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 ：革命与“启蒙主义” ：鲁迅《阿Q正传》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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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李国华 | 革命与“启蒙主义” ：鲁迅《阿Q正传》释读

保马 2021年07月24日 08:00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学评论 ，作者李国华

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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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李国华老师文章《革命与“启蒙主义” ——鲁迅〈阿Q正传〉释读》。鲁迅的《阿Q正传》是个一直被反复阐释的文本，近年更卓有推进，引发了从文本细读出发，重新讨论的空间。李国华老师认为，从小说的叙述上看，作者自觉控制着叙述者“我”，造成反讽效果，质疑“我”批判阿Q的有效性。而在这一逻辑上，鲁迅表达了无法理解阿Q这一人物灵魂的隔膜之感，以及在革命的意义上实践“启蒙主义”的诉求。鲁迅揭示了与阿Q之间存在的双向互动的启蒙关系，并暗示阿Q身上隐藏着“个人的无治主义”的境遇，暗示阿Q是在自身劳动能力的意义上具有个体尊严，具有成为历史主体的可能，因此也就有可能是真正的改革者或革命者。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感谢李国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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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启蒙主义”

鲁迅《阿Q正传》释读

文 /李国华

近年来，鲁迅《阿Q正传》研究成果斐然，引发了许多重要的讨论，也形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空间和视野。本文受已有研究成果的启发，拟从小说的叙述形态入手，重新讨论辐辏其中的国民性、启蒙、革命等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结构与叙述

《阿Q正传》最早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第一章发表在“开心话”栏目上，第二章即改在“新文艺”栏目发表，直至结束。鲁迅后来解释，第一章为了切题“开心话”，“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但“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不很“开心”，“便移在‘新文艺’栏里[1]。这意味着现代报刊对《阿Q正传》有制约[2]，甚至可能导致《阿Q正传》前后不一致[3]。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阿Q正传》在结构上缺乏完整性。

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发表《阿Q正传》第一章，署名巴人

过去有研究者曾经论证，“像鲁迅这样有心的艺术家是不会把一个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小说随意地断然结束的”[4]，这一逻辑也适合用来论证《阿Q正传》的叙述、结构和风格等方面的问题。从叙述上来说，叙述者“我”刚出场的时候离小说人物阿Q很远，第一章甚至表露了与赵秀才的朋友关系，但其后叙述者并未表现出对赵秀才的同情，反而随着阿Q“从中兴到末路”经历的展开，表现出对阿Q的同情，最终甚至进入了阿Q的内视角，与阿Q共同感受人群的眼睛“在那里咬他的灵魂”[5]。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由远而近，造成小说在风格上也由讽刺变得有一些抒情的意味。但是，这种变化显然是在（隐含）作者的自觉掌控之中的，并不是因为现代报刊的制约。作者的自觉掌控有多处表现，最直接的表现是叙述者“我”刚刚与阿Q一起经受灵魂被撕咬的痛楚，就转入了讽刺的声口，叙述阿Q事件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舆论[6]。而有意思的是，关于影响和舆论的两段文字，《晨报》副刊发表时，前后并未空行，《呐喊》初版本前后也未空行，《呐喊》被鲁迅纳入乌合丛书再版时，才和现在通行的排版一致，两段文字前后都已有空行，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作者非常清楚，从阿Q的内视角直接转入叙述者的讽刺性叙述，是生硬的，因此在叙述的语法上需要通过前后空行，变成相对独立的意义单元来表示其中存在的语法跳跃，叙述者必须跳出阿Q的内视角，摆脱对阿Q的拟态性叙述行为，然后才能重新回到《阿Q正传》故事的叙述，前后统一。这也就意味着，存在于叙“我”和阿Q之间的视阈融合，并未脱离作者控制，其背后是作者充满疑虑的目光。

