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摘要：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对东北少数民族——女真人所采取“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一系列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明王朝对女真人的羁縻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镇压阶段。由于这一错误、反动民族政策的实施，造成女真人的愤满，以至矛盾的彻底激化。从而激起女真人一次又一次反抗、又一次一次被镇压、而一次又一次的崛起，最终“一剑封喉”致明王朝覆灭。故笔者认为，明王朝的覆灭与其所推行错误、反动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 　　众所周知，一个封建王朝从创建到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短暂的繁荣发展期，便转向社会矛盾积累期，最终深陷内部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众多矛盾的积合期。其结果，王朝覆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或许是中国历史更迭，不可逾越的怪圈。 　　因此说，不断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健康和谐向前发展，对于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是何等重要。历史告诉我们，明王朝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多是错误的，失败的。尤其到“纪纲紊乱”、“吏治腐败”、“财政竭绌”、“边备废弛”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恶化的中晚期；更显示出，明王朝在避免化解矛盾的昏庸与无能，错误地迷恋武力。最终“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是难以逃脱的。 　　笔者认为，在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民族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所推行错误、反动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其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明王朝一统天下，沿袭元朝旧制，对东北女真人（现满族）进行管理。由于狭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敌视异族在统治者心里作崇，故而对东北女真人推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挑唆女真各部互相火拼、仇杀，导致女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极大地遏制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此外，女真人还要饱受地方职官、边将的欺压、盘剥、蹂躏。这些人的民族歧视行为，激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与日俱增。对此，明王朝并未从民族政策中找到矛盾的症结，采取行之有效化解矛盾的方法，而是迷信“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述诸于武力，对女真人进行残酷镇压和疯狂的打击。尤其，到了中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均已恶化；明王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下，本该顺应天意，安抚各边陲的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确保国祚无虞；相反的，对女真人更是变本加厉。从而，激起了女真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浪潮。 　　女真人与明王朝的斗争，是坚苦卓绝的。他们时而俯首称臣，以规避打击；时而又暗中保存实力，壮大自己；时而又不堪忍受其凌辱进行抗争，而惨遭杀戮。女真人就这样，与明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形成一股顽强的抵抗力量。 　　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建州女真部落又一次崛起。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远大的政治抱负，统一了建州女真和东北女真各部；又以“七大恨”为讨伐檄文，对明王朝宣战。短短的十八年后，明王朝终不能抵挡这支“虎狼之师”而覆灭，被弱小落后的女真人取而代之。 　　纵观明朝历史，对东北女真人所实施错误、反动的羁縻政策，是一个由好向坏逐渐转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镇压阶段。（为方便讨论，以下重点以建州女真为主线。） 　　抚喻利用阶段 　　这个阶段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政权，中原政局尚不稳固。明洪武年间，明王朝在扫除东北故元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深感女真人在东北边陲“籍女直制北虏”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个阶段重点以抚喻、笼络、怀柔、利用等宽松的民族政策为主。 　　