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

2008年06月23日14:20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时间：2008年6月21日下午地点：三联书店二层多功能厅主讲：王军 主持人： 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三联书店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城记》一书主要面对的是城市的宏观层面，城市是单中心或者是多中心，是应该拆还是立足保，以及对中级层面做的思考，应该做大的街区划分，还是做小的街区设置，道路功能应该是单一化的还应该是多元化的。 把纵观层面的观察深了一步，将触角深到了城市的细胞，并初步涉及了财政权和税收等对城市化的影响。作为出版方来讲，我们认为和《城记》相比，《采访本上的城市》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书的定位很清晰。王军的视角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有一种悲天悯人、推理及人的关怀。《采访本上的城市》观点是鲜明的，立场是明确的，而且字里行间都可以感觉到沉浸在城市化的真实世界当中激烈的内心焦灼，也可以感觉到他行走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思考。而且可以说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完成了一个他对这个城市思考和热爱的螺旋上升。第三点，如果说《城记》是对规划、理论和实践宏观理论的思考，《采访本上的城市》就聚焦到城市的街道上，求证的是城市的真实和本质。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王军的著作就像他恪守的记者本份一样，是个人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也是他自己热爱的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方式。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引起大家对这座城市更多的关心，这就是他在新著中给大家布设的思想磁场。 　　王军： 　　谢谢大家赏光，也谢谢张志军，她是我这本书的编辑，也特别感谢三联书店的李总能够光临。我大概是中国最幸运的记者，能够和三联书店这样最优秀的出版社合作，如果我没有认识你们，也许我的《城记》到现在还在书柜里锁着，所以我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些年很多读者都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因为我就是一名记者，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学的是新闻系，这一辈子的梦想就想当一个记者，所以说我也许会比更多人看到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我在新华社工作，我们有很多调查研究的任务。2004年，我的工作在新华社有一个变动，我之前在新华社的北京分社，那时候我主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写新华社的内参，但是那种工作和一个正常记者的工作很不一样，所以我04年的时候到了《瞭望和新闻周刊》，我用记者的方式去采访、写作。《采访本上的城市》可以说是我在04年之后工作的一个结晶。《城记》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我是2001年完成初稿，03年的时候出版。我记得《城记》这本书写完之后，每天做梦梦见南小街在拆，很痛苦。我里面写了梁思成先生剥皮剐肉之苦。《城记》这本书写完之后，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自己才能从很抑郁的心境中走出来。后来奥运会申办成功了，2800亿要投下去，我当时在新华社报了一个任务，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说服决策层重新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我觉得如果那么多钱，还是北京单一中心的结构，朝着同一个方向投下去，我想新北京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改造已经把中心整成一个上班的地方，郊区整成一个睡觉的地方。现在地铁修了，但是人挤人，有些人不堪其挤就买车，于是地下人挤人，地上车挤车。我曾经和一些对城市规划负有责任的人交谈意见，为什么我把CBD搬到望京呢？为要用他们摧毁以前的老城区，导致那么多人被迫搬迁。由于我的记者生涯一直在这样的动荡当中和我的情感动荡当中度过，我唯一能够提醒自己的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记者的职业状态，我觉得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支持我一直往前走，把它记录下来。 　　我很荣幸能够和三联合作出版这么一本书。出版之后，我没有太多的快乐或者所谓的成就感，因为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为什么？我刚开始写《城记》的时候也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北京这么一个城市，在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一个经济增长时期，它的细胞、住宅会大面积的衰败，都成危房了。5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的危房率很低，但是现在多少呢？