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 极 巫 术——疯牛病小传

终 极 巫 术 ——疯牛病小传 文 逍遥 疯牛病属于传染性海绵质脑病中的一种，1985年在英国奶牛中首次发现，因其可致本性温和的奶牛富于攻击性而命名。1996年3月20日，英国卫生部长杜瑞尔（Stephen Dorrell）于众议院宣布，疯牛病可因食用牛肉而传播给人，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不安。 一：我吃你，好吗？ 　　新几内亚位于澳大利亚北部，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上，为世界第二大岛。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岛上部落众多，在全世界约6000种语言中，仅新几内亚就拥有上千种之多。不过，新几内亚的名声并非仅仅因为其语言众多，还因为人类学家首次在该岛确认存在以人为食的土著部落。食人主义作为一种口头传说的神话，转而成为事实。而随后的人类考古学发现，对于原始民族而言，食人主义是非常实际的生活方式。从欧洲发现的数十万年前的人骨化石上至今依然清晰的留下了当初被切割和食用的痕迹。吃人无论是否与宗教有关，都给原始部落提供了一个摄取蛋白质的重要途径。 　　对于新几内亚的食人族而言，也有不同的风俗。有专吃敌人的食人族，也有专吃亲人以示爱和怀念的肉亲食人族。新几内亚富雷族的女性便专吃至亲，一名人类学观察者表示，她们见面时以“我吃你”这句话来寒暄。将死亡的富雷人会要求别人吃下他们的肉体，而且还会在死亡前将各个部位先交待清楚，分配给不同的亲友。不过，富雷族的男性几乎不吃人肉，他们更愿意吃猪肉。事实上，富雷族的女性和孩子的动物性蛋白质的几乎唯一来源就是其至亲的肉体。据两名美国人类学家的估计，一个典型的新几内亚地方部落，大约由100人组成，其中成人所占比例约为46%。平均每年约有5-10名死者，富雷族的女性通过吃食这些亡者，所摄取到的蛋白质，与男性吃食的猪肉相当。 终极巫术 　　巫术几乎是所有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富雷族中巫术为男性把持，男性因精通巫术，而深为女性敬畏。1950年左右，在新几内亚富雷族居住的高地上，一种被当地人称为Kuru的终极巫术，开始显露端倪，几乎每个富雷族所居住的村庄都有女性死于这种诅咒中。 　　Kuru在当地的含义是颤抖，因某种未知的寒冷或恐惧而颤抖。一旦Kuru的颤抖开始，就不可逆转，诅咒会越来越烈，直至死亡为止，其历时大约三到六个月。Kuru的诅咒非常残酷：先是不可抑制的颤抖，然后丧失行走能力及无法言语，接着瘫痪。被诅咒的妇女后期会完全丧失吞咽能力，活活饿死或渴死。或者因长期躺在自己的大小便上，死于褥疮中毒。但中了巫术的人至死心智都很清醒，不会陷入昏睡状态，因此格外痛苦。 　　后来Kuru的诅咒越来越烈，连孩子也不能幸免。富雷族的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的阶段。长此以往，势必将富雷族灭绝。富雷人坚信Kuru是一种巫术，而并非疾病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的疾病也会侵袭男人。从Kuru的受害者主要为女性和孩子的事实，对富雷人而言，这只能说明一切都是巫术的错。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葛拉斯（Robert Glasse）夫妇恰逢其时来到新几内亚富雷族居住地作田野工作，记录下富雷人因害怕大灭绝而举行的无数次集会。富雷族男女在集会中共同呼吁结束这一个富雷巫术。除了举行集会之外，富雷族的男性也到处狩猎那些他们认为施行巫术的人，杀之泻恨。猎人用一种被称为图卡布的攻击方式对付巫师：打破巫师的肾脏，击烂生殖器，用石斧敲碎大腿骨，咬开头颈，撕开器官，用竹片凿开血管放血。他们深信唯有如此才能将诅咒消解。 　　对于并不相信巫术存在的人们来说，遥远的新几内亚一个原始部落的可怕疾病仅仅是一场引人好奇的悲剧。没有人会认为这种恐怖的疾病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联，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有益教诲。然而事实是，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医生、兽医等对Kuru及相关疾病的研究所获得的极具现实意义的成果，显示我们面临同样的威胁。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却没有及时被相关政府真正采纳。商业化的逐利原则，加上英国公共卫生决策者的无知和侥幸心态，不知不觉中给这种新疾病的变种——疯牛病——提供了不可能的新机会，把人类带到了危险的边缘，任其杀戮。 二：Kuru症探索 　　新几内亚高地富雷族的奇怪疾病，一直吸引着当地的公共卫生署长官吉加斯。吉加斯是一名医生，他并不相信Kuru是一种巫术，而应该是一种新型的脑疾病。并且或许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恰当的条件和能力来研究这种新疾病。所以，当已经在医学界声名卓著的美国小儿科医生及病毒学家加德赛克，在澳大利亚做完传染性肝炎的相关研究，于1957年三月途经新几内亚回国时，吉加斯竭力说服加德赛克（O.Carleton Gajdusek）暂留在当地着手研究这种新疾病。时年三十四岁的加德赛克，不可能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一暂留长达四十年之久。 加德赛克 　　加德赛克被吉加斯的病人的症状所震惊。显然，Kuru是一种退化性脑部疾病，然而和所有已知的退化性脑部疾病，如：帕金森症、阿耳茨海默症、多重肌肉萎缩症等相比，Kuru症非常不同，因为它是可传染的，由于其他的退化性脑部疾病并不由传染引起，所以也不会构成地方性疾病。他们一起巡视富雷地区，穿过热带雨林，探访各个富雷村庄，检查Kuru症病人，发现几乎每个富雷人的群落都有人死于Kuru症，至少占总死亡人数的一半。 加德赛克和吉加斯正在检查一名患Kuru症的儿童 1．遗传性疾病？ 　　既然Kuru症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地方性疾病，吉加斯和加德赛克认为Kuru症是可以传染的，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感染性疾病，自然也合乎情理。然而通过仔细检查诸多Kuru症患者，发现患者完全没有发炎发烧的症状。这就是说要么Kuru症根本不是感染性疾病，要么人体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根本无法辨别。对于不了解医学的人而言，Kuru症患者没有发炎发烧的症状，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恐怕难以理解。不过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心脏的活人，就大致可以了解当初吉加斯和加德赛克心中的惊讶了。通过仔细培养从病人身上取得的一些组织样本，也找不到任何可疑的病原体。那么Kuru症或许应该是遗传性疾病？从母亲传递给她的子女？ 一名典型的新几内亚人 　　加德赛克在新几内亚给他在华盛顿的老师斯马德尔写信，请求帮助，因为他的私人钱包已经越来越薄了。并且他也希望找到一位神经病理学家来协助研究，无论如何Kuru症的病人的大脑有严重的问题，所以进行解剖是必要的。他们打算完整的取出死亡患者的脑部后，经适当处理，运到美国去委托斯马德尔寻找一位神经病理学家来解剖脑部，看看病变究竟损伤哪些大脑部位。同时在当地巡逻官和富雷族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茅草大医院和加德赛克自己居住的小屋。加德赛克越来越喜欢这里了，他和当地人相处十分融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还收养了数十个富雷族的小孩，将其送到美国读书。富雷人虽然承认他确实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他们认为他无法对付Kuru，因为这是巫术。富雷人十分骄傲，并不乐意接受解剖，他们对加德赛克说我们“前”食人族并不接受打开头壳的概念。不过机会终于来临，在加德赛克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家属同意他解剖尸体。不过他本人并非病理学家，第一次解剖简直一塌糊涂，脆弱的脑组织，一碰就烂。后来，斯马德尔寄来了详细的处理脑部的说明，标本于是源源不断的从新几内亚开始寄往美国。 新几内亚的美丽海岸 　　澳大利亚记者也风闻了Kuru症，他们采访加德赛克，依据他的描述。将Kuru症称为笑死病。因为患者面部呈现出一种非常夸张的情绪，加德赛克将之称为病理性笑症，不过这种恐怖的进行性神经退化疾病中确没有丝毫可笑的成分。 　　斯马德尔这时已经担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副所长的职务，对爱徒的工作尽力给予方便。先是在婴儿瘫痪基金会中为加德赛克申请到一笔数千美元的资金，并且游说医学杂志，发表加德赛克和吉加斯所著的第一篇关于Kuru症的报告。并且在研究所找到了克拉索博士，他愿意解剖加德赛克将要送回的病人脑部样本。 　　同年8月中旬，克拉索发现患者脑部样本中，小脑损伤严重，这到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小脑是人体处理运动的主要中枢。不过任何已知的遗传及退化性疾病模式都无法解释病人大脑所受到的广泛且特异的损伤。克拉索写信建议调查当地人的食物，因为他怀疑Kuru症患者是由于接触了某种有毒的物质所引起。加德赛克同时也正往这个方向探索，不过毫无结果。澳大利亚政府也派了一名人类学家来帮助调查，因为富雷族的居住地为其所托管。他们做了详细的清单，全是当地人吃而邻近的其它族不吃的动植物。食人主义和Kuru症的联系，是首先考虑的。无论从情感上多么的不认同，但是否有毒则是另外一回事。由于其它的食人部落并没有人患Kuru症，所以他们只能将吃人与Kuru症的联系先放在一边。加德赛克也越来越相信这是一种怪异的遗传性疾病了。地球上居然有这么一个人群，他们生活在如此恶劣的基因组合中，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淀粉样蛋白斑 　　克拉索依然相信，某种有毒的新陈代谢是致病的主要因素。9月左右，当克拉索开始检验新送到的儿童的脑部样本时，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淀粉样蛋白斑。这是在儿童的大脑中从未出现过的东西，淀粉样蛋白斑是典型的老化副产品，在患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脑部也可见到。克拉索在Kuru症儿童患者的脑部却发现了极大块的淀粉样蛋白。不过他和加德赛克都没有对此加以太多关注，因为并非每个病人的脑组织都有这种现象。他们甚至开玩笑的说，这是未老先衰的标志。后来加德赛克后悔的说，我们不会解剖整个脑子，只会采部分样本。克拉索给加德赛克写信，告诉他新的发现。联系到淀粉样蛋白斑，脑部的大面积损伤状况，以及完全没有发炎的症状。克拉索认为唯一和Kuru症相似的人类疾病只有克—雅二氏综合症（CJD综合症）了，而其他任何已知的遗传性障碍都和kuru症没有任何关联。 2.山重水复 　　自克拉索把Kuru症与CJD综合症联系起来后，加德赛克对CJD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现在他已经知道，CJD综合症也是一种罕见的退化性神经疾病，然而要将两者联系起来，还是非常困难。首先CJD综合症的发病状况非常不规律同时也非常稀少，遍及全球各个主要种族，跨越各种气候带。或者换句话说，CJD综合症看来和任何具体的环境或种族没有关联，而Kuru则非常的局限。其次，CJD综合症从没有儿童患病的纪录，而在Kuru中妇女和儿童确是高危人群。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CJD综合症患者的症状总是变幻莫测，依据不同的脑部位的损伤而各个不同。而Kuru症中损伤的脑部位总是一定的。 CJD患者大脑切片 　　 虽然在Kuru症机制的探索上没有太多进展，不过这并不是说加德赛克整天无所事事。