明王朝沿袭元制，实施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抚喻，封赏“设卫置官”等政策，对东北地区女真人进行管理。首先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吉列迷诸部累加招抚。此际，由于战乱道路的破坏和女真各部的混乱，“洪武间谴使至其国而不通”(1)，使得明廷招抚工作困难重重。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派指挥佥事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未果还至开原“招抚设置卫所”(2). 　　明永乐年间，明王朝基本上平定了残元势力，随即抓紧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派员进入奴尔干“至吉列迷部招抚之”(3).永乐二年（1404）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相继接受招抚。各部首领酋长相继进京朝贡，接受明王朝的招抚及赏赐。同时明廷还派官员携带明廷赏赉，进入女真各部，耐心抚喻。明廷对招抚的女真各部，“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督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信印……。”(4).与此同时，对女真各部所辖区域设置卫所。永乐元年（1403）初设置建州卫，永乐二年设置奴尔干都卫（后改奴尔干都司）。此时，已先后设置180多个卫所(5). 　　伊兰豆漫三姓女真，以火尔哈和斡朵里二部为建州核心。明王朝在招抚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首先与朝廷取得联系的是，火尔哈部酋长阿哈出。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敕喻“女直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使献贡。”(6).同年火尔哈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首先接受招抚，被明廷授予建州卫指挥(7).因阿哈出“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8)，与明廷成为皇亲国戚。明廷谕令阿哈出负责招抚各处女真人。 　　尔后，明成祖派遣钦差千户王教化等持喻，前往斡木河招抚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尔帖木儿（努尔哈赤的祖先）。表彰他“能恭敬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9).猛哥尔帖木儿，随千户王教化，于永乐三年底（1405）到南京入朝。明成祖“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指挥使”(10).于永乐九年（1412），他率部由斡木河移居凤州。次年，猛哥帖木儿又来朝，明廷增设建州左卫，并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11). 　　明成祖朱棣，在招抚女真各部的敕喻中说道：“今朕继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予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来往，共享太平之福。”(12). 　　明初期，明廷对女真人的大量招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女真各部也从元末明初战乱和动荡的社会中解脱出来。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也相应得到了提高。由于东北边陲的相对稳定，也促使了中原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政权也得到了巩固。这本是顺应形势的良好开端，但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明廷在“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等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不可能让女真人“各安生业……共享太平之富。”，不过是在这个时期，明王朝处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女真人更多的是安抚、笼络、利用罢了。“籍女直制北虏”(13)，是其真正的意图。对于明廷的利用，女真各部，尤其是建州女真并不知晓，仍以“骨肉之亲”(14)，而效忠听命于朝廷。 　　首先，建州女真迁至方州后，阿哈出积极配合明廷为扫除元朝漠北残余势力，激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被明廷赐为李姓，赐阿哈出汉名李诚善，子释加奴为李显忠，孙赐名李满拄(15).永乐二年（1422），建州左卫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率部随明成祖对鞑坦部阿鲁台纵兵“劫掠”(16)的漠北残余进行征讨。扬木答兀是辽东女真巨豪，在开原任千户(17).他不堪忍受明廷的羁縻和利用，屠城剽掠后“挈家逃窜”(18)至斡木河。宣德五年（1430），明廷严令猛哥帖木儿刷还随从扬木答兀叛逃人员。为了报效朝廷猛哥帖木儿，于同年十二月命其弟凡察等送还叛逃人员“男妇八十二名”(19).宣德七年（1432）冬，猛哥帖木儿亲自送还叛逃人员“男妇一百三十名”(20).由于明廷实施“以夷治夷”政策。