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未来主义作为 /ACC的神化

#译文不代表译者立场

作者：Vit Van Camp

“中华未来主义是一场无形的运动。它是一个幽灵，已融入数万亿工业的产品、数十亿的个体和无数隐秘的叙事中。它不是基于个人的运动，而是基于多重重叠的流动（multiple overlapping flows）。人口的流动、产品的流动和过程的流动[1]”。--劳伦斯·莱克（Lawrence Lek）

中华未来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环境中的一个聚合体。它是一个“幽灵”（源自拉丁语larva意为“鬼魂、幽灵、面具[......]”[2]），萦绕在设备上，数万亿工业的产品作为商品，在数十亿人类消费的重叠流动中环环相扣。机械化的再生产/再现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生态和潜能的事件视界，从我们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一个向系统优化靠拢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时刻，技术环境在其存在的某些方面似乎脱离了人类的直接控制。这种环境已成为嵌入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寄生系统。它是一种生产工厂（production-plant）的逆转录病毒，通过信息和计算资本的流动，重新连接社会记忆。这篇文本是对“阴谋论”的延伸。

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类型学（typology）中（以西蒙东和莱罗·古兰（Leroi Gourhan）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技术系统经历了一个逐步“具体化”直至“饱和”的过程。

“技术存在物通过趋同和适应自身而进化，它根据内部共振的原则在内部变得统一[3]”。

与技术对象一样，系统聚合体也经历了一个细化的过程，即根据环境对自身进行微调，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功能平衡--内燃机趋向于具体化，就像细胞感光器趋向于哺乳动物眼睛一样。

焦点在于，中华未来主义指定了一个饱和点，一个三大加速主义系统产生共振的汇聚标志： R/ACC、L/ACC、U/ACC（按谱系顺序排列）。

新-中国（Neo-China）将从未来抵达...

The MittelReich

一个转移式的超-有机体（A metastatic super-organism）--被锁入超生产的中央帝国--坐落于在这片土地上。在此，工业时代的原始萃取物和细小灰烬并未被运离海外，而是堆积成了工业生态文化的分层堆栈。新-中国是加速主义的神化/凋零（apotheosis/apoptosis）。DPRC和其他聚合体正在部署的数字化安全国家构成了一种新官僚范式的基础，这种范式最后超越了西方的控制左翼（Ctrl-Left）或另类右翼（Alt-Right）运动的小范围尝试，约翰·米歇尔·格里尔（John Michel Greer）在《另类右翼、控制左翼和逃脱中心（The Alt-Right, the Ctrl-Left, and the Esc-Center）》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描述。古板的左/右二分法在技术环境的超复杂性中消解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和为人类服务的意识形态在不断的现实化过程中消解，不断更新和修补建构（memeplexes，即技术系统本身），最终达到饱和点。政治/种族/意识形态等系统凋亡，溶解在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信息洪流中，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的能动性（声音、指挥线......）只构成全球电子装配线中的一个离散位置。在工业革命的余波中，“非人”作为一个冥界实体（chthonic entity）涌现了。

在近-未来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人类...

右翼加速主义让人们意识到，中央帝国给予了思考市场与工程之间关系的新视域。资本主义目前以新-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缩影，构成了一种深层结构，它能够寄生于官僚国家机构特有的裙带关系，同时向指定人群发出宣传意识形态的信号。强大的工业生产模式支撑着这一体系的神经症，而这一神经症又被进一步本地化，因为富裕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人口渴求这些小玩意儿、福利和地位象征，而这些小玩意儿、福利和地位象征正是富裕社会大肆兜售的。这种动态使其技术和经济的再生产以出口速度飞速发展--车轮中的车轮将生物圈和“人类 ”的概念碾成灰浆。

最终，从新封建主义、NRx的拼贴（patchwork）倾向中更新过来的兰德教父自己也：

他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加速主义社会：执着于未来，飞速变化。面对中国国家的快速项目，他之前对政府能力的自由主义蔑视也随之消失"[4]。

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别处...