在这期间，他在澳洲摄影人员的协同下，在新几内亚的雨林中穿梭了近1500英里，拍摄了第一部关于Kuru症的科学片，制作了大量图片同时送回了更多的标本。 　　这些资料于1959年在美英展出，以便让更多人的了解这种新疾病，同时也含有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这种新疾病的研究中来的意图。努力终究会获得报偿，不过报偿不一定符合常规。同年8月初，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彻底扭转了加德赛克的研究方向。此前，加德赛克本来已经将Kuru症是经由感染而来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排除，而开始全力追查遗传的情况。原因则是基于病人完全没有感染的现象，这一点和CJD综合症非常相似，而CJD综合症本身也并非由感染引起，这一点从它的发病模式上也可以得到重要的旁证。 　　这封极其重要的信件，来自英国的一个兽医——海德娄，他正在研究羊搔痒症的病理现象。羊搔痒症按其字面意义而言，是一种让羊感觉身体发痒，促使羊四处寻找墙壁、树干等任何可以磨蹭的地方解决问题的疾病。同时病羊还会走路不稳、失明最终死亡。羊搔痒症在英国的第一例记录是1730年，19世纪羊搔痒症在英国大流行，政府开始大杀病羊，不过牧羊人觉得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并非如瘟疫般的传染病，所以他们为了避免损失大多隐匿不报。到20世纪初期，羊搔痒症已经成为英国的地方性疾病，每年大约有1%的羊患病。不过数百年来人类都毫不忌讳的大吃特吃病羊，而安然无恙。所以这种病看起来仅仅是对牧羊人的钱包构成损失，但还不至于对人有什么影响。 患羊搔痒症的病羊 患羊搔痒症的病羊 　　1930年，法国兽医证实了羊搔痒症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并且可以从绵羊传染给山羊。正当法国兽医忙于彻底证实羊搔痒症是一种传染性疾病的时候，英国的戈登博士意外的作了一次大规模羊搔痒症转移“实验“。戈登博士当时正在研究对付羊跳跃症的疫苗，这是一种由蜱虫病毒引起的疾病，患病的羊走路的时候会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蹦上蹦下。戈登博士利用病羊的脑子、脾脏、脊髓等组织混合后用小量甲醛处理，杀死病毒后制成疫苗，疫苗对付羊跳跃症的效果非常好。不过，让人恐慌的是，戈登博士意外发现，凡是注射了1936年产疫苗的羊开始出现羊搔痒症的征兆，也就是说那批疫苗被污染了。还好由于羊搔痒症的潜伏期很长，在大多数羊发作之前，就已经被送往屠宰场了，这挽救了戈登博士在牧羊人心中的荣誉。不过这次意外的事故，给研究羊搔痒症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提醒，羊搔痒症的病原异常顽强，因为甲醛液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消毒剂，通常用于尸体防腐，羊跳跃症病毒被甲醛杀死了，但羊搔痒症病原却依然保持住了活性。 患羊跳跃症症的病羊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进食中 　　由于从英国进口的羊在美国引发了大面积的羊搔痒症的爆发，美国农业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计划，同时禁止继续从英国进口羊。这促使英国投入资源去进一步研究羊搔痒症。海德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戈登博士的工作站，开始了他的工作。当时人们鉴定羊搔痒症的依据主要是对绵羊或山羊小脑（因为小脑主管运动）的某个特定部分切片后观察到切片上的小洞——更专业的说法是海绵状退化。海德娄认为应该继续研究病羊的脑部看看是否还有其它部位的损伤。 　　经过一年的观察，海德娄发现在病羊的大脑皮质区也有损伤，或许是海德娄身兼人类&动物病理学家的身份的缘故，当他听说在伦敦正在开办一个新的大脑退化性疾病Kuru症的展览时，他就匆匆赶去了。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小脑切片，这张放大的显微镜彩图上充满了小洞。这张切片使海德娄再也无心欣赏新几内亚的迷人风光了。他赶回实验室，在了解了加德赛克的研究论文后。对这两种疾病如此相似，几乎无法自己。他迅速的写了一篇比较这两种疾病的论文发往《柳叶刀》医学杂志，但不幸英国印刷工人正在罢工，海德娄担心这会延误他的重大发现。于是直接给加德赛克寄去了论文复印件。 羊搔痒症的病羊的脑部切片（看看下面Kuru症患者的切片，是不是很像？） Kuru症患者的脑部切片 　　在论文中海德娄非常详细的对比了羊搔痒症和Kuru症的相似点，两者都没有发炎发热的现象，没有前兆性症状，但一旦发病两者都毫不留情的恶化。都在3-6月后致死。而且脑部的病理性变化也非常相似，小脑、大脑皮质的海绵性改变。加德赛克的疑虑伴随着海德娄的叙述渐渐消失，虽然加德赛克对人类疾病的知识非常渊博，然而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对羊搔痒症一无所知。既然羊搔痒症已被确认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么Kuru症也是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陡然升高了。看来没有炎症这个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是传染性疾病。海德娄同时在论文中建议，既然羊搔痒症可以从绵羊传给山羊，山羊在回传给绵羊，那么也可以设法在实验室条件下将Kuru症传递给其他的动物比如灵长类。通过这些实验应该可以验证Kuru症是否也是传染性疾病。 　　现在羊搔痒症的研究也进入了加德赛克的视线，同年9月初他回到美国开始查阅羊搔痒症的研究资料，并且发现了一篇重要文章。1954年冰岛病理学家希加德森提出了一种慢病毒的假说解释了羊搔痒症的病原体。一般而言感染性疾病都是急性的，如感冒、天花、霍乱等。但也不尽如此，比如结核、疟疾等这些病原体可以和身体斗争数年之久而胜负难分。羊搔痒症病原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发现不了身体抵抗的痕迹，它发作异常缓慢，但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的最终胜利，宿主对它似乎毫无防备之心，这或许说明，它伪装得非常好。 　　海德娄的信虽然没有立刻使加德赛克相信，Kuru症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不过他也承认必须排除可能的慢病毒假说。慢病毒假说同时也使加德赛克重新考虑他的同事们在小动物身上感染失败的实验。因为这些小动物的寿命或许还没有病毒发作的时间长，所以观察不到什么现象。在参观了各个著名的羊搔痒症研究中心以后，加德赛克在研究日志上写到这坚定了它需要长期观察接种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方向。 3. 柳暗花明 　　既然慢病毒模型需要长达数年的观察时间，如果只做Kuru症显得有些浪费，并且从申请大笔的科研基金的角度考虑，将大多数人类慢性神经疾病一起合并进来同时观察，是有道理的。现在剩下的就是开展工作。首先得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新几内亚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这件事必须得在美国本土作才行。很快他们就确定了位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一个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所在地看起来很适合，那里还有一个荒废的农场区正好可以用来做实验与工作的地点。不过谁也没料到NIH与内政部官僚之间谈判的复杂度简直可以与国际谈判相提并论，直到两年后加德赛克组织的人员才被允许正式进驻。 Clarence Joseph Gibbs 　　在谈判进行的当儿，加德赛克和斯马德尔开始物色主管这次大型实验的负责人。海德娄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毕竟整个实验的思路是他最先提出来的。不过那时海德娄刚当父亲，要他携家人离开蒙大拿去偏僻的帕度森特搞充满风险的Kuru症，这主意并不够好。而且他认为这项工作简直就是一个专门伺候黑猩猩的饲养员。正在这时，快乐的小个子病毒专家吉布斯（Clarence Joseph Gibbs）撞上了枪口，他是研究昆虫媒介病毒的专家，到NIH来看望斯马德尔并且告诉他打算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巴西去做研究。很多年后，吉布斯回忆起那次会面，仍然忍俊不禁。“斯马德尔的反应迅即而激烈，他用他那独特的姿态指着我的脸，说：‘天杀的，吉布斯，你不能去巴西”。吉布斯问斯马德尔有何高招能够不让他去，斯马德尔说他该去帕杜森特。不过，吉布斯对走进未知的Kuru症世界，心存犹豫。加德赛克与他共进午餐说尽好话。最后还是斯马德尔的一席话，下定了吉布斯加入Kuru症探索的决心。“他像慈父般对我说：‘小吉，我要你接下这工作，我保证你五年内一定会因实验成功而镀金，或因实验失败而镀金，我相信会是因为实验成功。” 　　帕杜森特的老旧农场需要重新整修，而专供猩猩居住的房屋还在图纸上。而吉布斯手上的基金买了一台离心机和一点试剂就所剩无己，吉布斯雇佣了两个技术人员成天唠叨缺这个缺那个。大多数试剂只有去海军的供应柜中拿。吉布斯虽然对此很生气，但他的态度是我们不去找别人要任何东西，等有了结果后，反正就不需要开口了。事情总要有些曲折，才具有戏剧性。吉布斯通过各种关系，在帕杜森特的老旧农场整修的时候，开始了实验。先把猩猩接种上患Kuru症死去病人的脑组织，还有数百只老鼠接种羊搔痒症，后来扩大到上万只，先放在NIH所属的实验室。在佛吉尼亚找到了一个私人的研究中心愿意帮忙养好几百只恒河猴和非洲绿猴，不幸的是，这家私人研究中心管理不善，半年后一场病毒性肺炎将猴子感染上了。辛辛苦苦的接种、观察、追踪都白费了，肺炎像一把野火在猴子中蔓延。迫不得已，吉布斯只好将所有猴子都杀了，取了所有能取的组织、器官仔细分析，但半年时间太短，不能培育出Kuru症。 　　帕杜森特的整修工作终于快完成了，吉布斯决定先把老鼠搬进来，那里的工作人员早有怨言了，谁也不愿意成天对着上万只老鼠的。为了继续接种其他类型的羊搔痒症，吉布斯向美国农业部提出进口申请。接下来发生的事颇有戏剧性。农业部主管动物检查与检疫的莱辛格博士到帕杜森特来检查，对他们的条件艰苦深感震惊。他立刻写信给NIH的局长要求立刻中止吉布斯的研究工作。NIH自然不会同意，于是莱辛格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帕杜森特的生物安全性，不幸的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吉布斯的哥们儿。他们自然都帮着吉布斯说好话。为了尽可能让这位老兄满意，吉布斯将这上万只老鼠，搬到了地下室，同时还新刷了水泥，开了两个小窗，以便装空调。但莱辛格还是不满意，他几乎成功的阻止了吉布斯继续研究下去。最后，吉布斯失去了耐心，他没法让莱辛格明白，蚊子不会传染羊搔痒症。于是他只有想办法让莱辛格离开检疫局，吉布斯暗地里通过朋友关系，给莱辛格提供了一个到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莱辛格接受了这个职位，自然也就离开了农业部。 猩猩 　　万事俱备，现在吉布斯终于可以把猩猩以及重新开始饲养的恒河猴等其他动物，全部迁至帕杜森特。这里简直成了动物王国。吉布斯非常喜欢猩猩，直到今日，他仍然对在猩猩上接种，感到难以释怀。但是富雷一族几乎要被Kuru症摧毁，所有参与Kuru症研究的人都赞成在猩猩身上做实验，毕竟它们是我们最近的动物亲戚。1965年6月28日，吉布斯的助手苏利玛（Mike Sulima）首先发现，被称为乔琪的猩猩行为异常，并且有点发抖，好像有冷风穿过，正好袭击到它一般。到7月中旬的时候，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来自澳洲的研究人员阿尔波斯医生写观察记录时，机械的写下“临床印象——Kuru症”。