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究竟活了多久及其他

春木之芒 发表于：（2009-12-16 8:42:03）　 读书尤其是读那些古典时代的伟大经典著作（或者说大书，the great books），恐怕得需要一定的缘分和个人造化（造化钟神秀）的罢。而仅就一部“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的《论语》而言，在廖平先生看来，它本身即“如《诗》《易》，别有微言大义，非常可骇；他书引用其语，则为常言，亦如筮词与断章取义之诗句耳”同时清儒黄式三（薇香，1789-1862）尝于其所著《论语后案》之中亦不无感慨地说过：“释经难，释《论语》尤难……夫说经之书如扫落叶，汉、宋大儒犹有疏伪待纠正于后人，况锢陋如式三乎！式三生平读经，不求苟异，不敢苟同，亦惟有所不同而自恐私智穿凿，获罪圣经。每当中夜自思怵然为之不寐”。“而后之宗汉、宗宋者，为输攻则玉石炎焚，为墨守则门户壅蔽；揆之于心，皆所不安……昔朱子尝谓学者好为笼统之语，自欺欺人，自谩谩人，是书也庶几免于此乎！惟好学深思者自得之也（黄式颖）”扬子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一部《论语》尚且如此，其实一部鲁迅先生之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然；否则它大概就不配称“史家之绝唱”同时既如此，那么它大概便非《汉书》等其他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所能比拟。因而千万可别小瞧了这部“太史公书”。 在金景芳先生看来，“《史记》之作是继承孔子，完成孔子的未竟之业”；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说一部《史记》正是司马迁的“春秋”——如果不说他同时也是在以“汉代的孔子”至少说其已在明里暗里地以此而自居的话；同时在清儒庄存与看来，“《春秋》非记事之史”“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若如此则是否可以说一部《史记》同样亦“非记事之史”？是否意味着以往人们对它的阅读同样亦非“善说”而可能只是曲解甚至误读？或者干脆用刘小枫先生的话说：司马迁（究竟或到底）是个什么家？ 前此成都之行尝与朋友谈到过这个话题。记得当时我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说孔子的《春秋》亦即其《史记》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大概就是他自己的《春秋》并征引金景芳先生上面的话加以佐证（如果考虑到金先生乃马一浮先生的弟子，我宁愿相信这同样也是马一浮先生的意见）而且我还记得彼时那位朋友当即便随口道出一句嗯，司马迁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了。于是乎我的心里顿时鸢飞鱼跃，满心欢喜，觉得自己的此行还是遇到了知音。 上面黄式三之弟黄式颖的一句话说得没错而且我觉得那句话大概也是源自于太史公司马迁之口的即“惟好学深思者自得之也”；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一部《史记》或《春秋》，如何像作者理解他们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其实司马迁早已在其所著《史记》首篇《五帝本纪第一》的“太史公曰”当中明确告诉给我们了：尽管“《书》缺有间矣（但）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然而若）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则）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孤证不立，无独有偶。与此相类似的话更多地见于《史记》其他诸篇尤其是一篇太史公所作的《报任安书》中。 说到黄薇香的《论语后案》其中有这么一段有关于“颜渊之死”这一思想事件的“后案”即：伯鱼、颜渊之卒，其先后以此《经》为断。伯鱼年五十而卒，时孔子年六十九矣，见《史记》及《阙里志》。颜子之卒年三十一或三十二或三十九，见前《雍也篇》。《公羊传》于获麟后，连识颜子、子路之死，则颜子之死必与获麟及子路死之时不远。伯鱼先颜子死，于时正符。许叔重云“伯鱼未死，《经》设言死”，盖泥于《史记》“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与“二十九，早卒”之文耳，然郑君已驳许说，详见《曲礼》“不敢与世子同名”正义。王肃好与郑君为难于《家语》用《史记》及许氏说不足信也……并于此下另附注曰：甲辰本有盖《史记》“少孔子三十岁”，“三”当作“四”或“十”下有脱字耳。《圣门通考》及《至圣编撰世纪》俱谓“颜子少孔子三十八岁”，狄惺庵取此说。 对此，我们恐怕亦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不可实事求是：在廖平先生看来，哲学名词，发表于东瀛，说者以哲理与事实为反比例则古称孔子空言垂教、垂法万世者正哲学之定名矣。《六经》立言非述旧、空文非古史则以哲理说《六经》所依托之帝王、周公皆化为云烟与子虚乌有成一例矣；史公以实事求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为治经之法。所谓实事求是者，糟粕也；心知其意者，精华也。礼家曰礼意、刑家曰律志、书家曰笔意、儒家曰经意，呜呼！微矣。至此我们亦便可知，何以我们吵吵嚷嚷几十年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时至今日，到头来却依然还是不知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或者什么才真正是取其所当取、去其所当去？并因此而最终依然只是两手空空如也，甚而舍本逐末或最多亦只是赔本赚吆喝，图个热闹罢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古典时代的诗歌与历史不过只是哲学的两件外衣，故万万不可因此而不辨里表、不明就理。在此，仅就上面的一个问题而言，在一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过四个自然段，而且仅仅只有150字有关于颜渊的有限文字当中，何以太史公司马迁竟前言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而后又言“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何以其阄会犯如此常识性的低级性错误？