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在现行体制下本可以做到更厚重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所有公开发行的版本，对小说《白鹿原》的记录篇幅都属于“蜻蜓点水式”的，最多的评价就是，“它是一部记录中国农民的乡土小说”，基本上均未涉及到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对大时代下，党派烙大饼式的斗争的浓缩展现，用一个原子上的乡土人情囊括了整个中国当代史。文学史的这种阉割笔法，也很好的代表了电影《白鹿原》的尴尬处境。我们当下的电影环境，还没有面对党派相互烙大饼式的斗争的勇气。电影《白鹿原》也只能说农民，外加个商业元素，“荡妇”田小娥。所以，我们能看到的电影《白鹿原》，实际上应该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上的娘们》，或者，《那些年，我们一起割的麦子》。 　　抛开原著小说来看电影《白鹿原》，田小娥已经成为最大重点，一个女人在世事沉浮中的悲惨命运，无疑构成电影最厚重的感情因子。田小娥的戏份，也是与原著小说最接近的，除了两段，其一，削减了田小娥偷情后被休回娘家为娘家所不容的戏份，其二，更改了虚写田小娥被杀的情节为实写，并刻意增加了鹿三施舍小蛾窝头一段。整体来说，田小娥的戏份，尊重了原著，也因为这种尊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电影《白鹿原》中，我们可以基本完整的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坎坷一生，并从这一生中看到了她的心路历程与人情世态。尊重原著的最大好处便在于，把人物的心路历程表述清楚了。小说《白鹿原》的妙处也在于，人物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是能让读者看出个所以然来的。 　　因此，我们会看到，尊重原著的地方，电影《白鹿原》便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因为现行体制而无法尊重原著的地方，便很多处隐藏了败笔——究其原因，正在于，对人物整个人生轨迹的无法完全展示，导致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缺少了起承转合，从而造成各色人物形象的单一与单薄。电影《白鹿原》尤其在白嘉轩与鹿子霖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刻画上，欠了很大的火候。电影可能因为时长等的限制，无法展现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各种性格特点，只能抓住重要性格进行故事姿态的表述，从而导致，人物性格略显单一，不鲜活，缺少辩证。尤其以白嘉轩身上的传统耕读世家的矛盾体的展现，最为欠火候。 　　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无疑是小说《白鹿原》中能被现行电影审核体制所容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身上展现的，多是作为耕读世家传人的富农对人生的处事方略和思考层次。与白嘉轩对应的朱先生，最后的被红卫兵掘坟的结局，无疑无法在现行电影审核体制下展现，因此造成无法构架这个电影人物。但不能因为缺少了这个对比，而不对白嘉轩这个影视人物进行更深层次的性格刻画！白嘉轩对人生的思考，停留在土地上，是中国农民惯有的土地性格，土地的耕种经验的传承关系，造成他对祖宗的信奉，对祠堂的信奉，但也因为这种停留，而无法把思考上升到土地以上来，像朱先生一样，作为关中的最后大儒，用儒家的经邦济世的哲学来打量白鹿原。 　　但电影《白鹿原》中，对白嘉轩的刻画，有一锤子买卖的意思。这个人处事不惊的一面被展现了，但遇事也得求救朱先生的一面却被完全忽略，这个人信奉祖宗与祠堂的一面被展现了，但也变通着为黑娃和田小娥说和鹿三的一面被忽略了。因为这种忽略，造成人物性格与原著相比，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人物性格的截然对立的关系，在当下的艺术创作看来，才是最接近人身本原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小说《白鹿原》从始至终透露着对“土地”的复杂感情。开篇便是卖地娶媳妇，就是一泡尿看到了白鹿，才有了白嘉轩以娶媳妇的名义要换鹿子霖的地，最后，又是老白嘉轩望着那块当年换回来的地深思而结束。土地这个哲学意向，无疑是小说《白鹿原》中最厚重的东西，也是最接近农民原生态生存的东西。可惜的是，电影《白鹿原》对土地的把握，可谓是，一塌糊涂。 　　导演王全安努力地用一野的麦子来代替小说中的“土地”意向，但殊不知，白鹿原的土地是零散分散的，白鹿两家因为女寡妇家的几分地的土地便能打得不可开交，可见土地并不齐整，并未曾有过电影中一望无际的场景。对铺天盖地的麦地的渴望，让王全安导演严重忽视了农民之于土地的现实——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只有无限的分散的凌乱的土地耕种模式。王全安导演甚至为了他的麦子意向，而不惜牺牲基本的客观现实，让主人公们穿着大棉袄来割麦子，殊不知，麦收时节，早已夏暑袭来。 　　个人粗鄙地认为，王全安导演的麦子意向，很可能来源于两处。第一处，便是诗人海子对麦子意向的钟爱，用麦子和麦芒来表现一种诗意境界上的深沉与厚重；第二处，便是《大鸿米店》这部电影中对大米这种粮食的原始渴望，比如，田小娥与黑娃在麦子堆上野合一段，笔者印象中，原著并非如此记述，分明是编剧被《大鸿米店》相关情节侵染了。用“麦子”意向来代替“土地”，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低级的。长在白鹿原土地上的，不是一望无际的麦子，而是杂乱的作为中国耕地被分散分割存在的各色作物用地。中国的农业地从来都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电影《白鹿原》对“麦子”意向无休止的运用，造成该部电影，甚至可以直接改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收过的麦子》。 　　在当下这个审查体制下，若想让电影《白鹿原》更厚重，把镜头对准“土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中国的农民，无论是白鹿两家，还是其他人家，甚至包括黑娃等等，均是在为土地而活，一分地的增减，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从土地延伸出来的粮食，从粮食延伸出来的祭祀，从祭祀延伸出来的祖宗，从祖宗延伸出来的宗法，从宗法延伸出来的各色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方是电影记述的重点。说白了，无论是白家还是鹿家，无论是蒋家还是毛家，争的都是土地。把如此深沉的东西，全部记录在一个“麦子”身上，明显有失深度。 　　基于“土地”延伸人物性格，是小说《白鹿原》的很大特点。白嘉轩的一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成也土地，败也土地，他的耕读世家，就是停留在有地种有饭吃的基础上的。甚至于鹿三等等，也是一样。因此，饥荒与瘟疫，也是这片土地上所应该展现的东西。甚至于包括，中国农民的所谓的迷信，对土地上光怪陆离的迷信。 　　电影《白鹿原》掐掉白嘉轩带头祭祀祈雨，掐掉了鹿三中风犯傻等等。这些作为原生态的中国农民曾经存在状态的东西，被无情的掐掉，而秦腔等等被刻意放大，则显出了作为编剧与导演出现的王全安对于小说《白鹿原》开头那句话的肤浅认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在于真实。源于土地意向而发生的事情，便是值得记录的，且是最有价值的。摒弃这些，而独独拿出秦腔等戏曲形式来卖弄，实际上说明了，王全安导演对张艺谋《活着》的变相模仿与对电影《白鹿原》不够厚重的内在担忧。 　　我想，只有一部作品真正站在了土地上，它才能有扎根下去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