他立刻被自己写下的东西震惊，阿尔波斯找到吉布斯说猩猩得Kuru症了，吉布斯看着他直笑说这纯粹是他的想象。（吉布斯为了尽可能的客观，拒绝看任何Kuru症病例，以免先入为主的概念影响了动物观察）但阿尔波斯坚持要吉布斯把加德赛克从新几内亚找回来，吉布斯只得发电报给加德赛克要他回来看看。7月20日，加德赛克赶到时，乔琪的情况更糟了，它几乎已经不能行走，一面走一面摔跤。在加德赛克眼中就好像猩猩在做一场惊人的演出般，就在24小时前，他还在和Kuru症患者接触呢。而现在看到这只猩猩的症状实在是和Kuru症患者太相似了。到这时，大家都同意，可能真的发生了。 　　宣布确认了一种新疾病固然是很大的荣誉，但如果搞错了，就会名声扫地。经过初始几天的犹豫后，加德赛克坚定了Kuru症是传染性疾病的想法。他写信给阿尔波斯要他尽可能多做各种神经测试，用电影拍摄等等。以便留下尽可能翔实的研究资料。毕竟这样大型的实验，不太可能由其他人再次重复，而路一旦指错，就会误导所有研究Kuru症的同行，而这样的错误恐怕得持续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能得到纠正。到10月28日，吉布斯认为观察已经足够了，而乔琪的状况也已经非常糟糕，早在一个月前，就需要24小时专人看护。现在他们打算牺牲它，让它早点解除痛苦。他们和乔琪说了再见，施行麻醉，在无痛中将血放了，让它从苦难中解脱了。神经病理学家贝克亲自到现场监察，直接将乔琪的脑部带回了伦敦，寻找病理上的变化。而其他组织和器官也尽可能的加以收集，以便彻底分析。在焦灼中等待了三个多星期后，贝克从伦敦发来电报，内容简捷而有力，“乔琪病理与人类Kuru症无法分辨”。 　　同年12月，贝克发表了详尽的乔琪脑部病理报告，认定乔琪大脑神经元大量损失，海绵状改变十分明显，受损部位的神经元几乎丧失殆尽。在收到贝克的电文后，加德赛克、吉布斯、阿尔波斯也开始写整个实验的总结性论文，于1966年2月发于Nature.，向同行们宣布，已经确认在实验条件下，将Kuru症接种移植到猩猩上。自从确认了Kuru症是传染性疾病后，确认其在富雷一族中是如何的传播的就成了紧要问题，虽然这时候大家都认为食人是传播的途径，但是这中间依旧错综复杂，到1968年阿尔波斯突然顿悟了这其中的奥妙，可以解释以前的困惑之处，那就是肉亲食人模式下的传播，可以解释Kuru症传播所涉及的年龄和性别难题。到此对Kuru症这种疾病，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不过这一发现，与同年发生的另一项发现相比，已经不重要了。Kuru症对文明人来说或许仅仅是发生在蛮荒之地一种新奇疾病，它依赖于令文明人颇为反感的肉亲食人模式传播，几乎毁灭了一个原始民族。然而在全世界广泛随机分布的克-雅二氏综合症，就与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关联了。1968年3月，在帕杜森特一只接种过克—雅二氏综合症患者脑部混合液的猩猩，被确认患上了该疾病。这个消息如何？ 三：追根溯源 　　谁也没想到对Kuru症的探索，会发现CJD综合症（克—雅二氏综合症）是传染性疾病。这种疾病流窜于全世界，虽然对这种疾病的凶险人们已经有所认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它是可传染的，传染就意味着一定存在着病原体。然而我们对其却一无所知，它是什么？它如何传播？CJD综合症确实从来没有在任何地区大规模爆发过，这或许说明，这种疾病的传播途径极其有限或者非常艰难，这只能说是件幸运的事，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出现某种因素（自然的或者人为的）而有利于它的传播呢，那将会是什么局面？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恐惧。在一种保护公共卫生的急迫心情下，相关研究者展开了一场抢先发现病原体的竞赛，因为只有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什么，才能够想出办法来孤立它、限制它、并最终杀死它。不过直接研究CJD综合症是困难的，因为材料太难得了。但既然前面的研究显示，Kuru症、羊搔痒症与CJD综合症这三者之间有异常相似之处。那先把其中最熟悉的并且已经有相当深入了解的羊搔痒的病原找到，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1．杀不死的羊搔痒症病原体？ 　　自Watson和Crick发表了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一文后，科学界逐渐接受了DNA(RNA)分子是遗传物质的观念，Crick提出的生物学中心法则，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认同。然而明智的Crick并不想将其伟大发现僵化成一种教条，他小心翼翼的指出羊搔痒症病原很可能给中心法则带来麻烦。 患搔痒症的羊 　　确实在人们搜寻羊搔痒症病原时，鉴于它可以在生物体中繁殖，那么我们必须先假设其必然含有核酸（无论是DNA还是RNA）。然而混乱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彼此矛盾。研究羊搔痒症类型的科学家（迪金森），发现按发作期的长短可以将羊搔痒症病原分为20多种类型（如同流感病毒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株一样），它们不仅使得被感染的动物发作的时间不一致，而且造成的损害也不一致，一个有经验的人可以根据损伤的切片判断出是动物是感染上哪种株型。它们是如此的清晰、明确足以成为羊搔痒症病原肯定含有核酸的旁证。因为按照中心法则，遗传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必须经由核酸。但直接检验其核酸是否存在的科学家们，却发现潜在的羊搔痒症病原如果含有核酸的话，那么它对一切可以破坏核酸的因素都显得极其坚韧。无论是紫外线还是其他已知的可以破坏核酸的放射线都表现出超强的耐受力，经由这些措施处理过的样本依然具有感染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羊搔痒症病原体究竟是否含有核酸。 　　可以想象，这样彼此矛盾的结果，立刻引发了一场大论战。然而没有人真的愿意抛弃中心法则，因为在它的指导下分子生物学正在蓬勃发展。或许羊搔痒症是个完全的意外？但是一种不涉及核酸的生命，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特殊了。有趣的是，最终一位数学家参与进来调和这个矛盾。伦敦贝德福德学院的格里菲斯（J.S.Griffith）于1967年在NATURE上发文，提出了一个从逻辑上非常强有力的假设，为生物学界提供了新的思路。 患搔痒症的羊的脑组织 　　格里菲斯认为即便羊搔痒症病原真的不含核酸，也不会危及到中心法则。在文中他提出了两个假想的机制。其一：如果羊搔痒症病原的作用仅仅是开启本来就存在于宿主体内的一个具有破坏作用的基因，制造具有破坏作用的蛋白质。再假设这个基因在很多动物体内都存在的话，就可以解释它在不同物种之间所具有的传播能力。甚至，如果这个具有破坏能力的基因没有被机体压制住的话，那么即便没有传染物，疾病也可能完全自发的爆发。确实在历史上，羊搔痒症曾经在没有任何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发生过大爆发，而CJD综合症历来就被看成是一种自发性疾病。其二：或者羊搔痒症病原是一种正常母体蛋白的不正常形态，并且该形态可以作为模板诱发母体制造更多该不正常形态的蛋白质，从而堆积起来对机体造成危害。在这两种机制下，都不违背中心法则，通过将宿主而不是病原体指定为遗传信息的来源的方式，格里菲斯的美妙假设在生物学界扎下了根。 2．医源性意外的出现 　　1973年，加德赛克和吉布斯在检查一名因恶性皮肤病而死的神经外科医生的脑子时，发现病人的脑部有退行性脑病变的征兆，将该外科医生的脑组织接种给一只大猩猩和一只松树猴后，两只动物都得了可传播海绵状脑病变。考虑到病人的特殊职业，虽然不能排除该外科医生是自发性的患上CJD综合症的可能，但也有可能反映出外科医生、病理学家在处理人组织时可能遭遇到的职业风险。在一篇写给神经外科杂志的论文中，他们建议专业人员应该假设CJD综合症病原如同羊搔痒症病原同样的顽强，并且我们必须假设这些病原体不会因为蒸煮而死去。他们建议将所有接触过此类病人或怀疑为此类病人的器材，在高压锅中蒸煮的时间加倍，并且对这类病人被切出的器官，包括已经浸泡在甲醛中的组织都一律视为传染性物品处理。 CJD患者Donna Mellowship在母亲和幼子的陪伴下。Photo: Greg Williams 图片引自http://www.time.com/time/europe/photoessays/cjd/1.html 　　然而就在该文正准备发表之际，第一桩确切的医源性意外已经发生了。医生在无意中会引发疾病，该类疾病被称为医源性疾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眼科主任迪沃在做一次角膜移植时，引发了第一个CJD综合症传染病例。角膜的捐献者——一名中年男子在经历持续两个月的记忆衰退和不自主的颤抖后因肺炎而死去。而接受其角膜移植的中年妇女，在一年半后开始觉得恶心、吞咽困难、走路不稳、容易摔跤、时常痉挛，最后发展到植物人的状态，在手术后两年，病人终于离世解脱。迪沃与他的同事将这桩医源性意外写成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1976年11月28日，正准备前往瑞士领取诺贝尔奖的加德赛克收到一封来自瑞士医生柏努利的信，在信中柏努利非常沮丧的谈到他有两个年轻的病人在接受了癫痫的手术治疗后，都出现了类似CJD综合症的病状。在追踪污染源时，医生发现在手术前为精确定位手术位置而使用的银质电极中有两只曾经在1974年治疗过一名69岁的CJD综合症患者，此后这些电极都用酒精和甲醛蒸汽消毒过，但现在看来这些手段对CJD综合症病原都没有效果。加德赛克表示他愿意研究所有患者的脑部和其他组织，以确定病人是否真的是被感染上了CJD综合症。两名患者中的仅十七岁的男孩很快从昏迷状态中死去了，而另一名则是一位妇女，她在开刀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后也很快陷入昏迷状态，相继离开人世。将两名患者的组织移植到猩猩身上后，两只猩猩都相继发病，证明病源是可传染的。鉴于这些意外，加德赛克和他的同事于1977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再次发表文章，建议将消毒时间再延长一倍到一个小时，并且建议不使用有痴呆倾向病人捐赠的血液和器官。次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证实可因输血而感染上这种无可挽救的绝对致命的CJD综合症。1980年加德赛克实验室得出结论，疾病还可以经口传播，甚至只需将搅拌过的病变脑组织液涂抹在牙龈上即可。 3. 及时的DNA重组技术 　　侏儒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生长激素分泌或者合成不足都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发育，其病症尤其表现在身高方面。1958年10月研究人员证实通过注射生长激素的方式可以使患者长到正常身高，全球迅即掀起了一股获得生长激素的热潮。在DNA重组技术成熟以前，尸检后的尸体是生长激素的唯一来源，为此很多国家均制定了一套用以从脑下垂体中提取生长激素的标准操作规程。20年间，美国、欧洲、亚洲、南美洲各约有5万共计20万儿童受惠于此种治疗。 　　1976年10月的某个夜晚，英国遗传学家迪金森突然意识到该疗法可能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CJD综合症医源性意外的发生，意味着从尸体中取得的生长激素可能被致病因子污染，因为各国的标准规程中并没有禁止使用那些患有此类退化性脑部疾病的尸体。而全球每年有数千名儿童接受生长激素的治疗，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污染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迪金森就此可能性立刻对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出了警告，委员会于是委托他的实验室评估从脑下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的标准程序的安全性。