我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每个礼拜一在单位开会，我最怕有人说“王军有人找你”，我一看就是我不认识的人，就是要拆迁的老百姓，我觉得他们是我的老师，说实在的，我很怕见他们，因为我作为一个记者很脆弱。但是你看到他们这么痛苦，比如有一个老人家在我面前下跪，你忍不住要到他们家去看一看，于是你忍不住一定要表现出一个记者的状态，然后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所以我觉得好在《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北京的危房问题，为什么一个城市能够在和平时期房子都危了？我觉得这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中没有过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尤其这些年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使我们的公共政策朝一个好的方向迈进。 　　现在就讲讲我准备的PPT。大家看到这张图《钟楼》，我写了一个“钟楼脚下的笑声”，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刮着北风，但是钟楼用它的身躯把寒冷的风挡住，在这个地方只剩下阳光。很多人没有去过钟楼或者是鼓楼，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冬天刮大风的时候，我抱着一本书报到钟楼上，风肯定刮不到你，你可以享受阳光，我觉得这是我对城市最舒服的感受。一个城市可以让寒冷的风吹不到你，让你的身上洒满阳光，这就是我热爱北京的原因。 　　这张图是古老北京的地理图。大家可以看到城市的布局，这是一个中轴线，元大都在这个位置，西中都在这个位置，西二环这个位置就是西中都的中轴线，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岳飞最痛恨的地方。我的很多调查工作就是从这样一种气氛中开始的。我在《采访本上的城市》提出，城市宏观的方面就是布局，纵观的方面就是街坊、骨架，另外就是它的物权、细胞，这样就可以对它进行有逻辑的研究，每个城市都可以在这三个层面进行逻辑的分析，这大概也是《采访本上的城市》的理论武器，我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故事。 　　谁来规划我们的城市呢？从布局上是规划师，而我们的街坊基本上是道路工程师在做，马路一定要宽，一定要加上栏杆，一定要不堵车，一定要让老人家过街比较困难，让小孩子在人行道上呆不住，我们的纵观层面被道路工程师控制着，他们让车呼啸而过。因为我们需要分享，才创造了城市。物权和细胞是谁控制呢？有的时候我看到拆迁办在控制着，开发商在控制着，某些官员在控制着，也有一些所谓的危改专家们在控制着。但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呢？所以我看城市是从这三个层面来看的。对于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来说，在老城上建新城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实际上《城记》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我试图在街坊和物权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本来我想写一个梁思成传记，但是不是很成功，我试图放在49年激荡的年代中完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写这么厚重一本书的经验。写一本书和写一篇文章一样，一本书只能回答一个问题，我当时想回答太多的问题。梁陈方案和巴兰尼克夫方案，《城记》这本书只是想把历史过程梳理清楚，因为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北京正在申办奥运会，堵车、空气污染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当时看梁陈方案的时候非常的打动我，如果在老城上面建新城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这是当时真正驱使我写《城记》这本书的动力。作为一个记者，我们总是以现今的问题做导向来观察现实和过去的东西。到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新的规划，之前都是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导致郊区大规模的居住区，中间区大规模的就业区，城市就会得心脏病。即便现在我们通过公共交通来解决也很困难，包括大量的地面公交体系和地铁公交体系，一到上班的时候，大家都被挤得跟相片似的。梁思成认为他的方案是平衡发展的趋势，大家可以就近居住、就近就业，《城记》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谈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采纳之后，大规模的中心区就在城市里发生。这是西直门1969年被拆除的情况，这是朝阳门，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展览，用数码技术修复朝阳门，代表了今天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当时拆城墙修二环路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没有生下来。“历史文化遗产绝对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而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它变成假货”。