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言之玷——审视一个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

作者徐戬，好像是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博士 近几年来，大学校园渐起阅读古代经典学风，大学素质教育纳入制度化基础课程的步伐也在加快。与这种学风和步伐相伴，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和辑刊五年多来出版一百多种，子系列已规划出“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注疏集”、“尼采注疏集”、“希伯来圣经历代注疏”等，重新奠定我国文教基础的大型工程已见雏形，受到学界多方好评。因此，当读到《世界哲学》2008第一期上刊出的白彤东署名文章，马上就引起我的关注。 白文题为“走向毁灭古典哲学之路”，文章不带一点儿学术文章的枯乏，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对“经典与解释”丛书鞭而挞之。作为学术文章，其“内容提要”这样概括要旨：“本文试图指出当下中国一些‘哄抬’斯特劳斯主义的学者的偏差，也希望他们对斯特劳斯主义与经典与古代哲学的捧场不导致这些哲学传统的毁灭”。《世界哲学》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机关刊物之一、国家核心期刊，代表国家哲学研究所的西学水平，这样的学刊上发表的文章不仅不可能没有扎实的学术水平，肯定还有合理有据的哲学见解。因此，当看到白文要我们警觉当下中国学界有人在“哄抬”一种“主义”，给这种主义“与经典与古代哲学”“捧场”，甚至警告有人要“毁灭”古典哲学传统，我们当然应该警觉起来。 文章作者一开始就特别表明，自己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罗森（Stanley Rosen）的学生，还提到自己为中国学界的施特劳斯热曾经作出过贡献。这就表明，他的担忧和警告绝非出自对施特劳斯学派有什么不满，反而是要保护古典学风不至被败坏。所以，文章作者说，当他得知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在中国一下子很“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仔细一看，“在一些领潮者的兴风作浪下，译书以丛书、系列的形式铺天盖地地泄了出来”，推动者原来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掮客”，十足的投机家：基督徒、偶在论者把施特劳斯这面旗子举在手中明显是咄咄怪事。文章作者并不讳言，他说的“文化掮客”就是刘小枫，正是此人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学界“投机”长达二十余年之久。作者还坦言，“我写这篇小文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老“文化掮客”如今又在以“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兴风作浪”，必须义正辞严地鞭挞。最后，作者从哲学上总结道：这类情形在“历史上见多了”，“无能的‘好人’常常比坏人还危险”。“无能的‘好人’”看起来比“文化掮客”的说法温和些，但这种“好人”被打了引号，而且“比坏人还危险”，实际上比“文化掮客”还险恶。 读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免真的疑心起来：说不定刘小枫就是个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文化掮客”，“比坏人还危险”，因为，他多年来倡导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古典学风，如今竟然有施特劳斯门人亲自出来澄清。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施特劳斯门人的话，而不是刘小枫写的和做的。尽管文章没有清楚交待，刘小枫究竟出于什么用心要干这种缺德事——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这一身份本身就是强有力的学术证明。因此，不论刘小枫出于什么目的想通过大搞经典与解释来“毁灭”古典哲学传统，都确乎值得我们警惕。 对我国的“施特劳斯热”报以冷嘲热讽的文章并不鲜见，但施特劳斯的中国门人亲自出面正本清源，还是头回见到，的确引人瞩目。去年，我在香港一家杂志的网站上看到，有个香港学人说自己是芝大克罗波西（Cropsey）教授的学生，还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嫡传”施派门人。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嫡传”的中国门人出来说话：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的白彤东博士。我对施特劳斯的门人素来敬仰，这两位门人虽非施特劳斯亲炙，毕竟是施特劳斯及门弟子的学生，何况还是我们中国人。 那位香港的施特劳斯中国门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仅仅声称自己才是“唯一”的中国“嫡传”，虽然带有一些莫名奇妙的得意，对中国学界出现施特劳斯热倒也显得乐见其成。《世界哲学》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姿态高得多：他在显露自己是施派门人的同时大声疾呼，要对施派保持高度警惕，不仅仅是一味自我标榜。 