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司马迁均非历史学家

孔子与司马迁均非历史学家 这可是我思考几年的命题了，即孔子与司马迁均非历史学家；换句话说，“《春秋》非记事之史”——更不消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史记》亦非史书——更不消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甚至历史，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根本就不算是一门学科。有关于此，本人将于近日展开来谈。欢迎有识之士，对此展开谈论。这里暂时只存其目。 两年前，一次在导师家里，我有意向他老人家请教道，《春秋》算不算是一部史书呢？老师与我相识多年，自然并不避讳，于是便正色道，你本科是怎么学的？《春秋》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听到这儿，我接着问道，那么孔子算不算是一位历史学家呢？我们知道他已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了。师说，他不是。于是问题便来了，我问到：我们如何理解一个非历史学家的人却写了《春秋》这样一部史书、这样一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呢？师对此一时语塞，而我也没再说什么——因为该说的话，已说过了。 过了几天，我把这一问题以及自己与老师的对话带给了我的同门师兄——他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而且还是国内某著名高校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告诉他当自己向我们共同的老师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时，老师竟以沉默来回答。这时师兄显然坐不住了（自博士论文答辩通过那一天起，他显然已认为自己早已经超过老师了，而并非他为老师的沉默而抱不平）因而他对我不软不硬地说，这还不简单？就像你本人一样，你显然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说句话时，他的嘴角和脸上都现出了十分显明的不屑）这是事实吧（没错，我当然不是而且也不愿意是，而不过只是同他一样的无名教授而已。这有什么呢？你嘲笑我，难道不是在嘲笑你自己吗？我们可是同门兄弟，是你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你呢？再说历史学家又有什么了不起？谁稀罕去做？更何况，你本人不也不是历史学家吗？）。但后来有一天人们发现，你多年前写的日记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就像今天这部《春秋》一样。 听到这番，也许在众人看来，显然颇近人情的话，我没有再吱声而是一笑了之，然后便胡乱说了点其他别的、可以说也可以不说的话题，最后一走了之。这是什么人呢？先不必说我是不是历史学家（这一点实在不重要）我的日记又如何可以跟人家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呢？ 什么叫日记？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随笔，也就是随感记事、信笔涂鸦的东西，根本不必在写之前考虑太多，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想写啥就写啥哪里管得了太多？反正那是私人性的东西，是写给自己看的——没听说过日记是写给他人甚至众人看的——所谓“雷锋日记”，据说完全是假的，是人们别有用心地杜撰出来的。先不必说它是真是假，单就其内容而言，凡是写过日记的人都知道，那哪里是什么日记呢？谁写日记真会那么写？雷锋一个土大兵而且还是那个时代的土大兵，到底能有多少文化而可以写出那么讲究、那么的道、那么的哲理、那么有文采的文字？那不是假的又是什么？那不是虚假以应意识形态宣传之需，还可能是什么？ 当年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的时候，同室有个同学来自抚顺石油学院，而抚顺乃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是他当年当兵服役所在的地方，应当说有关于他的无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是相当齐全的。当时我看到，该室友和他的同事正忙着编写“雷锋的故事”。当时我凭一种感觉问他，“雷锋日记”是真的吗？他莞尔一笑：你说呢？于是一切便在不言中了。我不敢说我的文笔就怎么好，也不敢说文化水平就一定比雷锋高，但有一点却是一定的，我永远都写不出像雷锋那样高水平的日记来的。原因是，大家写日记何必要写得那么虚而不是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话？此其一也；其二，日记既然是由感而发，一气呵成，又如何可能写得逻辑性和哲理性那么强？其三，语言之工，哪里是什么日记——如果写日记要那么费劲，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那样做；至少本人不会的，别忘了那可是私人的事情。 再说一句“说句心里话”这首歌吧。其中哪里是什么心里话？而且说自己不傻，就像醉鬼总要说，自己没喝多、还能喝甚至还能喝许多许多一样，其实是最傻不过的。生活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可别听风就是雨，若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根本不值得过的；更不消说是此类显然是在骗人的东西了。 既然是日记、随随便便写来的私人日记，如何可以与孔子所作的《春秋》相比？我们总不能说《春秋》乃是孔子本人的日记吧？换句话说，此二者是没有可比性的。要知道，孔子可是“述而不作”而《春秋》又是他——若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乃因史记，作《春秋》”。并非随便而作。因而更不可与本人的日记相比了。 此外，清人庄存与早就说过，“《春秋》非记事之史”，“其所书多于其所不书，其所不书多于所书”。