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顺平：绘画所见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文化交流

一、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概览及研究回顾

14世纪后期，明朝和帖木儿帝国（Timurid）在亚洲东西两端同时兴起，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帖木儿（Timur 1336－1405）遣使入贡，两国交往才拉开序幕。明太祖朱元璋对帖木儿帝国在中西亚的迅速崛起了解有限，在帖木儿进贡八年后，明王朝始首次向撒马儿罕派出外交使节。以世界征服者自居的帖木儿不但扣留了明朝使节，还发动了对明朝的圣战；永乐三年（1405）冬，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帖木儿次子沙哈鲁（Shah Rukh）取得了继承人的地位，并于1409年统一了帝国全境。 沙哈鲁统治期间（1409－1447）一改其父的黩武政策，将经济文化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对外奉行平等共处的原则，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多次互派使团，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紧密。沙哈鲁去世后，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维持了短暂的统治（1447－1449），此后帖木儿帝国即陷入内乱分裂，直至半个世纪后灭亡。明朝方面，明成祖朱棣奉行积极的西域外交战略，多次遣使出访帖木儿帝国，并亲自致书沙哈鲁，承认对方的宗教和统治，表达了平等友好的外交愿望。此时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永乐朝之后，明朝的西域外交战略转向收缩，虽仍有帖木儿帝国使节进贡，但明朝再未遣使出访。尤其是土木之变（1449）后，明朝国力下降，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逐渐转衰。可以说，永乐时期明朝和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和平交往，既是两国之间最为重要和精彩的阶段，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记载这一时期两国交往的文献，中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史料有《明实录》及永乐朝陈诚的出使报告《西域番国志》，其余记载多数都比较简略、零碎，且存在相互抄录的现象。波斯文献里，火者·盖耶苏丁（Khwaja Ghiyas al-Din)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因为有中译本，流传较广；帖木儿朝宫廷史家阿卜都·剌札黑（’Abd al-Razzaq Samarqandi）著有《两颗福星之升起》（Matla’al-sa’dayn），收录了沙哈鲁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往来国书等重要资料；与阿卜都·剌札黑同时的另一位宫廷史家哈肥子·阿卜鲁（Hafiz Abru）辑录有《诸史之精华》（Zubdat al-Tawarikh），其内容不但包括了上述两种文献，而且更为准确和详备。利用明朝与波斯文献的对勘，取得较为重要研究成果的，早期有邵循正和傅理初(Joseph F.Fletcher)；刘迎胜后出转精，他对永乐时期两国交往的相关文献及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点评，并深入研究了永乐初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传统文献之外，见证两国这一段重要交往历程的，还有一些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珍贵绘画。在这些绘画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的《牵马图》《海东青图》以及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的《花园宴会图》。《牵马图》中的白马，系沙哈鲁赠送给明成祖朱棣的礼物；而《海东青图》中的白海青，又是朱棣回赠给沙哈鲁的自用之物；《花园宴会图》出现的三位明朝使者，则见证了永乐时期两国交往的辉煌时刻。这些绘画对于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史的研究，具有传统文献所不具备的重要价值。它们的基本信息，过去曾有格雷（Basil Grey）等伊斯兰艺术史专家在相关论著中加以简单介绍，但多是从伊斯兰艺术史发展角度的解读，影响也相对有限。随着2014年大英博物馆“明朝盛世五十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展览的举办，这三件作品作为重要展品，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对其绘制时间、背景以及画面内容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阐释，成为一个必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

二、残本《牵马图》

《牵马图》残本，绢本设色，由独立但能够拼接起来的两部分组成：武官部分，纵39.9厘米，横28.2厘米；白马部分，纵49厘米，横30.4厘米。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作品描绘的场景是：郊野中站立着两位似在交谈的明朝武官，靠右着红袍者手牵一匹高大的白马，白马仅剩躯体前半部分。

