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阅评《狂人刘文典》

http://mygthinking.spaces.live.com/blog/cns!6EF3365211887372!513.entry 6月8日 远去的国学大师 阅读章玉政先生的《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是极其痛快的事情。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一代《庄子》研究大师，终于在章先生的笔下，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 从大学时代开始，对五四学人就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因而也多方留意搜集相关的书籍资料。不为别的，想去了解，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我。余生也晚，未能恭逢其盛，只能从阅读中获得满足了。 五四，是个不容易让人忘记的年代。五四，开新文化运动之先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也是个大师辈出的年代，群星璀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学术，在这代人手里继承，并大有发明，将中国学术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实话，如果没有那一代人，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跟世界水平要差的更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代学人给中国学术界留下的克己、自律、追求独立的精神遗产，是刻骨铭心而挥之不去的。可惜啊，可惜，那场万恶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大大中断了中国学术的传承和发展，给中国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本书的主人公刘公文典亦是那疯狂年代的受害人。 如果说，在蒋介石气焰熏天的年代，要找出一个敢跟他对着干的学人，那么恐怕只有刘文典了。且看看事情经过： 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这就是刘文典。其何者人也？ 刘文典（1890-1958.7.15），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 　　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五四前后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曾当选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1958年去世。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刘叔雅一生通英、德、日等多国文字，于国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尤精于《庄子》。他尝言道：从古至今，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国内外所有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可算半个。毫无疑问，他就是那剩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除了学术精湛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的“狂”。 刘叔雅平素喜好臧否人物，除了少数几个他最尊敬的人之外，如胡适、陈寅恪，他对大部分有名学者都有所不屑，如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但是，他的狂，是有其足够资本的。翻检旧籍，回望历史，这样的"狂人"还有很多很多：嵇康、祢衡、李卓吾、金圣叹、陈独秀、熊十力、梁漱溟、王芸生、储安平……在岁月的风浪中，这些人或傲然孓立，或慷慨陈言，一心为时代留下无数自由言说、纵论天下的华章，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笑骂古今，是这些"狂人"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正如《论语》里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气节。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 可以想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穷要穷得叮当响，每个人对于“气节”的坚守都是异常看重的。其实，刘文典本人又何尝不是？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与刘文典素有交情的胡适就曾谋划将他送往美国，并为之找好了“下家”，办好了相关证件，但刘文典的“狂劲”又上来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历史与今天的距离，往往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比如文人的骨气。因此，“狂人”闪亮登场，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 　　战国时期，屈大夫洁身自守，遭遇谗言陷害，两番被逐荒蛮之地。但他依然且行且歌，啸傲“天问”，放言古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终自沉汨罗。东晋衰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弃官印，“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他看来，归去也是一种归来，是名利的归去、灵魂的归来。 　面对世俗的责难，面对国事的激荡，这些“狂人”们每每抛出惊人言语，或左右乾坤，或推波助澜，或振聋发聩，或喃喃自语，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疯言疯语”的声音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世。即便是在国家陆沉、民力艰辛的日子，这些“狂人”们的“狂语”，亦为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这样的人物，确应为历史所铭记。 现实的社会，这样的“狂人”还有多少。学者一贯的气节沦丧，举世为利益往来，勾心斗角，就连学校亦成为利益的寻租场。刘叔雅任安徽大学代理校长时候的一句名言是：学校不是衙门。但是，如今的学校，与衙门何异？ 在这样的时代，真应该回望我们的先辈。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我们是否会有所感悟？ 阅读：《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