而且就算它是一部史书，迄今为止，若不借重于三传，则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其到底为何物？但其中的问题却是文中子不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三传”仅仅只是传而已矣，如何可以等同于春秋本身？因此可别告诉我，一个治三传尤其是治左传的人，是春秋学方面的专家。 要知道，一部易再加上一部春秋，乃是圣人孔子的末后之作。因此切不可姑妄言之，遽下结论。更不要说一部“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的《论语》矣！既如此，仅就《论语》而谈《论语》，就像当代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那样，如何可以？同时不就《论语》或者假《论语》之名而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恐怕是有人从中捉刀代笔吧，就像那部“雷锋日记”那样，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实有如于丹女士，又如何可行？ 惟其如此，孔子本人也才对一部易和春秋不无担心，有所谓后世之知我、罪我云云。然而话说回来了，孔子的担心，现在看来，显然并非多余的；但问题是，那么他又何以或以何要忧之呢？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正是我们当下学界最基本、也最真实之写照。其中“德之不修”，固已不必说矣。而“学之不进”，自然也不必说，因为当下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讲，至于讲的什么，倒是可以另当别论。于是最可忧者便在于“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更不必说不能闻、不得闻于义以及何谓善或者至善了。 要知道，张横渠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非什么空话；惟赖其所继，绝学终于不绝。然而时至今日，却显然已为绝学矣！谁可继之？不可能指望那些历史学家而他们不过只是现政权合法性的高级祭司罢了；再说，历史，无论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那里，根本就不算是一门学科——更不消说，是一门独立学科了。也不可能指望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脑无心，他们早已被洗脑诛心矣。如何可以指望？ 可以作为群经之首的，只有易与春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五经便不重要而只是说，经由孔子赞与作的此二者更具代表性。既然孔子并非什么史家那么如何可谓《春秋》便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且多少年来史家们从中到底又得到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他们从中什么了得不到。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孔子要写给他们看的东西——只是由于阴差阳错他们才可以接触到它：他们读它却未必读得完它，他们读得完它却未必能读得懂它，不过如此。就说一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一位非历史学家却为我们写了这样一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吧？更多的话因此也就不必说了。 太史公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的最后一句，显然是司马迁在跟我们客气，说我这些不过只是一家之言耳，不必当真；但更像是他在以此而有意欺骗那些非其想象中的理想读者——没有哪一位作家在撰写他们的著作，尤其当这一著作乃是其倾心之作时，不会想自己的作品到底可以让什么人看到，让哪些人看不到或者即使他们看到了，也不会太当一回事并因此而不会看完，抑或即使是看得完也不会看得懂。惟其如此，他为此精心设计了诸多圈套，就像孔子那样，以此而拒那些非理想中的读者于千里之外而非让所有的或更多的人都来接近它；甚至他会准备让更多的人都来批判它才好呢以便为此作品更平添一层保护装置，再放一枚烟幕弹，再打一把保护伞，让那些无缘于此的人趁早离它远一点而且越远越好！ 我们都知道，据说一部《史记》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问题是，果真如是说哉？对此，鲁迅先生尝有言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问什么叫“绝唱”——前可能有古人但却后无来者也。而“离骚”又是什么？文学作品。在章太炎先生看来，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但不管是诗是文，总归是文学罢。换句话说，在鲁迅先生那里，一部《史记》，其实乃是文学作品（尽管它并没有否认说，它不是历史或史书；但他却强调它是“史家之绝唱”），今后或站在他那个时代的角度上说，不会再有这样的史家之作——如果说它是史书的话，而且他说得，又是何其绝对乃耳！未留下半点商量的余地。 我之所谓“历史学家”乃是近、现代或今天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古典学意义上的东西。不错《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但很有可能也是古典意义上的史学之尾；换句话说，它是其首，也是其尾。虽非谓“前无古人”，但却可以说是“后无来者”矣。否则，我们当如何理解鲁迅先生之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再有，“史记”之名并非仅为《史记》所独有对吧？《史记》在谈到孔子时也说过“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如此看来，司马迁何以竟将自己的生命之作专门要命名为《史记》而不是其他？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么想呢？