在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馆藏中，左侧武官部分有四件高度相似的本子，而右侧白马部分却只存有一件（H.2154-33a）。将两部分残本进行拼合，只有馆藏号为H.2153-123b的武官图与白马部分衔接起来完全吻合，而且绢地的色彩亦能一致，可见它们本是从完整的同一作品中裁割出去的。图中人物衣纹用铁线描，武官胸背上的织金狮子及四周的云纹刻画精细准确，符合明朝高级别武官胸背服饰图案的规定。白马脖颈下的繁缨式样常见于明代宫廷绘画。由此可以推测出，残本《牵马图》应是出自明朝宫廷画家之手。 为何将完整的画作裁割为两部分，并分别装裱保存？这种独特的图像处理方式，在14－16世纪伊斯兰图书画册装帧工艺中经常见到。即将大小不同的细密画裁切成统一的尺寸，装入经典史诗书籍中作为插图，或组合成为一套新的画册；插图与书籍的内容，往往没有直接的关系。《牵马图》里的武官部分编号H.2153-123b，系为白羊王朝(Ak Koyunlu Dynasty)统治者Yaqub Beg (1478－1490在位)所制作画册的一开；而白马部分编号H.2154-33a，画册的赞助人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的Bahrām Mīrzā(1517－1549)王子。由此可见，《牵马图》由明朝宫廷画家完成后，曾被临摹多幅，图中拼接起来的这副残图，极可能就是最初的原本，约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被分割裁切为现存的两部分。

关于《牵马图》的画面内容，最为直接的资料见于《两颗福星之升起》： 回历八百二十年三月（1417），中国皇帝大明汗复遣使至哈烈。⋯⋯赍赐品甚多，有鹰隼、文绮、红绫、瓷瓶等物，并有御赐诸王子公主等件。⋯⋯当中国使首次来聘之时，沙哈鲁遣Said Ahmed Tarkhan 送之还朝，携灰白色马以献。帝喜此马，故第二次遣使，多赍赐品以报。画工绘马之形，左右各立一隶执辔，皇帝亦以此图赐沙哈鲁。⋯⋯使者返，锁鲁檀遣Ardašir Tuāci送之。 与《明实录》对读，知此次使团是永乐十四年（1416）六月从北京出发，次年四月抵达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使团由中官鲁安、吏部郎中陈诚率领，赐给沙哈鲁及其子兀鲁伯、亦不剌金纻丝绢布等物，与《两颗福星之升起》所记略合，但明朝方面不载赠送鹰隼及白马图像事。护送明使返程之Ardašir Tuāci，即《明实录》中之阿儿都沙。所谓“首次来聘”，指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朱棣首次遣使哈烈，骏马即次年哈烈使臣随明使来朝时所贡。 《两颗福星之升起》中称图中马匹“左右各立一隶执辔”，而现存残图中“执辔”的只有一人，且身份是穿着织金胸背的一品武官。或据此认为，上述波斯文献所记载朱棣赐给沙哈鲁的骏马图，并不一定就是今天所见到的《牵马图》残本。实际上，“左右各立一隶执辔”，亦可理解为“左右各立一隶，一隶执辔”。同时帖木儿宫廷史官不清楚织金胸背的品级含义，称牵马武官为“隶”，亦无不可。而且从武官织金胸背的准确程度以及画法来看，《牵马图》的确出自明朝宫廷画师之手。 图中马匹的外形特征——高大挺拔、马首和马背之间接近直角，说明它并不是帖木儿帝国进贡明朝最常见的品种阿拉伯马或其杂交改良品种——明朝文献中的“阿鲁骨马”（Argumak）。阿拉伯马的体型并不高大，但耐力强、善于奔跑，是西域诸国向明朝贡马的主要品种，明代文献中“小西马”即指此而言。里海至咸海以东即所谓的“Turan”地区，具有最为优越的育马条件，是古代公认的良马产地，其地所产马匹体型高大，极具观赏性。《牵马图》中的白马，从外形看，很可能就是Turan一带出产的这种体型高大的品种，即明朝文献中的“大西马”。

据波斯使者盖耶苏丁所见，兀鲁伯曾进献给明成祖朱棣一匹高大黑马。正统四年的明朝档案中，也记载兀鲁伯贡献蹄额皆白的黑马，“赐名瑞，诏画史图之”。但将贡马呈现图画并馈送给帖木儿帝国统治者的，仅有永乐十四年朱棣赠沙哈鲁这一次。