而且，这一充满疑虑的目光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简单地分析起来，第一章叙述者“我”自我嘲讽没有作传的能力却又确信有“所聊以自慰的”[7]，形成的是一种不可靠叙述，读者不太可能完全认同叙述者，而这背后正是作者的操控，表现出来也许是些“不必有的滑稽”，也许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发掘的“名”“言”之辩[8]。因此，在第二章，当叙述者要说阿Q的精神世界却止于“他睡着了”[9]时，读者在兴奋于叙述者所勾勒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应该能感受到作者的疑虑，即：叙述者真的了解阿Q的精神状态吗？这一疑虑在第三章应该会加深，因为叙述者对于阿Q欺侮小尼姑的叙述，止于阿Q“十分得意的笑”和酒店里的人“九分得意的笑”[10]，“十分”和“九分”的区分更像是随意的文字游戏，无关精神世界的把握。而到了第四章，当叙述者叙述了阿Q的直接引语“应该有一个女人”之后，紧接着来一通“若敖之鬼馁而”的语体陡变的议论[11]，完全脱离了阿Q的言语方式，显示了作者明显的嘲讽态度，读者很难跟随叙述者的叙述真正进入阿Q的情欲心理。这种状况到了第五章变得更加明显，叙述者试图进入阿Q冒险爬进尼姑庵却几乎要一无所获的内在情绪时，却很隔膜地叙述“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12]。叙述者“我”与赵秀才是朋友，自然懂得文童落第的冤屈，但阿Q只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恐怕很难懂得文童落第的冤屈。叙述者在第六章对阿Q的态度完全是“敬而远之”的，与未庄人一样，最后针对阿Q“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的议论“斯亦不足畏也矣”[13]，更是冷漠、轻佻，作者的否定显现，读者的不信任加强。第七章叙述者叙述的阿Q的梦境，通常被视为阿Q式革命的定谳，论者鲜少质疑，这大概是受了鲁迅在杂文中的一些表达的影响，如“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4]，不完全是从小说文本中读出来的结论。事实上，结合第七章阿Q去尼姑庵革命，却发现赵秀才、钱少爷已经去“革过一革”的下文，可以发现阿Q对革命的理解与未庄的知识分子赵秀才、钱少爷并无二致，如果加上第八章、第九章关于赵家遭抢而阿Q成了替罪羊的下文，似乎更加应该质疑叙述者“我”所叙述的阿Q的梦境。与其将这一梦境视为阿Q缺乏革命思想的证据，不如视为未庄社会的整体性的、结构性的症候。阿Q只是在梦中展现其占有欲和破坏欲，而未庄社会及城里的新的当权者，则在实际行为中实现了其占有欲和破坏欲。因此，有效的推论应该是，革命以后不多久，阿Q就受了奴隶的骗，内在占有欲和破坏欲被释放出来，但却成了奴隶的替罪羊；他连奴隶都没有做成。但叙述者“我”显然试图归罪于阿Q，没有提供高于未庄人的视界，故而无法提供视差之见。但作者对这一切洞若观火，操控着叙述者在阿Q的梦境之后叙述道：“他也仍旧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15]在热烈的梦境之后叙述阿Q“想不起什么来”，在真实性上无懈可击，叙述者的叙述具有一致性。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对这光滑的一致性提出抗议，梦里的占有和破坏实在并未毁坏未庄的社会秩序，“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16]，革命以后的秩序为何不但不能容纳阿Q，反而要定阿Q的罪？而后世的论者，为何又要一次又一次地将阿Q送上审判台？这些地方无疑都是十分深刻，而且需要重新讨论。在这一逻辑上观察第八章和第九章叙述者对于阿Q的叙述，如第八章叙述阿Q痛恨不准他造反的钱少爷，恨不得他被“满门抄斩”[17]，第九章叙述阿Q入狱之后“并不很苦闷”，画花押时“羞愧自己画得不圆”，游街时“很气苦”自己穿囚服像带孝，临刑前看见“更可怕的眼睛”，灵魂呼叫“救命，……”[18]，就会发现叙述者不但前后矛盾，对于阿Q忽而嘲笑，忽而同情，而且始终深陷在自身的想象逻辑里设计阿Q的仇恨、苦闷、羞愧和恐惧，并没有真正进入阿Q的内视角。

《〈阿Q正传〉之五十九》

作者：赵延年

而且，《阿Q正传》值得关注的不仅有第一人称叙述问题，小说其实不是从“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而是从“第一章 序”这四个字开始的[19]。这就是说，《阿Q正传》在第一人称叙述之上还有一个强大的（隐含）作者，是作者划定了叙述的结构，让叙述在一定的范围和秩序内部发生。小说九个章节的标题分别是“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叙述者“我”的叙述严守范围，丝毫没有溢出章节标题的指示，显示出作者以文章的谋篇布局的方式结构叙述的匠心。对于作者来说，叙述者“我”讲述一个前后连贯、完整的故事是次要的，在作者通过九个标题划定的秩序内进行讲述才是主要的。由于这一内在的规定性结构的存在，叙述者“我”的叙述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命题作文的特点，如在“序”的最后，叙述者说“以上可以算是序”[20]，在“优胜记略”中，叙述者说“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21]，叙述者一方面显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又隐隐讥嘲命题作文带来的限制。但叙述者这种隐隐讥嘲的表现并不多，大体上还是在范围内作业，一步步陷进自我酿造的叙述氛围里，不能自拔。因此，《阿Q正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虽然有比较丰富的褶皱，甚至在一些细微之处挑战（隐含）作者的权威，但大体上还是被作者自觉掌控着进行叙述。需要进一步分辨的是，也许有论者会认为叙述者“我”的叙述构成了对九个章节标题的反讽，因为“序”的内容不太像序，“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的内容都是精神胜利，全非优胜，而“恋爱的悲剧”的内容像闹剧，“生计问题”的内容是无法谋生，“从中兴到末路”的内容也毫无中兴可言，“革命”和“不准革命”的内容是阿Q不知革命为何物，谈不上革命和不准革命的问题，“大团圆”的内容虽然包括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最后统统出场这样的典型的大团圆桥段，但实际上却是阿Q的无法团圆。这种意见看上去非常有道理，其实却是错误的，因为九个章节标题与小说名字中的“阿Q”和“正传”本身已经构成了充分的反讽气质，它们本身就预叙了反讽性质的故事，大概很难会有读者在看了“阿Q正传”四个字之后，又看到“第一章 序”这样的字眼，还不能体会作者讽刺和反讽的用心。因此，叙述者“我”对作者权威的细微挑衅以及对阿Q内视角的征用或模拟，并未溢出作者的谋篇布局。