利用猛哥帖木儿打击扬木答兀。为此，扬木答兀与猛哥帖木儿反目为仇。 　　宣德八年（1433），明廷派辽东指挥使同知裴俊一行，率官兵一百六十一人前往斡木河下营。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集兵马与裴俊会师。同年八月十五，扬木答兀汇同古州女真部（即“七姓野人”）聚三百余人马前来枪杀。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等奋力拼杀保卫裴俊一行。经过激战扬木答兀等势绌力穷，夺路而逃。猛哥帖木儿同裴俊追至河北岸。随后，扬木答兀又纠集八百余人马，披挂明甲，气势凶凶反扑，迅速包围了猛哥帖木儿的营寨，放火烧毁房舍，攻破栅墙，肆行焚杀。致“猛哥帖木儿、阿古等男子俱被杀死，妇女尽行抢去。”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亦被虏走，弟凡察负伤而逃(21).建州左卫为了效忠承命明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破寨人亡劫难空前。史称“斡木河之变”。 　　自“斡木河之变”建州左卫女真遭受打击后，一度陷入了低迷期。对于猛哥帖木儿等遭到“七姓野人”的戕害，并未引起明廷的义愤，而尽讨之，是以建州左卫惨败而告终。“斡木河之变”更加鲜明地证实了明王朝以“以夷治夷”，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挑起民族间的仇恨“分其枝，离其势”(22)，令其互相仇杀，而耗尽实力的政策。从众多史实中，不难看出，明王朝对女真人的欺凌和利用，形是招抚实是笼络和利用；利用女真人去打击他的敌人，来达到明王朝坐收渔利之政治目的。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只能换取短期边陲的平衡与稳定。一旦女真人失去利用价值，便被抛弃或视其为隐患，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后事李满拄父子被杀，凡察被明廷“罪拘死辽东”，董山被明廷诱骗杀害，均可见一斑。 　　剿抚并用阶段 　　自“斡木河之变”以后，建州左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一度陷入逆境之中。猛哥帖木儿死后，他的同父异母弟凡察掌管卫事。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在建菸览盥舻陌镏拢吻ㄡ悖谡澄迥辏？440）迁至苏克素浒河畔，呼兰哈达山下与李满拄汇合。由于建州左卫历经艰险，这时的部族仅剩三百余户。(23) 　　正统七年二月（1442）为争夺领导权，凡察和董山叔侄二人发生了卫印之争。早在猛哥帖木儿遇害时，董山被俘卫印丢失。经明廷恩准发给凡察建州左卫新印，并令其掌管建州左卫事宜。明王朝在对女真人羁縻管理过程中，沿元旧制，对部落酋长任命采用世袭制。猛哥帖木儿已死，长子权豆也死于战场。这样按定制应由董山袭之，可是当时董山被俘，以后才被毛怜卫首领赎回并将建州旧印也带了回来。(24)这样就出现了“一卫二印”叔侄卫印之争。(25)明廷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企图收回一印。但这样做，恐使矛盾激化。由于当时明廷政策仍以抚喻为主。因此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析置建州右卫。任董山掌管左卫事，凡察掌管右卫事。(26)从而形成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统称建州三卫同居一处的现象。 　　苏克素浒河两岸和呼兰哈达山下地域宽阔能耕、能猎、能鱼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几十年来建州女真人慢慢地休养生息，建州社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苏克素浒河和呼兰哈达山成了建州女真复苏的摇篮。 　　董山迁居苏克素浒河畔三卫合居后，官至都督，势力复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拄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之势。这时正逢明王朝中期，国力强盛。由于明廷对女真人管辖仍实施“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政策，就是欲使其“个相雄长，不相归一。”（27）彼此挚肘，尔争我杀。这样“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28）在这种羁縻政策指导下，对于已经复苏的建州女真，明廷视其为患。尤其是董山的强大，它不可能坐失不管。 　　明王朝自正统年间以后“纪纲紊乱”吏治日益腐败，到了成化年间更加严重。辽东官吏远离朝廷，各霸一方趁机大肆鱼肉女真人。对其强行索刮，中饱私囊。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人常安抚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启畔冒功”（29）肆意阻碍，关闭马市，割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往来。马市的关闭无疑割断了女真人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此举极大地遏止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明廷的所做所为激起了女真人强烈不满和愤恨。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成了建州女真犯边抢掠之情。椐记载“自成化年间建州儿女真”大肆猖獗，一岁入寇九十七次……“（30）。 　　由于董山率领的建州左卫的重新崛起，屡犯明边引起朝廷的震惊。为了有效地羁縻女真人，明廷不得不暂缓矛盾，加以抚喻，同时放宽马市的限制。