三、《海东青图》

《海东青图》，绢本设色，纵44.8厘米，横26厘米，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描绘一只白海青足系彩绳，挺立于绣墩上。馆藏方认为此图是明朝内府赠送给帖木儿帝国的礼品，约绘制于15世纪。海东青尾翼突出册页本幅，从装帧可以看出，《海东青图》和《牵马图》一样也被裁割过。

明朝为何要给帖木儿帝国赠送《海东青图》？这还要追溯鹰猎文化在波斯和中国的历史渊源。从萨珊王朝（224－651）开始，猎鹰就出现于波斯贵族的狩猎活动中。它被赋予宗教色彩，在琐罗亚斯德教圣经《阿维斯塔》中，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造出的白猎鹰毁灭了黑暗之神阿赫里曼创造的羽蛇。伊斯兰征服后，猎鹰成为阿拉伯上层人士最为喜爱的助猎禽兽。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看到帖木儿大帐中，四角各陈设猎鹰画像一幅。 中国自隋唐时期鹰文化已经很发达，隋代魏澹的《鹰赋》和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肉攫部》都有完整系统驯养鹰的记载。元朝时，最为珍贵的海东青出自“辽东海外”，渡海后栖止于奴儿干、高丽一带，土人捕而贡之。明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遣太监亦失哈率官军前往混同江（今黑龙江）下游建立奴儿干都司，其地属民“捕海青方物朝贡”。永乐十四年，复派官军千余人前往临近朝鲜的三撒地面捕捉海东青，当时朝鲜人皆知“中国以海青为第一宝”。 朱棣向沙哈鲁赠送海东青，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永乐十六年李达、陈诚等护送沙哈鲁使臣阿尔都沙等返国，次年至哈烈，赍永乐帝诏书一道。此诏书见于《两颗福星之升起》，而不载于《明太宗实录》。邵循正据布洛切（E.Blochet）《蒙古史导论》法文本汉译： 大明皇帝赐书：沙哈鲁锁鲁檀⋯⋯今遣李达、陈诚等送Beg Būkha等返，并赐锁鲁檀鹰隼，皆朕所曾亲放者⋯⋯中国虽不产鹰，海隅各国，常以此入贡，故亦不乏此物。朕以己物赐赠⋯⋯锁鲁檀能体朕意受纳。此后更当益笃诚好，使节商旅来往不绝，人民咸得安居，天眷亦益隆。钦此。 邵循正译文与钱伯斯（Chambers）英译诏书对比，略有裁剪。永乐赠鹰一节钱伯斯译文作： 赠物中包括七只海东青（Shonkars）⋯⋯中国虽不出产，而海滨各地（Sea-Coast）常以此入贡，故多有此物。但闻知贵国甚为稀见。⋯⋯

由此可知朱棣赠予沙哈鲁的猎鹰，正是帖木儿帝国境内“甚为稀见”的珍贵品种海东青。阿拉伯驯鹰文献中，明确指出海东青（Sonqor）是产自西伯利亚地域的特有品种。“海隅各国”“海滨各地”，即努儿干以至朝鲜东北一带。 图中海东青羽毛并非纯白，而是夹杂有黑点，嘴爪黑色，脚足淡青。其形象特征近似“芦花海青”，是仅次于纯白海东青（玉松鹘）的珍贵品种。海东青休憩时的立足之物，还有冬夏不同季节的区别，元人“常以玉山为之立，欲其爪冷，庶几无病。冬月则以金绣拟香墩与之立”。图中海东青足下所立，正是裹着金锦的香墩。 画法上，画家先勾出海东青羽毛轮廓，再加以层层渲染，毛色的层次和颜色变化皆细致入微。嘴与眼睛，尤为传神。其艺术水准在《牵马图》之上，确是宫廷画院高手的杰作。

四、《花园宴会图》

《花园宴会图》由大小相同内容连续的两帧独立册页组成，每开册页均为纵32.7厘米、横22厘米，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画中描绘了帖木儿宫廷宴会的场景：园中繁花盛开、绿草如茵，王子夫妇坐于凉棚之下，众宾客及随从皆盛装坐立，侍者奏乐进餐，气氛热烈。根据收藏方所附信息，这两帧册页原来都是波斯史诗《列王纪》（Shah-nama)的书籍插页，1444年完成于帖木儿帝国法尔斯（Fars)省首府失剌思（Shiraz)。