那么，根据作者对叙述者的自觉掌控和怀疑，理解《阿Q正传》中引起读者深刻同情的内视角叙述，就不得不提出两个彼此矛盾的问题，即：一，作者要求叙述者进入阿Q的内视角以刻画阿Q的灵魂，以表达作者的同情；二，作者认为叙述者无力进入阿Q的内视角，有意让叙述者再次出乖露丑。第一个问题好理解，学界通常引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说法来论证鲁迅对被压迫者的博大同情，第二个问题则多少有些背离学界的共识，但也并非无人论证。最近有研究者将《阿Q正传》的叙述者视为一套意识形态具像化的公共发言人，认为鲁迅“画出了这个叙事人的轻浮”[22]。按照这一理解，在叙述者看似最具同情心的瞬间发现其缺乏同情的能力，虽然会让同情式的阅读难堪，但却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根据鲁迅下列两处说法，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怀疑叙述者无力进入阿Q的内视角，而且怀疑自己能够真正让阿Q发声：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23]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24]

第一处说法出自鲁迅1925年写给《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序。既然“有些隔膜”难以穿透，那么叙述者对阿Q梦境的叙述，尤其是叙述者进入阿Q内视角的叙述，就像是徒劳无功的戏拟，看起来高度融合的视阈，不过是阿Q的视阈消失罢了。因此，可以推测的是，在鲁迅的逻辑中，《阿Q正传》叙述者“我”进入阿Q内视角的片段，是小说叙事的濒危时刻，叙述者的视阈随着阿Q的死亡一起“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25]，叙述者只能重新捡起讽刺的声口，逃离崩溃的现场。第二处说法则意味着鲁迅可能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他知道自己不是阿Q，因此也就难以凭借小说穿透社会经验和结构所造成的隔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行为，因此必须读入更多文本外的内容，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理解。

1925年《语丝》第31期，鲁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敍傳略》

二、灵魂与国民性

在《阿Q正传》的研究史中，从文本外读入的内容集中在国民性、启蒙和革命三个方面，而尤以国民性为最。最近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中展现了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反思性的国民性，一个是作为反思对象的国民性[26]，这种理解改变了过去只谈劣根性、奴隶性等相对单一的逻辑，有助于松动国民性论述与《阿Q正传》的关系。鲁迅的确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过，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语境也正是革命与共和的问题[27]，和《阿Q正传》非常相似。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阿Q绝不是一个能被叙述者“我”完全笼罩的人物，因此也就不是一个会被国民性问题完全笼罩的对象。而且，如果侧重强调作者对人物的隔膜，那么重要的问题就由审判阿Q、审视国民性转变成理解阿Q、理解这个鲁迅作为知识者所无法理解的对象。事实上，写作《阿Q正传》时的鲁迅，也的确未见得像学界所普遍共识的那样重视国民性问题。学界的共识大体上都与许寿裳的回忆和周作人的论述有关。许寿裳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和自己谈得最多的是国民性问题[28]，周作人说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29]，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都奉为圭臬。但是从论证上来说，许寿裳的回忆只是旁证，周作人的看法则是一种引申。而直接的证据应该是鲁迅自己的说法，他在1918年1月4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表示认可许提出的诚、爱二字，但自己对于同胞之病则“未知下药”，“不如先自作官”[30]，可见鲁迅的热情至少不如老友许寿裳。而在1921年4月28日写的《〈医生〉译者附记》中，鲁迅更戏谑地表示应该“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自己关心的是“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能否“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31]。其中固然渗透着国民性论述的痕迹，延续着青年时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对“崇侵略”背后的兽性、奴子性的批判思路[32]，但更多的乃是一种文明论述。而其中戏谑的语气则多少透露出鲁迅对某种国民性论述不以为然的态度，凸显他更重要的关心，即“为弱民族主张正义”。因此，在不放弃、也不排斥国民性问题的前提下，也许应当意识到，同一年年底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Q正传》恐怕并没有把热情完全集中在国民性问题上。而这也是符合小说文本提供的基本事实的，《阿Q正传》直接叙述国民性问题的章节只有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余七章都另有焦点，并未始终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展开故事。

