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写一个关于陀的论文是多么煎熬！！！

人，作为精神的受难者----浅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 马丁•海德格尔曾说过，“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哲学家笔下的人。而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文简称陀氏）那里，人却是作为精神的受难者，踽踽独行。人的存首要是精神性的，人的全部苦难也来自精神世界。 人和人的命运是陀氏所有小说创作的共同主题。在他的小说中，人的职业、家庭和社会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与自然、社会也是脱节的，唯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内在和外在的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将人的精神深处还原给人。这个精神深处被从人那里剥夺，抛向一切的远方和不可企及的高空。” 在这一点上看，陀对人类苦难的揭示是开创性的。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没有从外部世界寻找悲剧的动因，而是以人的内在为出发点，着力渲染精神层面的危机和痛苦。 人在出场时，就伴随了某种思想，人的发展就在于这些思想的不断外露和与他者的对话过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主人公，而是听见他。” 而议论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人的全部探索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拉斯科尔尼科夫带着自己的“超人”哲学出场，一开始就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从某一个时刻起，他就处于烦躁和紧张之中，甚至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能将自己完全封闭，于是其他的人物出场了，无论是母亲的来信还是马拉梅多夫遭遇，亦或是素未谋面的索尼娅，都汇合为一种声音，不断地在他的头脑里回响。每个声音都在抢夺着成为主宰，但都没办法将其他的声音赶走，于是，它们上升为一种精神力量，助长了这种原初的狂热。这狂热渗透到精神的深处，并导致了一场噩梦，而正是这场梦惊醒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方面，他感到对恐怖而血腥的行为感到恐惧，另一方面，这种狂热的思想已经到达了不可压抑的境地。因此，一旦机会来临，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去证明自己，证明他所信仰的一切。斧子落下去的一刻，不仅杀死了罪恶的老太婆，也杀死了他自己的信仰。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带着自己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出场，在经过了一家人的种种荒诞行径和父子间的闹剧之后，在与阿辽沙的对话中，借《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这一首长诗，深刻的揭示了他本人的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和痛苦。“如果没有心灵的不朽，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 在陀氏的笔下，少有独白型的艺术构思，主人公在他那里获得了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表现在永无休止的自白与和争论的过程。从来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超人哲学”的信奉者，也不曾有只言片语揭示伊凡思想中的无神论倾向。相反，他们的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充满对话性的语言表述出来。像小说《穷人》中，杰符什金的每一封信都不仅仅是在和瓦连卡对话，也包括了对一些想象中的他人的反驳，这也是巴赫金所强调的陀氏小说的复调性和对话框架。援引《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第一次内心独白，我们就能够窥见自白型语言的内在价值：“‘或者完全看破人生！’他忽然发狂似的叫起来，‘听天由命，了此一生，压下心中的一切，放弃行动、生活和爱的一切权利！’” “‘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走投无路意味着什么吗？’他突然想起马尔梅拉多夫昨天提出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要走下去呀，不管是什么样的路••••••’” 在陀氏的小说中，这样的语言随处可见，它们似乎使得主人公看上去过于神经质，但也正是这样的语言打破了作者的权威，赋予主人公思想表达和观点论证的自由市场。作者意识退出了主人公的世界，也就是说，一经产生，主人公就按照自己的逻辑独立的发展，而作者能够做的仅仅是在故事的开始赋予主人公以思想。至于，这种思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自己，则取决于主人公自己的意识。因此，可以认为陀氏的小说创作是一场人学的实验，“他将其置于极端的条件下，剥去一切表层，放弃人的一切生活准则。它采用狄奥尼索斯的艺术方法，深入人类本性的神秘深处进行人类学研究，并在这一深处掀起狂暴猛烈的旋风。” 每一种精神都会在现实人物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寄托，人作为精神的代表出现在客观世界中，人的存在指向精神世界，人的痛苦也是来自精神。 现实生活的苦难总是会伴随着某些转机性事件而结束，或是干脆完全坠入深渊。但是，摆脱精神世界的苦难却是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的过程。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对话以及人与自己心灵的对话，那些被植入在主人公头脑中的思想会渐渐的发生裂变。而以行动为分界线，无论是情理之中，还是出乎意料的结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先前强大的思想体系，甚至是瓦解。正是因为这种崩溃和瓦解是不可预知的，人的精神才具有了未完成性，人的苦难也无休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学试验中，每一种思想都是非理性的，乃至是阿辽沙所谓的“离经叛道”的，但不能否认，这些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如果弗洛伊德所声称的“作家与白日梦”的说法成立，那么，陀氏的小说完全体现的是“主人公与白日梦”，那些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念头被召唤出来，并以对话的方式演绎着。这些非理性的因素试图打破理性的世界，在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在犯罪行为得以实施后渐渐达到顶峰。自我毁灭和信仰的全面崩溃几乎与观念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是同步的，一旦这种扭曲的“自我”得到证明，它也同时毁灭了自己。因此，精神的苦难贯穿人的整个生命，人却总是想以生命为代价，去揭开自由的面纱。自由，成为了自身的奴役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与自由主题相联系的是恶与罪的主题。没有自由，恶就是无法解释的；恶出现在自由的道路上。没有与自由的这一联系，就不存在对恶负责的问题。” 主人公不是被其他的东西，而是被自己的自由奴役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毁灭了自我，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瓦解并毁灭人。这种自由以其内在的必然性导致奴役，削弱人的形象。” 他们面临着双重的审判，世俗法律的制裁不能回复他们踏上恶之路的痛苦，也无法将他们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放出来；而良心的痛苦比任何外在的惩罚更为可怕，人的良心比法律更为残酷，它向人索取的更多。在陀氏那里，国家的法律具有虚伪性，它与人的心灵毫无共同之处。他把人的心灵看得高于一切，只有接受良心的审判才能拯救被奴役的灵魂。换言之，只有那些在僭越了人类自由的底线后，有内在的良心的自我惩罚的人，才有潜质从精神的苦难中得到拯救。 那么，如何将饱受精神痛苦的人解放出来？这也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主题。普遍的人类的爱是无法完成这一重任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助长这种痛苦。在陀氏早期的作品《被伤害和侮辱的》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人类的爱是有温度的，但这种温度还不足以将一颗冷冰冰的绝望的心融化。只有更高层次的爱，才有可能拯救陷于苦难中的灵魂，那便是上帝和上帝的信仰。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感化下向大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法庭的惩罚并不能完成他人格的救赎，“罚”的力量依然存在。索尼娅是他救赎之路的引路人，而到了此时，索尼娅已经不再是索尼娅，而是上帝和信仰的化身。当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了索尼娅送给他的福音书，对自己说：“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该成为我的信仰吗？”的时候，他的人格已经得到的重生，这也意味着精神的苦难和折磨已经开始瓦解，拉斯科尔尼科夫开始成为上帝的子民，像索尼娅一样。 在陀氏的人性实验中，人的精神被拓展到无限的疆界，超脱了一切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越了人性，而上升到“人神“的高度。但自由产生之初就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和煎熬，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自由引人走上恶之路，恶之路不仅无法使人摆脱这种痛苦，反而使人的精神分裂，陷入更深的苦难中。但是，没有罪孽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体验，世界的和谐就不可能被接受，人也就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残酷的人学实验揭示了人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和获得自由所必须忍受的奴役和痛苦。人作为精神的受难者，在本质上永远是孤独的，唯有正视自己的良心，放弃被奴役的自由，接受心灵的判罚，才能摆脱这种精神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