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维尔」林云柯：“自白”作为文学与哲学的咬合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926-2018）

作者简介

林云柯

林云柯，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员，曾于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哲学系访学，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学术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与日常语言哲学，并长期从事艺术与文化批评工作。

第五章 文学语言中的“至善论”与“事物”：卡维尔论浪漫主义的日常性

一、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卡维尔论文学的 “自我”与“至善”

3、“日常”的文学理论对“解构”的超越；“自白”作为文学与哲学的咬合

　　在对于布鲁克斯和德·曼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卡维尔认为虽然日常语言和解构主义都具有同样语言上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但是前者并不倾向于通过牺牲说话者的可知性、可说性和可理解性来彻底的拆解语言传达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能性”不是通过“不可能性”来揭示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悖论”或者“逆反”的机制只需要由说话者或者创作者自身来克服，并作为追寻意义之可传达性的动力。这也就是卡维尔在爱默生的思想中所提炼出的是“自立”与“嫌恶之思”的相辅相成：“当爱默生思考思考这件事本身的时候，它或是一种转换，或是一种批判，这样的对立性，就是他所说的‘嫌恶’。”1(②)因此，实际上在卡维尔的理解中，日常语言对于文学的理解比解构主义所看到的要更为激进，“悖论”或者“逆反”在卡维尔看来并不是语词意义的原则，而是说话者和作者的原则，换句话说，当爱默生说“为人性屹立”的时候，他表达了一种最鲜明的日常观念，即承担人性自身的逆反和悖论，并以此来检验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足以进入一个日常世界。

　　卡维尔的这一对于悖论的看法鲜明的反映在他对于艾伦·坡作品的阐释中。卡维尔选择了坡的一篇并不知名的《反常之魔》（Imp of the Perverse）作为阐释对象，这篇独白式的作品描述了一个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临死前的独白。但是坡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在小说的前一半的篇幅是以哲学分析的方式写作的，哲学独白者详尽的分析了“反常”(perverse)何以是人类行动的内在和原初的原则，是人类灵魂的原始动因，他认为颅相学家、道德家以及所有的形而上学都忽略了人的这一根本特征：“我们对反常这一动因全然的傲慢，使得我们完全忽略了它。”独白者指出了人们对与关于我们自身知识的忽略，并且去描述它，还特别的举出了一些例子，以此来论证我们的最重要的动因是指向反常的。但是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哲学写作之后，独白者才显露自己的身份：一个在处决前夕进行忏悔的死囚。上面这些哲学论述并不是为了说明一个普遍性的道理，而是为了说明独白者何以在此，带着枷锁，等待处决：“正是这样，你现在可以轻易的知道，我就是那数不胜数的‘反常之魔’的受害者之一。”在这一转折段落之后，文学的叙述才展开，独白者叙述了自己通过蜡烛在受害者卧室里散发毒物的作案手法，却又在几乎确定自己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在“我安全了”的强烈心理暗示下产生了公开忏悔的欲望。

　　这一转折段落在卡维尔看来非常典型的揭示了在我们实际的阅读理解行为中，哲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衔接恰恰就是“个人”的“公共”的普遍性被凸显之处。卡维尔认为，“狱中忏悔”作为一种文学写作的片段类型，它实际上生成了一种“哲学段落先导，而后转入一个虚构故事”的可能性：

　　坡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段落进入虚构故事，这一布局暗示的是我们在写作之本源这一问题的探究往往是失败的，这是由于我们往往主张文学写作可以脱离哲学前提，而实际上如果没有论说和故事、哲学与虚构之间直接的扭结，读者可能就仅仅会“乌合之众般的把我看成疯子”，而不会认识到他是“为数众多的反常之魔受害者中的一员”2(①)

　　卡维尔认为坡的这一段落集中体现了他所理解的美国哲学精神的要义所在，即在美国式的思想当中，对于“我思”疑难的解决式通过讲“自我”作为“写作”与“思考”的结合处来凸显的：“坡可以被视为提供了一种解决‘我思’难题的途径（通过对于‘我思’的反常和崩坏），将其视为对于作者性认知的普遍分享——一种哲学写作，或者说无论如何，写作即思考——由此问题就变成了，作者必须被设想为存在、或者必须被承认，必须在写作中提供其自身存在的证据。”3(②)因此，自白或者说忏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卡维尔所认为的文学写作最本源的模式。在其早期的文章中，卡维尔就已经讨论过他对于自白的理解，他认为，自白不是为了解释或者说评判，而是必须包含“对于诱惑的最充分的承认”，也就是要去“描述这些诱惑是如何伴随着你”。因此自白不是为了让人相信其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关于自白者自己对于诱惑的接受或拒绝。4(③)

　　卡维尔通过文学语言中这种“自白”机制的分析，从根本上纠正了其他研究者对于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批判”的某些误解。实际上通过对文学语言中“自白”之重要性的申明，卡维尔是在指出“私人语言批判”并不是要求我们用一种公共性的语言代替一种“自白式”的个人语言，而对于后者来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学语言，我们怎么看待“日常语言”、“哲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作为枢纽性的“自白”机制。实际上在卡维尔看来，“私人语言批判”所真正要批判的，是一种无法确证自己存在、无法确证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的表达，而一种“规范”式的公共表达由于不能提供说话者自身参与其中的证明，因此才更接近于“私人语言”。