这是清华大学王南老师在2003年做的一个旧城现状图，宣南这一块是重灾区，当年有60多个会馆，包括一些池塘都被拆除了。我觉得即便北京没有这么一个老城，我们在一个空地上做规划，做一千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规划，我们用单中心加环线的方案来解决也是值得研讨的，更何况这中间有积淀了三千多年文化和物质遗产的老城市，而且是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计算机的方法来计算的。我非常反对用骂娘的方式、用算命的方式、用拿着桃木宝剑捉妖的方式讨论城市的问题。故宫东侧超大规模的建筑物都在那里，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古城仅占规划市区面积5.76%，不到6%，咱们规划市区一千多平方公里，应该对它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反而我们不断地增加建设量，带来整个城市全面的紧张，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我今天套用胡总书记的话“这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北京2002年底启动了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大家在奥运申办的时候都那么痛苦，都认为这是城市结构的问题，在老城上落新城，落到最后我们的市中区变成一个死疙瘩，于是我们再架桥修路，北京大概是世界立交桥最多的城市，比洛杉矶还要多，但是情况怎么样呢？当时的北京市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很可贵，2003年新一届市政府成立之后，痛定思痛，就修编了整体规划。这是重点规划的三个新城，亦庄、通州、顺义，通过他们来转移中心城的建筑量，提出全面、完整地保护北京城。04年我在《读书》杂志上也说过，这是很凑巧化的，当年梁思成先生在50年代为自己的规划方案努力的时候，曾经对北京市的领导说，“过了50年后你会发现真理在我这边”，正好过了50年。我觉得这次奥运会之后，这是北京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举措，通过申办奥运会，大家正视了我们存在的问题，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城记》这本书配合了北京的这个历史过程。 　　下面讲《采访本上的城市》。因为我心里还有一块石头，大家要知道，在过去50多年中，北京市三次大规模地提出旧城改造。第一次是1958年，提出十年完成，当时连故宫也酝酿进行改变。后来周总理在60年代的时候，听北京市规划部门汇报旧城改建方案的时候，问大概需要多少钱？大概一百多亿，周总理说这都赶上我们抗美援朝的军费了。他说只要我还当国家总理，就不盖国务院大楼，这是周总理当时的一个表态。这个计划由于遭遇了三年困难以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也就没有做下去。1991年北京市又提出十年完成危旧房改造，王府井、西单、崇文门新世界这些黄金宝地纷纷被改造，后来遭遇宏观调控，紧缩银根，陈希同下台之后又停止了。第三次大规模改造是2000年开始，计划五年完成。这个计划是在2002年9月份的时候，遭遇20多个专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写了一封联名上书信，使这个项目停了下来。 　　大家说《城记》这本书写得不错，我真是顾不上，就想做一个记者调查以回答问题。我为什么把这张图作为封面？大家看CCTV大楼和下面人的关系，CCTV大楼已经对周围的建筑构成一种压迫感，如果大家步行到那里，这种压迫感更强烈。我这本书一共有七章，前面用了五个“非常”，如果把它摆在欧美现代主义规划思潮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完成了我对当代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对伟大中国古代都城产生的影响。宏观层面上，我这本书还在延续一个方向。赵燕菁2004年提出应该把中央行政区迁移到新城区，但是这个建议不了了之，于是他又站出来说“举办奥运会，不在于帐能不能一次平，也不在于鸟巢体育场的屋顶要不要砍掉，这些都是小钱，真正的大钱是城市结构的调整”。新首都区摆在以通州为核心的区域，这是老钟楼，这个位置是CBD。他关注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目的，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交通拥堵和环境质量的问题，还会带来城市房价高涨。比如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都是单中心城市结构导致房价高涨，于是提出迁都。但是迁不了，因为你一走房价就会落下去，银行也吃不消，变成一堆烂帐。宏观调控要打压房价，但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中心区的供应量，如果中心区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单中心，里面都是房子，到处大规模的拆迁，现在的拆迁费用占整个项目费用的60%、70%，这是非常大的浪费。应该考虑给新城一个新的功能，使城市有两个中心，同时供应土地。比如像武汉三镇，一个镇一个功能，市政府、省政府、经济开发区。我作为一个记者，很荣幸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北京城市最大的问题，中间是故宫，建筑不能太高。中心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最充足，但是会导致地价特别高，所以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布局。