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领 ： 沈从文与汪曾祺记忆中的1957年“抱不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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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领 | 沈从文与汪曾祺记忆中的1957年“抱不平”事件

保马 保马 2024年08月17日 08:03 陕西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高领老师的《沈从文与汪曾祺记忆中的1957年“抱不平”事件》一文。在沈从文的书信当中有一段关于其弟子汪曾祺在50年代反“右派”事件中曾为他打抱不平的记录，然而却鲜少看到汪曾祺谈起此事，张老师从《文艺报》的一段记载入手，试图探究还原这一“抱不平”事件的真相。事实上，汪曾祺在1957年为其老师沈从文说话并不直接构成其被划为“右派”的证据，而是《惶惑》一文所代表的观点导致了这一事实。但在之后的历史事件当中，汪曾祺对老师的辩解的用心，沈从文并非不知，且有感歉意。师生以各自的方式面对那番往事，却显示二人情谊的厚重。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4年第8期，本次推送的是张高领老师提供的原稿。感谢张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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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汪曾祺记忆中的1957年“抱不平”事件

文 | 张高领

1961年，沈从文和汪曾祺在中山公园

1962年10月，沈从文在写给程应镠的信中，这样表达对于弟子汪曾祺的歉意：“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几句不得体的话”具体指什么，沈从文语焉不详，其子沈虎雏2000年的口述可作补充说明：“学生汪曾祺也被打成右派，而且据说理由之一就是他对于沈从文的态度，为沈从文说过抱不平的话。”（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0页。）近四十年中，沈家父子在不同场合都将汪曾祺1950年代的坎坷际遇与他为沈从文抱不平建立联系。然而，汪曾祺从未提及抱不平事件，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更不用说与被错划“右派”相关。两相对比，不免令人好奇，抱不平事件真的发生过吗？“不得体的话”究竟是什么，它何以导致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

晚年汪曾祺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面对当事人的含糊其辞，后来者的任何求证都可能陷入证实或证伪的迷局。1957年《文艺报》的一则材料，或许可以为解开以上谜题提供契机。

《文艺报》当年第11号《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刊载了一则汪曾祺发言摘要，原文如下：“写文学史是个复杂的工作，已出版的几本，都有教条主义，往往以作家的政治身分来估价作品。对沈从文先生的估价是不足的，他在30年代写了三、四篇同情共产党人受迫害的文章，他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简单的对待，应该重新研究。”这种为沈从文抱不平的观点与态度，在官方重要会议上公开表达，并被“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机关刊物”的《文艺报》摘要发表，当时肯定是令人瞩目的文坛新动向。这无疑是汪曾祺为沈从文抱不平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言论。沈从文几乎不可能关注不到这段话，仅就此而言，沈家父子所说“抱不平的话”确有所指。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

那么，发言摘要会成为汪曾祺被划为“右派”的依据吗？

答案是否定的。查阅过汪曾祺档案的陈徒手指出，汪曾祺写的《惶惑》，当时被判定为“基本错误事实”，是他被划“右派”的罪证。这从正面切断了发言摘要与被划为“右派”的联系，1979年汪曾祺的平反结论则从侧面否定了可能产生的关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平反结论这样写道：“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在1979年已经开始为沈从文平反的氛围中，汪曾祺为恩师抱不平的话肯定不会再次被认定为“几句错话”。

其实，即使回到1957年的语境，为沈从文文学史地位正名也并非“错话”。据涂光群的《沈从文写<跑龙套>》回忆，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周扬曾对《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革新特大号”即以散文头条发表了沈从文的《跑龙套》，可以说是刊物团结“多少年来一直没动笔或很少发表作品的老作家”的标志。所谓“沈从文如出来”是指发表新作，以老树新枝彰显“百花时代”的新气象，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不等于沈从文此前作品的评价将被改写。与此相比，重新出版旧作，更能显示既定秩序中沈从文的评价问题可能发生变化的讯息。