然而CJD综合症发病缓慢，实验最快也得等到1983年才能出结果。 　　经由基因工程获得生长激素还不够成熟，尚需数年时间才能完善，而供应市场需要则更需时日。委员会权衡利弊，在继续使用来自尸体的生长激素还是立刻中止所有的治疗的选择上，委员会认为值得冒险维持现状。后来，迪金森苦涩的回忆道："要知道，治疗效果令人非常满意。即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又能大幅度改善生活质量。一方面是高度的满足，一方面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怪症……"。 　　迪的实验室故意污染一批样品，经由标准程序提取生长激素后，开始了漫长的动物实验。颇让人宽慰的是，似乎标准程序能够将致病因子排除在外，然而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说明迪的实验人员操作技术确实过硬，并不代表其他的地方也能做到这么好。 　　1984年6月17号，一位母亲给斯坦福大学小儿内分泌专家辛茨（Raymond L.Hintz）打来了一个不祥的电话，她发现她的儿子——一个从两岁开始长期每日接受大剂量生长激素治疗的年轻人--动作笨拙而怪异。辛茨安排他在大学医院的急诊科检查，发现病人的语言与肢体协调能力均已受损，于是他安排病人接受一位神经学家的治疗。然而病情发展超乎想象的异常迅速，病人智力很快严重退化不得不接受入院治疗和护理，疾病毫不留情，6个月内病人终因不断发生的各种状况而死亡。1985年2月尸检确认患者死于CJD综合症。由于CJD综合症几乎不见于年轻人，辛茨不由得开始怀疑生长激素制剂被致病因子污染是导致病人患上CJD综合症的罪魁祸首。考虑到仅全美每年就有数千人接受此类治疗，若污染大面积发生那不仅意味着目前正接受治疗的数千名儿童未来的命运危在旦夕，而且曾经接受治疗，目前看似正常的年轻人其将患或者正患CJD综合症的风险比常人而言大大升高。基于此辛茨上书相关机构，建议审慎的追踪过去25年来所有接受生长激素治疗的病人状况，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NIH负责生长激素计划的主管在接到辛茨的报告后立刻开始行动，召集相关官员与科学家于3月8号举行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警告所有医生相关的风险，并取消在非治疗性情况下使用生长激素。但对于治疗性的使用暂时不建议停止。毕竟辛茨的病人也有可能是经由其他原因接触到了致病因子，在这个可能性无法排除前，全面停止使用生长激素对病人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警告发出后，辛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很多小儿内分泌科的同行认为他反应过度。4月19号，NIH安排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会议，这时出现了两个新的病例扭转了局面。这两个病例早先都没有通报，医生没有把CJD综合症列如考虑，因为两个病人都很年轻。在通报发出后，治疗这两位病人的医生回溯病历，发现临床表现与病情发展都与辛茨所报告的病例异常相似。 　　在短短几个月内，三位使用生长激素的患者均死于CJD综合症，这实在是太巧合了。NIH至此不愿继续冒险，下令美国境内所有使用生长激素的治疗全部暂停。然而很多小儿科医师对此非常不满，毕竟一切并不十分清楚。就在这一切沸反盈天之时，来自DNA重组的生长激素的上市，化解了一切纠纷，因为重组技术生产的生长激素遭受污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至1996年，全球追踪发现曾接受过来自脑下垂体生长激素治疗的病人，共80人死于CJD综合症，部分生长激素被污染再也无可怀疑，尘埃到此落定。加德赛克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事态没有演变成20万人死于CJD综合症实是万幸”。 4、诺贝尔奖竞赛 　　加德赛克曾在日记中推测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与他在Kuru症研究上的不懈努力关系密切。事实上，到这个时候，该领域的同行几乎都认识到，只要谁首先阐明kuru症作用机制，肯定能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众所周知，最终生化学家兼神经学家普西纳独拔头筹。虽然很多人认为普西纳过于热衷名利，并且颇为冒险，但不得不承认他的赌注下对了。 　　普西纳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担任神经科住院大夫时，他的一位病人死于CJD综合症，普西纳由此对这类疾病发生了浓厚兴趣。多年后，他告诉记者，当时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他发现这个领域正是生化学家发挥能力的领域，寻找致病因子的化学结构。初次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虽然学校给了他适当拨款以研究CJD，但资金实在是远远不够。于是他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卫生研究所申请大笔实验经费，当然卫生研究所拒绝了他，很显然，研究者必须具有病毒学方面的经验，才有资格，毕竟研究一种致命可传染疾病，不是闹着玩的。普西纳是铁了心要进入这片大好天地，于是他想法去到瑞典一家实验室去学病毒学方面的实验经验。学成后，转往落矶山与哈德罗合作。他们用比山羊更快得到结果的老鼠实验，全力寻找致病因子。 　　几乎同时，一位勤奋的博士生也正在逐渐逼近真相，20世纪70年代晚期，纽约州立发育迟缓研究中心，Partrica Merz 在此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中心于1969年成立，以研究脑部疾病为主，尤其是会传染给儿童的疾病。鉴于各种传染性脑部疾病都很相似，因而观察一种疾病或许就能取得所有这类疾病的基本资料了。牟丝(Merz)对羊搔痒症有兴趣，虽然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中对老鼠已经做了广泛的定性研究，但还没有人看到过它的致病因子。牟丝对抽象论说没有丝毫兴趣，她决定直接用电子显微镜找到它。但要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先学会操作这种了不起的仪器。后来牟丝对记者说，“在操作过程中，你会逐渐熟悉细胞膜、细胞核的长相。你可以研究书里的相片，研究这个，研究那个。但如果你处理的是液体和微粒子，染色就完全没有原则可循，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来建立辨识物体的架构，它们应当是什么，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真的吗？是不是毫无意义的残屑？是不是它该是的东西？一切全靠你跟电子显微镜，没有其它指引。” 　　即便在电子显微镜上，牟丝算很有天赋，但她也花了两年时间，才真正掌握了它。1978年，牟丝终于作为准备，这一年她和同事萨默维尔合作，用电子显微镜观察萨默维尔的标本。牟丝所用的电子显微镜上带一个小小的绿色荧光屏，但荧光屏的光线很暗淡，必须装在暗室里，但在这种环境中呆长了会削弱人的感观能力，甚至会产生幻觉，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还需要照相。牟丝后来回忆到，初次观察是在1978年2月，当时她照了很多照片，冲洗完成后照片上有很多棒状物，这是在屏幕上从来没有被注意到的。她说这证明我们多么容易视而不见。 　　没有人知道，牟丝相片中的棒状物是什么。萨默维尔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牟丝为了追查个究竟，干脆搬到电子显微镜室去住，一次又一次，棒状物只出现在于羊搔痒症的标本里，每种类型都适用。而标本都做了密码，在观察时牟丝根本不知道哪些标本是正常的而哪些是异常的。牟丝非常想知道的是，它所看到的棒状物究竟是不是50年代末克拉索在加德赛克送检的Kuru症患者大脑里发现的淀粉样蛋白。但牟丝请教的所有专家都认为不是，因为牟丝的棒状物没有通过刚果红的检验。淀粉样蛋白检验的金标准是样品经刚果红染色后，以偏光照射会散发绿光。但无论如何这东西不正常，毕竟健康的脑子里找不到它的踪迹。最终牟丝和萨默维尔把他们的发现发表在德国的一份病理学期刊上，牟丝仍然坚持认为，棒状物必定与淀粉样蛋白有关，她给它取名为“与羊搔痒症有关的原纤维”。 　　牟丝知道她发现了好东西，于是她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现在她和耶鲁大学的马努利迪斯夫妻合作，他们供给她感染CJD的人类组织，不仅仅是大脑还包括脾脏。这时大约是1980年左右，牟丝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在洗晚餐的盘子时，牟丝突然对她的原纤维有了新的想法——从来没有人见过致病因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所谓羊搔痒症原纤维，说不定就是致病因子——这个巨大的可能性让牟丝当时就胃部抽搐，把晚餐全吐了出来，多年的困惑，突然出现了朦胧的曙光般的顿悟，让人极度兴奋。 　　普西纳也没有闲着，他回到加州大学他最初的起点，改进了传统的实验方法。改用比一般老鼠发病周期短一半的仓鼠来做实验，而且症状一出现就进行统计，不必等它们死亡。据普西纳自己估计这差不多提高了一百倍实验速度。在这段时间中，普西纳还两次去新几内亚拜访了加德赛克。加德赛克后来回忆这件事，还觉得有趣，因为普西纳的步行能力很差，不得不雇人抬着他翻山，即便如此，当他到达加德赛克所居住的村庄时，也经半死不活了。在1980年的二度拜访中，加德赛克和普西纳都认为羊搔痒症病原不含核酸，这种革命性的见地基于如下考虑，能破坏核酸的化学药品和处理方式，对羊搔痒症毫无用处，反之能破坏蛋白质的处理方式，则可以减少或预防感染。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两次朝圣般的拜访对普西纳到底有多大影响。然而，普西纳不愿意在继续等待下去了，毕竟加德赛克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奖，他等得起。而普西纳于1982年4月——在合作者均认为证据过于草率的情况下纷纷退出论文署名，以唯一作者身份——抢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布论文《引起羊搔痒症的传染性新蛋白质粒子》，并在根本没有和加德赛克商议的情况下抢先命名为普利子。虽然对这件事，加德赛克有所不满，但大体上来说，加德赛克对普西纳还是颇为宽容甚至不乏某种欣赏。但其它的同辈的科学家显然不这么看。 　　抢占先机固然是颇为聪明的一招，但要是猜错答案可就没有奖赏了。普西纳在论文中刻意闪烁其辞，在普利子的定义中补充了一个条件，称目前的知识尚不足以完全排除该微粒内部或许含有少量核酸的可能性。加德赛克后来大笑着说在80年代他比我还会闪烁其辞。可以想象英国科学家读到这篇妄自尊大的文章时的恼怒，迪金森在《柳叶刀》的社论中狠狠挖苦道“发现DNA之前，一般人都认为病毒是种蛋白质，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半符合事实，本末倒置……”他提醒普西纳，核酸可以很容易的解释那些相竞争的羊搔痒症病原类别。后来怀恨在心的普西纳在一次偶遇迪金森时宣称“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分类克言”。然而无论普西纳是否相信，至少在论文中他猜测不同蛋白质的多基因密码可能是致病因子种类变化多端的肇因。而坚持认为致病因子是核酸的迪金森与同事欧特兰于1983年，提出了朊病毒假说。 　　接下来几年里，普西纳的实验室全力以赴加紧寻找致病因子。1982年12月，普西纳和他的两名同事，从感染羊搔痒症的仓鼠大脑中精炼出一种似乎只与感染有关的蛋白质，并且成功的将之用刚果红染色，起先他把它命名为杆状淀粉样蛋白，后来又改称为杆状普利子。为了推广使用普利子一词，普西纳煞费苦心将一本面向大众介绍有关羊搔痒症等有关研究的书就命名为《普利子、普利子、普利子》。