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儒林外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孙丽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毋庸置疑，在中国小说史上，清代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对于这部小说的定位，就成为小说研究界众说纷纭的话题。鲁迅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伟大”、认为它“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着眼于辨识它的小说艺术价值，对其深刻的洞察力、犀利的讽刺性、善用白描手法写人物等特长予以肯定，而对于这部小说的结构，则认为不及同时代其他小说圆熟———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胡适也谈到《儒林外史》的结构，基本认同鲁迅的看法。即这部小说内涵深刻，文笔辛辣犀利，但在结构上属于粘补连缀，缺乏一个贯通的主线；再向前追溯，清代一些文人对于《儒林外史》的看法，则是集中于对于“世态人心”的观照，更贴近于对社会文化的省察。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儒林外史》的评价，基本没有超出鲁迅、胡适等五四学人的窠臼。这种评价的出发点，是把《儒林外史》置于小说领域进行评说，固然也可以把握有关它的独特内涵以及叙述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但总是避不开诸如小说结构这样的命题，一直牵缠于“有无结构”、“结构是否完整”这样一些评说，使得观照视点粘滞而胶着。而近年来有关《儒林外史》的研究则渐渐扩展视野，趋向社会文化省察，如此研究定位，就可以绕开有关结构、人物等局限于小说研究的话题，而达成对于像《儒林外史》这样一部思想文化蕴涵丰富的小说的更为客观深入的把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的近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将《儒林外史》置于中国18世纪社会转折期的文化视野下，展开全面的分析考察的研究著作。 多视角、多层次解读 作者从文化反思、历史阐释与小说叙事的拓展等不同的维度对于《儒林外史》进行全方位考察，剥离了相对窄小的小说研究外壳，将对于《儒林外史》的解读引领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新视界，检视社会历史文化与个体人生的衔接互动，这无疑是富有新意的尝试。可以说，该书作者对于《儒林外史》达成了多视角、多层次的自由观照，从而获得对这部独特的文人小说的深邃内涵更为深入全面的把握。 《儒林外史》首先给予人们深刻感受、使它与普通的小说迥然不同之处是那种深度的文化省察。小说以不同角度、从不同层次探讨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礼是一个大的命题，面对的是社会文化视野，除了身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之外，作为思想家的吴敬梓也绝不逊色，他通过自己独辟蹊径的小说写作，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予以回应，而且他的观念既从时代生发又具有个人思考的深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当时的思想家所未曾企及的层面。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几个相关人物，如恪守孝礼的余氏两兄弟和郭孝子、重视礼乐兵农之事的实干型官员萧云仙与汤镇台等人，通过这些人物的作为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困窘，吴敬梓对于倡导“礼乐兵农”的颜李之学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演绎。 作者既以充分的史料证据，指出《儒林外史》与颜李学说在精神上的渊源，又为我们分析了作为一部极具实感的小说，它实质上完成了从理论到现实人生的贯通或衔接，在此过程中，一种学说的内在矛盾或瓶颈得以清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儒林外史》达到了颜李之学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理论所未曾达到的深度，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儒林外史》既是以颜李之学为精神源头，也将这一学说补充完成，从而超越了自己的精神渊源。而且《儒林外史》在表述颜李学说时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引起许多学者对于小说文本真实性的质疑，但商伟认为这种表述上的混乱抵牾恰好体现出吴敬梓所持的客观立场与存疑心态，他并无意于热切地维持一个理论权威，相反地却时时注意不要坠入某种先入为主的权威话语的陷阱。一些研究者对此不察，对于吴敬梓此种独特的质疑立场未能予以足够理解，因此转而去质疑小说文本的真实可信程度。 五四以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儒林外史》对旧礼教旧文化的抨击，却往往忽略了它所表现的试图重建文化规范的热切。这种偏颇的视野就使得学者们对于小说的阐释出现扭曲———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于泰伯祠祭典予以低评，说来这仍然是坚持习惯的小说阅读立场而形成的阅读盲区。 