中央行政区迁过去之后，CBD高出来，四环路以里，一半多的用地和中央机构有关，中央机构要了四平方公里的地，他们对土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供应呢？市政府提出是要调整城市结构、提出发展新城，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还是在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区域供应，这个目标又如何实现呢？中央行政功能可以和北京市功能进行分解，而且在奥运会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期，这种分解不会导致老城区的衰败。实际上很多城市在经济没有增长时期，比如费城，费城有一条河，河的对面有一个城市，结果修了一个桥过去之后，那个城市就完蛋了，因为它经济上没有增量。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化。 　　从中观层面分析街坊和街道。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当我家门口的人行道被拆掉，只允许我摆下一只脚，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对我们所奉行的规划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城市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我的孩子要认识城市首先要站在街道上，可是他发现没有立脚的地方，他对城市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会觉得这个城市对他不友好，那他也会仇恨这个城市，所以这是我怀疑这套理论的理由。4月份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请我做一个演讲，我的题目就是《向老城市学习》，中国的城市一直在谋求景观、建筑物的立面，其实城市的平面比立面更重要。老北京城为什么每天能够供养两万多人？跟街道有关系，高密度的街道。老北京城跟纽约的曼哈顿是一样的，曼哈顿是摩天大楼，都是高密度的方格，高密度的方格能够大量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老北京能够有那么多的小卖部，有那么多逛街的乐趣，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而今天呢？我们把小卖部全变成围墙，把这些东西全驱赶到购物中心里。我认识一个朋友，居然在金源燕莎里面开着车逛。我在这五年当中已经学会欣赏一个城市的平面，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天街，皇帝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才能使用，老百姓不能进去，但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城市。为什么？一个城市的道路占占地面积的20%左右，我们只要把这20%规划好，这个城市就会获得成功。纽约曼哈顿以前也是很矮的房子，慢慢盖高，但是整个平面没有改变，而我们把平面修改掉了。 　　街道的体制性消失，斑马线往墙上撞，这是一个城市吗？城市的对立面是郊区，我觉得这就是郊区了，汽车可以呼啸而过，人却没有地方行走。这是簋街，原来是元大都一个古老的街道，很不幸现在它被规划成为一个干道。我希望提醒建设部重新反省这个规范，现在是设计郊区的道路工程师设计的道路规范，主干道、辅路，让人走的路只有小区里面的路，路两边不允许练摊，我觉得城管大队干着跟规划师一样的活儿，主干道两侧不得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我百思不得其解，餐馆也属于公共建筑，不允许有出入口，这成功地毁灭了城市的分享度。人类是为了要在一块儿分享而创造了城市，难道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房车上，永远在五环路上转圈子吗？簋街的东半部毁掉之后，西半部现在还残存着，一到半夜的时候，两边餐馆的老板就把中间的栏杆对错，大家穿来穿去，“太伟大了，真是英雄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城市需要有街可以逛，大家可以在街上约会，而现在这一切都被毁掉。街道两边到处都是围墙，而且还有刺，而这种地方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结果现在变成了围墙。建设部的居住区规范和道路规范合在一起，把我们的城市整成现在这样。一个人逛街希望两边不断有故事吸引他，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但是现在一点悬念也没有，一下就看到头了。但是我们还要买东西，于是就到金源燕莎这种购物中心，由此产生大量对汽车的消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美国的购物中心都盖在郊区，我们居然盖在城区，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梦回唐朝”。走进长安，你看不到街，看到的都是围墙，你要买东西就要到西市、东市，沿街不能有商店，买东西要到规定的市场买。《清明上河图》，沿街可以做买卖，每一个街坊用胡同分布，胡同属于居住区，两边的街属于商业区，这是中国北宋时期非常伟大的一次革命。 　　购物中心代表对财富的集中，小卖部代表对财富的分散，洛杉矶的《海外卫报》举出两件事，第一件，我们曾经反对高速路进入城市，第二件，我们还曾经反对过购物中心进入城市，所以现在旧金山就可以到处逛街，有很多美妙的故事可以在街道发生，大家可以在街上唱歌，而我们这套规范把这种可能性毁灭掉了，把《清明上河图》毁灭掉了。咱们一条胡同长度200多米到500米、600米，曼哈顿一条街的长度是240米，两条胡同之间的间距咱们是70米，他们是60米。