正如将解读《阿Q正传》的中心放在阿Q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33]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鲁迅推进阿Q故事的动力并非来自精神胜利法的有效运转，而是来自其一系列失效的瞬间。准确地说，没有精神胜利法，阿Q的故事无法开始，而没有精神胜利法的失效，阿Q的故事也无法展开和结束。如果关注《阿Q正传》的时间线索，就会发现阿Q的故事正式开始后，小说出现的第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就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

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34]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此为同年8月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诏书

这一段叙述饶有反讽的趣味。阿Q本来是一个姓氏、籍贯、行状和出生年月不详的“鬼”[35]，不在历史之中，缺乏时间性，此刻却因为精神胜利法的失效，他亲自将个人的得失与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这样的宏大历史时刻关联了起来，似乎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位置。作者操控叙述者如此叙述的意图，除了讽刺阿Q过甚其辞，还有什么？结合整篇小说来看，其意图首先应当包括的是控制叙事节奏，作者需要逐步建立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其次应当包括的是摸索阿Q的灵魂，精神胜利法只是阿Q应对窘境的方法，并非阿Q真正的灵魂，作者只有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才能实现对阿Q灵魂的摸索。而在此意图之下，阿Q精神胜利法的失效获得了历史意义，即只有精神胜利法失效，阿Q才能拥有历史时间，才能在历史时间中识别自我的位置，“无可适从的站着”的阿Q恰恰是拥有了自我意识的阿Q，他那被精神胜利法云山雾罩的灵魂，也才露出了一点点面目。但是，作者在抓住这一瞬间的同时却失去了这一瞬间，没有让叙述者打开这一瞬间下阿Q更多的心理内容，而是立刻叙述阿Q“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即被“假洋鬼子”打，并且强调“忘却”和欺侮小尼姑的作用[36]。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建立宏大历史时刻与阿Q的关联，也难以彻底解开精神胜利法的枷锁，阿Q必须在个体的意义上面对更彻底的挫败和窘境，才能真正获得记忆和历史时间。因此，精神胜利法不仅意味着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更意味着精神创伤，虽言而不喻，是鲁迅哀其不幸的所在。此后，叙述者轻佻地叙述道：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37]

通过这一叙述，阿Q在获得历史时间之后，也获得了个人的生命时间，在1905年这一年，阿Q将近三十岁了；阿Q终于在此刻获得了一般纪传体的传主应该获得的基本时间。这的确是充满反讽意味的，仿佛时间只是精神创伤外显出来的印记，阿Q的人生在三十而立时恰恰不是立，而是毁。

《〈阿Q正传〉之四十一》

作者：赵延年

如果说精神胜利法乃是精神创伤的表征，那么国民性问题也不妨视为鲁迅摸索灵魂的一种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梳理清楚灵魂和国民性问题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有论者曾表示，鲁迅对阿Q真正的“精神”反讽观念是，中国人的集体的灵魂即“无灵魂”[38]。这种看法略微有点费解，试图将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完全处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但给人的启发是，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与国民的灵魂有关，不能止步于类似“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的现象式描绘。鲁迅所谓“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表现在《阿Q正传》文本中，是叙述者在那些轻佻的瞬间、止步不前的瞬间和崩溃的瞬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有研究者曾经指出，《阿Q正传》的叙述人称不是真正的第一人称，随着叙事深入，“我”逐渐隐去或淡出，慢慢变成了第三人称，因而能写阿Q的性苦闷、参加革命的梦、“可怕的眼睛”，等等[39]。这一观察无疑是有效的，不过与其视为慢慢变成了第三人称，不如视为叙述者“我”更加内在地藏身于叙述之中，因为“我”不露面的叙述段落，叙述的声音仍然来自那个将自己混同于普通未庄人的叙述者。而在这些看上去内容丰富的叙述段落之外，还有叙述者“我”失声的一些叙述段落，也许更加值得重视：

其一，被王胡打败后，“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对于阿Q的心理活动，叙述者失声了。

其二，被小尼姑蛊惑后，阿Q想的是“女人，女人！……”“女……”[40]，展开来是什么？叙述者不知道，只是饶舌不已。

其三，恋爱悲剧之后，阿Q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只好离开未庄。叙述者写阿Q看见熟识的酒店和馒头都走过了，“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41]。其实，叙述者“我”也是不知道的。

