当代英语翻译，就像英译者都以现当代英语翻译中国古典诗。但如果卡瓦菲斯全用雅语写作，还会有卡瓦菲斯，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卡瓦菲斯吗？雅语从未产生过伟大或杰出的诗人。雅语既不是希腊伟大文学传统的主流，也不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反而是两者抑制者和干扰者。这与文言和白话是不同的，文言是中国伟大文学传统的主流，也是所有识字者的共用语，而白话则是人民大众的语言。 　　基利和谢拉德在翻译（或者说再创造）塞菲里斯和卡瓦菲斯的声音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都不是诗人，更不是著名诗人。如果是诗人，他们就有一半机会以自己的声音覆盖原作者的声音，或把自己的声音拿出来与原作者“分享”。其次，他们重视原文的声音，而这几乎是诗人才会特别去关注的问题（在这点上，奥登对卡瓦菲斯声音的评论，应起了一定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没有诗人翻译家可能有的骄傲，另一方面又能发挥诗人翻译家可能有的敏锐。 　　声音决定译诗的成败，所谓直译与意译或中国翻译界的所谓信达雅之争，主要还是考虑文字意义，至多考虑到风格。但声音才是真正的关键。比如说，以简洁作为终极考虑，仍可能只会译出简洁的风格，而如果原著并不简洁，则简洁就多此一举了；如果简洁得在译文中变得过分刻意，那等于剥掉原作者的上衣，使他忸怩。即使原文简洁，译文亦以简洁应对，也仍不见得能译出声音。简洁去到最妙处，是贴切，而声音除了要做到贴切，还要关注各种细微差别。细微差别涉及到一些不显眼但关系到语气的字眼，犹如呼吸般看不到但细听听得出。简洁就像一间书房，如果译者以为只要把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就对得起原作者，反而会引起原作者不悦：他平时的工作环境，应该是有些书揭着，有些散落着，有些页码折起来，有些夹着纸片，有些微微隆起——压着原作者时不时找不到的圆珠笔。这些细枝末节，才是真正的文化修养或书香气息之所在，是原作者的长期习惯积累起来的。否则，那间书房只会是一个富豪用几星期或几天建置起来，用以掩饰其铜臭的摆设。 　　由于卡瓦菲斯和塞里菲斯作品都不多，且语言简洁，两位译者又能合作无间，因此这是他们翻译的现代希腊诗中最出色和成功的，也是英译世界现代诗中的精品。他们还合作翻译了埃利蒂斯，同样出色和成功，但有些遗憾。一是他们只译了埃利蒂斯的诗选，而不是全集。二是按基利的说法，在翻译埃利蒂斯时，取舍难度较大，这当中也包括埃利蒂斯较晦涩以及抒情性较强。其实在翻译塞菲里斯的《三首秘密的诗》时，他们就遇到晦涩的问题。塞弗里斯自己知道难译，不让他们译，所以这首诗没有收入初版的塞菲里斯英译诗集。后来经过多次深入解读，包括参考别人的译文，他们最终在塞菲里斯逝世后完成它，并收入增订本。这也说明译者的某些局限：尽管就基利而言，他也曾尝试过写诗，但毕竟不是诗人，未能全面欣赏不同风格和语言的诗歌，包括超现实主义诗歌。此外，基利承认，埃利蒂斯有些诗，并不太合他的胃口，尽管在翻译过程中，他也慢慢变得能接受和喜欢了。再就是埃利蒂斯有一部分诗作失之空泛，这是一种“在原文中不一定是二流但在翻译中会变成二流”的诗，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他们还是克服困难，为英语读者提供一个好译本。 　　他们合作翻译的另一位诗人是西克利亚诺斯，也是抒情性较强，其语言上和音乐上的价值，在希腊语中起到使诗人大量修辞性介词得以维持活力的作用。但这在英语中就难以做到。另一个重要障碍是西克利亚诺斯以重形式的长诗为主。这样，两位译者只能奉献一本薄薄的、不具代表性的译本，尽管译文质量本身没问题。作为读者，我只能读到三两首印象较深刻的诗。可以说，翻译西克利亚诺斯诗，两位译者有点勉为其难。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其他译者拿出更好、更完备的译本。也许西克利亚诺斯属于那种不可译或译出来损失较大的诗人。 　　另一位重要诗人里索斯，则是基利独自翻译，共译了两本，但也仅是里索斯的一小部分作品。里索斯产量惊人，连他自己也有点顾忌，有些诗藏着，不敢出版。如此产量，当然良莠不齐。是以，基利最初并不重视里索斯。他是在翻译课上，被学生迫着去重新认识里索斯的。他的翻译课允许学生主动提出要译的诗人，而有些学生坚持要译里索斯，不管基利同不同意。正是在这种机遇下，基利读到里索斯一组令他难忘的诗，逐开始钻研他，并在希腊度假时顺便去探访他。基利主要翻译里索斯的短诗和组诗，没有合作者对他不是问题，因为里索斯像塞菲里斯一样，也深受卡瓦菲斯影响。有了翻译卡瓦菲斯和塞菲里斯的丰富经验，再译里索斯对他来说可谓顺水推舟，尽管每个诗人都有不同的难度。基利的里索斯，不用说也跻身里索斯最佳英译之列。 　　基利的翻译个案，有三点值得重视。首先，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或有远见的翻译家，翻译也不是他的主食（他平时写小说和散文）。他有点误打误撞成为第一流的诗歌翻译家：最初是功利性的，因为他要写论文，必须附上一批译诗；然后从不自觉至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其次，他并非眼光独到，也不是开拓者。事实上他开始翻译希腊现代诗前，对它一无所知。他所译的诗人，也没有一位是他最早去发掘的，在里索斯的例子上甚至是迟钝的，但他能通过主要与谢拉德一丝不拘的合作，以慢工出细货的认真态度，后来居上。第三，他天赋并不特别高，也谈不上才华洋溢，却同样能以严谨的步骤和策略来弥补可能的不足，以非诗人的身份，贡献出杰出诗人翻译家也难以达到的高水平译本。 　　此外，基利以近半个世纪的翻译经验，提出三点看法，尽管没有惊人的洞见，却胜在平实可信，就像真理本身。 　　一、母语是来源语的人，不可把母语诗歌翻译成第二语言（例如中国人把汉语诗歌译成英语），除非他是天才。即使是天才，胜数也极低。 　　二、即使译者是以母语翻译其他语种，但如果译者对其母语的文学传统包括当代文学一无所知一无所爱，他也应该因其竟敢从事文学翻译而遭口诛笔伐，并重新送进学校。至于爱自己的毋语却对所翻译的文学的传统无动于衷的译者，则大可不必对他作如此严厉的口诛笔伐，因为他很快就会把自己闷跑了，或闷跑别人，最后只好乖乖回来研究本国的文学。 　　三、在母语中具有诗歌天份但外语水平有限的译者，其译品往往比精通所译外语但没有诗歌天份的译者好。 　　原载《上海文化》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