两帧册页画面内容大致连续，但中间有轻微的裁切，这从水渠的衔接位置可以看出。从构图上讲，王子夫妇应该居于画面中间而非侧面，以及图中地毯、器皿、乐器均轶出裱边，结合我们对阿拉伯书籍装帧艺术的了解，可以推测《花园宴会图》原本是以王子夫妇为中心向左右布景，在插入《列王纪》的时候裁为两个部分，并切去右侧部分画面。 画中除了青花瓷等中国元素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左开册页三位席地而坐的明朝官员。就目前所知，这是唯一出现明朝使者的波斯细密画，是15世纪前期明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往来的直接见证，含有重大的历史信息。 20世纪中叶，英国学者罗宾逊通过对比图中人物、植被、云朵的画法以及画幅尺寸，判断《花园宴会图》和现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中的一套《列王纪》手稿来源相同。后者系为设剌子的统治者亦不剌金（Ibrahim Sultan）王子所制作，分别完成于1438和1444年，还有一些插图的背面没有纪年日期。其后著名艺术史专家格雷公布了《花园宴会图》背面的文字信息：右帧册页背面是一个圆形徽章图案，左帧背面有拜升豁儿（Baysonghor）王子花体字书写的史诗序言。可见收藏方给出的1444制作纪年，系晚近收藏者所标注。

《花园宴会图》赞助人亦不剌金王子从1414年受父亲沙哈鲁之命出镇法尔斯，直至1435年病逝。当时帖木儿帝国政治稳定，沙哈鲁居中驻扎于首都哈烈，长子兀鲁伯在北方镇守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的河中地区，次子亦不剌金则居西南统治波斯故地。正是在亦不剌金统治时期，失剌思的细密画艺术发展迅速，拜升豁儿（1397－1433）则是伊斯兰书籍装帧史上的卓越艺术家。显然，《花园宴会图》是在失剌思创作的表现波斯地区统治者亦不剌金接见各地使者盛大场景的细密画，并且拜升豁儿亲自参与了制作。 从这些信息能够判断，《花园宴会图》的绘制年代应在亦不剌金出镇法尔斯之后和拜升豁儿去世之前，即1414至1433年。收藏方标注的绘画制作年代1444，并非初始纪录，并不准确。

（二）抵达失剌思的明朝使者

《花园宴会图》中，三位身穿公服的明朝使者的身份以及他们抵达失剌思的时间，对于图像内容的解读，具有重要价值。 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失剌思首次出现在明朝官方记载中： 西域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俱遣使随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贡西马、狮、豹等物。 失剌思的入贡，缘于永乐八年白阿儿儿忻台等出使哈烈。明朝使者所携带朱棣致沙哈鲁的诏书中，提出两国“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的和平愿景，沙哈鲁积极响应，遣使随白阿儿忻台进贡，并致信明成祖：“约定道路通行之后，人民可自由往来无阻。”两封国书的内容，均见于波斯文献著录。明朝使团在哈烈的外交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沙哈鲁之侄亦思干答儿（Iskandar）占据失剌思，正密谋发动叛乱，白阿儿忻台并未到达失剌思。但面对与明朝通商互市的巨大利益，亦思干答儿仍派出使者跟随白阿儿忻台前往明朝进贡。

