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琼斯：《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

刊登于《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六期。 此前第一章已经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2012年第二期。 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出版专著有《黄色音乐：中国爵士时代的传媒文化与殖民现代性》（Yellow Music :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中译本《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台湾商务印书馆），《像一把刀子：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与类型》（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琼斯教授亦精于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张爱玲的《流言》、余华早期作品及《许三观卖血记》的译者。 经作者授权，全书由王敦、郑怡人、李之华翻译，将出版中译本。 出于版权考虑，这里只给出第二章的前两节，注释等略去。欲读全章则请支持正版！ ×××××××××××××××××××××××××××××××××××××××××××××××××××××× 《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第二章 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 安德鲁•琼斯（王敦、李之华翻译） 安德鲁•琼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Louis B. Agassiz Chair Professo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王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之华，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 ***************************************************************** 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 《孤独者》中的叙事人回顾道：“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与鲁迅一些脍炙人口的其他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多少受到了些冷落。 但是不可否认，《孤独者》复杂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主义者所面临的关于发展的僵局。他们如同《呐喊自序》“铁屋子”隐喻中“较为清醒”的少数人——想象着用自然－历史的话语来演绎“发展”，却陷入了困境。他们想要改良历史进程的企图，却在付诸实施之前就被尽数扼杀了。换言之，这个故事通过演示进化叙事逻辑中冰冷的一面，来演绎中国知识分子改天换地的抱负的徒劳。《孤独者》的叙事者申飞回顾了他与魏连殳的交往。魏连殳是一名中学堂教员——因着他的种种现代“古怪”言行，被乡人嘲笑为“异类”。小说在一开始便讲明了魏连殳已被传统、社会，和亲族所共同绞杀——丢掉了饭碗，陷入了绝望，背弃了理想，吐血而终。这故事不仅是写给读者，更搅动叙事者申飞的心灵。申飞继承了魏连殳的精神衣钵而成为又一个“孤独者”，正如在故事的开头，魏连殳祖母的葬礼启动了魏连殳的精神遗传。这不祥的循环性，不仅再次确认了历史宿命的顽固，而且暗指：“孤独者”对于未来世界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清醒地指认了历史的宿命。 “继承性”这个概念——包含其在严格的生物学及其作为“遗传”的话语引申意义——是《孤独者》所纠结的核心。故事凭借两次葬礼的前后照应，凸显了发展话语在能动性（agency）及其伦理意义上面的困境。葬礼不仅仅代表着终结和仪式上的追悼。也是一种社会传承机制，作用于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孤独者》将此予以暴露，对中国的血缘继承“传统”的贪婪和伪善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不过是“窃取”的别名，是阶级和性别等不平等的延续形式。故事的往复性(recursive)叙事结构更指向了精神层面的继承。魏连殳描述了他祖母深刻的孤立存在状态；这段描述嵌入了申飞对魏连殳的孤独的描述，而魏连殳的孤独感又缠绕上了申飞。可见，在生物学意义之外，受难和痛苦，亦可被视为一份挥之不去传承。故事以狼嚎始，以狼嚎终。魏连殳和申飞先后形同“受伤的狼”，用野兽那“无词的言语”哀悼苦痛的承袭。 鲁迅借助狼的文学形象，来表征其对“自然历史”发展困境的复杂思考。 遗传问题，是魏连殳与申飞各自心底的挣扎和讨论的焦点，其结论即决定命运。魏连殳连房东家老太太那两个粗野肮脏的孙子都要溺爱。对他来说，孩子，是在这个不可救药的社会里实现进步的唯一希望：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关于悲剧必然性与发展能动性(developmental agency)、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也是鲁迅的写作及其时代话语的焦点。