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谣言与愚蠢——本雅明对卡夫卡的阅读以及中国性

让我先引用本雅明于1938年《致朔勒姆的信（1938年6月12日，巴黎）》： 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椭圆。它的遥遥相隔的焦点一个是神秘主义经验（这种经验首先是对传统的经验），另一个是现代大城市人的经验。后一种经验多种多样。经验者一方面是现代公民。他们知道自己完全受制于庞大的官僚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功能由主管机关来调控，就连执行部门也摸不清这些机关的底细，更不用说受制于他们的人了。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需要补充的世界”（Komplementaeren Welt）。（在这一点上他与克利很接近，和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一样，克利的绘画作品在本质上也是孤零零的。）卡夫卡发现了补充物，却没有看到他周围的一切。如果说，他看到了即将出现的状况，却没有看到当前的现实，那么从本质上讲，他是作为遭受今天的个体来观察的。灾祸不会波及到的欢快余地很便于他做出惊恐的举止。卡夫卡的体验完全是以他所投身的传统为基础的；谈不上远见，也不是先知。卡夫卡聆听着传统，费劲听的人，就不会睁眼看了。 他听得很费劲，这首先是因为传入聆听者耳中的，都是最模糊不清的。其中没有可学的教诲，没有可记的知识。随随便便就听到的事，不是专门说给人听的。这其中所蕴含的一个实情就是卡夫卡作品的否定性特征。（卡夫卡作品的否定性特征恐怕会比肯定性特点更有价值。）卡夫卡的作品表现了传统的疾患。人们有时试图将智慧定义为真理的史诗部分。这样，智慧就成了一份传统财富；它是具有哈伽达坚实性的真理。 真理的这种坚实性业已消逝。卡夫卡并非面对这个状况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作了尝试。他们的做法是，抓住真理或者他们所认为的真理不妨；或轻松或很不情愿地放弃了真理的传递。卡夫卡真正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做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坚持真理的传递，坚持哈伽达因素，他宁愿牺牲真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比喻。但它们又超乎于此，这就是它们的凄怆与辉煌了。 因此，卡夫卡的作品中已没有智慧可谈，只有智慧的支离破碎的产物。这样的产物有两种：一种是关于实情的谣言（一种诗学的耳语报纸，讲的都是声名狼藉陈腐过时的事情）；另一种是愚蠢，尽管它跟智慧所特有的内涵一点也沾不上边儿，却有招人喜欢，从容镇定的一面，而这是谣言所完全缺乏的。愚蠢是卡夫卡所喜爱的人物的气质；唐•吉诃德、助手和动物都是如此。（在他眼里，动物状态仅仅意味着，出于某种羞耻而放弃了人的形体与智慧。就像一位高贵的先生，走进了一个下层小酒馆，出于羞耻而任杯子脏着，不将它擦干净。）毫无疑问，对于卡夫卡来说，首先，乐于助人的必定是傻子；其次，只有傻子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只有一点没有把握：帮忙对人有用吗？对天使倒可能有用（参见对有事做的天使的描写），对天使们也可采用其它办法。正如卡夫卡所说，无限希望在眼前，只是不属于我们。这句话确实包含着卡夫卡的希望。这种想法使卡夫卡始终拥有光芒四射的欢乐。 有一点不能忘记：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的失败的情形多种多样。可以说：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有把握，路上的一切就恍若梦境。卡夫卡执著地强调他的失败，这是很发人深思的。 ——请原谅我这么长的引用。其实道德经的文本也是引用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格言与套话的。 不知道什么，我最近一直想读卡夫卡，准确说，是在本雅明解读卡夫卡的光芒下，尽管这是异常微弱而且黑暗世代中的微光，来阅读卡夫卡。 时间指向2012年，卡夫卡的本雅明，成为我唯一想讨论的文本，成为我唯一想说的思想与文学写作的事情。