永乐十一年六月哈烈等西域各地贡使到达北京，并进献西马、狮、豹等物品，明成祖朱棣对于这次出使的成效很满意。他决定派出以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率领的规模更为庞大的使团，携带敕书及礼品，护送哈烈贡使返回，并对帖木儿帝国境内各地进行进一步的招抚。此次出使，陈诚留下了两部重要的文献——《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前者记录了帖木儿帝国以至西域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状况，后者是使团的行程纪录单。从陈诚的记载来看，明朝使团以帖木儿帝国首都哈烈为终点，并未前往失剌思。 当李达、陈诚使团永乐十二年冬在哈烈进行外交活动时，亦思干达儿在失剌思等地发动的叛乱已被沙哈鲁平息，亦不剌金受命出镇其地。永乐十三年明朝使团返回时，失剌思亦派人随同哈烈、撒马儿罕等地使臣进贡文豹、西马等。次年当哈烈等地使者返回时，亦不剌金的名字首次出现于《明实录》中： 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处使臣辞还⋯⋯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赍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等白金、纻丝、纱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亦思弗罕等处头目文绮。 礼部的赏赐序列，失剌思紧随哈烈和撒马儿罕，亦不剌金的名字也出现在回赐名单上。亦不剌金受命出镇失剌思后的首次遣使，就受到明朝官方重视，可见明朝方面对于帖木儿帝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有及时的了解。永乐十五年春鲁安、陈诚抵达哈烈，携带大量礼品赐给沙哈鲁和镇守各地的王子们，还将明朝宫廷画工所绘《牵马图》赠送给沙哈鲁。

从《明实录》的记载看，鲁安、陈诚等人除了在哈烈进行外交活动外，还承担着前往失剌思、亦思弗罕（Isfahan)等地进行招抚的使命。永乐十六年十月，明成祖下达给兵部的敕谕说： 凡失剌思等处回还官军，其劳绩最者升二级，次升一级，无劳绩者不升。于是指挥佥事巴台、和尚二员，升世袭指挥同知；千户聂旺等九十余员，各升一级。 可证鲁安、陈诚等人的确按照出使预案前往失剌思。而以“失剌思等处”概称此次出使行程，一方面是失剌思位于哈烈西南一千公里以外，为明朝使者出使内陆亚洲足迹所到最为遥远的地方。同时，沙哈鲁征服失剌思并派亦不剌金出镇之后，明朝方面明显提升了对该地区的关注度，失剌思成为帖木儿帝国境内仅次于哈烈、撒马儿罕的招抚目标。这既与亦不剌金的身份有关，也与失剌思地缘政治有关。 失剌思西邻两河流域，南通波斯湾重要港口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是帖木儿帝国著名的区域商业中心。元朝与伊利汗国使者往来，即以忽鲁谟斯为登陆港中转站。威尼斯人巴尔巴罗（Josafa Barbaro）描述了15世纪中前期失剌思的城市景观：人口达到20万以上，中转贸易极为兴盛，大量宝石、丝绸和香料充斥市场，城中遍布建筑精美的清真寺和商铺。随着亦不剌金在波斯统治的稳固，明成祖朱棣决定将明朝的国际影响从撒马儿罕、哈烈推进到更为遥远的商业重镇失剌思。永乐十五年鲁安、陈诚从哈烈西行，经过亦思弗罕前往失剌思进行封赏招抚，正是这一宏大外交思路的体现。

与鲁安、陈诚等前往失剌思的“凿空”之旅相对应，帖木儿帝国各地遣使朝贡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先是永乐十五年十二月，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遣使臣阿儿都沙等随鲁安来朝，贡名马、文豹。失剌思并未随从哈烈、撒马儿罕同行进贡，而是单独派出了贡使。永乐十七年三月，“失剌思、亦思弗罕等处遣使贡西马、狮、豹等物”。当五月失剌思贡使返回时，明成祖特遣使者回赐，礼遇几等同于哈烈： 以失剌思、亦思弗罕等处使臣辞还，遣中官鲁安、叶先等送之。并赍敕往劳失剌思王亦不剌金，赐之绒锦、金织文绮、纱罗、玉系腰、瓷器等物。 这是明朝首次派出两路使者前往帖木儿帝国不同区域。永乐十六年九月，李达率团前往哈烈、撒马尔罕。李达一行特别携带了七只海东青及明朝宫廷画家所作《海东青图》赠予沙哈鲁，已见前文论述。而永乐十七年五月，由鲁安、叶先所率领的使团，专程前往抚问亦不剌金，且称之为“失剌思王”。明使所携礼品种类之丰富，亦非常见。 按照路程推算，鲁安、叶先使团应于永乐十八年夏间到达失剌思。但他们在失剌思的外交活动及返回信息，《明实录》均无载。据波斯文献记录，沙哈鲁曾于永乐十八年遣使前往北京进贡。当永乐十九年冬哈烈、撒马儿罕贡使返程路经肃州（今甘肃酒泉）时，正好碰到亦不剌金所派遣的失剌思贡使到达该城。从时间推算，抵达肃州的失剌思贡使，极有可能是随同回程的鲁安、叶先使团前往北京。嗣后永乐二十一年八月，明成祖亲征蒙古，方驻军万全，失剌思使者阿里等谒军门进马。其时各国贡使皆在北京，惟失剌思使者获准前往军前觐见，可见失剌思外交地位之特殊。