今天咱们的四合院密度是很高的，还提供一定的绿地，1949年的时候130万人口，这是我看到纽约曼哈顿和北京城很相似的地方，能够大面积地供应就业的机会。现在建设部的居住区规范，大概是400米×500米，中间的道路不允许使用，通而不畅，顺而不直，里面没有任何就业融合的可能性，堵成一片。为什么不能多划几个十字把路网做的密一点呢？这样可以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呢？增加多少大家能够逛街约会的机会呢？也许红绿灯多了，小汽车是怕红绿灯的，但是我们不是洛杉矶，我们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不可能用小汽车来解决我们的城市交通，应该用公共交通，把公交出行率从现在的30%增加到80%、90%。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总在考虑交通工程，没有考虑交通政策，我们没有因地制宜地考虑这个城市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这种高密度的城市只能是公共交通，而不能是小汽车。 　　美国人佩里1929年设计了建设郊区理论，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以小学校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的道路限制外部车辆穿行。1942年英国人屈普提出城市道路按交通功能分级设置的理论，把郊区的路网铺到城市。但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还是要过马路的，为什么？你能保证每一个小区的学校都一样吗？所以这是一个乌托邦的东西，我们的孩子还要过马路，把街区搞大了，车辆呼啸而过，城管到处抓小卖摊，我们还要开着车到购物中心买东西。中国怎么把美国郊区的建设方式搬到城区来呢？这是我们值得反省的，城市里面完全是郊区。街两边的建筑面要连续才能逛，而现在摆的都跟梅花桩一样，周围是围墙，39%的绿化地处理到每一个楼房，每个项目要摊绿化地。绿化地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它应该能够再增加倍的土地供应量？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能够用于建设城市的土地非常少，我们大量是山区，而我们能够建设城市的地方又和农业用地高度地重叠。我们的规划部、建设部要很好地反省，这种东西符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从地铁出来还要开车或者是打车，堵得一塌糊涂。而纽约地铁出来就是车道。 　　我们服务业比重不断下滑，改革开放30年，2005年服务业的比重仅为40.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7%，服务业是能够解决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第三产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一千多万，还有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国务院一直面临着就业紧张的状况。芝加哥玉米棒大楼，上半部住人，下半部放车，“绑架”美国国家能源、外交与国防政策，“绑架”他们来仇恨中国。我们应该规划出一个能够让人走路的城市，洛杉矶都是大胖子，纽约人身材都很好，他们都在走路。现在能源紧张，开始用玉米制造生物燃料，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汽车已经开始和人吃同样的东西了，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我们要降低对小汽车的使用。《城市与高速公路》中有一段话“在汽车走进每家每户的这个时代，驾驶私家车随意地到达城市任何地方的权利，恰恰是毁灭这个城市的权利。”我们看到美国走过一段弯路之后，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自我批评，波士顿把二环路拆了，把老城市的路网铺回来。 　　从微观层面来看，城市的细胞是什么？房屋、财产权、税收、契约，住宅权利之稳定，乃住宅生命之源，住宅市场之公正，乃住宅生命之流，一个城市欲“源远流长”，此道不可偏废。现在有谁敢好好地修饰你的房屋？我修好了之后就被规划了，有谁敢去买四合院？我听说有很多人非常有钱的人想买四合院都不敢买，因为怕买了之后又被规划了。住宅权利之稳定、住宅生命之流这是城市最重要的，为什么会产生苏州园林这么伟大的建筑？如果那个主人不相信这个房子是安全的，他会这么做吗？他会注入那么多的情感吗？我觉得他相信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他的孩子是可以分享的。1912年清朝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是在钟楼的东北角拍的一张照片，现在在同样的位置拍一张照片，都变成大杂院、危房了，50多年中国还不断地打仗吗？经济还在增长，还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中国古代对财产税征收是一个普遍的传统，战国时期土地开始私有化了，秦国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土地私有化，秦国收财产税，所以秦国的财政状况非常可观，甚至可以修像灵渠这样的水利工程。到《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土地的价值开始显现，你的房子在王府井，对不起，你要多交一点。 　　新中国之后，北京市政府进行一次新的统计，一边统计一边登记一边发证，到53年底，67%的房屋是属于私有的，要交房地产税，这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收入就是房地产税，或者是不动产税。