吴敬梓的批判意识 《儒林外史》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它那存心与正史保持距离的叙事姿态。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热心于与正史建立关联。从前人对于小说的“稗史”、“野史”这一类称谓就可以看出，小说家们是如何乐见自己的著作可以附骥于史籍。再从众多小说里连篇累牍的议论、卒章显志式的提点，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那一份浓郁的捉刀“史笔”的热诚。而《儒林外史》却表现出一份超然的冷静，独辟蹊径地落墨于畸零牢愁的失意文人，描写他们沉沦于体制之外的尴尬与苦涩；又一个有趣的对照是，正史中一般不会缺少的一个部分《儒林列传》，其本意是褒扬那些德行学识兼长的醇儒，而《儒林外史》几乎通篇描摹都集中于揭示那些汲汲于沽名钓誉的假名士的伪诈与浅薄，在这方面表现出高度投入。 在十八世纪伴随社会转型而兴起的新思潮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敬梓浸润于这种富有批判与质疑精神的时代潮流之中，以小说写作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文化的思考，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就使他有意识地疏离小说习以为常的对正史权威的倾倒膜拜，而时时致力于消解这种权威叙事。 为了充分阐明《儒林外史》的独特价值，商伟也把它置于小说史的纷纭背景之下，认为与同时期小说的比较，《儒林外史》不具备《三国演义》那份对正统和纲常的坚执，没有《水浒传》那份对于“替天行道”的狂热，《儒林外史》作为小说的叙述是充满质疑的，极力消解正史的权威话语；作者的立场明显地偏于批判与反思，从不吝惜对于现存秩序与自身执念的否定；再从小说的表现手法来看，它更是根本不同于众多小说的对于既定观念体系的演绎，惯于放纵想象、踵事增华，而是言无定论、人无定局，随手采择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拥有极其自由的关照立场，创出一种灵活多样的小说表现手法，以这种类似于“新闻体”小说写法，营造了一个开放而更具有现实感的话语空间。在这方面作者举出众多例证，首先是人物洗脱了小说惯有的定型化模式，在横向评价与纵向发展两方面皆是如此，即如对于范进、周进这样的人物，是非贤愚难以定评，随视点转换，评价也就发生变化，究竟是至善还是愚痴似乎颇可捉摸；又如匡超人这样的以“孝子”起家的道德楷模，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步步远离初衷，于世俗浊流之中步步沦陷，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真小人。像这样的文学表现显然是鲜活多姿而让人折服的，比起传统的热心于敷衍故事的小说手法，这种自然而洗练的叙述予以读者的真实感也更为深刻厚重。可以说，《儒林外史》让小说脱离既有的陈陈相因的模式，开创全新的小说叙述模式———使小说具备了真切的现实感、深度的历史感、真实的人物群体，所有这些，都昭示着《儒林外史》作为小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它在小说史上达到的不凡高度。 文人文化的限制 回顾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儒林外史》研究，呈现了一个从政治批评到历史文化批评的转轨；研究界对于这部小说的探讨分析，也从针对“八股取士”制度进展到剖析专制王朝下文人的心灵禁锢与扭曲。这些研究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儒林外史》无疑是具有引导作用的，但是无论是科举制的弊端还是文人心灵的病变，都有其深层的根源，所以，将批评的矛头仅仅集中于制度与个人，毕竟还是不够通达透彻，而仍然有待于文化研究的深入。 围绕文人文化展开的思考，《儒林外史》应该是凝聚了自己时代的最犀利严谨的理解与探察，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出现，堪称空前绝后。这也就是为何一贯以严谨客观著称的小说史学者鲁迅竟会毫无犹疑地径直将这部小说定位为“伟大”，但是这份伟大为何一向就缺乏应和与被理解？鲁迅的解释是由于小说传统的更新，外国小说大行其道，从而导致本土小说遭遇冷落；这固然是原因之一，然而时至外国小说热潮降落，本土小说日趋回暖之时，《儒林外史》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曲高和寡姿态，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这部小说所探讨的命题乃是文人文化，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那些心性、学理等方面的话题与世俗人生显然距离太过遥远。所以，尽管它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高端文人群体的赞叹激赏，但这种曲高和寡的态势，可以预想会继续延续。 商伟对于《儒林外史》的深入考察分析，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小说美学格局，而进入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对于喜爱《儒林外史》的人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拓展，它引领受众的视野从习惯性地捕捉故事趣味转向寻味历史文化的回声，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部深邃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