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教授: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全文香港中文大学页面http://www.cuhk.edu.hk/iso/weilun/en/xue/xue_print.html 推荐：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必读文章 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薛永年教授主講 4 November 1999 中國對美術發展的研究，起步很早。在瓦薩利（Giorgio Vasari）寫出第一部西方美術史《意大利著名建築家、畫家和雕塑家傳記》的七百多年前，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847）已經成書，而且形成了既重視視覺性又重視文化性，既有敘論又有評傳的傳統。從十世紀到十九世紀，古代中國的美術史著述持續不斷，成果亦多。可惜發展到明清，史料的價值增多，史學的意義卻減少。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隨著西方文化的引入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也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古代的局面。雖然百年來的中國美術史研究，早已越出了中國的國界，成為一門有愈來愈多國外學者參與的世界性學問，但研究條件最充分也最需要研究成果的，還是中國本土。因此，對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自應從回顧中國本土（特別是大陸）的研究開始。 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先後經歷了三大時期，逐漸形成了相對古代和外國的五大特點。了解這三大時期的演進，思考這五大特點的形成與得失，對於展望新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可以提供若干啟示…… 四 綜前所述，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在經歷三大時期的進程中，形成了五方面既不同於古代，也有別於外國的特點。 從研究人員所受教育、社會身分、供職單位而言，本世紀以在國內外接受了現代美術教育（不少是美術創作教育而非美術史教育）又服務於高等美術院校的教師為主，既改變了古代以文人士大夫中鑑賞家收藏家為主的局面，又與西方美術史學者主要接受的教育是美術史專門教育而且供職於綜合大學不同。這種研究人員的特點，使得美術史研究除去對大眾進行美育外，還不可避免地與美術家探索創作方向產生了無法割捨的聯繫。我國五十年代創設第一個美術史系時，沒有選擇設在北大，而設在中央美術學院，正是這一特點所導致的必然結局。 從研究資料而言，本世紀以來，面向公眾的藝術博物館成為了古代官私收藏無法比擬的美術品收藏與陳列中心，而西方考古方法的引入和大量美術文物的出土，大大地擴展了美術史學者獲取研究資料的視野，使之從僅僅依賴文獻記載和所見有限的傳世美術作品的局限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前人無法夢見的對美術演變相對全面而且比較具體的視覺把握。但是由於博物館和考古界的開放程度包括為美術史研究提供方便的自覺程度仍不及西方發達國家，所以從作品出發的研究之深度、廣度，就整體而論也就難免略遜一籌。 從研究方向而言，因為清末以來西學的東漸，新文化運動以降，新文化觀念、新史學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之被美術史學者接受，從而突破了古代美術史著作中向來以為文人名家創造美術史的狹隘觀念，突破了美術史研究局囿於文人書畫史的狹窄範圍，開闢了重視無名作者作品、民間美術和工匠藝術的新方向。在這一方面，由於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英雄史觀的批判，比西方同行學者著手要早，開展的工作也多。 從撰述形式而言，因主要撰述圍繞著政府支持的美術高等院校的教材編寫，讀者對象是未來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故勢必圍繞「通古今之變」的目的，以利於美術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革，所以幾乎不再採用明清以來適應鑑藏需要而出現的書畫家傳和書畫著錄的形式，也有別西方同行為學術而學術的個案為主和專題為主，而是讓美術通史、繪畫通史變成了貫穿二十世紀的最主要著作形式。後來隨著學術的發展，美術通史的編寫已不一定限於教材，但仍是政府最優先考慮支持的項目。 從研究方法而論，本世紀改變了古代重記載、重鑑評的方法，在重建歷史上，發展了與西方不無聯繫的文獻考證和考古學的標型方法。在闡述歷史上，引進了偏重風格演進的內向觀方法和側重因果關係的外向觀方法，但處在社會變革文化變革之中的中國美術史學者很少孤立地靜止地去研討方法。他們與西方同行的一個區別，是更多從功能和對象著眼來切入方法問題。因此西方多種多樣方法一旦被接納就會被結合實際加以改造，成為實際上以外向觀為主的綜合的方法，有關美術風格自身發展演變的內向觀的方法，往往還沒充分實行，就已經變成綜合性方法的一個部分了。 正是這五方面既不同於古代又不同於西方的特殊條件與特殊支撐點的互為表裡，左右了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全局與大勢，導致這一領域的研究不能不來自古代卻又旨在超越傳統，不能不引進西方又立足自主選擇。實際上，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反覆遇到的大量問題，諸如史與論、文獻與實物、傳記與風格、實證與觀念、重建與闡釋、宏觀與微觀、自律與他律、視覺與文化，學術自足與經世致用，都離不開因應既來自傳統又來自西方的挑戰，而成功的經驗恰恰在於超越傳統卻不要斷裂，學習西方又不必自失的特點，從經世致用出發卻要注意學術自足，講求藝術史作為人文科學卻不能忽視其視覺的特點。 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美術史面臨的新情況是，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經受國內外美術史教育的專門人才投入研究。