明成化三年，董山为缓和与明廷的紧张关系，主动向明廷提出归还所掠人口，并恳请明廷赎回虏获之人。这时明廷在处理建州女真关系时，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明“宪宗敕奖董山，因戒责建州，至怜诸卫，施使锦衣卫署部督俭事武忠将命抚喻。（31）”武忠到达辽东后并未按着朝廷旨意办事。首先怒斥建州女真人，大肆收刮财物。在马市上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将犯边的一切罪责均归罪与建州女真。武忠的民族歧视行为更加激怒了董山等建州女真，继而再次率部犯边。 　　对于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强大明廷早已视其为患，恨之入骨。为了暂时稳定住建州女真，明廷假称以优厚的封赏条件，对建州女真进行招抚。董山接受了招抚并进京朝贡。成化三年（1467），明廷将董山诱骗到京城，当董山等人自京返回途中，明宪宗又下旨“命赵辅执董山塞上”董山等人被扣留在广宁城（今辽宁北镇）后将董山一卸十六人全部杀害（32）。 　　同年九月，明廷复以左都督御使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官兵，发兵讨伐建州女真。明廷开始对建州女真进行大规模的剿杀。并在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圣廑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33）”同时又调集朝鲜李朝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分五路配合明廷大军直扑建州女真。建州女真由于腹背受敌，力寡势弱，持山林为险，籍弓矢以御守。建州女真虽经浴血奋战，顽强抵抗，终不能抵御，损失惨重，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打击。史称“丁亥之役”。 　　在这次战役中，建州卫李满拄父子被明军诛杀。建州左卫的老营（费阿拉）等被火焚荡贻尽，部落残破，大多建州女真都死于战火。明总兵赵辅《平夷赋有序》“一夷而见逃，剖其心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杀其人，猪其宅而杜其穴。”（34）此役，明廷采取了凶恨残暴餮饕酷烈的血腥屠杀。许多建州女真人，只有逃进深山老林藏匿，方能存活下来。凡察的建州右卫，在明军的多次征讨下势力渐衰，于景泰二年四月（1451）凡察“以罪拘死辽东”亦被明廷杀害（35）。 　　“丁亥之役”充分暴露出明王朝的政治屠杀嘴脸。建州女真由于惨遭其剿杀，又一次进入衰败期，整个民族完全陷入谷地。这个时期充分体现明王朝所采取的能抚的抚，不能抚的便采取摧剿的反动民族政策。由于这个时期“北虏”的减少。明廷国力的强盛，女真人可利用价值在降低。因此，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的抚喻，笼络，利用逐步演变成为戒备、防御、剿杀。同时也早已过了明初“共享太平之福”的时候了。明成化十五年（1479），为防备女真人而修筑的辽东边墙限制了女真人与汉人的往来。沿边墙集结大量军队用以震慑女真人。 　　明王朝在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对于即将要发展起来的女真人，决不会坐失不管。“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必将遏制其势，并将其消灭于萌芽中。建州女真人，无疑将这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植每个人心中。由此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与日俱增。 　　剿杀镇压阶段 　　“丁亥之役”明王朝纠集朝鲜李朝合兵，对建州女真人进行“犁庭扫穴”似的打击，使之“十室九空”。也是建州女真继“斡木河之变”之后又一次遭受到的空前的劫难。此时明廷与女真各部的关系逐步走向恶化。由于明廷的穷兵黩武，杀戮无辜造成建州百年无名酋。致使各部纷争，女真人身罹其难，元气难以恢复，又一次陷入一个漫长的低迷期。 　　明王朝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社会各种矛盾凸现。表现为：政治极度腐败，（万历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天启帝的“不务正业”。）贪官污吏横行于市，国库空虚，人心思变。恰如“一座拄已倾斜的大厦，岌岌乎将倒塌。”公元十六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明廷在东北的政治势力衰败，辽东军事废弛，内臣贪黩，将吏骄横，边吏贪贿日甚一日。明边将吏奢侈无度“勒索夷人无厌”。对于建州女真人大肆鱼肉，动辄闭市禁止女真人贸易。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廷停市长达两年之久，致使女真人即烂掉人参十万余斤（36）。女真人新仇旧恨无不饮恨于胸，同时女真社会也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明万历六年（1578）明参将许国辅把持市场，低价强行收购女真人的人参。并者肆意殴打女真来市者，更有甚者竟公开抢掠女真人的人参，貂皮等。正所谓：“故诸夷愤怒”（37）。 　　明廷重将李成粱，高淮，狼狈为奸，极力推行歧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这个时期明廷的民族政策有着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愈加黑暗。统治者早已忘掉他们的祖先，明太祖、成祖所倡导的“夷汉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遗训。迷信武力征服肆意剿杀，真正成为屠杀属夷的刽子手。 　　