中国城市的领导整天琢磨地拍卖土地，而美国城市天天在打扫卫生，天天把空气搞好，把污染治理好，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收不动产税，每年测算市值，你的房屋100万，每年要交一万块，城市政府就会得到非常好的回报。比如他把北京的空气质量搞好了，所有的资产增值，他治理空气质量就可以从中得到回报，其实城市最重要的投资是公共服务的投资，这个投资投下去不会贬值的。中国城市政府最重要的是收营业税、工商业税，然后卖地。我觉得这是在税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我们的城市化和营业税、卖地财政结合在一起，野蛮拆迁能够给一个城市政府带来拍卖土地的机会。1994年分税制更多反映了这个情况，分税制之前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的收入只占22%，中央政府很不爽，有时候办事还得找地方政府借钱，这种状况也确实需要改变。为什么老师的工资拖欠？为什么基层的学校舍如此不堪？跟这个都有关系。地方政府支出六七成有一半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一个优化的空间。比如中央政府减免农业税，这是地税，我觉得应该用国税购买农业税，不应该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是中国城市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往往是这样的规则使我们的城市走向拆迁经济。像北京市，连续多少年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0%，对房地产开发贡献最大的是大规模的拆迁，不断地供应土地，同时还会制造客户，拆你们家的房子你就必须买房子，给你的钱又是不够买房子的，于是就产生拆迁矛盾。北京市曾经计算过，被拆的老百姓住宅区占当年房屋出售量的三分之一，一拆房子开发商就特别高兴，有客户了，但这都是逼着被拆迁的居民消费商品房，被迫他们负债，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我觉得这会带来很全面的社会危机，这是我要在这本书里重点阐释的内容。 　　最后的宣南士乡这张图，密密麻麻的多少文化遗产在里面，这是林则徐的会馆，这是潮州会馆，现在都被写上的“拆”字。这是规划展览馆的门口，“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三个单元的楼房把一单元规划了，二三单元还住着人，把一单元拆了，咱们的规划师真狠，真能下的了手。我们的城市在规划师笔下是荒地，没有人在那里呼吸，于是我们的规划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城市规划，设计还是界定？我们是在设计，在一块荒地上设计。而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主流，城市规划最重要的是界定，不是设计。如果每家每户的财产税成为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那就会界定，如果卖地是主要来源，那就是设计。城市规划一定要适合中国的民主进程。十七大报告非常好，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指出中国建设民主的方向，提出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思路。要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范围，要建立社会生活共同体，扩大群众参与，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我想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买自己的房子了，真正自由的种子是这么深入到土地里，没有财产就没有人伦。98年之后中国城镇房屋住宅私有率到现在已经超过80%，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去年才70%，这恰恰意味着我们的廉租制做得很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于维权，会极大地激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功能。胡总书记昨天到人民网和网友聊天，我觉得“人民”可以变成“网民”，中国社会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让权利在阳光下进行，建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结构，以党内民主当动人民民主，城市化应该和这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当然中国的社会民主进程不是靠谁来赏赐给我们的，需要每一个公民奋斗，这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城市规划也需要适应这样一种进程，不能是少数精英和资本在一起叠加的规划。我到南方某一个城市，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规划呢？最后我们都要倒霉的。后来他的手下跟我说，我们上一任规划局长就要被规划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追求的状况。当然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这和我们的财产税收有关。现在物权法、物业税正在酝酿，能够把契约关系进行优化调整，能够改变这种很尴尬的状况。我在和一些官员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也无法左右自己，既然大家觉得这些东西不对，为什么不改变它呢？ 　　