文章作者谈起了什么是施派学风，这正是我最想从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那里得知的东西。白文首先现身说法，举例说到施特劳斯派如何细读经典。我知道，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首先讲究慢读细读经典，因此，当看到文章作者说，他在美国大学教“本科生公选的哲学入门课”，专讲柏拉图《理想国》，一个学期下来才讲了“150页左右”（英译本），我一点不感到惊讶。作者说他的讲解速度差点把也是施特劳斯门人的系主任“吓死”，因为这位系主任一学期才讲50页笛卡尔《方法谈》，可见，系主任觉得白博士讲得太快，还没有充分掌握经典讲授之道。我觉得费解的是，如果讲得快的会把讲得慢的“吓死”，那么，白博士和他的系主任双双都会把刘小枫“吓死”——我有个本科同学几年前去了广州，一直旁听刘小枫的课，他告诉我：刘小枫5年前讲柏拉图《会饮》（John M.Cooper主编全集版，共49页），两个学期下来没讲完；4年前讲《斐德若》（Cooper主编全集版，共50页），一个学期下来才讲三分之一。既然白博士知道刘小枫是个老“文化掮客”，可以肯定他知道刘小枫的底细，因此，白博士现身说法的意思就不大可能是讲得快的会把讲得慢的“吓死”。这就不免让人疑惑，白博士的意思会不会是认为读经典要慢且细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不便明言罢了？ 白博士接下来的说法似乎在证实我的疑惑，因为白文说，“对经典的用心并不是斯特劳斯学派特有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的注疏传统也讲这个”。据我所知，施特劳斯从未说过“对经典的用心”是自己特有的，反而经常说这是古已有之，一再提醒当今学人，这一古老传统“被遗忘了”，真正的施特劳斯门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如果白博士真的了解施特劳斯学派，他就不可能这样说，既然这样说了，那么他是在打施特劳斯学派的耳光还是打自己的耳光？ 结论是，白博士在打施特劳斯学派的耳光，因为，白文继续说道，美国的施派弟子“认真翻译了一些经典”，算做了“一个好事”，但紧接着又说，“有的人翻译得还是很不认真”，“有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用心翻译的东西晦涩得根本不是英语，并且‘忠实地’硬翻原文”。幸好我读过施特劳斯及门弟子布鲁姆为自己翻译的《理想国》写的前言（中译见萌萌编，《理性与启示》第一辑，中国社科版2005），不然的话，我不会知道这话是在“影射”布鲁姆教授，因为布鲁姆在自己的《理想国》译序中明确主张“硬翻原文”，他译的《理想国》确乎等于“硬翻原文”。但布鲁姆如此翻译，恰恰是他老师教的：“翻译一部哲学书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说它完全忠于原文，也即彻头彻尾照本宣科”（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见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第一辑，上海三联版2003，314页）。假若白博士读过施特劳斯这篇文章，就可以肯定他说这话是在故意糟蹋施特劳斯本人。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产生一个念头，白文要揪出的真正“兴风作浪”的“文化掮客”会不会是施特劳斯？！ 白博士接下来的说法让我被迫得出肯定答案。在斥责有人“硬翻原文”的同一个句子里白博士还说，“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如此说法非常费解，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家伙怎样“硬翻原文”同时又往原文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义”。按常识来讲，“硬翻原文”没可能“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唯有通过疏解才可能塞进去。我估计是白博士行文疏忽，把后面这句话放错了位置，“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当属于白博士随后“要再次强调一下”时说的，“斯特劳斯学派的学术倾向同样有导致曲解古人的东西，他们的译本只是一般来讲要好些”。我不怀疑白博士判别译本的水平，不然谁敢如此张狂说这种话？我相信他这样说一定有自己的道理。问题是，既然白博士断言施特劳斯学派“有导致曲解古人的东西”这样的“学术倾向”，而这种倾向只会来自这个学派的宗师，那么，白文的意图难道不是要揭露施特劳斯本人这个“领潮者”曾经“兴风作浪”？毕竟，此派中人最早有这胆子敢往古人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义者，除了施特劳斯本人，还会有谁？ 我唯一能够反驳自己的阅读结论的理由是：白博士对谁是施特劳斯和何谓施特劳斯学派可能一无所知。固然，白博士说过，他对施特劳斯学派有所保留，可是，即便大起胆子说别人“翻译得还是很不认真”算是有所保留，因为可能这意味着他认为有的翻译离施特劳斯的要求还很远，但“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的说法无论如何不是“有所保留”，而是腹诽心谤。因此，这位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究竟对施特劳斯什么态度，实在让我困惑。 