对此等“非常异议可怪”之说，恐怕不必要劳驾列奥－施特劳斯来告诉我们，就像刘小枫先生说的那样而且也不必只拿康有为来说事，其实胡适先生早年即已提醒过我们要“疑异”。在此不想再卖什么关子了，因为此刻夜已深而北方冬天的夜晚尤其寒冷得多；当然，本人对此恐怕也只能够提出一个初步的个人性的粗浅看法而已：这大概正是太史公的文学修辞之所在吧？ 无论如何，其不能而且也不可能是“实事求是”而且无论如何，一部《史记》也毕竟不是《求是》学刊，毕竟不能像梁玉绳、泷川资言以及钱穆那样从史学的角度去质疑或者纠错。在此，需要注意和留心的却是，三十、二十九到底是一组什么数字？据笔者考察，有颜回者当死于其不惑之年，即其恐怕只活了四十岁（因敝帚自珍，故兹不赘述）那么司马迁又何以要偏偏作如是说？在本人看来，无论三十还是二十九这两个数字，都不过只是一种文学意象并因此而都不是甚或也不可能是那位颜氏之子的真实享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此看来，三十乃是所谓“而立之年”而且正如李零所言，这显然是一种特殊性说法并且恐怕只有对孔子本人来说才是有效的，其他人无与也。故其他任何人都切不可随便跟着瞎起哄！既然孔子是三十而立，那么“少孔子三十岁”的颜渊恐怕到临死之前也未能立起来；当然，也就更不要说是立人、达人以及施于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我们倒宁愿相信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乃是其临终前的最后一段遗言，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当然“二十九”同样可以作如是说，同样在于说颜渊未得立而死，故曰“蚤死”。东北（我怀疑是源自于山东老家的吧）有一句俗话叫做“有侄门前站，不算骨碌汉（音，其意即绝户头）”此话意在立子，而立子的基本前提恐怕亦在于己立。即使自己没有儿子但如果有侄子站立在那里而且就算自己死了，那么也不能算是夭折、少亡或者蚤死了，不能算是膝下无子进而也就不能算是最大的不孝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就是说，无论是“少孔子三十岁”还是“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其文字意象胥在于其不立、不得立或无以立。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毋庸讳言，这位颜渊的无以立恐怕亦同样在于其不知礼或者说是非礼；同时这也正可解释何以颜渊问仁，乃师孔子偏偏非要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答之：仁＝非礼勿视听言动＝勿非礼＝礼也。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此外，千万别可忘了“有教无类”的孔子同时也是“因材施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大概还应去关注于一篇《仲尼弟子列传》后面的“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阙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同时子曰：赞（占）而不达于数（述）则其谓之曰巫，数而不达于德（得）则其谓之曰史。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也。在此我特别想说是正如“有教无类”当然是教育家的孔子的重要教育思想同时“因材施教”也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我们往往极容易从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天下何思何虑”一句话中总结出“殊途同归”的道理但我们同时亦当须知“同途殊归”的问题。尤其别忘了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其实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一段话已分明在告诉我们：那位颜渊的无礼、非礼或不知礼并因此而在仁（仁者，人者；合而言之，道也）字面前最终立不起来：克己复礼为仁。其实我们似乎更可以从颜渊本人的上述最后遗言中读出其求仁然而最终却未得仁的几许哀怨来。子贡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反之亦然。 总之还是不要轻易质疑古人会如何犯错而应多扪心自问一下自己何以总是如此政治正确、如此犯对甚或犯贱！ 　 　 　 第 2 楼 春木之芒 发表于：（2009-12-24 10:30:06）　 近读清儒黄式三《论语后案》其中多指责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中的有关注解为“轻呲前贤之说”同时在笔者看来，非仅轻呲而且其中更多有自相矛盾之处；然而其中的问题却是何以朱子以及二程等宋儒竟会如此？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他们到底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如果说他们是有意（本人不相信他们是完全无意）的，那么面对此“非常异议可怪之说”或者面对他们（宋儒乃至唐儒）的合谋，我们作何感想？难道其中必然有所苦衷而且这一苦衷到底又是什么以至于让他们如此纠缠甚至不得已、不得不甚至不惜自相矛盾、百般回护？正如董仲舒、司马迁当年的犯错以及孟子当年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予岂好辩哉”的慨叹？无论如何，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即尚友＝知其人＝论其世+知其言（颂其诗+读其书）而且其中其世为史而其言为诗。王先谦曾坦陈自己终生读《庄子》的最大收获就在于“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而在我个人看来恐怕在于“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以及其接下来一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尽管如此，但最终又如何不是“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