青年时期的沈从文

1957年1月，沈从文致信其兄沈云麓，透露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把我写的小说印个选本”。在同年《文艺报》第12号上，老作家蹇先艾对此消息表达了一种兴奋感：“有一位解放前写过几十本小说而且大家都公认为有一定成就的小说家，解放后他的作品都被全部否定了，他只好转业去搞文物工作（他的文物工作搞得很不错，那是另外一回事）。听说最近国家出版社也准备出版他的小说选集了，对关心他的朋友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喜讯。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更加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英明、伟大，事实上也只有认真地、坚决地执行这个政策，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在他看来，这一喜讯事实上改变了“解放后他的作品都被全部否定了”的现状。身为弟子的汪曾祺无疑更能体会其中的优容与善意，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评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问题。如果说整风会议上的发言也只是小范围传播，那么《文艺报》摘要发表则将其推向全国读者，透露出一种文坛风向。“30年代写了三、四篇同情共产党人受迫害的文章”所指的《菜园》、《新与旧》和《大小阮》，经过沈从文修订后收入了1957年10月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可谓以事实证实了汪曾祺言之有据。

晚年沈从文

在反“右”期间发表的《不准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中，沈从文名列133位签名抗议的“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即使在汪曾祺被划为“一般右派”的1958年夏，沈从文仍任全国政协委员，被《人民日报》划入“文学家、艺术家”之列，甚至有周扬和毛泽东邀请他担任北京文联主席的说法（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第48页），说明其政治地位得到了相当的肯定。

在沈从文处境持续得到改善的历史氛围中，汪曾祺发言可能有争议性，有偏见的批评者可以不同意其重评呼吁，但不能将它与右派言论画等号。就内容而言，汪曾祺批评“以作家的政治身分评估作品”，但也反向运用了这一评价方式，强调其师小说创作的政治性来批评既有文学史“简单的对待”沈从文。在此意义上说，汪曾祺并不挑战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而将之转化为文学史家个人行为的问题。就修辞而言，汪曾祺发言相当温和，有不满但并不寻求全盘翻案，不点名的方式也意在降低火药味，这一点与同篇中叶君健、黄秋云、苏中、丁力、吕剑和杨觉均等人点名批评周扬相比，尤其显示了发言者的审慎。甚至可以说，汪曾祺尽可能低姿态地提出重新研究沈从文的问题，发言前已然以相当警惕的目光提防着可能出现的非难。因此，这则发言的安全系数很高，从中解读出反党言行几无可能。事实证明，在《文艺报》“对整风期间在刊物上发表的有毒害的文章和报道进行了清理”的自我批评中，《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中的发言者吕剑、杜黎均、黄秋云和唐达成等人被点名批判，汪曾祺并不在其中。

晚年时期的沈从文与汪曾祺

综上，汪曾祺为沈从文抱不平事件不是他被划为“右派”的依据。既然如此，沈家父子为什么要与汪曾祺错划为“右派”建立联系？

在定罪前的批判会上，汪曾祺极可能为此吃过苦头。正如汪朗在《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所说：“批判会开得大家都很疲劳，因为所有人都要发言，还因为没话硬要找话说。除了那篇黑板报稿之外，总还得找出点其他东西批一批，以证明该人‘右派’当的不冤。”在此情形下，汪曾祺为沈从文抱不平的发言遭受上纲上线的批判并不意外。在汪曾祺小说《寂寞和温暖》中，主人公沈沅的遭遇投射了其切身体验：“有一些发言把一些不相干的小事和一些本人平时没有觉察到的个人恩怨拉扯成了很长的一篇，而且都说成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屠格涅夫、列宾和她的白脸盆都受到牵连，连她的长相、走路的姿势都受到批判。”不过，无稽之谈不过是批判由头而已，最终“据以定性”的主要根据则是沈沅白纸黑字的日记。同理，汪曾祺抱不平的发言难免受人非议，但它毕竟不同于汪曾祺对本单位人事制度提出“商榷”的《惶惑》，最终并不能成为“右派”依据。对于这些痛苦过往，乃至当年上纲上线的批判者，多年后汪曾祺选择了“遗忘”。然而，沈从文并不是那么容易释怀。