《〈阿Q正传〉之二十一》

作者：赵延年

在这些段落中，叙述者“我”要么一味饶舌，兜圈子，不正面叙述阿Q的精神世界，要么干脆一言不发。这种奇诡的状态造成了明显的留白效果，似乎是作者有意让叙述者尴尬。但结合鲁迅的“隔膜”说，就应当意识到，不是作者有意让叙述者尴尬，而是作者与叙述者同时遇到了不得不留白的段落，作者无力操纵叙述者发出声音，无法全知全能。而对于作家而言，鲁迅了不起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他敢于留出这些空白，以表明阿Q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个从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启蒙、革命等视野出发不足以摸索清楚的灵魂，他并没有站在审判台上俯视阿Q，而是试图更加贴近阿Q，摸索阿Q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的翻译行为是“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42]，这个动情的表达也可用来说明鲁迅塑造阿Q的动态过程。当鲁迅摸出解剖刀去解剖阿Q的灵魂时，不期然将解剖刀反而刺进了自己的心脏，凸显了作家本身的有限性。因此，从灵魂摸索的角度出发，鲁迅不得不承认，他之所谓改革国民性的判断，首先遇到了自己隔膜于像阿Q这样的国民的灵魂的阻滞。鲁迅通过《阿Q正传》的写作，恰恰不是集大成地呈现了自己探索国民性的成果，而是呈现了国民性视野的有限性。

而在同样的逻辑上，鲁迅也通过《故乡》《祝福》等小说的写作，呈现了叙述者“我”所携带的国民性视野的有限性。无论是面对闰土的生活变化，还是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的询问，“我”都表现出隔膜和手足无措的特点。而鲁迅在《小杂感》中对居家时听到邻居声音的说法，也许比国人之相互隔膜源于等级制度的说法更能说明问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43]

那种根源于人类自身的拒绝人类悲欢之相通的性质，深刻地限制着鲁迅拆除自己与阿Q之间隔膜的可能。鲁迅对此是自觉的，故而虽在杂文中常有显得极端的全称判断，在《阿Q正传》及类似的小说中，却总是有意收束作者的权威。鲁迅的文体感觉和对于灵魂问题的持重，于焉显现。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对于精神胜利法所表征的国民性问题的确持讽刺性的叙述态度，对于阿Q的灵魂却保持着摸索的、同情的、尊重的态度，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到某种更高的位格上，而是像《祝福》中“我”与祥林嫂共同面对灵魂有无的问题而失措一样，像《故乡》中的叙述者“我”与老年闰土共同面对偶像一样，鲁迅与笔下的人物阿Q一起面对灵魂的撕咬，探索灵魂的未知之处。

三、启蒙与革命

沿着上述分析路径继续往前走，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重要议题是启蒙与革命，即在鲁迅的思想理解和小说表达中，这两个议题的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在过去的思想论述和研究中，启蒙和革命往往被视为一组矛盾，此消彼长，或互相压倒，论者也往往以此衡量鲁迅的思想和行迹。鲁迅解释自己为何写小说时，的确表示过，“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44]。把鲁迅放到启蒙的位格上，肯定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鲁迅所谓的“启蒙主义”。如果说在鲁迅和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阿Q、闰土、祥林嫂……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站立的平面，并无高下之分的话，那就应当将鲁迅的“启蒙主义”视为一种双向互动的启蒙，即鲁迅试图启蒙其小说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状况中的人，反过来自己也被对方启蒙，鲁迅并不外在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这也吻合鲁迅所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中间物”[45]的思维形态，吻合解剖者将解剖刀刺进自己心脏的思维形态。因此，鲁迅所谓的“启蒙主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一套现成的方案放在那里，被启蒙者只需照方抓药即可。相反，鲁迅的“启蒙主义”需要构成启蒙与被启蒙关系的双方发生持续的双向运动，共同向未知延展。而在这一逻辑的线索上，必然出现的是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共鸣。除了学界已广有论述的“黄金世界”的问题和个别研究者探求的“个人的无治主义”[46]问题，顺着鲁迅的“启蒙主义”而来的重要问题是，启蒙必须在革命的意义上才能建立理解。

《〈阿Q正传〉之五十六》

作者：赵延年

有的研究者会在启蒙和革命之间建构某种颠倒关系[47]，但也许要点不在于颠倒，而在于鲁迅从来就是在革命的意义上使用所谓“启蒙主义”的。从文本上来看，如果将启蒙和革命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阿Q正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一细节就是，当阿Q被枉抓之后，审判他的革命者们不但没有查出真相的耐心，而且当阿Q终于“跪了下去”时：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48]

几乎所有从启蒙出发的解读都会重复小说中的长衫人物的意见，认为阿Q身上的奴隶性根深蒂固，必须对阿Q进行启蒙，阿Q才不会跪下，才能自觉地站着；更进一步的解读也许会强调，长衫人物是新建立的革命政权的帮闲，也是需要接受启蒙的对象。这些解读忽略了阿Q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跪下去的。阿Q主要不是因为缺乏启蒙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等意识而跪下去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在老头子和长衫人物们所组建的政权面前，自己唯有跪下。而长衫人物虽然因为具有启蒙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等意识而试图制止阿Q跪下去，却在说完阿Q“奴隶性”之后无所作为。在这个场景中，缺乏的并不是启蒙的意识，而是启蒙得以实践或制度化的空间，是革命后出现了危机，而不是启蒙缺席了。因此，简单地否定革命，认为阿Q身上的奴隶性根深蒂固，就不过是重复长衫人物的意见，在不对革命进行讨论的前提下，将启蒙的话语变成了一种重复践踏弱者尊严的意识形态空转。

