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访谈录：“一个读书人 一定要读一点专业之外的书”
书虫与浮尘(蓝色骨头)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11/20/content_2283382.htm “一个读书人 一定要读一点专业之外的书” ——访中山大学历史学家蔡鸿生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文/图
个人简介 蔡鸿生（1933- ），男，广东澄海外砂人。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兼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986年当选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尼姑潭》（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年）；《学境》（2001年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突厥法初探》、《商队茶考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等论著。曾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著有《仰望陈寅恪》。 天天读书为补课 深圳特区报：我想先问问您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一个什么状态？ 蔡鸿生：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古代叫书生，当然还是以读书为主。我这辈子读书、教书、写书，三种当中以读书为主，不读书就谈不上教，也更不能写。就以昨天为例，早起就读读报纸，然后到学而优书店转转，白天在家读书，晚上看看电视新闻。每天如此，天天读书。我读的书除了跟正在做的课题有关系的，也有大量无关的。对我而言，主要是带有补课的意思，很多书本来是在我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就应该读的，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整天上山下乡、搞政治运动，没有机会读，现在就来补课。 深圳特区报：您今年79岁了，还有这样的补课意识…… 蔡鸿生：我们这一代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切服从政治的需要，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是如此，太多该读的书没有读。比如西方的很多哲学著作都没有读过。后来改革开放时期，要做的工作太多，也没有时间去读。现在退休了，时间相对较多，就来补课，也不是任务，没有人来强迫，如果你是饱学之士，当然可以不读，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有空，觉得自己非常需要去读。 深圳特区报：您现在正在读的有哪些书呢？ 蔡鸿生：主要是一些原典，像黑格尔的《小逻辑》、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等，过去读过，现在糊涂了，重新温习。过去老一辈都是要读典籍的，比如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什么的，是一本本都要通读的。我们现在做不到了，只能遇到什么问题去查书。但查书你也得知道大致在什么地方。除了学术原典，我也读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书，像一些诗集、文集等等。人文学科最基础的那一块，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历史过程要形成一条线，要有逻辑。 深圳特区报：您现在还在做课题研究，最近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蔡鸿生：中外关系史。历史上广州、岭南跟海外的交往是很多的，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从此时此地出发，探索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及辛亥革命，还有各种洋教的传入，都跟这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等都是首先从这里传入的……我可以抽一支烟吗？ 深圳特区报：当然可以，您随意。 蔡鸿生：抽烟，现在普遍认为是不好啦。但在过去，一个人的政治形象、公众形象，需要靠抽烟的，人际交往，有时候也需要靠抽烟，这是一个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当然，现在要尊重别人，不让别人抽二手烟，这也是对的。不同时代，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当代学术史上的三本巅峰之作 深圳特区报：在学术方面，您对钱锺书的《管锥编》、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研究》评价甚高。为什么？ 蔡鸿生：这三本书是三位先生长期严谨治学的成果。钱锺书的那一本是集大成的书，最主要的是，他要在中外文化之间打通、搭桥。很多说法其实中外都有，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很多共同点、共通点。陈寅恪的那一本是讲钱柳关系的，里面涉及很多明末清初文人的政治态度、身世、风骨，是转变之世的人的选择。陈先生不是就事论事。他讲通识，作为研究方法，注意古典和今典的关系。我曾经想到一个课题：古典和今典，如果深入去领会，不难发现陈先生这个思想很重要。沈从文先生的书主要是对文和物的爬梳斧正，中国古代对服饰记载得很详细，服饰跟礼仪关系很密切。沈从文在故宫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文物，他通过服饰与文化互证，非常通透。我想告诉学生，这本书尽管跟我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但可以充实自己，学习前辈的方法。不过，这三大名著的形成过程，更是让我感慨不已，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还在孜孜不倦地做学问？这三本书也是“悲壮之书”、“忧患之书”，像沈从文当时还是一个文物解说员，治学的条件很差。在顺境中做点事情倒不足为奇。 深圳特区报：这三本书，都是文革一结束，没几年就出版了。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您认为人文学科方面，有没有什么人写的书可以跟三本相提并论呢？ 蔡鸿生：没有，一本也没有。我们太浮躁了。人家是一辈子关注学问，到了晚年才结果。一个人是不是坐得住，跟个人的气质秉性有关系，也跟外部环境有关系。我们动不动就说出什么精品，我非常不以为然，精品是那么好出的？要先有成品，然后有精品。现在很多成果都是匆忙结题，半成品冒充成品，产品冒充精品，所以，做出来的成果当然跟这3个先生不可能比。 深圳特区报：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你对老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记忆？ 蔡鸿生：我大学三年级开始，大概是1955年到1956年，到他家去听他上课。他把他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发给我们，讲什么叫做以诗证史。他用口语介绍书的内容，摘要来讲。有些内容是必讲的，比如《长恨歌》、《琵琶行》，这些对他个人的学术体系非常重要，构成了唐代史研究的完整部分。他讲社会生活。《长恨歌》前后讲了8次，一周一次。有人说，不能这么研究诗，诗是文学，钱锺书先生也是有微词的，但我们知道，陈先生是一个诗人，他不会让我们误会，把诗歌跟历史搞混。正是由于陈先生的研究，我们在读古人的诗歌时，会有很多的联想。 他认为学术研究要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学术研究是向无知的领域进发，所以，独立和自由非常重要，学术要自由，不要民主，因为真理是少数人发现的。他是个纯学者。 深圳特区报：您认识的纯学者还有哪些呢？ 蔡鸿生：1958年拔白旗，很多做学问的人不能按照陈寅恪的路子去走了。做学问，很多时候也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听他讲课，站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学习，只能仰望，我们跟他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办法弥补。所以，纯学者也是有条件的。 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小红”是底线 深圳特区报：您一辈子都是一个读书人，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年轻人呢？ 蔡鸿生：读书人要读书。这句话好像是傻话，但事实上很多读书人是不读书的，他们只不过是查资料。查资料跟读书是两回事。查资料要快，读书要慢。现在人喜欢旅游，旅要快，游要慢。要命的是我们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旅很慢，航班经常误点，游很快，到了一个地方，拍一些照片，就撤啦。 老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一定要慢慢读才能读出逻辑，读出精神。当然，读书也不是无底洞，对不同的书要区别对待，经典的书，一些作者的代表作，跟流行的作品要区别，流行的书翻翻就过去了，经典的书一定要慢慢读。这就像是交朋友一样，生死之交跟点头之交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还认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文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哲学如黑格尔的《小逻辑》，这两本书，水都很深，不可不读。我经常跟人讲，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小红”是底线。没有读过其中的任何一本，都不要说自己是读书人。当然，我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读书，一定要读一点公认的重要的经典。 另外，读书一定要认真。年轻朋友过目的东西很多，当代科技的东西要吸收，这样可以如虎添翼。但是，你必须是真老虎，否则添了翼也没有用。现在的论文资料很多，信息很多，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解。现在的治学条件很好，读书做学问的时间更多了。现在的技术条件很好，但有利有弊，有些人变得很懒了，不愿意动手了。过去我们读书是要抄书的。论文规范化也很奇怪，比如提出什么关键词、提要，这些工作本来是读者去做的。论文规范化之后，一代一代人就照此办理。非常糟糕。当然，这样一来，写论文似乎变得容易了。有人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这怎么可能呢？重量不重质。还有，现在教书，要做PPT，变成了讲画了，就是画外音，我也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教师的意思被画片分隔，零零碎碎，不成系统。教学方面的问题也很多，不过，好像没有什么人关注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