面向奥运会的城市发展战略。新一届政府启动了规划修编，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但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北京市政府对旧城内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总体规划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对旧城保护机制提出了规定，以前就说房子要改成什么样，而不考虑保护机制是什么，这次提出来要鼓励居民自我修缮房子。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这次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保持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比如东四八条保卫战、西四北大街保卫战，导致危改专家造成全面的质疑。矛盾很多，但是我还很乐趣，我看到公众参与已经产生了，而且我们是按照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恪守总体规划，这是我们这些年中国城市很伟大的进步的表现，包括像厦门的PX项目，厦门市政府放弃了这个项目，市政府也很伟大，民主的社会就是这样，大家相互参与。 　　我们的城市一定要从拆迁加房地产走向物权加住宅保障，如何把住宅保障变成经济增长的机遇？现在很多大城市没有钱，或者没有兴趣把这么多钱供应住宅保障，总觉得是财政的包袱，导致中国的住宅保障长期滞后。199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提出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但是我很担心，因为背后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政策，我觉得一定要把住宅保障做出一个非常优质的金融产品。二战之后，经济学有几大最让人激动得贡献，臭氧层的排放量变成一个能产生经济利润的东西，纽约规定所有的土地拥有者享有同样的高度建设房子，所有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二战之后伦敦做住宅保障，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吃饭、居住、医疗、教育是最基本的人权，每个人必须为它付费，但是有的人付不起，我们就让付得起的人付不起的人。我这些年不断呼吁这个政策的出台，现在中国经济空前的外向型，现在次贷危机，外贸环境非常恶劣，我们必须要拉动内需，这次次贷危机，我们仍然要靠住宅政策，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救中国，要靠这种政策把住宅保障做成一种优质的金融产品，使我们渡过这次危机，同时给更多贫困的人在我们城市中生活的尊严。像四合院，我们给他们一个20年、30年喘气的机会，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搬出去，90年代到现在房价涨了多少倍。 　　新建筑：开放&争议。说实在，我对建筑的兴趣不是那么大，我更关注的是城市的平面。如果建筑盖坏了还可以重新改，但是街道弄坏了就没法补救。国家大剧院引起很大的争论。清华大学童培根教授是一个很积极的批评者，他说里面三栋房子，外面再套一个房子，这不是在屋子里面打伞吗？张开继教授就说，你怎么文绉绉的，中国有一句话，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有些人很喜欢它，有些人很讨厌它，里面三个房子，外面再套一个房子，外面那个壳是为了保护里面的房子，我听了以后不明白，那咱们的书店是不是外面也应该套一个房子？这样增加了一个大的贯通空间，大大增加了对空调的使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也是一个大壳里面摆了一些剧院，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只要任何一个剧场在使用，所有的空调都得打开，不堪其负，如果只有一个小剧院在使用的话就不接活了，我觉得国家大剧院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每天空调费大概就要十万块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绿色的事情。至于说它的样子，椭圆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好不好用、省不省钱，这是可以得到共识的。完全像外空一个很奇怪的庞然大物降落到胡同里，很晃眼，也很不节能。安德鲁曾经说，“法国人到中国设计了一个大剧院，中国人到法国设计了一个那样的建筑，这是一种对称的感觉。贝聿铭的设计是非常现代的，线条简单，它在巴黎的心脏，跟中国国家大剧院一样，也同样是在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位置。”贝聿铭做的这个玻璃剧院，你要不喜欢它完全可以拆掉，下面全部挖空了，但需要一个出入口，所以就做了一个玻璃出入口，而且它像使卢浮宫盖了一层面纱一样，完全是一种空间的过渡。贝先生做这个方案是很下功夫的。贝先生说，我这辈子设计了很多房子，但我最喜欢的是卢浮宫的改建工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流传下去。然后他问李瑞环感觉怎么样，李瑞环说，我看这个东西周围摆什么都不合适。贝先生做波士顿三位一体的教堂变成一个摩天楼，我去的时候，当地人自豪地说，以前都说美国人拷贝欧洲的建筑，这是第一次他们拷贝美国的建筑，所有的波士顿人都服气了，贝先生永远都是做不合适的方案当中最合适的那一个。香山饭店摆在香山，你走近它之后就会被它迷倒。 　　