显然这个所谓的杆状普利子就是牟丝所发现的原纤维，但普西纳根本不愿意承认是牟丝最先发现了这种蛋白质。数年后牟丝用相应的普利子蛋白抗体终于完成她的研究。1984年，牟丝、加德赛克、吉布斯等几名同事，终于公开了牟丝最初在老鼠脾脏里找到的羊搔痒症原纤维的重大发现，同时他们也宣布在Kuru症与CJD综合症患者大脑里也发现了该纤维，但在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其它一些退行性大脑疾病中则找不到此种原纤维。此后在组织标本中找寻羊搔痒症原纤维就成了海绵质脑病变的标准检查。 　　1984年，普西纳幸运的遇到精力旺盛的瑞士研究员维斯曼，他们合作解开了普利子蛋白的遗传密码，并利用这种蛋白的基因顺序在基因库中找到了对应的DNA排列顺序。他们发现普利子蛋白的基因存在于感染了羊搔痒症的细胞中，这是意料中事。但真正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它也存在于正常仓鼠和正常人的细胞中。接着他们证实，正常和患病两种形式的普利子蛋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密码。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到底正常和异常的普利子蛋白到底有何差异？结果他们只发现一处，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常的普利子蛋白很容易被细胞内一种蛋白消化酶分解，而异常的则完全不能。但是潜在患者体内原本正常的普利子蛋白为什么会变成病态的呢？一种可能性是变化是病毒或者朊病毒造成的，就像在肺结核之类的疾病中有时也会导致细胞中产生淀粉样蛋白一样。这也可以方便的解释不同类别的羊搔痒症。虽然多年来，无论是寻找病毒还是朊病毒的努力都无功而返，但找不到不等于就真的不存在！至于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普西纳提出的，在异常普利子的诱导下使得本来正常的普利子蛋白改变为异常形式，而且一旦改变发生，细胞似乎就只产生异常形式的普利子蛋白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不需要复制核酸而致病因子数量还是会不断增加的原因，这理论听起来基本上就像格里菲思的第二种复制方法。正如加德赛克常引用的他的授业恩师鲍林的话说，“观念是富于创造力的脑子拉的屎，所有人都在拉，但功劳通常不属于创意者，而是属于那些致力于将之变成事实，并为世界接纳的那个人。” 　　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从事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人都很沮丧，努力了这么多年，不了解的事情还是那么多！有人继续寻找病毒或者朊病毒，有人试图发明一种可以确切证明致病因子是否只有蛋白质的实验。这种焦躁情绪，被托马斯（没错就是你猜的那个——刘易斯.托马斯《水母与蜗牛》等作品的作者）发现，在他的《深夜聆听马赫第九交响乐》一书中，托马斯略带调侃的称羊搔痒症致病因子是“生物学上最奇怪的东西，在某个研究者搞清楚它是啥玩意儿之前，不妨视其为一个准现代奇观”。然而几乎没有谁准确的料到是，这种可怕疾病正以一种新的形式成型，俨然要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 ５、疯牛漩涡 　　1985年4月25号这个日子对英国兽医惠特克（Colin Whitaker）来说是难以忘记的，可以追溯的英国第一例疯牛病案例就来自于他的记录。 这天位于肯特郡中部的普仑顿庄园农场的奶农给惠特克来电说一头奶牛行为怪异，请他过去看看。惠特克检查后认为是卵巢囊肿导致它出现攻击性并且丧失身体平衡，初步治疗似乎很成功，但数周后病情开始呈进行性加重，最终它还是死了，被宰杀后送去做了饲料。接下来18个月中，庄园里又有7头奶牛生病死亡。到1986年，英格兰西南部的三个郡中都发现了相似病例均无法救治。消息迅速在相关产业中传开。 　　接获消息后，英国农渔食品管理局实验室展开了调查。到1987年夏季，他们终于在患病奶牛的脑组织样本匀浆中找到了“羊瘙痒症原纤维”。这项结果以简短报告的形式刊登在在10月份的英国《兽医记录》期刊上，并将之命名为“牛脑部海绵化病”，不过显然疯牛病这个名字更适合媒体的口味。那时候人们还并不害怕这种疾病，许多漫画家用这个题材表演自己的才华，一时之间英国疯牛形象传遍世界。然而这种疾病是绝对不能当笑话看的。 　　在报刊终于厌倦了疯牛的形象后，疾病也完成了它的积累阶段，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到87年底，这种疾病已经广泛的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的牛群，只有苏格兰似乎仍然无恙。每个月病例都在上升，传染趋势显示疾病将呈指数式增长，中央兽医实验室终于按捺不住了，组织了一批精干传染病学家巡回全国查找原因。专家们发现，疯牛病几乎同时在英格兰各地爆发，而所有早期的病例都是指标病例。由此可见感染有共同的来源，那么分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奶牛之间有什么共性呢？如同破案般在逐一排除可疑因素后，食物污染就是唯一可能的原因了。疯牛病较常出现在奶牛而非肉牛中，这提供了线索，有什么东西是基本上只喂给奶牛而非肉牛的呢？排查之下，专家们得出结论是肉骨粉——一种蛋白质补给品——是最可疑的对象。 　　奶牛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自古以来奶农都有些偏方。自二战始，方法基本固定，每天给奶牛补充两顿额外的蛋白质。黄豆粉富含蛋白质，一直是奶农喜欢的补充饲料。但不幸的是黄豆粉在英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产量都不高，无法满足奶农的大量需求。这时候肉骨粉就成了大多数国家可供奶农选择的替代品。肉骨粉的制作原料基本上来自报废的不能出售的牲口以及动物内脏等。为了满足大量人口对蛋白质的需求，我们饲养的家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同类相食的动物。高品质的动物蛋白是稀缺资源不容随便浪费，所以肉牛乳牛等家禽真可谓全身是宝，要么被人吃掉，不能吃的部分也得加以循环利用才是，成为下一代动物的食粮或其它商业产品。 　　早在1980年，吉布斯、加德赛克等就证实了库鲁症、羊瘙痒症等可经由口腔传染。但是使用肉骨粉已数十年，都不曾发生过疯牛病，那么在生产肉骨粉的程序有什么地方发生改变了吗？为了给调查一个起点，传染病学家得推算一个疾病开始得起点，这个时间大致上被定在1981到1982年之间。三位熟悉肉骨粉生产工厂的兽医于1988年秋季开始对英国境内所有此类工厂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位于英格兰的许多工厂采用了一种美国式的连续处理法以降低成本，这种处理方法比原来的分批处理法的温度低，这是一个重大改变。而另一个改变则和萃取溶剂的弃置有关，为了延长肉骨粉的保质期，需要尽可能的把肉骨粉中的黄油萃取出来，一直以来工厂都使用的易燃的脂肪溶剂。易燃的脂肪溶剂是个危险因素，1974年一家工厂终于发生爆炸事故，伤亡多人，导致政府设立了新的严格标准。新标准无疑会增加成本，于是很多工厂逐渐放弃了萃取程序，而通过更有效的销售管理来避免产品变质。到1981－1982年，市场上萃取过黄油的肉骨粉比例下降到10％，而肉骨粉中的脂肪含量则从5％上升到12％。脂肪给致病因子提供了保护，专家们认为正是这两个因素的改变，使得本就强韧的疯牛病致病因子安然度过了处理程序，继续活跃。而位于苏格兰的两家工厂保留了萃取程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格兰的疯牛病爆发得最晚，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专家的理论。 　　1988年春季，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索斯伍德（Richard Southwood）被政府委任率领一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并建议政府如何处置。委员会立刻建议全面禁用反刍动物炼制的蛋白质充当反刍动物的饲料，于是政府在7月颁布了禁令。不幸的是，这个禁令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保护牛。索斯伍德领导的委员会和中央兽医实验室的基本假设是疯牛病等于羊瘙痒症，他们还认为疯牛病并不能在牧场中平行传播或者经由母子关系垂直传播。考虑到数百年来人们吃患病的羊从未出现过感染事件，英国政府难免认为虽然疯牛病让养牛业损失惨重，但还不至于传染给人。禁令颁布后，患疯牛病的牛自然是不能在市场出售了，但同一牛群中的其它牛仍然可以继续上市。糟糕的是，政府并没有适当的补偿的养牛人和家畜尸体处理工厂业者的损失。这导致养牛人一见牛有所异样，即马上屠宰运往市场销售。而应该被禁售的肉骨粉实际上仍然在地下流通。环境健康官员斯塔塞（David Statham）后来告诉英国电视说，一切都混乱不清，很多措施都只是装装样子，并没有当作真正的公共卫生事件来处理。 　　索斯伍德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1989年2月公布，4名委员中，3人早已退休，不再参与积极的科学研究，而且所有人都不是海绵质脑病变的专家。报告中委员们再次强调了羊瘙痒症与疯牛病有关的假设，以及羊瘙痒症不可能传染给人类。一句话，牛肉是安全的。在报告中委员们乐观的估计，疯牛病会继续每个月感染350－400头牛，到1993年累计到1.7万到两万个案例后开始衰退，到1996年左右消失。利兹大学的医学及微生物学教授雷熙（Richard Lacey）首先表示对报告的不满，同时也是最早公开谴责政府处理疯牛疫情不当的人之一，他在1994年出版的《疯牛病》一书中，大力挞伐政府对索斯伍德报告的反应。事实证明雷熙是对的，就在该报告问世时，每月病例就达500例，89年末更升高到900例，累计到95年2月共确认143109件病例，与报告中的两万件相去甚远。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显然误导了民众，让他们相信牛肉很安全。兽医主管梅德隆（Keith Medrum）从疫情一开始就坚称疯牛病不会感染人类，政府的态度大大激怒了迪金森，早在1976年，他就指出：“以我们目前的知识，不能假设羊瘙痒症不会从肉品传染给人类。”后来迪金森尖锐的指出：“野心勃勃的官僚所受的训练，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他们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作决策时，把良心放在旁边。他们光读读文献就成了专家。‘建议’是啥玩意儿？哈，就是他们在总结报告里写的东西，事先就把所有不合时宜的措施都剔除了。”政府对待疯牛病的基本态度是保护养牛业，而象迪金森、弗雷泽以及其它研究羊瘙痒症数十年的专家们都被摒斥一旁。 　　很多专家都发出了警讯，雷熙认为年轻医生霍尔（Tim Hole）与营养专家菲利普斯（J.Philips）1988年6月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的文章，最先唤起大众注意疯牛病可能危害人类。兽医主管梅德隆则大力否认，声称就目前所知，动物脑病变与人类脑病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无视加德赛克实验室多年来研究传染过程的成绩。89年5月，有位声誉卓著的神经学家，在一个全国性的广播节目中警告大家小心，并宣称他自己和家人已经不再食用牛肉。政府开始对这些声音施加压力，弗雷泽后来回忆说，此后我和许多资深同事接到警告，不得与媒体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然而事情已经开始逐渐失控，到1990年1月，官方确认前一年共发生7136例，较88年增加了5051例，媒体开始叫骂了。英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提高对养牛业者的补偿金，销毁病牛可得到100％健康牛市值的补偿。