而考虑到《阿Q正传》是从阿Q已死于被判死刑却案卷不详的结果写起，则必须强调，尽管小说的写作是与《新青年》所造成的启蒙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但也不能切断其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革命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年代恰好是一个与辛亥革命有着内在联系的年代，陈独秀作为老革命，创办《青年杂志》和主张文学革命，针对的正是辛亥革命的问题，而鲁迅本人对于辛亥革命，更是充满复杂的感情，既有欣喜和解放之感，也有做了奴隶的奴隶的被骗之感，并不是在脱离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意义上发生与启蒙命题的关系的。因此，如果不动用鲁迅所使用的“启蒙主义”的字眼，也许可以避免滑入一种简单的启蒙视野，可以更加客观地观察鲁迅处在革命后的历史语境中，如何通过小说写作来重新理解革命。鲁迅当然不止在《阿Q正传》中处理过这一问题，在《药》《头发的故事》《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中都处理过，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也反复处理过，辛亥革命就是他一生都绕不过去的历史时刻；而且，很明显的是，鲁迅几乎都是从后设视点出发，重在以历史的后果反抗回忆的欣忭，几乎都是反讽，抒情的笔墨极其稀缺。在这个意义上，也即在认为《阿Q正传》不仅写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故事，而且本身也是写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意义上，就尤其需要关注鲁迅通过《阿Q正传》表达的对革命的理解。面对阿Q死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和权力结构的结果，鲁迅通过《阿Q正传》做的其实是追溯此种社会和权力结构的渊源，指出未庄社会并未随革命的“革过一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从逻辑的同一性上来看，鲁迅要表达的意见是继续革命，而非转向启蒙。这也就是说，即使一定要强调启蒙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也应当在革命的意义上进行理解,而不是二元对立式地以启蒙批判革命。否则的话，鲁迅后来在纪念性的文章中肯定孙中山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的精神就会显得“君子豹变”而匪夷所思[49]，对托洛茨基的共鸣[50]也不好理解。鲁迅抓住一个革命的案卷中不见踪影的阿Q做文章，正是重写革命的历史，并且以革命的眼光重新打量和塑造阿Q。因此，鲁迅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反驳郑振铎，认为自己笔下阿Q的人格并非两个。而更为关键的是，鲁迅强调：

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51]

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7期发表《譯叢：工人綏惠略夫（未完） 》，（俄）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

他不但认为阿Q的人格不是两个，而且认为参加革命的阿Q并没有辱没革命党。这里有鲁迅独特的历史感和革命记忆，他反复在各种文体的表达中强调辫子之于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52]，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里并举阿Q、高长虹和绥惠略夫所透露的信息。鲁迅在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很快就着手写作《阿Q正传》，由此可以推测，多年以后并举阿Q、高长虹和绥惠略夫，虽是随手一刺，但并非绝无来由。高长虹写自己初见鲁迅，仿佛是绥惠略夫与亚拉籍夫的会面[53]，鲁迅因此坐实高长虹确为“中国的‘绥惠略夫’”。对于绥惠略夫，鲁迅后来在重提为何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文章中评价他“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不被理解之后便“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认为这样的人物中国“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54]。这基本可以见出鲁迅对“中国的‘绥惠略夫’”高长虹的厌恶，连阿Q都不如[55]，也可以见出鲁迅对阿Q式的革命的理解，并不一定是在启蒙的逻辑上展开，而有可能是在“个人的无治主义”的革命逻辑上展开。而看中这一逻辑的原因是什么？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解释，是民国前后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相似，几十年以后“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56]。阿Q的梦想式杀戮，尤其是被反复诟病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也碍难宽贷的连小D也不放过的杀戮梦，也许的确被鲁迅处理成了未庄的绥惠略夫在复仇，但阿Q的灵魂被撕咬，似乎也正与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绥惠略夫一致，乃是一种“改革者的境遇”。因此，鲁迅被启蒙视野解读为反思甚至批判（辛亥）革命的话，“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7]，其实也指向鲁迅对阿Q似的革命党作为改革者的一面的深刻同情。鲁迅当然“也并不希望其有”，但在鲁迅黑暗的思维逻辑里，却可以勾勒出一种超越革命和启蒙的更具有一般性质的逻辑，即革命者的境遇总是一再重复的。而正是针对这一重复，鲁迅推崇孙中山的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因此，应该郑重强调，当鲁迅在为数不多的地方表示对民国元年的革命新气象的向往时，《阿Q正传》的写作从反面建构了对辛亥革命的温暖记忆，建构了必须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的寓言。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58]他大概很遗憾，（辛亥）革命的希望之光没有一直照亮中国的未来，从而瞩望于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四、新的历史主体出场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中，研究者会认为，“阿Q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向往追求革命”，“鲁迅的确从极其复杂的矛盾中显示出在这个被压迫者身上已经有着革命种子的萌芽，已经闪现出革命本能的火花”，鲁迅对“阿Q的极为复杂微妙的心灵辩证法的描写”，“真实、准确、简洁和明晰”得令人惊叹[59]。在这一逻辑上，后来的研究者通过重点分析小说表现阿Q本能的瞬间，强调某种“向下超越”的可能，认为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60]。应当说，这种论述确实是在批判既有知识构成的合法性，并试图寻找和命名全球化时代新的革命主体，隐现了当代政治论争的格局[61]。但阿Q真的是在本能的意义上走向革命吗？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作者：汪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4-2