汪曾祺《寂寞与温暖》，新地文學出版社，1990年

此外，沈从文的歉疚之情还在于，汪曾祺表达的不仅是个人观点，也是师生二人的共识。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并非一开始就被完全否定，王瑶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对沈从文的小说美学颇为欣赏。但在这部著作座谈会上，蔡仪——也是1950年代另一部重要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的作者——批评道：“对于那些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对沈从文的作品“看去似乎有所批判，而实际是没有批判”。（《<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此后的文学史著作对沈从文的评价就没有王瑶那样友善了。在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沈从文的小说被完全否定。丁易认为沈从文是“坚决的站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来认识现实的”，所以“他不能认识现实的美和丑、善与恶的真相，相反的，他常常歪曲了现实，颠倒了是非”。对王瑶相当欣赏的小说美学部分，在丁易看来也完全不值得肯定：“他苦心孤诣的在故事的叙述上安排着一些浓厚的但却是低级的趣味，用一种最适合于体现这趣味的轻飘飘的文体表达出来。在字句的一些细致地方他也不肯放松，新奇灵活的句子，跳动简涩的文词，也很博得一些读者的赞赏，作者便用这些练字、造句和传奇式的趣味叙述，造成一种表面看来似乎很精莹的外壳，将他的地主阶级的观念世界表现出来，企图用这些小技巧来麻痹读者，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为‘文学的魔术师’，‘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这虽然说得尖锐一些，但却倒也没有怎样冤枉屈他。”（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90-291页。）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

虽然汪曾祺并未点名，但丁易显然是“已出版的几本”文学史著作的代表。沈从文1957年11月致信其兄沈云麓，不点名地批评了丁易：“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师生二人过从甚密，沈从文对丁易等文学史著作的不满，汪曾祺应该相当熟悉。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尽管非常不满，但公开场合并不声张，而汪曾祺则禁不住不平则鸣，发出郑重呼吁。所以，“可能”或“据说”的不确定性也难以抑制沈从文的可能性联想。

青年沈从文

虽然汪曾祺不愿旧事重提，但他为沈从文正名的责任感却依然强烈。在《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中》，他颇为不满地指出：“有些是读过他的作品并且受过影响的，但是多年来他们全部保持沉默，无一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汪曾祺。自1980年《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始，直至汪曾祺1998年逝世前写的《梦见沈从文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在不同的文字中谈及沈从文，特别是对沈氏作品重新评价问题的持续关注与呼吁，可谓1980年代沈从文热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助力。1988年为沈从文“盖棺定论”的悼念文章《一个爱国的作家——怀念沈从文先生》中，汪曾祺以极少见的愤慨言辞表达了对文学史家的强烈不满：“对沈先生的误解之一，是说他‘不革命’。这就奇怪了。难道这些评论家、文学史家没有读过《菜园》，没有读过《新与旧》么？沈先生所写的共产党员是有文化素养的，有书卷气的，也许这不太‘典型’，但是这也是共产党员的一种，共产党员的一面，这不好么？从这两篇小说，可以感觉到沈先生对于那个时期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有多么深挚的感情，对于统治者的残酷和愚蠢怀了多大的义愤！这两篇作品是在国民党‘清党’以后，白色恐怖覆压着全中国的时候写的。这样的作品当时并不多，可以说是两声沉痛的呐喊。发表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要冒一点风险么？”可见1980年代的汪曾祺依然在延续着1957年的重评努力。若此时重提百花时代曾一度存在的重评可能性，显然可以构成重写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一种有益的历史参照，但汪曾祺并未提及。

晚年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在金鞭溪

汪曾祺的选择自然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刻意保持沉默。不过，即使汪曾祺什么也不说，这种沉默也能说明问题。其中有回避伤心往事之意，但更多的缘由在师生之间的情谊，作为弟子，他更乐于讲述沈从文如何给予自身教益，而不愿谈及他曾为老师仗义执言。被汪曾祺遗忘的抱不平事件几乎成为难解之谜。遗忘与铭记，在1957-1997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师生双方都选择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患难见真情，这种“冷处理”既体现着他们的相处之道，也见证了彼此情比金坚的厚谊。

晚年汪曾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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