女真人在漫长反动的民族政策的压榨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同时，未忘掉发展自己。由于苏克素浒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比邻抚顺汉人集居区，除便于物资交流发展经济外，尚能学习到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由于铁制农具的输入，使其生产力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致使女真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苏子河流域，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是避乱之地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高林密，各种野兽出没，“惟知射猎，本不耕稼”使建州女真人如鱼得水。 　　不屈不挠的女真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很快便走出谷底。十六世纪末，女真人除求生存避勉杀戮外，为防止敌人的侵扰，在民族集居地区，以血缘集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各自军事防御体系，纷纷营建起城堡和山寨。由于这种军事防御体系，无法应服大规外来势力的冲击，逐步发展形成为地域形式的联盟，以此来达到军事上互保互援的目的。在这种军事联盟下，建州女真又一次得到发展和壮大。由于女真的凝聚，由原来的建州三卫，逐渐演变成建州五部。 　　随着建州女真又一次崛起，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真首领如：多贝勒、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等，在众多的名酋之中，当以王杲（喜塔拉氏）为首。王杲嘉靖年间继承父业，在古勒山城袭任建州右卫指挥使，后自封都督。明《万历武功录》称王杲“尤精日者术，舞智剽悍。”由于在王杲继承父业后，采取远交近攻，小心翼翼地发展自己的策略，使得王杲势力迅速强大。就连建州左卫的觉昌安、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也依服于王杲，并成为王杲的贡夷之一。除此之外，王杲还掌管百里水渡霸山为酋，“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38）。 　　王杲时期，再一次印证女真人就象一支永远也扑不灭的烈火。经过近百年的低迷后，又一次重新崛起。对于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压榨，女真人无不纳于胸中，是必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明王朝对欣欣向荣的建州女真和王杲势力的迅速强大，无疑成为朝廷心中之大患。建洲女真必然再次成为，明王朝剿杀和打击的对象。 　　在“以夷治夷”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明廷首先授意海西女真酋长王台，设计将王杲父多贝勒杀死。多贝勒死后，王杲以为父报仇为导火线，率领诸建州女真对明廷进行反抗大举犯边抢掠。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设伏禽杀明辽东副总兵黑春。又于万历二年七月（1574）汇同来力红杀明游击斐承祖等明廷要臣（39）。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昏庸的明王朝，无视建州女真人蓄怨积仇日深，不满明廷边政，不堪官吏欺凌；更不详察地方官吏督抚，监司等，渔肉女真人的罪行及犯边的因由。便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建州女真进行镇压。这个时期明廷，早已没有抚喻之政策，只是一味地变本加利地剿杀。 　　万历二年十月（1574），辽东总兵李成梁亲统剿杀大军，直扑建州右卫王杲所属古勒寨。王杲与明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王杲寨险阻，城坚栅密，精兵守卫，李成梁督兵具炮石、火器，斧其栅、攻其寨。”（40）。“环而攻之，会大风起，遂纵火焚烧杲室五百余间及刍茭，烟火相望，诸虏大败北。我军乘胜先登，斩首捕虏凡一千一百四级夺获马牛凡五百二十五头，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41）是役，史称“古勒城之役”。 　　古勒城之役，自是以王杲惨败而终。建州女真，又一次遭受到明王朝残酷的打击。事后王杲被缚“槛车到阙下，磔于市。”（42）在京城惨遭杀害。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阿海立志为父报仇。广招王杲旧部，重新修筑古勒城，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于万历十一年（1583），阿台、阿海再度纠集部众，再一次燃起仇恨的火焰，对明王朝进行报复，大举犯边抢掠。同年二月，在尼堪外兰的引导下，辽东总兵李成梁又一次率明军，第二次攻打古勒城，对其进行疯狂的剿杀。李成梁首先攻破曹子谷斩俘一千五百六十三级。李成梁为“缚阿台以绝祸本”进攻古勒城莽子寨，城破阿台、阿海尽被剿杀。明军共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级。并曹子谷之战总共得三千余级。（43）同时将城内女真人肆意屠城。“诱城内出，男妇老幼尽屠之。”（44）在此战役中，明军将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也全部被屠杀。 　　“古勒城之役”，建州女真又一次惨遭重创。此时的建州女真人，一度又处于民族分裂状态。女真社会又一次陷入暂短的低潮时期。