2012年的中国，从三月到四月，历史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时刻。作为一个知识人或者一个文人，是的，本雅明是最后一个欧洲文人，卡夫卡也是最后一个匿名的犹太文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尤其在距离天安门不远的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里的片段发言在3月初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表，很多事件那个时候还并未发生呢），我应该说什么？ 如此这样的一个文人，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异常的可悲，用本雅明说卡夫卡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时代是如此的凄怆与辉煌。是的，辉煌，但凄怆。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都是本雅明所言的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两种人，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传递谣言，因为到处给予我们的只有谣言，太多的秘密没有澄清与公开，谣言繁殖谣言，假象滋生假象，根本就不可能有着实情！有的时候，我们极其愚蠢，我们总是相信有人会给我们真相，相信明天，相信资本，而且做任何事情，抗议或者同谋，给出建议与知识完善，其实都显得愚蠢，我们知道自己很愚蠢，但还是乐于做如此的蠢事，最后只能拿自己的蠢事来取乐，直到任何的取乐其实也是蠢事之一种，却因为没有什么代价——生命无非是如此的虚度与消耗，但却没有消耗心力，根本无心来思量，一切都一笑了之，并乐此不疲。这就是我们的国人。但这愚蠢与智慧没有关系，却有着对他人的帮助，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帮助他人的可爱之处，甚至是超越人性的动物一般的天真可爱，如果你被此好客所打动，其实你也并不了解我们中国人，不了解我们北京，尽管北京有那么多老外！ 但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为何我们会做如此固执可笑的愚蠢行为？卡夫卡与本雅明以旁观者看到的真情是：这是因为其中有着某种动物状态，因为这种动物性带来的遥远与愚蠢，才显得异常匪夷所思。 好的，谣言与愚蠢，真是可爱的动物品格，不是“人格”，不是“神格”，甚至也不是鲁迅所言的“鬼格”，而是“动物格”！因为中国只有两种人：圣人或蠢人！二者其实是相通的，只有成为孩子一样快乐助人的人才是圣人，而圣人也是无心之人，因为无心所以快乐，如同孩子。 为何要阅读卡夫卡？因为卡夫卡是在西方文学中，非常独特地有着对中国的想象，当然，如何评估这个想象还一直是一个问题，尽管有着卡夫卡与中国的研究，也有着小说家残雪对卡夫卡写作的回应。但是，仔细分析文本，从犹太教与西方，以及从参照中国的可能角度来展开深度思考，并且进入对于我们当下中国的观照，都还有待展开。 卡夫卡写过《中国长城建造时》，对分段修建的缺口的那种神奇的洞见，看到了帝国的根本缺陷与危机，中国是墙文化，北京尤其还残存着墙文化，从紫禁城到周边还算完整的长城。通过与巴比伦踏高度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封闭与疯狂的关系，以及对突破，对指令的违背，也是对法律的漠视。 对于中国，则是对训诫的漠视。那个无法冲出层层宫殿的寓意故事，也是对于一个封闭帝国的讽喻。 考察这个缺口与封闭的关系，指令与训诫的失效，有着对于我们自身传统理解的巨大教义：我们的帝国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古老的道德训诫在当下其实名存实亡，尽管那些龙飞凤舞的图案还死死地印刻在建筑物上。 卡夫卡好像也是读过《道德经》的，让我们着迷的是他对北京之紫禁城的独特想象，他关于中国的想象有着三个场景： 第一个就是那个传递死人圣旨的人——永远无法走出一道又一道门，一道又一道阶梯的宫殿，其实这就是对紫禁城无数闭锁宫殿的想象，这个无法走出，在当下，其实有着对传统保守主义的讽刺； 第二个则是在法的门前——无法进入法制时代，乡下人也是一个中国佬，喜欢与脖子上的跳蚤交流，其实也是对常人无法进入紫禁城，见到深宫中皇帝的暗示。