先从《阿Q正传》第一章查不到阿Q案卷的细节说起[62]。在这一可能对鲁迅来说是有意滑稽的细节中，叙述者坦承了自己想尽办法却无能为力的状况。但作者却反手利用这一状况，将犯事的案卷中可能也不存在的阿Q从革命历史的尘埃中拔取出来，并竭力为其造像。这种行为，与其视为无中生有，颠覆传统历史谱系，拒绝现代实证主义历史观及其知识谱系[63]，不如简单直接一些，视为突破重复，即不再重复案卷中的记载，自己去讲述一个从来未被讲述过的故事。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阿Q正传》的叙事起点乃是既定的，即阿Q因犯事而被处死，《阿Q正传》的故事终点一定是阿Q之死，以死的方式“大团圆”。因此，对于鲁迅后来给出的解释，“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64]，不宜过分落实，更不宜推向某种写作发生学。阿Q的死局已在意先，不需要预料，鲁迅所未曾料到的是如何写阿Q之死，他大概没有一开始就决定写阿Q被枪毙之后，未庄的舆论又以诠释循环的方式将阿Q反复枪毙。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其实是一个革命的死囚的故事，这个革命的死囚虽然可能无法在明正典刑的案卷中验明正身，但在未庄的舆论中却是板上钉钉的罪人。在这个意义上，不去强调阿Q所失去的正史和现代实证主义历史观中的位置，不强调默杀，而强调阿Q在未庄舆论中的罪与死，或许更贴近《阿Q正传》文本。但更贴近鲁迅讲述阿Q故事的意图，那个鲁迅未曾言明甚或难以言明的意图的，也许是：论定阿Q在符号、象征、寓言、现实、正史、民间等的意义上都是因罪而死的整体性话语必须被推翻，才能发现阿Q的灵魂。不过，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鲁迅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将是徒劳无功的，他制造一个无法全知全能却又无限选择未庄一般舆论的叙述者，暗示小说中关于阿Q的一切叙述都迹近隔膜，谁也救不了阿Q的命。阿Q的故事注定无法控制，鲁迅唯一能做的是操控叙述者，对人物和自我进行双重反讽。而因为反讽指向了作家自身，在生成双向互动的启蒙效果的同时，也生成了读者的重重疑问，读者从《阿Q正传》里找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与1921年流行的小说现象一致，《阿Q正传》也是问题小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却给不出答案。

《〈阿Q正传〉之六十》

作者：赵延年

而贴着《阿Q正传》的文本来说，阿Q就是一个枉死于革命后的社会和权力秩序的囚徒，他的存在与死亡，除了质疑辛亥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和正当性，似乎只能是一个启蒙的倒影，供后世大张挞伐。但这显然不太符合鲁迅的本意，不用说与上文所分析的双向互动启蒙格格不入，即使与鲁迅“哀其不幸”的同情倾向，也是不太吻合的。那么，如果不是为了再次降罪，鲁迅为什么要以阿Q这样的因罪而死的人物为主角呢？阿Q有什么地方值得鲁迅为其洗心革面，从而与改革者、革命者发生关联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会从社会关系入手，强调赵太爷、赵秀才、钱太爷、假洋鬼子是未庄真正的坏人，是统治者，是伪士，从而在反面搭救阿Q，发掘阿Q革命的直觉和本能，并在逻辑上推导一种可能性，即只有阿Q才是未庄的革命性力量。这种推导因为有后来的历史发展为其背书，显得非常有合理性，但就小说文本本身而言，也许更值得重视的是老头子颂扬“阿Q真能做！”的细节[65]。这闲闲的一笔，对于叙述者“我”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对于（隐含）作者来说，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它在小说开始不久便暗示读者，叙述者“我”对阿Q是有偏见的。叙述者“我”明知阿Q喜欢别人夸自己“真能做”，其中的尊严感不言而喻，但却强调阿Q的劳动能力不算“行状”，没有资格进入叙述。这就意味着，叙述者“我”不仅对阿Q所知有限，而且还有刻意的偏见，叙述者“我”不愧是赵秀才的朋友，与正史、“行状”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合拍，像未庄的闲人一样，只爱看阿Q的笑话。这样的叙述者自然无法让阿Q以有尊严的姿态出场，更不可能让阿Q具有历史主体的位格。而由于作者对叙述者“我”是持反讽态度的，当叙述者“我”像未庄的闲人一样看阿Q的笑话时，作者也正在把叙述者“我”的表现当作笑话来看，这就暗示了阿Q不是在直觉和本能的意义上具有成为改革者或革命者的潜能，而是在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意义上具有个体尊严，具有成为历史主体的可能，因此也就有可能是真正的改革者或革命者。只不过因为鲁迅此时并无答案，而且甚至还是在“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意义上理解阿Q梦中的革命，所以《阿Q正传》虽然触及了主体出场的契机，却几乎只留下不合阿Q心意的叙述。