由于明朝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步步升级，愈演愈厉，女真人无不同仇敌忾。 　　努尔哈赤袭父祖业成为建州左卫的首领。由于明廷无端杀害了他的父祖，“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45）民族仇、自家恨交织在一起。他以远大的人生目标和政治抱负，以“十三付遗甲”开始再一次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 　　努尔哈赤以远大政治家的智慧，吸取了女真人的历史教训审时度势，对明廷时而称臣，时而称雄。暗中发展自己不断扩展实力。终于在万历十五年六月（1587），“上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46）建立起女真地方政权。同时也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八旗劲旅。费阿拉成为当时女真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从而拉开统一东北女真的序幕。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女真八旗子弟兵，驰聘东北大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和蒙古大部。在赫图阿拉（新宾县永陵）称“覆育列国英明汗”（47）建立了后金政权，定国号为“天命”。后金国建立后，羽翼逐渐丰满。万历四十三年（后金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与明王朝彻底绝裂，以“七大恨”（48）对明宣战。二百多年来，明王朝对女真人的残酷压榨和蹂躏，致使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像火山暴发一样，化做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她们誓与明王朝一决雌雄，从而拉开了割据东北的序幕。 　　此时的明王朝已处衰败的晚期。虽如此，它仍旧没有忘掉二百多年来对女真人剿杀和镇压的“有效性”。对于女真人的又一次崛起，腐朽的明王朝仍不能坐失不管。因此又开始积极地布置对女真的围剿。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1619），终于暴发了震惊全国的“萨尔浒大战”。明王朝调集八万余军马，加上朝鲜李朝等号称十万大军，兵分四路摇山震岳般向赫图阿拉城扑来，企图一举歼灭后金再一次打击女真人。 　　据《中国通史纲要》《努尔哈赤传》《明清战争史》等记载，后金军仅有六万余众。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出奇至胜，以“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战术，将明军个个歼灭，最后以明王朝惨败告终。自明王朝统治以来，女真人第一次给予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从此改写了女真人被欺凌、奴役的历史；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拓展开了一个极大的空间。 　　“萨尔浒大战”是努尔哈赤与明王朝一决雌雄之战，也是后金政治，军事上的重大转折之战。此役后，后金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而明王朝却逐步走向衰亡。 　　“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挺进辽沈，迁都东京、盛京。随后又挥师西进，驰聘在辽西各个战场上。这一“虎狼之师”带着民族仇恨，所向披靡，直逼山海关。八旗铁骑，犹如一柄锐不可挡的利剑，刺向明王朝的咽喉。终在崇桢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取而代之。 　　纵观三个阶段；首先明王朝初定天下，政局不稳。尤其，东北故元残留势力活动猖獗。在这一背景下，明王朝对女真人只能采取招抚、笼络、甚至联姻等政治手段，确保边陲稳定，以固中原之根基。其次，明王朝步入中期，政治见稳，国运渐佳，各边陲不安因素锐减，故女真人可利用价值降低。尤其是女真社会，经过相对的稳定，各部逐渐强大。对于女真人的繁荣，明王朝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狭隘民族心里，视其为患；并非初定天下时，四海太平“共享太平之福”。因此而推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民族羁糜政策，限制女真的发展，就不难理解。具体实施为：能抚则扶，不能扶则剿。再有，到了中晚期，明王朝政治腐败、纪纲紊乱，贪吏、酷吏、党争横行。辽东的官司吏，对女真人的欺辱、压榨愈发肆无忌惮，必定激起女真人的反抗。昏庸的明王朝，并不想从民族政策上，寻问题之症结；却像一个输光的赌徒，迷恋于穷兵黩武。事实上，这一反动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给明王朝带来太平，只能激化矛盾，加速自己的灭亡。另外不难发现，明王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是由好向坏发展；而女真人屡遭“灭顶之灾”，最后却强大起来。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观吧！ 　　明王朝的覆灭，正如清史大家阎崇年所阐述：是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到恶化的过程。在诸多导致其覆灭的因素中，笔者觉得，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所推行错误、反动的民族政策这一点在史学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试想，假如无类似“七大恨”这样的民族仇恨，面对大顺的李自成，多尔滚能像明初他的祖先猛哥帖木那样，效力于朝廷，去擒贼擒王，能有“煤山自缢”的惨剧？