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了我们一面历史的镜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一个男婴降生在余姚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村庄，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安静的小城。少年对这个村庄和周围乡野最深的记忆：“全是金黄的油菜花，太阳下，这颜色疯了似的流淌，小学校的墙壁都映得金灿灿的”。少年就和他的玩伴们在这金黄的花海中撒野打架，互相投掷泥块，用自行车链条制成的钢丝枪展开枪战，打得烟尘斗乱。豌豆花缓缓地在阳光下舒展，贯穿全村的那条大河缓缓流淌了一年又一年，伴随着少年渐渐长大的便是那些苹果树开花的香味和充满着男孩女孩嬉笑声的菜花田。 宁静的乡村风景、黑亮的瓦、村场上空飘散的烟、暴力与死亡事件、疯狂的游戏，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习见的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情绪，成了一个作家生命初始的记忆。在田野和无数个村庄、集镇的游走中度过的童年，乡村少年的经历养成了他身上敏感与漫游的气质。 1987年的夏天，一个18岁的青年在浙东大地上漫游，走过了37个村庄。37个村庄的草垛和月亮，让他在沉思中体悟大地的生命的力量。他说他喜欢在路上，也喜欢在静穆中让心神远游，大地上轮回的秋天让他想起一颗渴望宁静的灵魂。空旷和天空，无垠的地平线，一马平川的浙东平原……这虚空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他，并留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成了他日后创造的直接源头，他可以据此去描绘、去叙述、去探索和发现新的事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朦胧诗派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诗歌的创作。虽然这些诗歌从未发表，但是他还是坚持了6、7年的时间，这是一种文学的修炼。 整个青年时代，赵柏田一直生活在余姚，从文化馆到文化局，再到文联。这座“安静”、“自足”、“山川静美”的姚江边的小城，吸引他的不止是一种闲雅的生活方式，更是因为它久远的历史。他喜欢称这座古城叫“句余”。1991年一个秋日的黄昏，年轻的小赵看到了70年前这座城的一张旧照片，一阵强烈的触动袭遍全身：“我曾为时间坚韧的蚀刻力量所震惊。我觉得我无力描摹出它两千年的沧桑的脸。我像一个梦游的少年，在它的城堞遗址、钟楼、石板上游荡，我发觉，两千年来它看来几乎是静止的，而眼下却无时不刻不在变化之中。我对这座城、这个世界，重新进行着体认……”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梦想，为一个小地方写一本大书，就像福克纳写出他的纳帕塔法，写出这片大地的过去、现在，勾勒出一种文化在无数个世界里沉潜的演变。对历史重荷与虚无的这种切身之感留存在了他的心里，成了他多年以后创造的资源。 几年后，他真的开始小说创作了，而且是火山式的喷发。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赵柏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我们居住的年代》。在这本混合着青春期气息和哲学思辨热情的书中，他讨论了阅读、写作与个体生活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他陆续写下了近100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频频发表于 《十月》、 《天涯》、 《收获》、《大家》、 《青年文学》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其在叙事形式上的大胆探索与追求吸引了文学评论家的眼球，不久中篇小说《坐拖拉机去远方》获得了1997-1999年度浙江省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的出版，其充满探索风格的小说叙事再次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关注。 2001年8月，因创作上的显著成绩，33岁的赵柏田奉命调到了宁波。或许是某种历史的照应吧，幸运的他住在了月湖边上贺知章的故居——贺秘监祠。临湖的很大一片老房子，黑瓦，马头墙，还有经年的瓦松郁郁葱葱。外面的世界被车轮带着狂奔，时间好像停滞了，沉静得像琥珀，像沉入河底的石。很多个夜晚，而立之年的他听着湖水轻拍窗外墙基的声音，做着湿淋淋的梦，梦到了少年时的那片菜花田和那条大河、梦到了白天看过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只言片语、梦到了黄宗羲在天一阁上向他招手微笑……他猛然醒来却又不知所措，迷惘，怅然……就像赤脚走在一条被石头咯得发痛的路上，每一脚下去都不知会踩着什么。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先锋小说家写到后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了。同样，他也不例外。但他很快揉开了惺忪的双眼，仔细打量并重新认识着这座城市，他觉得必须做些什么让自己安心下来。 他在阅读中沉思，该写什么？怎么写？ 如果说他早期的小说创作来源于成长岁月中内心的隐秘体验，这时的他更愿意去挖掘潜藏在历史性与地域性之下的普遍的人性。他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不是应该直接面对着时代和生活发言？” 没过多久他搬到了一个叫白衣巷的地方。临近市中心，却静，靠着一条叫孝闻的老街，依着中山公园。北窗下面是一个叫吴家花园的民居老宅，砖木结构，还带飞檐。他时常徘徊在老宅门口，感受到飞速变动的时代让知识传统和人文传统都发生了断裂，思想传承中出现一段空白。但当他看到唐代的砖塔、明代的藏书楼、三江口、天封塔、鼓楼还有江北岸外滩码头，他知道“传统并没有消逝，它一直沉潜在生活的表层下，就如同天一街两侧灰暗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水波。它融入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盐融化于水，水消失于大海。而传统就像一面镜子，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多远，都可以从历史之镜里照见我们 “曾经是”、 “现在是”、 “将来是”的模样。明清之际士人、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今天的我们同样面对，将来难道不会？” 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深感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他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 于是，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用一本《历史随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告诉我们，历史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历史是可以这么写的。这部历史随笔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将大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安放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讲述了蒋梦麟、邵洵美、陈布雷、苏青、巴人、沈从文等11个南方文人生命中的许多时刻，从婚恋、血液、疾病、经济生活等日常生活的视野对他们进行了发现式的书写。 