同时政府试图淡化疯牛病可经由接种或喂食而传染给其它牛和老鼠的实验报导，农渔食品管理局发布的新闻稿说：“实验结果显示，使用不自然的感染途径，可散播这种疾病。这必须在实验室环境里执行，却从未在现实世界发生过。”雷熙对此勃然大怒的问道：“如果实验与现实无关，我们又何苦去做这些不自然的实验呢？”而欧盟的看法和英国政府截然相反，从3月开始就对英国牛外销设限了，但肉品除外。 　　同年5月一只名麦斯的猫的死亡，使媒体和大众终于开始真正重视相关专家的“危言耸听”。这只五岁的泰国猫于89年12月开始出现症状，到5月时症状严重影响其基本生存质量，主人只好给它做了安乐死。以前可从未有过猫患海绵质脑病的先例，一时之间在全英国掀起了一场恐慌，伦敦的牛肉消耗量锐减了1/3，学校的午餐也暂停供应牛肉。主管兽医梅德隆仍然坚持这只是一个意外，在5月10号的电视上，他更是夸张的故作轻松的宣称：“不必担心，英国有700万头猫，才死了一只而已。”接下来的4年中，英国共有62只家猫死于海绵质脑病，政府才承认问题可能出在遭到污染的宠物食品上。 　　利兹大学仗义执言的雷熙身材健壮肥硕，麦斯死后他关于疯牛病的谈话才第一次引起全国关注。雷熙告诉《周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这种病在英国的牛群中越发猖獗，它会经由母系与平行方式传播，因此整个牛群都必须销毁。《周日泰晤士报》用雷熙的话当头题：“知名食品科学家呼吁屠宰600万头母牛。”农渔食品管理局用地毯式轰炸般的新闻稿作出回应，再三向民众保证牛肉的安全。年轻的面颊红润的农业部长冈默（John Gummer）来自于保守党，更是当着众多电视台摄影机的面亲手给自己的女儿喂食汉堡包，以此向大众证明对英国牛肉的信心。1990年雷熙出席英国国会农业委员会作证，提出若干重要论点。其中之一就是，即使有禁售内脏废弃物的禁令，已感染疯牛病的动物的肉也不安全，因为已知道密布肌肉组织中的淋巴管和神经同样会传播疾病。另外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显示疯牛病和羊瘙痒症有关，事实上，有充分理由相信疯牛病有其完全独立的起因，因为牛羊混合饲养已历经许多代，却从未出现过传染迹象。雷熙指出，在发明检验疯牛病感染的方法之前，惟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扑杀全部感染的牛群。 　　后来在面对记者时，雷熙沉重的将一份政府报告中的官腔翻译成清晰的语言，显示出政府在处理疯牛病的问题上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参照世界各地许多大规模的传染病研究，已获致羊瘙痒症与克－雅二氏综合症无既定关系的共识。我们亟需同样地保证疯牛病对人类健康无碍，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切监视未来20年内，英国境内所有的克－雅二氏症病例。……” 　　泰瑞尔（Tyrell）报告 　　雷熙说：“在我看来这份报告遗漏了某些东西，第二个句子和第一个句子衔接不起来……我觉得很难让我相信一群独立的科学家曾说,我们需要向公众保证什么事，而办到这点的最好办法，就是统计未来20年的克雅二氏综合症病例。他们是在建议一项规模最大的、坐视多少人会死掉的实验。我不敢相信诚实、独立的科学家会有这种想法。我认为这份报告经过其它人窜改了，我就是不能相信任何科学家会说：‘为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等着看会死多少人’。” 六、冰九 　　1995年9月，在爱丁堡国立克－雅二氏症监督小组中担任病理学家的艾恩塞德（James Ironside）大夫在一个死于克雅二氏症的十岁男童的脑部切片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不寻常特征——大块的如盛开般菊花的淀粉样蛋白斑。花朵型蛋白块在英国或许是前所未见，但是在新几内亚却是库鲁症的诊断依据。艾恩塞德大夫立刻把结果通报了监督小组的主管威尔大夫。威尔立刻动员起小组全部成员，他们立刻发现了另外6个可疑的年轻案例。小组成员开始遍访全国以剔除家族性克雅二氏症，以及生长激素或手术而引起的克雅二氏症感染的可能性。到1996年2月底，威尔所领导的小组已掌握了一组流行病案例：8个年轻的克雅二氏症患者都出现了新型的花朵状蛋白块神经病理，都在患病初期就丧失了行动协调能力，后期则出现痴呆症状。威尔就此向“海绵质脑病变顾问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新发现。 　　该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就疯牛病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由一批科学家和医生组成。委员会安排艾恩塞德在3月8日举行听证。会议的氛围十分紧张，多数委员都意识到这很可能证实了疯牛病已经传染给了人类。委员会决定在3月16日再次开会进一步讨论这项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威尔领导的小组又发现了第九个病例，委员会开始考虑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销毁全英国约1000万头牛。3月19日，委员会在卫生部和高级政府官员开会，这时又发现了第十个病例。激烈的辩论持续到午夜时分，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包括销毁全英国所有30个月以上的牛。但就是否向公众公开克雅二氏症出现新型态一事出现争执，不过卫生部长坚持公众有知道真相的权利。3月20日星期三，杜瑞尔在众议院作报告，向全世界宣布疯牛病可能会因食用牛肉传染给人，世界舆论一时之间为之哗然。 　　30年来，加德赛克对于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起因，始终提倡一种别出心裁的假说。假说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出发点：致病因子复制的时候，必然需要某种携带相关信息的东西。在所有生物界，这个东西就是核酸。但是用辐射线等可以破坏核酸的方式来对付它却都无法消除它的感染性。这说明，它的复制程序必然与众不同。加德赛克认为，致病因子的复制方式是结晶。 　　晶体是物质分子有组织的集合体——相同的模式有秩序的一层层堆积。如果条件合适，它就从液体溶液中凝固出来。晶体的一切性质都决定于结构。同样是纯炭，在不同的条件下，既可以结晶成昂贵的钻石也可以是平凡的石墨。晶体遵守着一个微小的模式，模式就是晶体间代代相传的信息，通常由前一代的晶体提供。提供模式的样板——结晶信息的核心——通称晶核。结晶程序经晶核的种子启动后，就自动生生不息，新结晶就会从前一批生成的片断中拷贝而成。而同一种物质，若遵循不同的晶核模式，就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物理性质，而导致灾难。 　　库尔特.冯.内格特(Kurt von Negut)1963年出版的小说《猫的摇篮》，讲述了一则晶核感染毁灭世界的虚构故事。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冰，它的结晶模式和普通冰不一样，物理性质也不同： 　　布雷德博士自鸣得意地笑着说：“现在假设……我们在上头溜的冰或搁在高足杯里的冰——就叫它冰一好了——只不过是若干种里的一种。假设地球上的水凝固时永远只会形成冰一，是因为从来没有种子教它如何凝固成冰二冰三冰四……再假设……有一种形式，就叫做冰九——它的结晶根这张桌子一样硬——熔点嘛就算摄氏55度好了……下雨的时候，下的就是一颗颗冰九的小钢钉——那时世界末日就到了……。” 　　《猫的摇篮》里就制造了一次这样的事故：一个冰九的晶核意外落进大海，于是地球上所有冰九的过饱和溶液——都冻得硬梆梆的，许多靠液态水维系的生物功能都完全停顿了。记述者追忆道“有一个像是一扇天空那么大的门轻轻合拢的声音，那是天国的大门，响亮的一声‘轰’。我睁开眼睛——所有的海洋都成了冰九。滋润的绿色大地变成了一颗泛着青光的白珍珠。” 　　【注】以下内容基本上是OCR，这个连载持续多月今天终于要结束了。关于疯牛病的喧嚣早已过去多时，媒体的特征本就是追求新鲜，现在又是禽流感。传染病和人类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吧，然而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象疯牛病这样的曲折离奇，直到今日仍无定论。本文缘起于无意中买到的《致命的盛宴》一书，由于受到中华读书报上某篇书评的误导，本以为是文科傻妞似的故作悲天悯人之语的一本书，细读之下发现压根不是那么回事，或许有了这个误解为了弥补一下歉意，心中难免就对此书十分推崇吧。时已久远，如今再来写什么驳文实在是失去了有效性。推崇之下，不免想与诸君子同好分享一二，限于当时条件无法OCR，所以就写了这个小小的简写本，以飨同好。有兴趣的读者，还是能读读原书更好。一件事在起初做的时候，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而且难免有点热血澎湃，如果这事能短时间之内就完成则皆大欢喜，不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难免会生出些问题来。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事大抵是出尘之世外高人才能行得来的。不过本来读书是一大人生乐事，若有一二知己同好，则夫复何求呢。 　　加德赛克相信，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感染方式与此类似。致病因子是一片异常的淀粉样普利子蛋白(prion)，即牟丝发现的引起羊骚痒症原纤维的一个单位。羊骚痒症原纤维就是这种异常普利子蛋白结晶形成的长条状集合物绞纽在一块儿。库鲁症蛋白块则是堆积在患者脑部的原纤维，集结成较大的团块。加德赛克主张，异常普利子蛋白的结晶晶核就是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致病因子。它侵入神经细胞膜制造普利子蛋白的所在后，就取代了正常普利子蛋白的晶核地位，教导蛋白质原料模仿它的模式，生产出更多的异常普利子蛋白。此后细胞仍旧生产普利子蛋白，但异常已经取代正常了。异常普利子蛋白即不溶解也不能被细胞消化，它不断积累，妨碍或毒害某些细胞的基本功能，破坏细胞直至它死亡。然后身体会清除掉死亡的神经细胞，造成海绵质脑病变典型的空洞。星形神经胶质症中出现棕色星状物，也是因为星形神经胶质细胞主司对抗脑部的感染，脑部遭受奇怪的感染后，星形神经胶质细胞也相对增生了。 　　加德赛克根据这一别据创意的模型，不再称呼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致病因子为慢病毒，而改称为感染性淀粉样蛋白。这个新名词不仅是涵盖这一种罕见的疾病，得益于加德赛克和他的同事对海绵质病变的研究，阿耳茨海默症的研究在1980年也有了重大突破：阿耳茨海默症已证明是脑部堆积了无用的蛋白质，形成了淀粉样蛋白块病变，因而就呈现出了淀粉样斑点。阿耳茨海默症蛋白又名‘纤维先驱蛋白’（APP），根普利子蛋白不同。它的特征是特定染色体上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基因，而且从未证明可以传染。但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与阿耳茨海默症的发展过程，却有很多雷同之处：两者都涉及到异常晶核形成，并导致淀粉样斑点累积而致命。 　　忽然之间，加德赛克和他的同事发现，他们观察的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脑部淀粉样蛋白：传染性的(海绵质脑病变)和非传染性的（阿耳茨海默症)。加德赛克开始自豪地谈到了微生物学‘新纪元’：日益增加的证据显示库鲁症、克—雅二氏症、羊搔痒症、疯牛病以及其他海绵质脑病变的致病因子，可能都是‘传染性的淀粉样蛋白’。它们引起的疾病显然都是脑部淀粉样蛋白的堆积，跟身体很多其他部位遭受大规模感染时所出现的淀粉样蛋白斑块并无不同。加德赛克说：“同样的，神经学的新纪元也已来临了：我们发现阿耳茨海默症和正常衰老的大脑可作为非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实例。 　　加德赛克说，他们在传染性淀粉样蛋白质疾病——亦即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中发现了“一种要求我们扩充生物学基本信条的新型微生物”。