随着明成祖朱棣去世，仁宗不但宣布停止向西域遣使，而且对西域各地进贡频次人数均加以限制，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轰轰烈烈的文化交往遂告一段落。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希望重新开通与帖木儿帝国的交往，派遣中官林春、郭泰等赴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等地，但因道路梗塞未能成行。宣德七年又遣中官李贵出使哈烈等地，并谕沙哈鲁曰： 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恭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一心。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天下，纪元宣德。小大政务，一体皇祖皇帝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币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以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经商生理，各从所便。 观此，则宣宗颇有意于恢复永乐时代的西域经略。但次年三月哈烈贡使返回，复云“遣中官李贵等送归”。而李贵一年后又出现于此，可知宣德七年赴哈烈之使团仍是“道梗而还”，连本次“送归”亦为具文。此后英宗天顺时，又曾两次遣使前往帖木儿帝国，但因道路不宁和使臣畏葸不前，均告失败。 综上可知，永乐朝为明与帖木儿帝国往来之黄金时期。通过使臣多次实地考察所传递的信息，明朝准确掌握了沙哈鲁治下帖木儿帝国各地的政治情形，并对亦不剌金所统治的商业重镇失剌思给予特别外交礼遇。分别于永乐十五年（1417）春夏间和永乐十八年夏，由鲁安、陈诚以及鲁安、叶先率领使团抵达失剌思，进行正式访问和招抚。这两次在失剌思的外交活动，是明朝使者所抵达内陆亚洲最为深入遥远的地方，代表了明朝西域经略最为辉煌的时刻。 细密画《花园宴会图》所呈现的，正是失剌思统治者亦不剌金王子于永乐十五年或十八年接见明朝使者的场景。

（三）细密画艺术模式下宴会场景的复原

在亦不剌金的积极推动下，失剌思细密画艺术在15世纪前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艺术流派的作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写实风格，如罗宾逊特别指出，失剌思绘制的《列王纪》不少插页中主要人物相貌很接近，可能都是亦不剌金王子的化身；第二是画面色彩运用强烈而富有层次；第三是中国绘画元素的影响。 《花园宴会图》中右侧居中设置凉棚一座，棚顶覆以龙纹装饰的锦绣，棚下地毯上又铺有金色锦垫，亦不剌金王子及其嫔妃坐于其上。王子相貌清秀，身穿窄袖锦袍织金披肩，腰系金带，头戴镶嵌宝石的小帽。在凉棚的左方和前方分布了五组宾客，居中三组坐于长方形几何纹饰地毯上，正前方一组宾客和左方边缘处三位明朝使者则直接跪坐在草地之上。画面最左端随从六人，两人牵棕黑色、白色马各一匹，两人牵猎豹各一口，两人臂鹰各一只。花园正前方，身穿各色织金袍服的侍者穿梭于宾客之间，他们有的抬着盛有佳肴的金漆方桌，有的演奏竖琴，还有的手执装有美酒和食物的青花瓷器。 图中色彩最为丰富的，莫过于从王子到仆从各色人等均穿着的织金袍服。根据实物资料，早在伊利汗国时期，内陆亚洲的商路贸易带来了丝绸生产技术的传播，波斯地区已经能够生产混合了中国、中亚和波斯制造技术的丝绸。帖木儿统治时期，首都撒马尔罕集结了世界各地的手工匠人，产出各种精美的布料和丝绸制品。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记载，撒马尔罕“城内有缫丝工厂数处，所缫出之丝，除供织做锦袍或刺绣之外，尚可织各色绸、缎、绫、罗”。永乐十二年（1414），明朝使者陈诚在哈烈仍然见到，当地“多育蚕桑，善为纨绮，轻纱细密，优于中原”。可见15世纪前期，帖木儿帝国境内的布料丝绸已经能够实现量化生产。帖木儿帝国时期细密画中经常出现身穿织金服饰的各类人物，恰好说明丝绸的生产加工不但本土化，并且其使用者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花园宴会图》中各色人身穿织金袍服，即是如此。