国家体育馆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方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那个方案几乎中选，上面有一个可开启的屋顶，他们做了一个飞艇，真是太有创意了。但是这个方案没有通过，后来是鸟巢方案通过了。最初之所以考虑这个结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对可开启的屋顶有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可开启的屋顶一下子取消了，还需要用钢材支撑它吗？于是又有一批学者反对。老建筑师非常反感，他们无法接受这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现代化的设计，在他们看来，一个现代化的设计是原来用十吨钢能解决的东西现在用一吨钢就能解决，但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个钢做的艺术品，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学术探讨的空间。布莱尔和他的太太看鸟巢，实际上北京这几个建筑，CCTV大楼、鸟巢、水立方，背后站着一家最伟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就是英国的一家公司，所以英国的首相来要看这些建筑。这个公司厉害在哪里呢？用杰哈德的一句话说，“我们的结构工程师已经对文化产生了影响。”鸟巢可以做到抗八级地震。首都机场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中国古代的尺度，柱子和屋顶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非常纯粹的一个现代建筑，而且有中国的韵味。美国达拉斯1963年华盛顿的一个机场，现在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了，设计者参考了梁思成先生的《建筑观书》，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一个大的屋顶和建筑的关系，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设计了悉尼歌剧院。1963年达拉斯机场以后，所有的机场都走入功能为主，没有建筑的美感。布莱尔抱着我的《城记》，他指着西直门说这怎么回事？我说拆了。他很痛苦。 　　CCTV大楼，我这本书用了一个标题《“9.11”后的CCTV》。“9.11”之后对摩天大楼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干脆不要建，一种是要优化。曼哈顿以前的双塔现在没了，有些人提出，如果摩天大楼在高空当中是连接的，在紧急情况下就有两个逃生的路径，可以往上面逃，如果这两个楼和其他任何一个楼也连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更好吗？这种想法在北京就出现了。CCTV大楼刚盖的时候，有些人打电话，盖歪了，后来解释了以后大家才明白。CCTV大楼唯一的一个贡献就是，原来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房子和房子之间互不说话，它盖出来之后，那个地方就安静下来了，别人的嘴都闭上了。CCTV大楼在跟国贸三期较劲，它的出现宣告了国贸三期的死亡，SOM做的国贸三期。CCTV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大的大院呢？里面的道路是不是开放呢？我希望它是开放的。 　　绕不开的故宫。南京故宫什么时候没了？朱偰1936年曾经说“应修复者修复，应保管者保管，应登记者登记，应发掘者发掘。”“故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应该拍卖”。“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50年代末曾经酝酿过一次改造故宫的方案，吴晗为故宫的改造制造舆论，他说“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 　　最后我当记者的理由，“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问题： 　　原来的设计方案有一个飞碟，动力是靠什么支持？王军： 气体，它可以浮在上面。问题： 国家大剧院光环污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王军： 　　这我不太清楚，要问相关的专家。问题： 　　我是研究蓝城轨道城市，您提出新城市开发都是以汽车为未来的，我个人认为这种城市将来也会很失败。我非常重视城市的商业发展和整个城市文化的问题，但是以目前来看，现在能源在涨价，而且以后能源的替代成本很大，最终汽车会消失。实际上轨道城市会改变现在一些城市的问题，包括我跟地震灾区也设计了一套方案，实际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老北京真正盖合适的房子，房价不会涨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北京市政府疯狂地卖地，您也看到卖地是挣钱的，实际上我研究，北京卖土地是亏钱的。关于城市将来的收税，收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我建议政府通过持有商业收取租金的方式，这样比较合理。我有这样一些想法，我希望您能够多听听轨道方面的东西，而不是汽车。问题： 　　我听说还要复建右安门、地安门，你的看法是什么？王军： 我说别再重新建起来了，我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遗产，我们还是更好地吸取过去的教训。 (责任编辑：蔷薇)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