按照加德赛克的构想，DNA还是制造RNA，由后者负责制造蛋白质——他并不打算推翻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教条—但有一种异常的蛋白质介入，改变了制造中的蛋白质的最终形式。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致病机制跟化学的关系比跟生物学的关系来得密切。 　　加德赛克的异常蛋白质晶核模型，在说明疾病发展过程上，固然找不到什么漏洞，但作为致病原因，却还缺少确凿的证据。例如布朗就喜欢跟加德赛克唱反调那样，他曾经把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称做‘伪装成病毒的上帝”。他告诉我说：“致病因子性质的问题显然是关键，但很多人并没有把它恰如其分地分成两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跟我们所谓的病原学有关。也就是说，一旦病发，什么样的机制使它持续?它如何自给自足?它如何发展成看得见的淀粉样蛋白?但若就事实而言，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它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已经没有人怀疑异常普利子蛋白就是海绵质病变的罪魁祸首了。但很多人仍然怀疑传染的媒介也就是具有传染性的蛋白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仍无法排除致病因子是传统病毒或朊病毒的可能性。 　　建立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与阿耳茨海默症的关系，使得一系列罕见的疾病扩大而包括了人类最易患的失智症，促成了许多新研究者和新研究经费投入到了这个领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代的分子生物学家加入了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的研究。熟知结晶过程的高分子化学家也相继参与了进来(高分子是许多较小而相同的分子重复结合而成，很多种塑料、蛋白质、核酸都是高分子化合物)。上述这两种科学家，再加上微生物学家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医学专家，都希望达成突破性的发现，一举确定这类疾病的致病因子为何。他们的实验别出心裁，都非常优秀。 　　确知普利子蛋白是一种既有蛋白质后(由神经细胞制造，而非入侵的病毒制造)，就可以从这种蛋白质倒推回制造它的RNA，然后从 RNA回到DNA。1986年就解开了老鼠、仓鼠、人类制造普利子蛋白的DNA序列——基因——密码，而且发现它们很像，在分子的层次上证实了加德赛克的先见之明：所有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基本上是同一种疾病。这些DNA序列可作为探讨这种疾病的不同形式之间奇异的工具。 　　柯毅(Byron Caughey)是个年轻健硕的生物化学家，在设于蒙大拿州哈密尔顿市的落矶山实验室跟免疫学家切斯柏洛博士率领的一个小组工作，那儿也是海德娄的根据地。柯毅来到哈密尔顿市之前，切斯柏洛已经破解了老鼠普利子蛋白的基因构造(普西纳的小组破解的是仓鼠与人类的部分)，并且证实了正常与异常的老鼠普利子蛋白基因完全相同——支持了两者差异在于组合模式的论点。1988年，柯毅第一次在试管中成功地制造出了异常普利子蛋白。他复制了罹患羊搔痒症的老鼠大脑中的普利子蛋白，将基因序列插入实验室培养的老鼠癌细胞。细胞就开始制造普利子蛋白，而且因为只移转一种基因，所以柯毅可以确认，试管普利子蛋白没有受到任何病毒污染。累积足够的变态细胞后，他将之打成匀浆，注射到健康的老鼠体内。这项实验要寻求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以人为方式在试管中制造纯净的异常普利子蛋白，证明它能使未感染羊搔痒症的动物受感染。不幸的是柯毅的老鼠都没有染上羊搔痒症。但这也不能倒过来证明这种蛋白质就不会引起感染，而是他的匀浆中可能少了什么东西。 　　克—雅二氏症有时会在家族中流传。这种家族里的个人感染克—雅二氏症的机会是千分之一，相对于全球百万分之一的零星发生率，显然偏高。由这种家族性危机可知，基因的歧异可决定对这种疾病的感染可能性。但在家族中流传的疾病未必与基因有关，正如加德赛克透过库鲁症所发现的那样。例如克—雅二氏症有种较为罕见的变形，名叫GSS综合症(Gerstmann—Straussier—Scheinker syndrome)，致死的速度较为缓慢，确实是一种家族性疾病。1989年，普西纳手下一个由华裔美籍研究者萧凯伦(Karen Hsiao)带领的研究，从两个罹患GSS综合症的家族(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的普利子蛋白DNA序列中，辨识出了同一种突变。对照组的100个正常人、15名个别发生的克—雅二氏症患者身上，都找不到这种突变。这一歧异显示，GSS综合症起码是遗传的。更惊人的是，它显示这种罕见疾病的发展是由基因突变为主导：假设这两个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突变必然是各自独立发生；它们结构完全相同，而且引起同一种疾病。该年瑞土研究者魏斯曼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新发现推翻了‘纯属蛋白质因素’的假说。”因为研究证实，突变使“正常普利子蛋白自然变为病态的GSS症普利子蛋白，后者就扮演着传染性致病因子的角色。”不过他补充道，这一结果“并不排除普利子也含有核酸的可能性”。因为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病毒或朊病毒，也可能普遍存在于全球人口中，只不过通常属于潜伏性的，而GSS症的突变削弱了抵抗力，导致家族成员出现了症状。 　　迈入90年代，加德赛克研究室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者，陆续发现了16种不同的克—雅二氏症和GSS症的家族性病变形式。一个意大利家族中的基因组(genome)突变，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克—雅二氏症变形，感染的家族成员无法入睡，最后产生幻觉，陷入长期昏迷，终至死亡。另一方面，个别发生的克—雅二氏症——零星发生于世界各地——通常不会发生突变。库鲁症也是如此，这使得加德赛克进一步确认：库鲁症始于一次偶发性的克—雅二氏症，然后透过同类相食的行径，在富雷族中散布开来，正如同疯牛病，也是因为以肉骨粉饲喂牛群的同类相食行径而传播开来。 　　加德赛克认为，基因操纵神经病理的证据俯拾皆是，足以证明他主张的蛋白质结晶理论正确无误。他相信偶发性的克—雅二氏症，源于罹病者大脑里的正常普利子蛋白自然转变为致病的异常普利子蛋白所致。他进而建议，家族性的突变会降低对这种意外突变的防护。他在1996年写道：“于是一种罕见现象，变成了主要遗传特性。”但魏斯曼的假设仍然有漏洞：突变也可能不过是使病毒更容易入侵罢了。 　　这些年，普西纳一直很忙碌。他为设于旧金山的研究单位筹措了数百万美元经费，研究成绩经加德赛克称许为“一流科学研究”。 1989年，普西纳宣称培养出了一种插入仓鼠普利子基因的老鼠。这种变性的老鼠除了制造自己的老鼠普利子，也制造仓鼠普利子。接触一般老鼠不致受感染的仓鼠羊搔痒症时，这些变性的老鼠度过一段与仓鼠相似的潜伏期后就陆续发作了。普西纳接着给另一批变性老鼠接种了老鼠羊搔痒症。它们兼有仓鼠与老鼠的普利子蛋白，但只是接触到了老鼠的羊搔痒症，结果这些老鼠经过正常的老鼠羊搔痒症潜伏期后，也开始生病了。普西纳下结论道：“我们发现普利于蛋白基因控制痒症的感染与否、潜伏期、神经病理学。”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家族基因研究的结论：传染性海绵质脑病不仅受基因控制，也会传染。这样的多重性质很难跟病毒联想在一起，不过迪金森的朊病毒理论倒仍然解释得通。 　　更值得一提的是普西纳跟魏斯曼1992年到1993年间合作的研究成果。旧金山和苏黎世的研究人员，首度成功地缺失了一批老鼠普利子蛋白基因，使它们完全不可能制造普利子蛋白。两位科学家记录道：“令人意外的，这些老鼠的发育和行为都很正常……看不出免疫上的缺陷。”(没有普利子蛋白的老鼠发育与行为都正常，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蛋白质在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存在于多不同动物体内，所以一般都假设它必然具有某种功能，否则演化过程不会把它留下来。这问题截至目前还没有答案。)魏斯曼的小组紧接着让没有普利子蛋白的老鼠接触老鼠羊搔痒症，但因为没有普利子蛋白的基因，所以老鼠不受感染，维持着良好的健康。后来魏斯又把仓鼠的普利子蛋白基因插入已缺失老鼠普利子蛋白基因的老鼠，然后让它们同时接触仓鼠羊搔痒症和老鼠羊搔痒症，结果它们了仓鼠羊搔痒症，却毫不感染老鼠羊搔痒症。最起码，这些实验证实，感染羊搔痒症非有普利子蛋白不可。普西纳在完成自己重要的研究同时，也入侵其他人的研究领域，意图鹊巢鸠占，来势汹汹，似乎对诺贝尔奖志在必得。科学记者陶柏斯1986年在《发现》杂志上撰文揭发了普西纳的诡计，题目叫“命名以争名，是真科学耶?”(The Game Of the Name iS Fame,but it science?)文章主要是讨论普西纳抢先提出“普利子”一词，自我吹嘘，以及他刻意掩饰尚无法排除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感染过程可能要核酸的事实。文中也揭露了普西纳玩弄手段、压抑布朗的研究成果的行径。布朗回忆道：“陶柏斯从西岸开始采访。他告诉我，一开始时，他认为普西纳是对的，批评他的人无非是酸葡萄心理作祟——他真的支持普西纳。他跟普西纳谈了这一点，也跟别的人谈过。过了几月，他逐渐开始调整观点，等到跟我谈的时候，他已变得非常中立了——他开始时就该如此。他跟我谈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很不喜欢普西纳，从来就不喜欢他，因为我怀疑普西纳封杀了我好几篇论文。事实上，根据那份长达3页、密密麻麻的评语，就知道是他。”投稿给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都要通过同行——编辑认为专业修养足够的研究同一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审稿，才能出版。如果同行审稿有意见，编辑通常就把稿件退回去，要求修订。布朗说：“换言之你得再做两年实验才会有进展。我就这么告诉了陶柏斯。他盯上了这条线索，找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跟编辑好好聊了一番。编辑不但承认我的怀疑是对的，井确认在这期间，普西纳竟然胆大包天——实际上该说是愚蠢——把同一个题材的论文寄到该刊。要知道，我对后面这件事一无所知，虽然回想起来，他有这种行径我也 不会意外。但陶柏斯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编辑那儿问到这种事，也非常不寻常。嗯，那对普西纳真是很不幸。但事实俱在，他没什么法子可想。他就这样当场被逮着了。该刊拒登普西纳的论文，但这次事件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加德赛克也必须施加压力，才能使布朗的论文顺利出版。” 　普西纳经过陶柏斯的教训，言行应该收敛才对，但事实不然，他决定不再跟媒体打交道(他也拒绝接受本书作者访问)。因为优先地位一谁先发现——是判断科学成就的指标。他继续千方百计地宣称，别人早已完成的发现他都先做过。他用这种手段对付过牟丝和引起羊搔痒症的原纤维。1968年，迪金森和弗雷泽率领爱丁堡医学开究委员会所辖神经病理学小组的同事，发现了一种老鼠基因能控制各类型老鼠羊搔痒症的神经病理现象，以及老鼠发病后存活的时间。他们为这种基因取名为“羊搔痒症潜伏期基因”(Sinc，即Scrape ncubation的缩写)。具有这种基因某一形式的老鼠可能羊搔痒症潜伏期就极短，但具有另一种基因形式的老鼠潜伏期却可能很长。