此刻更值得强调的是，鲁迅选择了因罪而死的阿Q作为小说主角，并且以极为复杂的眼光塑造阿Q，不惜尽一切努力贴近阿Q，完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启蒙，的确型构了一种新的知识者的历史主体形象。这一新的知识者的历史主体形象，首先当然是知识者，承续着源自传统的历史担当的道义，其次又是一个主张永远革命的革命者，对革命后的社会和权力秩序也担心维持现状的后果，最后又是一个启蒙者，一个将阿Q这样的社会秩序的冗余存在视为镜像的启蒙者，在双向互动的意义上实践着启蒙的可能性。因此，提出问题的鲁迅，写出问题小说的鲁迅及其同时代的作者，尤其是鲁迅本人，通过确认局限，与他们尚无法言明的阿Q相遇，共同为新的历史主体出场，演出了序幕。

最后，正如种种二元对立难免是意识形态空转的外溢表现一样，过分信任鲁迅的洞见，而无视鲁迅的局限性，也会因为抽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语境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空转的外溢表现。而对于《阿Q正传》的朴素理解，可能比将高深的文本外内容读进文本，更加重要。虽然被各种学术资本、文化政治资本甚至政治资本征用是《阿Q正传》不可避免的命运，从《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伊始，一切就已如脱缰之马，但《阿Q正传》的文本仍然矗立在那里，稳如柱石。如果神往于鲁迅的深刻和梦想，不妨将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初年的美好记忆，理解为他“不能全忘”的、年青时候做的“许多梦”[66]之一。鲁迅并不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也沉湎往事。有研究者曾经表示，革命对应的概念Revolution有循环、复辟等意[67]，这很有启发。鲁迅大概也免不了在循环、复辟的意义上理解辛亥革命，从而令人联想起他自己笔下的九斤老太；所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8]，不正是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打开之后的褶皱吗？

总之，正如《阿Q正传》中出现的奇诡的时间编码“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69]凝聚着作者鲁迅对绍兴宣布光复的记忆一样，朴素地解读文本，也许会更好地切近小说，切近鲁迅的思想、情感和记忆，打开《阿Q正传》和它的时代。

注

释

[1][51][57][64] 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7页，第397—398页，第397页，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龙永干：《报纸约稿、题旨取向与〈阿Q正传〉的叙事骨架及肌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3] 吴晓东：《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4]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73页，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6][7][9][10][11][12][13][15][16][17][18][19][20][21][25][34][36][37][40][41][48][62][64][69] 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52页，第552页，第515页，第519页，第523页，第524页，第531页，第537页，第541页，第542页，第547页，第547—552页，第512页，第515页，第515页，第552页，第521页，第521—523页，第525页，第524—525页，第531页，第548页，第514页，第515页，第537页。

[8] 张旭东：《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

[14]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22] 谢俊：《启蒙的危机或无法言语的主体——谈〈阿Q正传〉中的叙事声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23]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4页。

[24] 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第295页。

[26][33][60][63]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7][58] 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32页，第31页。

[2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3页，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

[29] 仲密：《〈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30] 鲁迅：《书信·180104 致 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

[31] 鲁迅：《译文序跋集·〈医生〉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193页。

[32]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35] 参见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 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72页。

[39] 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14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2]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14页。

[43]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

[44]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45]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302页。

[46] 参见中井政喜《鲁迅探索》，卢茂君、郑民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

[47] 罗岗：《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48] 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页。

[49] 参见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52] 参见孔昭琪《鲁迅笔下的“辫子”——为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暨辛亥革命85周年而作》，《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6期。

[53] 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1926年第5期。

[54][56]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376页，第375—376页。

[55] 参见董大中《鲁迅与高长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高远东：《自由与权威的失衡——高长虹与鲁迅冲突的思想原因一解》，《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

[59] 陈涌：《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陈涌文学论集》，第6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1][67] 吴宝林：《重返革命话语？——论近年对〈阿Q正传〉的几种新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6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68]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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