不错至于前人何以竟将其要列为“二十五史”或者再加上一部“清史稿”而为“二十六史”之首——正如你所言，这显然并非其成书年代或时间的概念而是以其成就划分的。这正是我们的疑问之处。 对此，陈寅恪先生尝言，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哲学而有的只是历史或者说是以历史代哲学、其历史就是哲学（当然，这并不等于黑格尔及其后学之所谓“历史哲学”）。但我想这个历史，在更大也更准确地意义上，恐怕也是有本于一部《史记》而言，也才会更为准确些吧。 至于“太史公”或“史迁”之名云云，恐怕根本不应算作是什么问题的。其原因在于： 一还是那句话，古典学意义上的历史与现代以来直至今日的历史并非一个概念，因而这两个古已有之的称呼显然是有本于古典学意义的历史而言的。而且我想古人恐怕也是在当其时或古典学传统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历史”的。而本论题目之“历史学家”仅仅只是现代以来的概念或可更具体地说，“孔子与司马迁均非现代或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学家”。 二在我看来，一部《史记》又如何不是司马迁的“春秋”呢？司马迁本人如何不把自己当作汉代的孔子呢？（这个问题很大，在此且存而不论）。既然《春秋》非记事之事以及孔子“固然不能称为历史学家”，那么如何可以称《史记》为史书而“太史公”或“史迁”亦随之便称为历史学家？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称——无论是书名还是人名或其他别的什么名？ 三是让我们来看看《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看看乃父老太史公司马谈临终前与小太史公司马迁的那一段场景，什么“执迁手而泣”云云，反复叮咛、嘱咐太感人了，无与伦与的文学手段运用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但这一个个感人的细节不过只是“显诸仁”但同时更是“藏诸用”，而其目的或者其心其意就在于：使“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说远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而且做得又如此细腻感人？甚至因此有人竟将一篇《太史公自序》说成了继“三十世家”而外的第三十一世家，即“太史公世家”。 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何以司马迁要调动各种手段尤其是文学手段大肆渲染其太史公的家世或世家？他其实很可能是在为其负罪而作《史记》的合法性问题公开辩护并以“史记”之名来为自己真正所作的东西进一步地给予保护；换句话说，他在说他何以要名正言顺地撰写“史记”或者说他告诉大家自己写“史记”乃是名正言顺的，这不仅有父亲的遗嘱而且还有自己身为太史公的分内之事——但问题是，他越这么不惜浓墨重彩地作如是说，那么也就越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他还用得着这么说吗？ 另外还有一个线索，就是作为书首的《五帝本纪》。在那里他曾明确谈到其作为“书首之意”并且说他之所如此、之所以作《史记》，“非为浅见寡闻者道也”云云。如果觉得这一点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地去阅读一下载于《汉书－司马迁传》的《报任安书》吧？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仅凭一篇《太史公自序》，仅凭其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然是根本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启示的（谁知道不是他在此有意地骗人呢？尤其当他处于那样一种情境之时）。而且在我看来，一篇《报任安书》更道出了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记》到底是一部怎样的著作以及司马迁何以要作《史记》等等。 先说这些，大家手头上的材料可能就这么许多（又如何可能会太多）而且人人都掌握着，但重要的是如何细读？这很可能是司马迁有意为之之事，以不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还是自己玩味一下吧，也可能是本人理解偏了。谁知道呢？但问题是，其中的正确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这唯一的答案并不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是深埋在作品本身之中，需要我们去悉心发现。 我所理解的“经典”乃是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并来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若从狭义上说，就是四书五经。其历史的厚重感不由得不便我们对此油然而生虔诚或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带着这种虔诚或敬畏去细读它们。一个人的精力和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博览群书；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阅读经典，而且即使四书五经或者其中的一书一经，便足以够我们消受的了。又如何可以让其他有待于历史淘洗之物分散我们的精力？ 我从未质疑过我所谓的经典，在此也只是质疑《春秋》与《史记》的身份问题，即它们如何被认为是史书——近、现代尤其是今天意义上的史书？别忘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的四部排序，其中史部是紧跟着经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此二者如何可以截然二分？而且经的地位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如何可以正确的认识和接受史部之书？