在当代，这是自由主义的困境； 第三个，就是那个万里长城的缺口，当前帝国的统治有着巨大危机，这是党国的危机以及左派的忧虑。 当然，还有一个模仿庄子“子非鱼”的隐喻的讨论：没有什么输赢，只有话语本身的不可理解，命运的丧失了。不再有命运！因此，任何的天命观，神学观，社会历史观，都无法预测帝国的命运。因为组织机构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官僚机构，一个管理机器，这是命运，恰好是我们中国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对于无心的我们而言，又并没有多大意义可言，我们其实一言就可以看穿它，但没有它，我们如何活？我们必须从别处去寻找快乐，从无心无肝之中找乐子！ 针对传统训诫的思考，其实也是本雅明对卡夫卡寓意故事的思考，即与犹太教传统相关的思考，即一个律法丧失的世界，尽管索勒姆与之不同，认为神启还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却已经无意义或者虚无，人们无法理解，学生无法解读。卡夫卡世界的问题不是神启而是无法实现。但本雅明认为不能解读与丧失钥匙是一回事情，因此只有城堡山脚下的生活了，因此我们也只能生活在这个什么都有的帝都了。但索勒姆认为神启在卡夫卡的世界中仍然执著昭示着，尽管无指涉意义，因为这是世俗的世界了。但本雅明却不同，上面的通函结尾已经指出：一方面，卡夫卡的作品已经没有智慧可谈，只有智慧的支离破碎，有的只是谣言，或者愚蠢。因此他是失败者！在我们这个如此的国家，如何不成为失败者？另一方面，有着世俗启迪，并非单纯的尘世，也非超越的神启世界，而是有着世俗启迪，有着微弱的弥赛亚来临的革命例外时刻。这个世俗启迪，对于我们思考当前的现代性文化批判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这个并非认同资本主义，又要有着启蒙的继续，不走向宗教的超越，保持双重的批判。本雅明解读的意义在此。即一方面，发现我们自身的关于实情的谣言，另一方面则是愚蠢。而且后者与动物相关：只是动物状态仅仅意味着，出于某种羞耻而放弃了人的形体与智慧。 ——为什么犹太人只能通过中国人来达到某种自我观照，这是一个外在性的维度，不是西方内部的神话与逻辑理性的对立（muthos与logos），而是西方对他者的排斥，以及如何从他者角度重新看待现代性。犹太人的命运在现代性之中，已经是人性本身的命运，而人性本身已经转化为动物性。因此，要穿越资本主义的计算管理逻辑，只能通过动物生命，动物并非相对于人性的兽性，而是另一种生命。 那么，世俗启迪是针对西方或者超现实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唯物主义的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呢？则是在本雅明讨论卡夫卡的文本中，非常之奇怪地是竟然以中国为参照的，一个标题就是1931年的用《中国长城建造时》，奇怪以这个小说名字开始讨论犹太教的塔木德问题，因为，发现了动物状态：《变形记》的爬行状态。这个动物状态的发现，是动物一般生活在地底下的甲虫，在地缝中活，而且是孤立环境中不知道法律的人们。 1934年再次纪念卡夫卡时，本雅明专门讨论了中国人对于卡夫卡的重要性。异常奇怪的是，他引用了另一位犹太著名哲学家罗森兹微格在《拯救之星》中对中国人无个性的特征与极其原初感情之纯净的赞美，同时强调，这个感情的纯净（如同孩童？无心之人？），可以用来精微地衡量姿态举动，因为中国人喜欢拿腔作态，如同中国戏曲人物一般。因此，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套姿势的符码。本雅明本来发现了这个姿势的诗学！这个姿势的诗学，后来的阿甘本有所思考，我们不再这里展开。而1938年与索勒姆的书信，也继续谈到了这个动物性。 对于我们，重要的这个姿势的诗学是与中国性相关，是与中国人的想象的动物性相关：本雅明以卡夫卡对动物性的发现，思考了另一个中国的幻像。前面涉及了羞耻，“而k的羞耻比他存在得更加长久”！卡夫卡曾经写道。此外，笔记中对亚伯拉罕献祭无法进行的解读是中国家长式的，而餐馆跑堂一般殷勤，也是中国人的姿势，晦暗不明也是来自于姿态。因为家庭是由人与兽构成的：驯养或者反驯养。 对于本雅明，犹太人问题，即犹太人作为他者的化身，在现代性的同一性暴力之中，在德国纳粹开始的种族清洗与大屠杀之际，犹太人问题乃是人性本身的问题，而人性的问题，在现代性的暴力之中，乃是排斥他者的问题。 而他者不再仅仅是人性，而是人性向着动物性的还原，既是大屠杀的行为如同兽性或魔灵一般疯狂，也是因为人性本身的动物性得到了彻底暴露，而在卡夫卡与本雅明看来，中国人的身体姿势恰好最为代表这种动物性！ 