80年代初期，普西纳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处理这问题，发现了一种能控制老鼠的羊搔痒症潜伏期长短的基因。他在1986年联名出版的论文中，建议为这种基因取名为“普利子潜伏期基因”，并证明它与普利子蛋白的基因有密切关系。他在论文后半部分，轻蔑地提及“羊搔痒症潜伏期基因”说：“这种基因连染色体位置都没有确定，也没有说明相关的位置特征。”此举简直就是明日张胆地掠夺迪金森和弗雷泽的优先地位。 　迪金森和弗雷泽对普西纳的行为，可想而知是勃然大怒。他们协力对照“羊搔痒症潜伏期基因”和“普利子潜伏期基因”的异同，不到一年工夫，他们就提出报告宣称：“两者的基因密码有关，甚至可说是同一基因。”加德赛克评估两篇对立的报告后表示：“迪金森已完成了所有基本工作，普西纳只做了小部分修订。”加德赛克早已看尽了科学界的人事纷争，对普西纳的心计颇能容忍——更何况，他的诺贝尔奖早巳到手了。他写给我的信上提到：“我觉得普西纳这个人一本正经得满有趣，但恐怕年轻一辈的同行不会那么宽容。” 　甚至普西纳的普利子理论，基本上也是变化自加德赛克的蛋白质结晶理论(两者又都是步英国数学家格里菲思1967提出的理论之后)。到了1996年，两者都兼容并蓄在病毒研究的圣经《临床病毒学》（Fields Virology)里了。这本医学教科书兼参考书的第3版，有一段很长的访谈加德赛克的记录，讨论了传染性的淀粉样蛋白，也有一段很长的访谈普西纳的记录，讨论了普利子引起的疾病。编辑为平衡不同的观点起见，委托落矶山实验室的切斯柏洛写一篇前言。切斯柏洛解释加德赛克和普西纳的观点说：“下一章将根据两种个别的观点，对这些疾病作一详尽的分析。虽然他们采用的词汇不尽相同，两者都倾向于假设可传染性海绵质脑病是一种异常的蛋白质。，’他提醒读者，病毒因子牵涉其中的可能性到目前都还无法排除。我向加德赛克问起这种很不寻常的科学观念并列的措施，他用一个同样不寻常的科学先例回答我说，18世纪有两位知名的科学家，各自发明了一套了不起的数学系统，惟一的差别是使用了不同的符号，结果只有一种流传下来：“我如果在这场符号学的战争中败北，至少可跟牛顿做伴，他在微积分符号之战中输给了对手莱布尼兹。，’普西纳继续不屈不挠地在巩固他所提命名的地位；他1996年编辑完成出版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普利子、普利子、普利子》。 　对于那些还记得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可能为病毒或朊病毒所引起的人，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普西纳的普利子理论(以及加德赛克的传染性淀粉样蛋白理论)会把辩论的空间打压到什么程度。弗雷泽的妻子兼同事珍妮•弗雷泽博士尖刻地评道：“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搜索什么东西了。大家都接受普利子了，尽管证据不足，而且他最近才承认病株的存在。他的理论被奉为圣旨，所有教科书都教。我是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有人这么教我们。好像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回家去吧。” 　　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致病因子，应为组合错误的蛋白质的证据继续在增加。1994年，柯毅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兰斯柏瑞(Peter Lansbury)，发现了用一种不含细胞组织的溶液把正常普利子蛋白和异常的羊搔痒症普利子蛋白在试管中混合的方法。小型病毒不能在没有细胞组织的环境中生存，因为病毒靠劫持细胞内部的基因机制而繁殖寄生。试管中一部分正常普利子蛋白转化为异常形式了。柯毅和兰斯柏瑞必须利用大量异常普利子蛋白才能催化这项反应，但他们无法从试管混合物中采集到足够的变性普利子蛋白来测试其感染力。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变性后的蛋白质又具有感染力，那么“纯属蛋白质”的假说就被完全证实了。 　　跟柯毅和兰斯柏瑞工作的一位名叫贝森(Richard Bessen)的年轻研究员，利用这套新的不和细胞组织的系统，把正常普利子蛋白跟两种不同的羊搔痒症普利子蛋白病株混合，成功地把正常蛋白质转化为两种异常形式了，这是1995年传出的一项重大突破。柯毅告诉我说：“正如加德赛克所预期的那样——两种结构不同的病株可以利用正常普利子蛋白，造成类似的改变。” 　　柯毅和兰斯柏瑞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检讨了更多的证据，认为加德赛克的结晶理论可能是正确的，并对冯•内格特在科幻小说中的先见之明致敬。论文的题目叫做《羊搔痒症感染化学：‘冰九’隐喻之应用》。他们用图表来说明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结晶种子是如何可用作异常普利子蛋白形成的晶核(nucleant)，并教导正常蛋白质来进行不同的模式组合的。他们指出，这一机制可以说明不同病株的存在：“异常羊搔痒症普利子蛋白的不同病株，可能代表以不同方式组合、排列的普利子蛋白集合体，与导致冯•内格特笔下冰九的各种形式的冰类似……症致病因子的不同病株散播，就与结晶播种类似。”意外发生罕见的组合错误，可以用来解释偶发性的克—雅二氏症；播种——传染性蛋白质造成感染——会加速此一程序。他们指出：“最为人所熟知的晶核形成(nucleation)的实例就是在云层中播种人造雨，与冯•内格特的故事可说如出一辙。” 　　我1965年就认识冯•内格特了，当时我为《巴黎评论》(Paris Review)访问过他。听加德赛克提及‘冰九’，又读了柯毅和兰斯柏瑞的论文后，我重读了《猫的摇篮》，并打电话问冯•内格特，他是从哪儿得来灵感想出冰的新形式会导致世界末日的点子的。他告诉我他有个哥哥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物理化学，是开发人造雨——把碘化银打进云层，提供雨点集结的晶核——的一位先驱。我提醒他EDT工厂产品变垃圾的旧事，他说：“那也是。”然后我又告诉他传染性海绵质脑病的事，以及它跟冰九一样，透过结晶晶核的途径感染。 　　冯•内格特反应极快，他说：“真想不到啊!” 　　 　　甚至偶发性克—雅二氏症的起因也莫衷一是。英国研究者金柏林(Richard Kimberlin)博士指出，以年龄区分，克—雅二氏症发生率如上曲线图所示。 　　如果两种疾病的起因都是突变或其他的随机事件，那么发生率应该稳定地随年龄提高。但疯牛病发生率的钟型曲线显示事实并非如此：继早期发病之后是一段潜伏期。潜伏期的长短视动物的个别抵抗力而定——有的长，有的短。曲线的巅峰代表平均潜伏期长度——最短与最长的中点。金柏林认为偶发性克—雅二氏症的钟型曲线显示，这种乍看是随机发生的人类疾病，很可能也是传染引起的：“以年龄区分的发病曲线的形状……显示一般型克—雅二氏症的感染发生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平均潜伏期为40到50年。”德国研究者迪林格 (Heino Diringer)博士也同样主张传染论：“较有可能……偶发性克—雅二氏症总是始于动物，然后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人。”迪林格在 1996年报告，在患羊搔痒症的仓鼠脑部，发现了一种类似病毒的小颗粒。美国神经病理学家巴斯坦(Frank O．Bastian)博士则在罹患克—雅二氏症的脑子里发现了一种称为spiroplasma的小型螺旋状病原体。spiroplasma已证明会引起幼鼠的慢性脑部感染。究竟迪林格的类似病毒的小颗粒，或巴斯坦的spiroplasma是致病因子或只是搭便车的病毒，都有待求证。 　　加德赛克仍旧主张，传染性海绵质脑病变是由异常蛋白质结晶引起的。1990年，布朗冷冻干燥一件羊搔痒症脑子的标本，将标本密封在小玻璃瓶里，放在烤箱里以摄氏360度烤了1小时。标本还原后，仍然能使仓鼠感染羊搔痒症。加德赛克以矿物的晶核来解释，为何致病因子在摄氏360度下烤成灰之后，还可以存活。在关岛与其他西太平洋岛屿上，属于路格瑞格疾病与综合失智症状的帕金森氏症的高发生率危险群的人，神经细胞里可找到含有铝与矽的矿物沉积。矽化铝沉淀物是阿耳茨海默症淀粉样斑块的主要成分。它可以是黏土的一种常见形式蒙(montmorillonite)的结晶。加德赛克写道，阿耳茨海默症的研究人员认为“它是造成淀粉样沉淀的作用因子。”10年前，因为在阿耳茨海默症斑块的核心发现矽化铝，引起了铝制炊具用户的大恐慌，不过至今也没有人能证实用铝锅烹饪跟阿耳茨海默症有任何关系。 　　地壳蕴藏大量的铝和矽。黏土也到处都很普遍。平凡的矿物结晶又如何能使百万分之一的人口“感染”克—雅二氏症呢?加德赛克描述了他对病理学家演讲时偶尔会使用的一张幻灯片：脑内一个叫做海马 (Hippocampus)的部位的显微横切面，这部位的细胞之间掺杂着类似黑色的篮球的东西。病理学家宣告猜不出后，加德赛克才告诉他们，所谓的黑色篮球其实是金粉微粒。他们再宣告猜不出金粉微粒如何渗入大脑的中心，他就解释说，他要求一位垂死的病人先用莨(scopolamine，一种镇静、止痛剂，使鼻内膜干燥后，再吸入的)。加德赛克把这一程序称做“神经轴突逆向传送”，意思是金粉被吸入位于鼻腔后部、专司收集空气中嗅觉信息的神经末梢，而神经纤维——轴突——就把这些小粒子送达海马，解读嗅觉的地方。 　　我们坐在加德赛克位于马里兰州斐德瑞古市郊的住宅(他在1989年放弃了山顶上的华厦)的厨房里。他问我：“你知道用一把玻璃粉就能杀人吗?”我摇摇头，我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曾考虑用它做战争毒气。某种体积的玻璃微粒能破坏血球，效果比眼镜蛇的毒液还凶。吸一口你就没命了——肺里都是血。但你也可以用玻璃粉阻断这种效果。更小的微粒会附着在细胞壁上，使杀人的微粒无法入侵。” 　　加德赛克俯身向前，双掌拍在桌面上，这是他掌握听众注意力的方法。“所有关于感染性的淀粉样蛋白晶核形成(nucleantion)过程的不同理论，其实都一样。就像解释冰的形成的理论——有人说灰尘会使冰结晶，另一个人说是冰晶体的碎片，还有人说需要蝗虫的翅膀。都是狗屁。都是同样的理论。都是支离破碎的事件。晶核形成没有通用的理论。我的同事就要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太复杂了。你需要一个小碎片，刚好够提供一个模式。现实世界里的晶核形成，100万粒沙子里的一粒就能改变整个的结果。地球上每一次结晶——都需要晶核形成。但医学文献里完全没有谈到晶核形成。这个现象完全被忽视了。” 　　我想，大自然看不见底的深度，一层又一层进入事物真正的核心，细小到看不见的层次，层次的下面还有层次，直到你眼花缭乱，但还有更多的层次。如果环境里的作用因子，比方说矿物的粉末，能启始传染性海绵质脑病不断形成淀粉样斑块，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扑灭海绵质疾病，它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就像在上帝的石臼里磨成齑粉的原罪化石的残留，或是像加谬笔下潜伏在水沟里的瘟疫，就等着我们打瞌睡。 　　听74岁的加德赛克把黄金、玻璃、黏土随手拈来，塑造成致命的脑部疾病成因的解释，我就想起了1995年底，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英国还没有传出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新黑死病的消息)，他问我的一个问题。 　　当时加德赛克问我：“你知道一般人加在玫瑰花上的骨粉吗？那是用倒毙的牛制造的。磨得极细。袋子上的说明警告你，不要在密闭的房间里打开，会吸进鼻子里去的。”这位全世界研究传染性海绵质脑病最透彻的诺贝尔奖病毒学家，别有用心地望着我说：“你种花时用骨粉当肥料吗?” 　　我说我用。 　　他点点头：“要是我就不会用。” 　　以下是摘自1996年4月4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 　　皇家园艺学会提醒从事园艺的人，春季为玫瑰和灌木添加血骨粉时，别忘了戴手套和防尘面具，以免感染疯牛病。 　　对牛肉的需求稳定回升了。伦敦的史密斯菲批发市场，高品质牛肉已从上周的零交易额回升到正常数字一半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