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炼金士会成为科学家？

2012/10/22 08:00:00 董洁林 人类有两个古老的梦想：发财和长寿。似乎西方人更好发财，而东方人偏爱长寿。据历史记载，东方和西方的“炼金”活动开始的时间差不多，都约在公元前两百年。古希腊的炼金士在作坊里专注寻找化贱金属为金银的奥秘，而中国秦汉时期的术士在对点金术短暂实践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对长生不老“仙丹”的追求。发财和长寿的理想都挺好，但两千年后历史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西方炼金士华丽转身成为科学家，而东方炼丹士却被历史遗弃。历史到底在哪里出现了岔道？ 中国早期炼金和炼丹齐头并进，道教众徒是这个活动的主力，他们对自然有浓郁的兴趣，集工艺与学问为一体，采用观察、试错和经验积累的方式探索物质转化的奥秘。同时，这个群体也鱼龙混杂，聚集了思想家、工匠、宗教人士，还有骗子。也许中国人比较聪明，很早就意识到所谓“点金术”的欺骗性。公元前144年，汉景帝颁发禁止令，不许民间擅自炼金，由官方垄断炼（赝）金的权利（古代“金”的成色一般都较差）。这种“国有化”举动虽然阻止了一些江湖骗子的敛财行为，但也将一类民间创新探索扼杀在襁褓之中，并迫使江湖术士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以追求长寿为目标的“炼丹”活动中。 中国古代帝王，对长寿的兴趣很强烈，秦始皇派徐福东海寻仙药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了，后来因追求长寿服仙丹而被毒死的帝王和达官贵人更是不计其数。炼丹士中有“仙丹理念”的虔诚信徒，但很多人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显然，号称长生不老药的仙丹相比于有价的黄金，利润也更为丰厚。仙丹成分秘而不宣，炼丹过程难以重复，其真伪和效用短期很难辨别。由于仙丹的买家非富即贵，而用硫、汞、铅等为原料的仙丹毒性很大，这个买卖一本万利但稍有不慎也可能人头落地，于是宗教和神秘是仙丹必不可少的护身符。 然而，仙丹之骗能在中国横行两千年，让那么多聪明而位高权重的人前赴后继成为道士们的试验品，也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当然，长期的炼丹实践也出现过意料之外的有益收获，据说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炼丹道士不小心做出来的化合物。其实一些炼丹术士早就意识到了炼这种物化的“外丹”是一条死路，于是他们在同一套理论下想出了一个更玄更难测验真伪的做法：炼内丹，号称以身体为“炉”，练就长生不老之“丹”，各路气功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练练气功虽不会使人长生不老，强身健体的作用或许还是有的，但若欲使人相信长生不老之说，宗教神秘性仍然必要。可以说，中国的炼丹史，混杂着人类的长寿理想、朴素的自然主义、试错实践、对利的贪婪、欺诈和死亡危险，始终弥漫着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 古希腊炼金士目标很明确，即让贱金属变为贵金属，并从中获利。其实很多炼金工匠对假金不能成为真金心如明镜，乐此不疲地尝试新的赝金配方和工艺，是为了让社会更难识破，贪婪推动竞技和创新。古希腊也有一些对炼金术感兴趣的学者，他们不会为盈利而卷起袖子在小作坊里炼金，好奇心让他们对各种金属合金之间的转变兴奋不已，他们相信金属可以嬗变，思索着物质嬗变的规律，也留下了一些理论。 古希腊衰落让希腊文化沉寂下来，包括对金属嬗变的探索，但民间工匠们制作赝金的活动仍在悄悄地继续着。中世纪晚期，学者们从阿拉伯文献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此时阿拉伯人也把自己的炼金术（Alchemy）和中国的炼丹术带到了欧洲，于是古希腊炼金术、阿拉伯炼金术以及中国炼丹术，五光十色地进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视野。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思维敏锐，敢于批判，对重见天日的古希腊璀璨文明充满惊喜但并不教条，对来自其他地区的文明元素也欣然思索。这个学者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为衣食无忧的贵族，很少以盈利为科学活动目的。到了文艺复兴晚期，很多一流学者走出学术象牙塔，向工匠们学习工艺（包括炼金工艺），然后制作新工具，建立实验室。此时此刻，现代实验科学已经初现雏形。 许多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早期欧洲科学家当时都属于“学院派炼金士”，包括牛顿（1643-1727年，英国）。由于他在炼金方面的经验，被任命为英国皇家铸币厂（Royal Mint）监管。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炼金士。” 科学史学者认为从传统炼金术破茧而出的第一位现代化学家是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英国），他于1661年出版的代表作《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of Chemist)，是现代实验科学的里程碑。在这部书中，他用对话的方式，批判了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也提出现代化学研究应该从“炼金”和“炼丹”的迷思中走出。他阐述了一套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一切理论必须被实验证明才可能是确立其“正确性”。 这是现代科学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与古典自然学截然不同的崭新研究范式。欧洲科学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思维和科学研究范式的突破。波义耳之后，欧洲古典炼金士逐渐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化学家闪亮登场。从此新材料、新工艺一波又一波地涌现。 波义耳生活的年代，在中国是清朝开国之初的三位皇帝（皇太极、顺治、康熙）生活的时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很活跃，康熙对西学也颇感兴趣，但中华大地对自然的解释仍然由道家主导，传说康熙之子雍正也是死于“仙丹”服用过度。此时的欧洲科学革命已经进入佳境而工业革命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19世纪中叶，欧洲现代科学伴随着坚船利炮全面进入中国，此时中国传统炼丹士已经没有机会完成自我革命了。他们似乎并没有意愿和行动去进行自我的研究范式革命或者采纳任何新式科学方法，而是像受惊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土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以“民族文化”姿态排斥“外来文化”。再到后来，科学成为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中华大地，仙丹再也没有人相信了，炼丹士们就继续自己的内丹实践，一步步走向边缘，直到消隐在历史长河中。 这篇短文的目的并非试图评论古代西方炼金士和东方炼丹士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是通过回顾东西方早期自然探索者的历史足迹，来探讨西方炼金士成功转型为现代科学家带给我们的启示。 也许有人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再讨论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社会仍随处可见“炼丹士综合症”：面对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假装看不见，拘泥于过去的思维框架丧失自我革新的愿望和能力，不注重科学地探索事物规律而坚持原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方式，过分强调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事物的共性，为了维护最后的利益和颜面而故作神秘，等等。 比如，在中医领域，炼丹术对中医学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也可以说，汉朝以后历史记载的伟大中医学家都有炼丹者的影子，而中医学要从经验性实践转化为现代科学，仍面临严峻挑战。还有各种人文学科，学者和实践者正在小心地将它们一点点地从观察性、思辨性和经验性学问转化为科学，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由于涉及人、社会和利益，变革的阻力会更大。还有人喜欢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强调“中国特色”，对于文化，这话也许有几分道理，但如果用在科学上则完全错了。科学是一个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真理的过程，它的果实从生长伊始就属于全人类，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 今天，人类虽然仍没有让“铅”变成“金”，但让沙子变成了更为贵重的芯片，原子也出现了嬗变，最终超越了两千年前炼金者的梦想……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