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多丽丝·莱辛访谈

写书是一种艰辛的苦力——多丽丝·莱辛访谈 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新作《克莱夫特》（The Cleft，2007）出版之际，英国作家、记者杰西卡·曼（Jessica Mann）对多丽丝·莱辛进行了采访，该访谈原刊登于2007年2月号的英国《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 多丽丝·莱辛素以不喜接受采访而出名。到达位于西汉普斯特得的莱辛家中时，我的心情颇为忐忑不安，出乎我的意料，莱辛热情地迎接了我。莱辛的家舒适宜人，房间里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色彩浓郁的20世纪油画，还有非洲雕刻、卡片、花儿和堆积得摇摇欲坠的各种书籍。莱辛博学多识，阅读范围广泛，口才雄辩。莱辛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但仍言辞犀利，极具反叛精神。冷战时期，莱辛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的伦敦，莱辛因其作品而被冠以“愤怒青年”称号。莱辛虽是女权主义者，却鄙视女权主义者的言论;虽是现实主义者，却仍相信心电感应;虽是理性主义者，却对灵魂转世半信半疑;虽是个叛逆传统的作家，却接受了无数的奖章与荣誉。其传世名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堪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性著作。莱辛的新作《克莱夫特》已于2007年1月出版。《克莱夫特》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创世神话，描述的是人类先祖走出远古的洪荒后所发生的故事。 曼:您将女人称为“克莱夫特人”、男人称为“斯奎尔特人”，一些读者会反对这样的词汇。我想知道，在您的笔下，为什么只有男人才有好奇心、有活力，女人却是如此的消极、被动? 莱辛:两年前，曾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女人才是原始人类的祖先。这种奇怪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我在思索:男人是如何出现的?男人出现以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里面基本没有进化论的成分，突然之间，男性婴儿出生了，人们开始充满好奇，到处孕育着勃勃生机。而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岩石边悠闲地生活，她们没有产生好奇心的理由。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20世纪60年代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我差点就变成漫画中的这位妇女。所以，我觉得《金色笔记》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你可以将从未有人表述过的东西写进去——比如:生活与性、母性与情感等。那个时候还是传统盛行的年代，人们觉得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金色笔记》的出版可以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年之后，拉金说出了“性交开始”这样的言论。 我不是个固守传统的人。60年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时代，她可是个极重传统的人。 ［莱辛出生于波斯（现称伊朗），6岁时，全家迁居非洲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因父亲生病，生活困苦，母亲对生活产生不满。14岁时，莱辛辍学做了保姆，不久开始在南非的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岁时，莱辛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离异后，莱辛嫁给了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这次婚姻最终以离异而告终。1949年，莱辛将两个年长的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自己带着小儿子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来到伦敦。一年后，莱辛带到英国的手稿《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父母是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是骨子里渗透着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阅读英国文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觉得上大学害了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学过英语的作家。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抑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我刚到伦敦时，整个社会充满了求知欲，人们就一切事物进行争辩。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每个人都在看书，并且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记得激烈的辩论总是随时发生。我所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谈论的大众话题，女权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你就会不自觉地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是个一直都在被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辩论是何等地激烈。就连给戈特弗里德倒一杯茶，我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他给我倒茶呢? 曼:《金色笔记》出版后，这种争论在我读来还是变革性的。 莱辛:问题是，现实中女人在谈论男人，实际上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我这一辈子总是亲耳听到女人在谈论男人、男人在谈论女人。在一个农场里，男人说，女人是多么糟糕，说她们如何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而女人呢，其实也一直在谈论男人。只不过当我把这种谈论落实到纸上之后，人们却认为是惊世骇俗的。 曼:我知道您还写过几个剧本。 莱辛:其实剧本创作是我的最爱，但我不是一个好剧作家，我用词太多了。好的剧作家总是能为当地剧团开启幕布，比如哈罗德·品特。 曼: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开始写科幻小说，您自己认为这类作品与现实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仍属于故事领域。但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些故事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莱辛:全球变暖、星球未来这类的话题一直是我关注并思索的题材。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但并非新生事物。科学家们一直在谈论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这些可能还是新话题。 曼:在对您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时，部分学者抱怨您从现实主义作品转向科幻作品来得“太迅速、令人难以预料”。 莱辛:我一向喜欢科幻小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都看科幻小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看。 曼:您有没有留意过人机交互的网上世界? 莱辛:我不会用计算机，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应该用，但那种蹲在那儿的机器总是出些小毛病。我曾用过一台，当时我朋友的办公室里淘汰了一台计算机，我对他说:给我用 吧。以前，我曾以打字谋生，现在我有自己的打字员，全靠他能把我书写潦草的稿子整理出来。 曼:您是不是又在计划写下一本书? 莱辛:是的，刚开始写。但我跟自己说，好了，现在是最后一本了。 曼:您以前也说过这话吗? 莱辛:不，以前从未说过。不过，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写书也是，一种艰辛的苦力———我如此自愿地写书，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确实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我想写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不幸地是，他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战争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父亲身上尤为明显，在我母亲身上稍好一些。如果没有一战的灾难，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写一写。战争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场噩梦一样，因此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曼:您是通过写作体验自己的想法，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莱辛: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些东西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曼:您下笔的时候就知道结尾吗? 莱辛:哦，这可不一定。我写上本书的时候，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紧凑的故事情节，让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自己蹦出来了，这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他把整个故事情节都破坏了，突然之间，他控制着整本书，我该怎么办?整个故事都走样了，然后我就想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才找回了原来的故事结构。 曼: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必须舍弃一些已经构思好的东西? 莱辛:哦，是的，经常有。谢天谢地，我总能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受它们的影响。 曼:您平常写日记吗? 莱辛:是的。谁想要，我就留给谁吧。 曼:您的两本自传才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 莱辛:这个有点难度。60年代，我像大地母亲一样为人所熟知，我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人近中年、有些已是知名人士，所以那本书我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了。我写了《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2001），在那本书里有60年代的风情，但我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剔除出去了。 ［从那时起所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不论是纪实体还是小说体，都没有涉及到莱辛的个人生活。有些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展现了有关莱辛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 曼:曾有人未经您的授权写过一本您的传记。 莱辛:哦，那个人确实不好对付。那位女士想当然地以为，我很乐意由她来写我的传记，她已经跟出版商签了合同。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不同意。没办法，我就跟她说，等着吧，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配合。接下来，她就走访了很多地方，找到了很多人，有的我只见过一次，有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人向她提供了我的各种信息。这本书里的东西极不准确，她也根本不关心这个。 曼:网上还有一个您的个人网站。 莱辛:是由我早期的一个书迷管理的，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个网站做得很棒，有些过奖之处。我一般不看，因为我知道那会令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仍在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未对任何东西保持一贯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