而“文以载道”这句话提醒我们，无论经、史、子、集，若用程子之言“为文而不知道，治器而不知用。所谓虽多，亦奚以为？”有关于此，该说的话，盖可见诸上面本人回复的另一段文字。 我怀疑不仅仅只是史书的问题，更怀疑自近代以来乃至于今日的历史本身或者可以说，我要算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因为在古希腊，历史根本就不算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别忘了，古已有之之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以及孔子之所谓“赞而不达于数则其谓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谓之史。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也”。既如此，如何可见本末倒置？ 而我之所以要说，这可是我思考经年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要经年或多年，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对我而言，更有背叛师门之嫌。既如此又如何不应当慎之又慎？而且即使现在，我依然在思考着。尽管对此有所认识和理解，但尚未足以遽下结论。一位法国年鉴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写过“为历史辩护”一书。如果历史本身不是可疑的话，那么它又何需辩护？这个题目太大了。惟其如此，才于这里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如果我足以说明之，还用得着再这样做么？ 真心希望诸位朋友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要知道，未经思考过的生活是根本不值得过的；未经思考过的学问，亦然。不是吗？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更希望听到相同的意见及其根据。 我上面曾说过，如果仅仅依靠一篇《太史公自序》来了解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话，那么不是梦人呓语，便是痴人说梦矣，也许正中了他的下怀，中了他的计、上了他的当了。因此切不可对此过于认真：多问自己一句司马迁何以非要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嘛。你可以说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已印证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是一部史书而且还名列“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之首，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古典学或传统之所谓“历史”如何可与现代乃至今日之所谓历史同日而语？我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当然也不是疑古学派，而恰恰对此十分反感并以反多元、多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己任，尽管自己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共同为此而付出努力——要知道，“理性要么是唯一的，要么它就不存在”。 众所周知，无论是梁玉绳、钱穆还是泷川资言，都曾指出过《史记》存在的诸多史实错误，可谓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但问题是，何以太史公竟会有如此之多的致命错误呢？这不是太不应该了？如何不是因此而辱没了其太史公家庭的威名？还有难道这些错误，他没有能力避免？而且若从历史角度——从现代以来历史学的角度视之，一部《史记》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错误，又何止于上述三位所指出的那一点点？由此亦可见，它并非一部史书，因此切不可以史书视之，自然更不可拿今日之所谓“历史”的标准去衡量它。 当然了，《史记》之所以有此一名、司马迁之所以当年以太史公的名义来写这部著作，他总要有意无意地要为后来乃至于今日的史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的——但这显然并非其初衷。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反映了他太多的谦虚并为我们今天搞历史的提供了不少口食，以为自己也可以从此而“成一家之言”矣。但问题却是，既然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么其电终所“成”的又如何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就算是“一家之言”，又如何可能会有其他各家之言可与之比肩？就算是司马迁本人表面上这么说，他心里难道真的是这么想的吗？甚至他内心所想的可能与此正相反也未可知。因此千万不要对此信以为真否则，不知会糟蹋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远的不说，司马迁当年那么忍辱负重而写就此生命之作，难道仅仅只是“一家之言”？仅仅只是供我们的闲人把玩欣赏？ 我曾提醒过某些人，不仅在《报任安书》而且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早已多次表示过“故述往事，思来者”之意，更表示了其作品的理想作者以及“非为浅见寡闻者道也”之意。也就是说，这部伟大著作，按司马迁自己的意思，并不是写给古往今来、所有识字之人看的，尤其不是给小人看的——这可是他自己的原话，就像一部儒学以及所有儒学作品，我早曾引仲尼弟子子游的话说过，都有至少有两种声音（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表示孔子思想存在着两种成熟与不成熟时期的东西——要知道，孔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就算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思想之时，也总是要在他盖棺定论之后）。