为何偏偏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作为本雅明与卡夫卡思考的例子，有着启迪的作用？本雅明思考现代官僚制度时可能已经参考了中国传统庞大的文官制度或官僚机器，是人类已经与制度机器耦合起来，也可能看到了中国人的那种并不彻底理性化的交往方式有着动物性活灵活现的展现，尽管他仅仅是从书本上看出来的。 为何是中国人的动物性的姿势？这不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吧？当然不是，而是因为现代性的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理性发展到极端，要么是要彻底消灭人身上的自然性与动物性（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彻底把人变成机器；要么是人类身上被压抑的动物性或自然性在反弹中彻底爆发，尤其体现在动物性的身体姿势的显露上。 这二者都是超越人性的，也许正是在尼采之后，人性的问题已经太人性，上帝死亡之后，一切问题已经转换为“身体”与“动物性”的问题，这是“非人性”的时代！我们都是非人，除了向着机器人的技术转换，生命体现为动物性，并非之前人类中心主义所设定的比人类低级的动物种类，而是与个体有限身体相关的那种生命展现的姿势或姿态！ 一旦前者的压抑与后者的坦露一起出现，对于我们当今中国社会就尤为具有参照性：因为我们在拼命进入资本主义的交换计算逻辑，但我们的文化并没有西方的理性传统与转换的历史，反而把无法理性化但又要理性化的那种蹩脚与别扭的动物性暴露出来；同时，我们中国人自身几千年的身体姿势传统，还面对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身体姿势既然没有走向理性的规整，是否就是尤为余留了动物性？一个是这个身体姿势如何现代性转变或者转身？ 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技术化的压力，中国人的身体如何扭曲变形；第二是传统的身体姿势有着什么样的特性？第三是现代性转换之中的身体姿势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身体姿势，另一个是进入现代性之后可能出现的身体姿势，而后者恰好是本雅明对卡夫卡想象解释的重点，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从而可以带来一种新的世俗启迪？ 但卡夫卡也认为：“K与动物的姿势有什么可以理解的？没有。” 我们的政府是唐吉可德，要打败资本主义！？而我们老百姓呢？则是桑丘，无疑卡夫卡认为这个政府呢，其实只是老百姓处于好玩而虚构出来的。 对中国文化之动物性的思考，也是对国人之“无心”之纯然形体的揭露：变形了的动物性，精灵的动物性精神，靠近睡眠与昏沉：纯然的动物性，武斗，年青。青春期躁动。驯化的动物性：驯养，家庭管教。类化的动物性：巫术，武术的游戏等等。人化的动物性：衣服的动物符号化，纹饰化。崇高的动物性：龙的崇拜。 如同本雅明的归纳，而中国人生命姿态的动物性体现为： 1，半直立，半睡眠。假寐，不负责任，随意性。思维的懒惰。打盹。思考不集中，或者遗忘的好处，尼采所言，卡夫卡与动物的遗忘性。与俗乐，善忘！！ 2，解不开纠结的父子关系。姓名的图腾性与原始性。孩子气，因为父亲严厉管理，我们总是有着孩子气，即动物园。天真，相信，如同动物一样有着当下被满足的快感。父子斗争，是甲虫的斗争。谁与狗一起躺在床上，谁就和臭虫一起上身。 3，莫名其妙的手势与动作姿势。心不在焉。内脏器官的咳嗽，称之为动物，就是不愿说出真话。 4，无固定轮廓，沉浮不定。踌躇不定。 5，严密的机构组织与程式化姿势。 6，好表演，做作。假的做成真的。处于恐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杂耍园，杂耍就是做戏。两条路。 7，滋生出沼泽：蜂拥的精灵在无忧无虑地繁殖，新的精灵不断变成老的，而且名称不同。这是中国。罗森兹微格的描绘。指向祭祖活动的。 ——因为动物性的天真可爱，对人的友善，因此被认为是愚蠢，这愚蠢不可能带来拯救，只能在一个没有拯救，没有天命显临的时代，保持世俗快乐，这是我们这个喜感文化唯一的自我安慰：我们很愚蠢，但我们很快乐！我们以愚蠢来交换快乐，我们的动物性不断翘起尾巴，我们是马戏团的好演员，在北京，你们不是天天看到如此的群体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