诚然，先秦的哲学话语（尤其是孟子与荀子的作品）和佛教传入的业报轮回观念已经在思考人性的传承问题。但关于遗传问题的广泛深入思考，是要到晚清和民国时期才成为热点。在当时的出版文化中，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介，生物学知识尤其获得了广泛的本土化传播，特别是通过教科书和“知识文本”如字典、百科全书和启蒙读本等来进行。当时的地缘政治式隐喻经常要披着生物学知识的外衣，往往要用孩子和动物来说事。相应地，笔者还要专门讨论在民国时期出版文化中的关于“狼”的形象修辞，及其它与自然历史式叙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 本土话语与西方理念的本土化进程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思想史与文学修辞之间的关系问题。思想观念是如何在交错的话语领域之中穿行的？思想观念和概念如果被沉浸在文学的溶剂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些舶来的科学知识框架如“自然选择”、“进化式发展”和“遗传”，如果没有被放进文学性修辞和叙事的溶剂里，能否潜移默化地得以流传开？这些都牵涉到了对科学表述的普遍性问题的思考。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貌似客观的科学表述，实际上要依赖于叙事（通常带有意识形态性）和修辞的建构才得以发挥影响力。 有关科学的表述，总是在适当的时候说出让社会想听或不想听的话，并会引发后续的话语反应。马克思对此十分了解。他就曾敏锐地指出了达尔文“动物世界正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自然科学表述的意识形态性。我在这个研究中所发出的追问是很具体的：在民国时期，原产于北大西洋现代宗主国(metropoles)的进化论思想是如何渗透到当时的话语环境和文学生产之中的？它是怎样在半殖民地的语境中，被中国的本土语言所转述、挪用、再生产的？ 对于这些问题，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不出完整的答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遵循思想史研究套路，致力于钩沉严复思想的内在逻辑。 尽管该研究成就斐然，它毕竟忽视了更为广阔的话语视野——清末民初两种大相径庭的话语传统（新儒学与维多利亚科学）之间的复杂交错。 换言之，在史华兹的研究中，严复更多地像是被处理为一个虚构的支点，被用来搭建晚清知识精英“对西方的反应”的历史情节剧。 实际上，严复跨越了晚清中国和维多利亚英国两个文化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勘察严复思想上的地缘政治裂痕，触摸其思想关联的纵深。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和汪晖的研究均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为了能更清晰地绘制出西方思想的散播路径图并追踪它们在各学科、话语、文类和媒体之间的穿行，我们需要细察“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运作的问题。我是受到了米里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的启发而启用本土化这个概念的。汉森成功地运用“本土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近年在中文里也曾被译为“白话现代主义”）的思路对电影在世界范围的扩散进行了解读：电影做为大工业生产时代的现代“审美方式和公共视野”，“以复杂的方式”回应了“一连串技术、经济、社会和感知上与‘现代性’相关联的转变”。 在汉森的研究中，“不对等性”(asymmetry)对本土的话语实践来说不可或缺，是“脱离、改变以及反对‘高等’的国际化外来语言”的表现方式。 在不对等关系下，本土话语与世界性话语从对方身上获得参照，以确定自身。 1898年，严复译述了T•H•赫胥黎在五年前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若把严复的文本视作赫胥黎文本在中国的本土化修改，便能转换思维范式，放下对译文忠实性的争论。 从效果上看，严复用文言对赫胥黎的改写，未尝不是本土“通俗”化的一个范例。实际上严复正是成功地运用了文言文体的丰富表现力，才让进化论思维真正深入进了当时精英层的知识结构中。而后续的更大规模流通，则意味着本土化过程的层级递进。梁启超和马君武（1881-1940）等承接严复的接力棒，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分销员”（retailers）。该过程同步于与新兴商业出版文化火山喷发式的繁荣。出版文化的兴起以上海为中心，由商务印书馆，及其强有力的竞争者中华书局领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些机构已经催生了由出版物（包括报纸、大众期刊和教科书）、电影、广播和留声机唱片所编织的本土现代文化之网。 正是循着这一网络，各种关于进化生物学（如“发展”、“自然选择”和“遗传”）的本土化通俗思考才得以广泛流传。作为叙事的框架和图像，进化论知识自如地在不同的媒体间穿行，培育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