这两种声音——尽管都可称之曰“道”但却分别是给君子和小人预备的，而且亦想因此而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因此切不可将此二者弄混淆的；否则，岂不可悲？ 而且不夸张地说，在我看来，当下学界从一部儒学中所看到的，不客气地说多是“小人的声音”——他们看不到甚至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声音。然而这又能怪得了谁呢？若用哲人尼采的话说，“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听见，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提倡阅读原著，就是要从中聆听这种稀罕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解经的著作，就是要以此而印证自己从经书中获得了稀罕的声音。此即中国古已有之之所谓“微言大义”之所在；或者说是，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然而大义易明而微言难知。就说一部《论语》吧，在清人刘逢禄看来，它乃是“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惟其如此，我们才怀疑于丹、李零又如何可能那么容易地言说《论语》呢？ 再多说一句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存，其人亡则政息”或者“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然而不管是“识其大者”还是“识其小者”，却“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但孟子却告诉我们，“先立乎其大，然后其小弗可夺也”。一篇《太史公自序》真的应该多读几遍，所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如此，则不患此问题不可解。其中不可思议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也太吸引人了。 上述文字的确有点乱，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却又是不乱之乱。只是想到哪就写到哪，但这些看似零零散散的思考，却也不是一天、两天冥思苦想的东西了。或者将其理解成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也成（单是为了这些思考不知自己花了多长时间了。一部《史记》，我就搞到三个版本，详细阅读玩味并为此而反复捉摸那篇成自于班固之手的“司马迁传”）。我定会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为此而写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的；而此刻，尚在进一步的思考之中。 我如何可以跟人家公孙龙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而且我早已发现自己所做学问的思路有问题了或者说不是正道也行——因为的确跟当下学界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但同时却感到合情合理，自足自洽；也许可以说不合法吧？或者说是不合常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做学问又不是给别人做的而是自己的事情。对吧？ “太史公之史记有很多错误”不错而且不是别的而是铁的“史实”错误。因为那是在铁的事实或史实面前，因此也便不是谁认可不认可的问题矣！但请原谅，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本人也不能满足的。因为我在想那并不是我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那样做），其原因具体有二：一在于该指出的早为梁玉绳、钱穆、泷川资言以及“史记三家注”中指出过了。既如此还用得着我亲自来指？自己还是先去翻看一下有关书籍和著作吧，别急着说不；若如此，你必然会发现，原来太史公司马迁也会犯错误而且所犯的还是如此拙劣、一般的史实性、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同时如果你足够用心，可能在众人所指出的错误之外，还会发现另外一些诸如此类的错误比如有关于仲尼的大弟子颜回的死年问题等，似乎这些错误都是可以避免但却没有避免的。于是第二个原因或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史公会无意或者说有意地在犯那么多诸如此类的低级性史实错误呢？要知道，面对着大思想家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说”，作为读者的我们千万要“慎独”，因为这里很可能存在着作者的“难言之隐”。这么说吧谁知道他是无意还是有意在犯呢？因此如果我们把《史记》当作一部史书来看，那一切的一切便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可恶的；但如果把它当作文学则恐怕便没有为其挑错的必要了，因为毕竟文学涉及再创造而且允许杜撰然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允许，那么问题就在人家作者那里而在于我们自己对吧？ 为此，本人曾试着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写了若干文字，一、两年前就曾贴在“孔子2000”网站上了。比如说“见怪不怪”、“孔子是谁”以及“周游列国”等等而且这样的文字还在自己的头脑中不断地孕育着。若有兴趣，自己完全可以找出来看看，而且还请多多批评指正，不吝赐教。都是胡言乱语，不必当真就是。但那些又不止那些，都是反复走过本人的大脑的，尽管写得不成样子。