　　这一立场实际上使得日常语言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比解构主义更为激进和彻底，如果说日常语言的视角提供了“自立”作为奠基和枢纽，那么解构主义则更多的导向一种“自毁”，这是解构主义对于“述言”与“施行”之间张力关系的凸显所带来的隐含后果。比如在德·曼德理解中，“自白”德疑难在于它必然同时是一种“寻求宽恕”（excuse）的行为，在德·曼看来，自白性语言的有效性在于它总是被承诺为可确证的、指涉性的认识语言，但是就其“寻求宽恕”的功能，“自白”的罪行是否被确证的重要性又被取消了，也就是说越是真实的“自白”在这一行为中就应该被认为更值得被“宽恕”,而这实际上是矛盾的：“对于罪过的认识同样暗示了依据同样的先验原则对于罪过的赦免，而这一原则恰恰已经在第一时间确认了罪过的确实行。”5(①)

　　与德·曼不同，卡维尔对于“自白”的理解并不受制于这种“实证”与不可实证的“行为意向”之间的区分，这一原则在他最初对于梅茨的回应中就已经被确立下来。对于卡维尔来说，“自白”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确认罪行或者向自身的外部“求得宽恕”,而是为了对自身所受到的犯罪的诱惑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呈现：“自白”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罪过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可能，否则如果“忏悔”仅仅是表现为向公共权力的屈服和供认，那么在“忏悔”中说话者就仍然被视为一个个例，这也就是典型的“私人语言”。由此卡维尔说到，所谓“请求宽恕”是为了将其从一种纯粹的“私人体验”中挽救出来，这是“请求宽恕”的“自白”与悲剧观念之间的关系所在：“请求宽恕标明出了悲剧的领地，使得悲剧超越了可宽恕性、可判决性、可解释性、或许还包括社会交往性。”6(①)“自白”实际上被视为一种机制，只有通过它，哲学的普遍性才能在虚构的文学语言中落实为一种之于个人切实可理解的论说，脱离了这种衔接，文学就将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作者自身的个人化虚构，而哲学则成为一种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活形式”之外的玄思。在卡维尔看来，这就是“我思”所真正承担的任务：“我”对于自我存在的证明，在于“我”是否敢于承担这一枢纽性的位置，而一旦我们敢于承担这一位置，一种“世界”之中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存在就得以咬合在一起。而所谓的“悖论”就是这种“咬合”，它不是关于世界或自我的不可知性，而仅仅是说话者承担“言说”这一任务时所需要克服的风险和疑难。

　　关于“自白”作为一种机制的看法，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在“所谓自白制度”一章中表达了与卡维尔立场相似的看法。他指出所谓自白并非是对于罪过的告白，而是一种制度，它使得隐蔽之事得以产出。7(②)柄谷行人对于这一“制度”的总结同样可以被视为对于卡维尔文学观的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体”确立的辩证法及物力论（dynamism）。现代的“主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作为一个颠倒才得以出现的……这里包含着“精神革命”，而且“精神革命”乃出自“时代之下”即充满抑郁情节的阴暗心性。谈论“爱”正是从持有这种阴暗心性的人们那里开始的。他们开始了自白……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的力量。8(③)

　　和卡维尔一样，柄谷行人也在通过分析康德和笛卡尔“我思”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一种机制：“对于这样一个位置而言，从康德的立场可以这样回应，即自我确实只是一个幻相，但却是一个功能性的超验统觉空位。”9(④)换句话说，并不是解构主义式的对先验权威的“去中心化”,而是要进入这一空位，成为一个“潜在的中心”。而在卡维尔看来，只要我们敢于承担这一“空位”所赋予的任务，那么“自白制度”也就得以成立，“自我”也就自然的成为了一个“无实体化的中心”，这一“中心”不是实体的，而是一种“枢纽”（hinge），由此一来，这样一种“制度”就是彻底的，无法被取消的革新之源。正如柄谷行人所说：

　　支撑自白这一制度的就是这种权力意志。今天的作家说我什么观念思想都不主张，我只是在写作，然而这正是伴随“自白”而来的颠倒。自白这一制度并非来自外在的权力，相反是与这种外在权力相对立而出现的，正因为如此，这个制度无法作为制度被否定。今天的作家即使抛弃了狭义的自白，“文学”之中已然存在着这种自白制度。10(①)

1 Cavell, Stanley.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 The Carus Lectures, 198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36

2 Cavell, Stanley. In quest of the ordinary: Lines of skepticism and roman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126

3 Ibid. p129

4 Cavell, Stanley.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1

5 De Man, Paul.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Vol. 16.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9

6 De Man, Paul.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Vol. 16.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4

7 [日]柄谷行人, 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70页。

8 同上书，第79-80 页。

9 Karatani, Kojin, and Sabu Kohso. 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 MIT Press, 2005. p5

10 [日]柄谷行人, 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