這些專門人才接受教育的環境將可能會是綜合大學而非美術學院，他們的工作很可能更加學術化和專門化，可能像西方一樣，與人文學科史聯繫更密切而失去與當前美術的互動關係，他們會隨著市場經濟中藝術投資的活躍而面對可能越來越多的偽品問題。此外，未來信息社會中研究資料的全球共享，交流合作中研究方法的多元而趨同，都可能使那時的中國美術史研究遇到失去現有優點和特點的更多挑戰。這就要求未來的美術史學者更加切忌追隨時風，急功近利，而能重視對古代傳統和西方美術史學的雙向深入，特別是重視國學傳統，不僅是文史學的傳統，也包括中國美術史傳統中可能已被忽視而實際有益的東西，比如那種精密的文獻考證的功夫，那種對視覺感悟的體驗、對美術實踐的諳熟，對視覺語言與文化語言的微妙轉化的把握等等，對於西方的研究經驗的學習，也適宜避免被動的仿效因應，盲目的追求學術時尚，而是立足於體系性的通盤了解之後結合自我研究實際的戰略抉擇。這樣，未來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就會走向新的境界。 （1） 呂澂《西洋美術史》，商務印書館，1991年。 （2） 據溫肇桐《1912-1949年美術理論書目》，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5年9月。 （3） 見姜丹書《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153頁。 （4） 朱傑勤《秦漢繪畫史》〈自序〉，引自陳輔國《諸家中國美術史著選匯》，吉林美術出版社，1992年12月，1339頁。 （5） 鄭昶《中國畫學全史》，上海書畫出版社重印本，1985年3月，2頁。 （6） 蔡元培《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載《晨報副刊》，1919年12月1日。 （7） 董其昌《畫旨》，引自於安瀾《畫論叢刊》（上），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8月。 （8） 康有為《萬木草堂藏畫目》，台灣文史哲出版，1977年8月，91頁（按：此出版社重印該書時，改書名為《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 （9） 參見滕固《唐宋繪畫史》，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5月。童書業《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偽》，刊《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啟功《山水畫南北宗說考》，刊《輔仁學志》第七卷第一、二合期，1939年。童志業《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新考》，收入《童書業美術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10） 滕固《唐宋繪畫史》，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5月，10-11頁。 （11） 同上書，2頁。 （12） 陳垣《吳漁山年譜》，北平輔仁大學刊行，1937年7月。 （13） 童書業《童書業美術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250-251頁。 （14） 同註10，2頁。 （15） 見梁啟超《飲冰室史著四種》，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11月，172頁。 （16） 同註10，3頁。 （17） 滕固《中國美術小史》，收入陳輔國《諸家中國美術史著選匯》，930頁。 （18） 同註5，3-5頁。 （19） 李浴《中國美術史綱》，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9月，1頁。 （20） 王遜《中國美術史講義》，中央美術學院，1956年，1-2頁。 （21） 據查，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蘇聯專家所著的各種美術史著作，如阿爾巴托夫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等達十餘種之多。 （22） 同註19，6-7頁。 （23） 參見蔡若虹《論新年畫創作中幾個主要問題》，收入《蔡若虹美術論集》，四川美術出版社，1987年7月。 （24） 啟功《山水畫南北宗問題的批判》，載《美術》，1954年10月號。 （25） 劉凌滄《唐代人物畫》，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11月，2頁。 （26） 溫肇桐《美術理論書目1949-1979》，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2月。 （27） 滕固，《唐宋繪畫史》〈引論〉。 （28） 《中國繪畫三千年》編者為中國方：楊新、聶崇正、郎紹君；美國方：班宗華、高居翰、巫鴻。出版社為：北京外文出版社，紐黑文－倫敦，耶魯大學出版社，1997年。 （29） 皮道堅《應當重視美術史研究方法論問題——從一個流行公式談起》，載《美術》，1982年9月號。 （30） 林嘉琳《美國的中國美術史研究概況》，載《美術》1989年5月號；薛永年《美國研究中國方法述略》，載《文藝研究》1989年第3期。 （31） 洪再新《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6月。 （32） 見《朵雲》，總39、40、41。 （33） 老專家如王伯敏《王伯敏美術文選》（上、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年12月。楊仁愷《沐雨樓書畫論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12月。阮璞《中國畫史論辯》，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7月。中年學者如楊新《楊新美術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4月。郎紹君《現代中國畫論集》，廣西美術出版社，1995年12月。本人《書畫史論叢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