品的瓷碗六个，还有一人手持青花带盖瓷盘；右帧册页中间方桌上放置着三件青花玉壶春瓶，一站立者亦持有一件。上述瓷器中，既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几何纹饰瓷碗，也有接近景德镇青花瓷器风格的花卉、海兽纹玉壶春瓶。 陈诚在出访哈烈报告中说，当地“造瓷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采，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国轻清洁莹”。可见当时帖木儿帝国的瓷器制造，已有相当水准和规模。据克拉维约记载，帖木儿将所征服之地如土耳其、大马士革的工匠全部集中于撒马尔罕，其中即包括了陶瓷工人。帖木儿要求工匠仿制最受欢迎的中国瓷器尤其是青花瓷，仿制模本是来自大马士革、报答（Baghdad)等地的元青花。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15世纪中前期帖木儿帝国曾在撒马尔罕、尼沙布尔（Nishapur）及失剌思等地建立窑址，专门烧造中国风格的瓷器。这些窑址出产的青花瓷及其残片，器形以碗、盘等餐具为主，装饰风格吸收了中国的花鸟甚至盘龙纹样。但在整体器形的塑造和釉面处理等细节上，与典型的永乐、宣德青花瓷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陈诚评价哈烈宫廷瓷器“不及中国轻清洁莹”，与上述借助岩相学（petrographic）分析手段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由此可以推测，《花园宴会图》中用作盛酒器的四件青花玉壶春瓶，当是来自明朝的赏赐。

此外，类似《花园宴会图》中凉棚顶部的龙纹装饰与东方式的白云，在失剌思流派细密画中多有出现，显示出15世纪前期中国风（chinoiseric)对帖木儿帝国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文献中寥寥几笔双方使者的往来和物品的互通所能涵盖的，而是现实发生并渗透到生活场景之中。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收藏的H.2153－2154两部元明时代画册中出现的钟馗、蔡文姬等中国人物，以及普遍的中国水墨画法。尽管上述中国风在帖木儿帝国的传播路径仍不清晰，但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无疑远远超出从文献中所获取的认知范畴。

五、永乐时期明朝对帖木儿帝国外交策略的再评价

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友好交往，亦有其现实的地缘政治目的。永乐六年，在撒马尔罕避难十年的元顺帝裔孙本雅失里，被迎回蒙古拥立为大汗，他反对明蒙和议并杀害明使郭骥，导致了永乐七年和八年的两次明蒙战争。与明朝哈密接壤的别失八里（东察合台汗国），争夺汗位的失败者往往逃往河中寻求帖木儿及其后王的庇护支持，以图东山再起。帖木儿帝国与别失八里以至蒙古本部的渊源如此紧密，以消除蒙古边防威胁为志业的明成祖朱棣，自然会注目于此。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马匹等战略物资获取的现实角度，还是更为宽泛的宣扬国威传播文化的意义上，永乐时期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交往无疑是务实且富有成效。尤其是两次出访失剌思，更是显示出明朝西域外交的战略纵深和执行力。傅礼初将明成祖朱棣与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汗的交往，仍然视为传统中华帝国与内陆亚洲朝贡贸易中的一个环节，即明朝的系列外交活动出发点是为了满足“统驭华夷”的政治虚荣心。这种观点没有体察到明朝西域外交的务实之处和战略布局，显然有失公允。

永乐晚年明朝因持续的对外用兵，国力消耗，导致出现“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的不利政治局面。故此明仁宗即位后，立即停止了明朝在帖木儿帝国境内的官方外交活动，嗣后明宣宗亦不能复振，明朝在西域的影响力随之大为下降，至成化以后频受制于吐鲁番，其根源或即在于此。

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