我不太喜欢去写精致有如今天论文的东西，因为一旦精致起来，所思所想都会因此而走样的，倒不如思想所及，信笔涂鸦而且往往是一气呵成，不做修改。写成啥样，就算啥样。写完了，长嘘一口气也就完了，但它们多是自己思考好长时间有的甚至是思考过多年的东西。感情所致，无所顾及。对其中个人情绪化的东西，还请多海涵，因为自己曾系统学习了十二年古今中外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这不但让自己对这门专业毫无信心，而且更增添了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不多说，看看就知是怎么回事了。总的说，我们从前所接受的好多历史知识不是错误的就是骗人的，越看越觉得可笑。 至于曹小旦先生所说，我跟您对鲁迅那句的理解不太一致。为此，我曾去专门购买了其有关那句话的专著。本来以为是出自《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这本书自己早年曾经读过的；后来却发现它是出自于《汉文学史纲要》。你说其针对《史记》之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句话，首在史而次在文。本人不以为然。对此，前文已经对此作过些许断句分析：所谓“绝唱”当在于“后无来者”——如果不说前无古人的话；换句话说，在鲁迅先生看来，像司马迁这样作为“史家”来写“史书”而作《史记》，这应当说是绝唱，绝对是后无来者的——如果说后来者也在写史书的话，那么似乎也绝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史书矣；或者说彼史书非此史书也。惟其如此，也才可能说成是绝唱。同时在鲁迅先生看来，它更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其中同样绝无仅有的文学扛鼎之作“离骚”。仅就此“对联”而言便颇有韵味：史家对无韵、绝唱对离骚，若按章太炎先生的分疏，正所谓“有韵为诗”有如离骚，“无韵为文”正如史记。也就是说，在鲁迅先生那里，此两部作品是被等量齐观的并且都被看作文学作品对待的，是吧？别忘了，他可是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这个问题的。也许他在说后来所有的史书都不再像《史记》之作为史书这样，做史书做到史记这个份儿恐怕已经做到家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惟其如此，他才如此极而言之而谓之“绝唱”矣！ 我已经说过，本文题目所拟定，本来也没多想，就像这些文字也都是写着玩玩而已，想得太多，反而误事。如果想再确切一点说来，或可叫“孔子与司马迁均非后世乃至于今日的历史学家”。因此我们也绝不可将其著作分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和纪传体通史。这个问题的确是太大了恐怕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才能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若仅凭感情用事、印象办事，则恐怕是没用的。 也许读读一篇《报任安书》可能要成为理解本题目的一个最便捷的途径，或者再加上一篇《五帝本纪》——其中毕竟蕴涵着所谓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以及七十列传的“书首之意”；反之，若仅以一篇“太史公自序”言之，则恐怕从中什么也别想得到，不活活地被太史公像骗其他时人一样骗了，才怪呢！ 刚才有人说我是“公孙龙”，现在你又在叫我“叶公”。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如此幸运！历史上的名人的大帽子都让我给戴上了。谢谢赐名呀！我不想说更多的了，如果可能，请您还是在百忙中重新耐着性子阅读一下上述本人写过的文字，然后再说。我谢谢您能对此话题有此兴致，也希望你能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我所提出的问题。该对你说的话，我想在上文中都已对你说过了。我不太习惯跟您这么交流，就像小学生知识问答一样。快下班了，我今天最后要说的是，我曾写过一篇文字，论证过孔子的确长颜回三十岁而且后者正死于孔子七十岁之时，也是他自己的不惑之年，即四十岁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司马迁所犯的错误不是他的粗心，也不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而很可能是他本人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去考证（正如今人一样）、做什么历史学家；或者说他其实是在有意犯错而非无意，其目的就在为其文学写作服务，为了以此而稳健地表达其心其意。因此不管是谁在给他挑错，也不管人们为他挑了多少错，都无与也——因为他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就像我们对牛弹琴一样，这到底是怪牛还是怪弹琴者个人呢？有机会再聊——因为我感觉你是有修养的人士而且看上去年轻比我要小，因为你很较真，更可能是学历史专业的而我也曾是。 定方又不必客气！叫我什么真有什么关系？而我之所以在这里颇有兴致、不厌其烦地在跟您谈，不也是因为你能对我提出一些问题。而且不是说“无友不如己者”么？我真的想通过这里的交流碰撞，刺激自己一下以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验证自己的胡思乱想或者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所思所想。若能如此，又何乐而不为？ 并不是我非要闭门造车，也是我非要标新立异。老实跟您讲，我从本科到研究生那七年一直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而且成绩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当年的自己来自一个县城，目光短浅，未敢于考硕士和博士以及做博士后（这阶段主要因为拖家带口而且孩子尚小）之时跨出省门半步。想来殊为遗憾。这是坏事也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可以让我不至于对那么多所谓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太失望，多少保留一点距离之美。 