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窥探事物的“危险边缘”

文/余扬 《文学报》2008-03-27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增设“最多提名”奖项，获此奖的将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国作家，一生共获21次诺奖提名，然而直到他于1991 年，以87岁的高龄辞世，却始终无缘诺奖。关于他得不到诺奖评委们青睐的说法有很多:有说是因为格林当过间谍，写过间谍小说；有说是因为其中一位叫做亚瑟伦·德奎斯特的评委对他有敌意，也因为其他会员认为他更多是个娱乐作家而非严肃作家。所幸，有无夺得诺奖并不被视为一位作家是否拥有朝向永恒的通行证的依据，生前，格林就已无可疑义地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尽管格林的作品在欧美、日本等很多国家备受推崇，他在中国却远没有与他齐名的同时代英国作家毛姆获读者青睐。此前，译林出版社曾推出他的几部小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谷歌、百度网上键入“格雷厄姆·格林”，搜索到的资料更多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演员的生平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格林作品权威译者傅惟慈就在策划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如今他的这个愿望，将部分得到实现。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准备推出“格林文集”八卷本，或许，这意味着我们将对这位集间谍，环球旅行者、天主教徒、预言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做出回顾并重新认识。 追溯格林的创作生涯，不能不提他在二战期间当间谍的经历。尽管在英国，作家当间谍并不是件稀罕事，在格林之前的著名作家中，毛姆曾任职于一战期间的英国军情部门；在格林之后，当代间谍小说家勒卡雷则在冷战开始时进入陆军情报处。但格林的情报生涯还是有些非同寻常。1924年，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一本名为《战败》的书，书中描写的故事激发了他对间谍生活的兴趣，也激发了他对于“事物的危险边缘”的执迷，并由此涉足谍海。 1941年1月，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为期三个月的间谍训练，学习编码和译码技术。这三个月期间，除了训练之外，格林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七点钟驾车前往市区为营地购物，并顺便从警察局长那里领取密码电报。回到营地后，格林立即破译这些电文，然后利用这些电文起草回电和报告。在这三个月里，他还凭坚强的毅力，利用不多的空余时间，写出了令自己扬名于世的著名间谍小说《忧虑重重的内阁》。 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审视人性最奥妙最细微之处的绝妙解剖台，而由一个间谍的个人命运，更可以引申出对整个人类处境的终极追问。事后证明，这段秘密工作生涯，对格林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不说其重要作品《人性的因素》的主人公就是双重间谍，此后的《一支出卖的枪》(1936年)和《密使》 (1939年)也是涉及国际政治和追踪罪案的故事。 格林热衷环球旅行，在其短暂的谍海生涯中已经初露端倪。无尽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让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他的作品也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的重大事件的记录。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权力与荣耀》，就是以他于1938年3、4月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在这两个月中有五个星期，他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州。此外，荒原般的西非(《事物的核心》)；“医生”爸爸独裁统治下的海地(《戏剧演员》)；哈瓦那的情报站(《哈瓦那特派员》)；冷战时期的越南(《沉静的美国人》)；殖民地时期的刚果 (《精疲力竭的病例》)……这些异国的背景，依托当时的现实政局，巧妙地进入了他开阔的写作视野。格林一反近百年来“反诸内心、发掘自我”的世界文学传统，把自己的小说世界，建立在这样一张空前巨大的版图上，可谓“不合时宜”之举。但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凸现了格林小说的重要价值。很显然，他选择异国的时政背景，并非为了猎奇或哗众，而是追承先贤笔法，于大动荡大变革中，展现人性亘古不变的性质，折射人类曲折跌宕的进程。他的这种探索热情也表明了他 “积极介入”的立场:文学应该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 格林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他本人早期却是一个注重内省的天主教徒，从《布莱顿硬糖》到《恋情的终结》，这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为思想支撑，由此，在很长时间内，他被称为“天主教作家”，甚至有妇女写信给他要他组织一支天主教十字军向被封锁的西柏林进军。他在这一阶段撰写的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行。格林在探讨他们的罪恶、信仰、赎罪、解脱等问题时，试图告诉人们:在这个冷酷而充斥罪恶的时代，救赎已经成为了一种彻底的幻想。至于如何克服这种来自骨髓深处的道德焦虑感呢？他给出的答案是:爱。去爱，是人类在荒诞而痛苦的世界上最后的倚仗。 成长于大不列颠帝国衰败时期，帝国体系面临不可避免的松动乃至瓦解，格林与同时代的精英们一样面对时代的病症。“羞愧和绝望的悲观主义”扎根于很多人的思想之中，英国人也从此从“日不落帝国”的迷梦中清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刻关注时政的格林于1955年创作了《沉静的美国人》。正是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天主教信仰开始动摇，政治取代宗教成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框架。不仅如此，这部日后被拍成电影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为他赢得了“预言家”的美誉。在小说里，格林不仅成功预言了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还预言了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美国其他对外干涉的愚蠢的行为注定要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莱坞于2001年重新改编这部小说，再度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能说仅仅是个巧合。 格林自称年轻时也想搞文体试验，但真正开始写作后很快确立了一条简明质朴的叙述道路。他的写作并不注重技巧上的花样翻新和文体的实验雕琢，他作品中的许多描写笔法完全是现实主义式的，极少有先锋味道。正是坚持这种传统的写作姿态，有违“小说创新的精神”，使他作品的价值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正确地评估。或许，在格林看来，他的写作就是要向读者传递他对于不确定的人类命运，对于这个充满危疑和彷徨的世界，对于人性与道德矛盾冲突的思考，因此，他把他作为小说家的技艺更全力投入于故事的谋篇布局和情节转合，来放大其可读性和感染力。无怪乎有评论家称:“格林拥有一切技巧却永远关注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