既然如此，那明王朝为何还要长期推行民族岐视和民族分裂、以及残酷打击的民族政策呢；不能以宽松的民族政策，“共享太平之福”？若解析这个问题怕是不难，事实上，明王朝从根本上就未将夷属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之内，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狭隘的民族思想在作崇。不是“共享太平”的对象，而是要羁糜的对象。 　　对于女真后代所开创的——大清王朝，他们吸取了前朝血的教训；对少数民族，不是采取戒备、控制、离间、打击等手段。而是，顺应天意，敞开这个民族博大的胸怀，推行“团结汉人”“抚喻蒙古”“怀柔西域”“振兴黄教”“改土归流”等一系列积极、科学的民族政策（大量史实均可证实这一点，如承德的外八庙。）。真正把少数民族当成自己的骨肉兄弟，使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在一定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使其“休养生息，安置乐业”，团结在大清王朝周围“称臣纳贡”与大清王朝共享繁荣，故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因此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同时奠定了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也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战线的先河。这一丰功伟绩，与大清王朝所推行积极、科学的民族政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值得后人借鉴。 　　参考文献： 　　（1）（2）（3）张德玉《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29页 　　（4）《崇德帝》9页 　　(5)《明史》第90卷“兵志”2 　　(6)《明史.职官.志五》 　　(7))《明史.职官.志五》 　　(8)《李朝太宗实录》第8卷四年十二月庚午 　　(9)《李朝太宗实录》第9卷五年三月丙午 　　(10))《明会典》卷125《满洲源流考》第7卷 　　(11)《明会典》卷125《满洲源流考》第7卷 　　(12)《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四年四月甲戍 　　(13)《努尔哈赤.满族.兴京》15页 　　(14))《李朝太宗实录》五年九月巳酉 　　(15)《明英宗实录》第30卷第5页 　　(16)《李朝世宗实录》第10卷三年十二月辛丑 　　(17)河内良弘《猛哥帖木建州卫》载<朝学报>第65辑 　　(18)毕恭《辽东志》第7卷第3页 　　(19)(20)《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16页 　　(21)《李朝实录》第62卷十五年十月戍演 　　(22)《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1卷<兵部类> 　　(23)《李朝世宗实录》第89卷二十二年六月丁亥 　　(24)《李朝世宗实录》第80卷二十年正月辛卯 　　(25)《明⒆谑德肌返？8卷正统三年正月葵丑 　　(26)《明英宗实录》第89卷正统七年二月申辰 　　（27）《扬宗伯奏疏》《明经世文编》第453卷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1卷<兵部类> 　　（29）王世贞《*山堂别集》中华书局本第99卷1765页 　　（30）《朝鲜李朝实录》 　　（31）《朝鲜李朝实录》《清史稿.阿哈出传》 　　（32）唐邦治《清皇室回谱》第3卷《明宪宗实录》第44卷 　　（33）《朝鲜李朝实录》第43卷十三年九月丙子 　　（34）赵辅《平夷赋并序》《全辽志》第6卷第25页 　　（35）)《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19页 　　（3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篇第5章 　　（37）《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38）《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0卷 　　（39）《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40）《天命汗》第34页 　　（41）《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42）《清史稿.王杲传》第222卷第9126页 　　（43）阎崇年《天命汗》第42页 　　（4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 第10页 　　（45）《清努尔哈赤实录》第1卷第4页 　　(46）《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6页 　　（47）《满文老挡》《天命汗》第230页 　　（4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第12-13页 　　建洲女真后裔 清永陵人 整黄旗满洲 　　写于2003年 　　作者电子邮件：Hss17512000(at)yahoo.com.cn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info/html/39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