惟因自己对历史的酷爱而且显然学得太痴迷，才物极必反、因爱生恨吧，从读博士学位起便做起了哲学思想，博士后阶段继续做着。说句心里话，我其实要算是非历史或反历史的，其非其反的便是历史主义。历史概念，古今显然不同。而且今天历史的这一概念乃是18世纪以来、晚近或衍生性的东西（学过史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因此它并不足以说明早先的东西就像我们不足以以今拟古一样；否则，如何不是主观臆断？而“子四毋”说的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之谓也。还是围绕着这个题目，在此，我再说两句吧，都是信笔涂鸦，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我想这恐怕比我跟您客气要好一些吧： 第一我想说的是，在所谓四部分类法中，即经、史、子、集里，经在前而史在后（尽管是紧随经后，但却依然在后）对吧？至于为什么，这方面的东西很多，先不必讲而只先注意这个现象。还有我们总是说“文以载道”反之“为文而不知道，治器而不知用，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而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意这里的史字，似乎有言过其实之意。因而无论是野还是史，都是过犹不及，故都构不成君子）同时在孔子看来，“赞而不达于数，则其谓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谓之史”并且在他看来，“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也”。看到了，这就是“史”——特殊、特定、特定、偶然或者悲剧性的历史。既如此，那么又何以奢谈什么历史规律、侈言什么历史哲学？真的会存在这样一些东西吗？不仅在孔子这里如此，而且在古希腊那里，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处，根本就没有历史这门学科（不要说独立学科，甚至于竟有数学一门）；当然更不消说是什么哲学史、思想史云云矣。要知道，哲学史和思想史并不等于哲学与思想本身，就像哲学史家与思想史家也并不等于哲学家和思想家一样。有关于此，还可以说更多，兹不赘述。 第二让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样一段故事。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同时，有类于此的话亦见于一篇《孔子世家》。 为了方便，我把其中关键的话加了颜色。那么“子所言者”之“所言者”到底是什么呢？曰“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于是乎“子所言者”想必就是历史了；既然“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那么还要说那些没用、腐朽、毁败的东西干什么？然而相对于“皆已朽矣”之“不朽者”，却是唯一的，即“其言”；也就是所谓“独其言在耳”——老子此语说得又是多么果绝、毅然绝然以至于似乎竟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此外，再说一个有关于“言”的例子。我们知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且其中，“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治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但问题却是，荀子尝有言曰“善为易者不占”并且说“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因此可以说尽管“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但其中却又可以分作四个由高而低的四个层次，其中最高的是“以言者尚其辞”而最低层次则是“以卜筮者尚其占”。对吧？ 那么什么叫做“言”？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若合而谓之，则即谓之《论语》。所以一部《论语》是不可轻言的，而且清人刘逢禄已有言曰：一部《论语》其实乃是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因此还是毋轻议之）”。因此尽管“独其言在耳”，而其所在除了对话体有如《论语》《孟子》等以外，又只是以“辞”的形式存在的，而且即使是对话体文字又如何不是“辞”？如何只是“直言曰言”之“言”或者说“大白话”，让人一望即知？ 司马迁说孔子是“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既然如此，我们知道他是以“汉代的孔子”而自认的，又如何不能说他自己所作的《史记》也同样如此，同样是“乃因史记”而作的司马迁的“春秋”呢？如何不是“约其文辞而指博”而非仅仅只是“言”、只是让人一望即知的“大白话”却不是“其文辞”。要知道，“其旨远”，必然“其文辞”；反之，如果真能一望即知的话，还用得着古往今来，那么多的人在研究？ 我们之所以说孔子与司马迁均非历史学家，说的是他们均非18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而且我们是将《史记》与《春秋》一起来考察的。吉林大学的金景芳先生曾经说过，一部《史记》乃是司马迁继孔子，以完成其“未竟之业”，不错的。一个人要根本打破积习与成见，其实是颇难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就让我们思之！如果不是您同样对此如此感兴趣而且如果不是“学术天下之公器”，我何必在此说这些？要知道，这些东西尽管算不得什么甚至还可能被人认为是胡言乱语，但您知道，我是多么敝帚自珍而且它们曾让我思考过几年吗？思考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或者用白岩松的话说，痛并快乐着。愿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