L/ACC

左翼加速主义预测的是新-中国所保留的社会主义授权。斯尔尼切克和威廉姆斯所捍卫的“新霸权（new hegemony）”已被打上了数码铭文的补丁，即将以“天命所授”的形式被区块链化。对于建立这一新霸权的工具，已经摆脱了过去自我相似的极权制度所兜售的承诺，那是一种迟缓、被动的努力--在19xx-19xx年的思维空间之外倡导一个“后工作”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的世界，会遇到难以逾越的智慧鸿沟。简单地将这种“新霸权”与发掘创造潜能的社会主义基本计划相融合，似乎越来越不切合实际，因为各种生产联合体已经开始运作，同时还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是对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形式的呼吁，从后-苏联地理的视角来看，这种立场自相矛盾地牢牢扎根于民间政治感性的幽灵学中，其基底是西方对社会主义梦想的潜在迷信形式，而这种梦想从未完全实现。只需一把“权力之剑”。

如果要通过以Cybersyn模式[译注：Cybersyn 项目是智利在1971年至1973年萨尔瓦多·阿连德任期内实施的一项项目，旨在构建一个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以协助管理国民经济。该项目由四个模块组成：一个经济模拟器、一个用于检查工厂绩效的定制软件、一个操作室和一个连接到一台大型计算机的全国电传机网络。]（斯尔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项目的流行化比喻）为基础的计划生产和数字治理体系来支撑潜在创造潜力的多样化爆发，那么事实上，与中国国家在推动的计算建模方面最为接近，而Die Linie der Partei的根本权威也是任何政治社会发展的基础。

Don’t look into the mirror. The Megatron battles the forces of NRx and the bourgeoisie.

左翼加速主义项目的最终神化，可以从中华未来主义和中央帝国已经体现的某些方面进行定位--欲望经济已经融入并归入意识形态-工业的多路复用机械回路，从内部对社会身体进行殖民化。

Wu/WeiCC

无条件加速主义所预示的是中华未来主义的非人暗流，即认为技术的发展，至少在虚拟世界中，早已超越了其“人类”基质的相关性。生产线接管了一切。文森特·加顿在《无条件加速主义与实践问题》中写道：

“无条件加速主义描绘了一条向外发展的道路：俄狄浦斯、大教堂、利维坦之类的结构将被从系统内部和周围冲上来的力量撕裂和摧毁，而这些力量反过来又会调动整个系统走向自身的解体点。与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不同，无条件加速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一种动员的唯物主义理论。"

正是这种将以人为中心的建构完全置于技术环境之下的做法，在中华未来主义的异智能（xenointelligence of Sinofuturism）和加顿的无条件加速主义著作中都能找到共鸣。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由人文主义的其他名称......）在意识到它所引发的技术革命正在趋向于自身的趋同和饱和点时，就会土崩瓦解。在社会发展的过滤网中，只有赛博格式的组装才会被筛选出来，这种组装在质量上似乎不如人类，但在适应性和夺取性的协同作用的潜力上却更胜一筹。身体/电路的组装/聚合正在融合到一个技术系统中，而这个技术系统与所有技术系统一样，正趋向于自身的饱和。正如莱克所说：

“中华未来主义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一个大规模分布的神经网络，专注于复制而非原创，沉迷于学习大量原始数据而非哲学批判或道德，具有后-人类的工作能力，以及前所未有的集体意志力[5]”。

“人类”这一概念是智人（homo sapiens’）历史发展的终极迷信，而无论是中华未来主义还是无条件加速主义都非常愿意将其重新纳入更为广阔的唯物主义生态中，或者将其彻底抛弃。

A Pluribus Unum

所有三个加速主义门（phyla）都预示着中华未来主义的出现--即通过数字技术的新兴应用、对超级计算的投资以及拥有工业革命4.0的生产资料，一个新帝国正在崛起的投机论调。所有这些都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与中央集权的内在国家机构的融合。当西方将太空殖民化重新定义为古板的未来主义视野时，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却一直在将国家机器埋入社会躯体。它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利用面部识别技术维持治安和监视、数字官僚体制、强迫劳动、器官摘取等项目，收获并增强物质和社会现实。

在机械化自我再生产/再现（self-reproduction）时代，政治的前提是对内部资源的开发，而中央帝国及其附属机构正在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生物材料，发展强大的基础设施，以获取地缘政治和国内优势。这种再域化的社会经济向心力正在组装一个新的体系（fasce），在一个更新的、完全数码化的帝国使命的支持下，将“多合为一”。这个技术系统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饱和的、具有繁殖能力的系统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它正在创造自己的未来。

注释

[1]劳伦斯·莱克《中华未来主义（1849-2046AD）》

Vimeo, accessed 9.11.2018<https://vimeo .com/179509486> [transcript from correspondance].

[2]Dictionary.com, accessed 9.11.2018<http://www.dictionary.com/browse/larva>.

[3]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1

[4]安迪·贝克特（Andy Beckett）《加速主义：边缘哲学如何预言我们所生存的未来》

The Guardian, May 2017, accessed September 9,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11/accelerationism-how-a-fringe-philosophy-predicted-the-future-we-live-in>.

[5]劳伦斯·莱克《中华未来主义（1849-2046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