他就是一个写作的“疯子”，广阔的精神视野让他天才般地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2004年写完《历史碎影》后就好像打开了水阀，接下来便是一泻千里，滔滔不绝。2007年5月出版《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2008年5月出版《远游书》；2008年9月出版《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2011年4月出版的《明朝四季》；2011年6月出版的《赫德的情人》等等。 尤其是《岩中花树》，在近10万字的篇幅中采取第一人称叙述着明代先哲王阳明的故事，让我们跟着他的叙述切肤般地体验到王阳明的内心深处的生命律动，感受到16世纪的伟大哲学家，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思想的传承，他们相互间的认同、质疑、批判、辩驳。甚至用毕生的热情和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来建立、维护这一精神传统的生长。 早已厌倦聒噪的争辩和煞有介事的说教的他，在灯下盯着这十万分之一的县区地图上的蓝色河流，一个念头已在他心里形成：他幻想着用另一种语调来说说这条河，这个沧桑的城和这块神秘的土地。他游走在干净的街头，看看刚刚上市的银亮的带鱼；尝尝梭子蟹的味道；听说孝闻街口又新开了一家牛排馆，他也去瞧瞧；石浦海鲜城的龙虾更是深得他心。他喜欢宁波城的细微和精致，生活让他知道了小的好，他乐于品味这些生活的细节。他突然明白了：“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是的，他相信，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光辉就潜行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在他小说笔法、散文笔调的抒写下，他给我们勾勒出来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大时代的边际，将一个个干巴巴的历史符号和概念重新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来到了我们跟前，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他希望用这种方法努力逼近人性中真实的一面，呈现出从坚实的物质世界构建起精神的大厦的可能。就比如，他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陈布雷。叙写了一个不会弄权、太过天真、易于轻信的文人，由于他的神经太过敏感和脆弱，因此在权力与人性的漩涡中时时会感到被撕裂的痛苦……传统与叛逆、经济与命途、权力欲望与文人心性的纠合冲突，在他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身上尤其惨烈，形成了陈一生性格的旋律，因此也铸造出一个矛盾的人生和一颗矛盾的灵魂。 极具创意的他用散文语调和小说笔法来书写历史，历史在他的笔下还原了，立体了！“史笔诗心”是他历史散文的写作原则，他知晓历史的真实应当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从司马迁的《史记》写作风格中他明白了历史写作要有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自由的心灵。从日常生活视野去解剖江南文人的精神躯体，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还原人性。比如《岩中花树》，写王阳明的学术与军功，他对政治的认识，也写他与朋友、学生的交往，描绘他们之间的感情，写他的忧郁，写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友谊，希望不朽，爱吃祖母做的甜食，梦想，思考，用没有恶意的嘲讽语气与朋友说话，衰老，并死亡……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早在1995年前后，他就尝试写王阳明，及其背后“清竣的、坚硬的、散发着初冬的空气一般甘洌的气息”的明朝中期生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是，当他写下起始的句子：“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这样一个陈述句式，煞有介事却平淡乏味，打断了他无比激切的叙事欲望。于是，沉淀……十年终于沉淀出了那句“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对照十年前第三人称的冷硬，自述的口吻像一盆潮湿、清冽、亲切的冷水，泼进一个混沌的古代花园，而读者的神经却像那枯竭的花木遭逢了甘露，眼前的世界陡然生动起来。 对于史料严谨的考据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他浓郁的学者气质。譬如“王阳明五六岁时还不会说话”，这在史实上都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为了写好近10万字的长篇小说《岩中花树：王阳明自画像》，自1995年起就潜心研究各种历史资料。，他不是历史学家，却像历史学家一样的考据着每一个事实。白天可能为了一个很小的模糊概念要往返与各种图书馆和资料室，为了考究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甚至要远赴千里之外询问当地专家以求真实考证，而一到深夜便坐在在孤灯下忍受着一天的辛劳和极大的孤独反复阅读这个人的全集，他和帝国官员、文人的通信集，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记述，并在上面做了许多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记号。这一坐便是十个春秋的轮回，十个寒暑的更替。他努力让自己以十六世纪的眼光、心灵和感觉去阅读这些十六世纪的稿本，在此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甘愿献身的学者态度。 赵柏田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其表达方式、叙述姿态，包括语言节奏，都相当西化。有评论家这么评价过他：“长年在西方典籍中熏陶的头脑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情趣在赵柏田的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统一。”对西方方法论的引进，并以此冷然解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躯体，然后写下一份入木三分的病历，修行中西合璧的炼金术，不然就不足以展示陈布雷或巴人心灵的焦灼。使得他的书写更现代，更容易进入喧嚣的公共想象与逼近世人紧缩的心脏，更容易拉近历史、现实与迷惘的我们之间的焦距。还可以说，他与他的写作对象之间，构筑着一种互文性的诠释学。 赵柏田的作品多关注历史流变中人的生存境遇，揭示道德与人性冲突中的困境，严谨的写作风格与丰沛的历史想像力、智性与诗意的交织使其叙事文本在当下文坛别树一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意义。而他最近的新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双重火焰》即将在2012年元旦后上市，据说是一本记录他本人读书路径和因此而得道德好书，我更有理由期待与此书的美丽邂逅。

（浙江万里学院杨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