与这样的困惑相比，白文其他让人费解的地方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比如，白文说，施特劳斯的古典哲学在中国“热”得太快，然后他说，在美国不是如此“勃起的”。可随后他又指责“一个中国号称受斯特劳斯影响的老师，讲政治哲学只用斯特劳斯等编的、汇集一些二手研究的《政治哲学史》的中译本”，似乎只是“号称”受到影响，水平其实很低，没能力讲解原典，只会用“二手”的东西。我感到费解的是：倘若如此，岂不证明施特劳斯提倡的古典学风在中国“热”得太慢吗？据我所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是为美国大学本科学生做的善功，中译本也已经行销近十年，我想不明白，如果我国大学中有教师用这本教材给本科学生“讲政治哲学”，有什么不好？难道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不是给大学生编的？难道我们的老师应该继续用“政治学概论”或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一类的教材？再说，“二手研究”有什么不好？除了少数天才，没有哪个读书人求学路上能绕过“二手研究”，关键在于二手研究必须是好东西，能带人更深入地领悟经典作家及其作品。除非白博士认为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质量太差或有政治问题，才有道理指责那位据说“号称”受施特劳斯影响的老师。不管怎样，白博士说《政治哲学史》不过是施特劳斯等在“汇集一些二手研究”，矛头指名道姓直接指向了主编施特劳斯。 白文始终没有明确界定，何谓“施特劳斯主义”，更没有区分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主义”。说刘小枫“哄抬”施特劳斯“主义”，这如果不是无中生有，那么这种“主义”的含义就只能从文章作者那些关于施特劳斯学派甚至施特劳斯本人的说法来归纳。所谓“施特劳斯主义”就是：带读经典要慢且细、硬翻原文、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汇编二手研究给本科生当教材——这样来看，白文说刘小枫“哄抬”施特劳斯“主义”倒真没错。最新的证明是，从“古典学园”网上得知，刘小枫主编的大学素质教育读本《古典诗文绎读》（三卷六册）第一卷即将问世，一百多万字全是“汇集一些二手研究”。不过，带读经典要慢且细、硬翻原文等等至多算是一种学风，若称为一种“主义”，我觉得用词夸张，不合学术规范。 我禁不住想，白博士究竟热爱还是怀恨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细读了白博士要读者注意的“一个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葬礼”一文。他的这篇“学术文章”光是题目就很奇特，因为，在白博士笔下，“斯特劳斯主义”是个贬义词，伯纳德特是施特劳斯最亲密的弟子，白文把伯纳德特称为“斯特劳斯主义者”，等于已经认定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是一种“主义”，而非被人歪曲成了“主义”。读过这篇文章我才明白，文章作者的用意是：埋葬施特劳斯学风——该文并未借记叙伯纳德特的葬礼赞扬伯纳德特在解读西方经典方面的种种成就，而是挖苦嘲讽施特劳斯的学生。在这篇文章中白博士还说，自己曾经为施特劳斯在中国热起来做过贡献，这就是白文要我们参看的另一篇东西：他给自己的老师罗森教授做的访谈录。但我现在才明白，这也是在挖苦施特劳斯的学生，因为，在《世界哲学》上的这篇文章中，白博士说，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选了伯纳德特的访谈录，而据白博士说，这本书“恐怕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既然如此，他把自己的“罗森教授访谈”说成贡献，岂不是在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东西来戏弄自己的老师？ 白文以伯纳德特谈话录（《走向古典诗学之路》，北京华夏版）为例，想要证明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选题很成问题，选了“恐怕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谈话录，好像要让不熟悉“经典与解释”丛书的人有这样一种印象：整套丛书充斥着谈话录，因为他说，“这么多经典还没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急着译它”。这话表明，白博士才知道什么书应该“急着译”，但他明明又说，翻译经典要认真，急不得——白博士的说法究竟是逻辑混乱还是别有用心？“经典与解释”丛书从疏解性的选题入手，是为理解和翻译经典多做准备。该丛书从标题看就是“经典”与“解释”并重，在翻译“经典”时，各系列都突破了中译经典的习惯，在经典译文中尽可能配置了西方学者的注疏。这一做法深受大学师生欢迎，做这样的“经典与解释”怎么就成了“比坏人还危险”的“兴风作浪”？我始终没看出白文说刘小枫在导致“哲学传统的毁灭”理由何在，最终让人留下的印象只是心术难测，我想起罗森的老师在一本书中谈到历史上曾有过的用心险恶的作家时写过的一句话：his character may very well appear to be even blacker than even his worst enemies have thought。 我个人认为，伯纳德特谈话录这个选题对我们后学其实很有意义，因为，伯纳德特是解读西方古典的名家，谈话录大量涉及这位解经大家的从学经历和研读诸多西方经典的体会，这样的书不仅有助于我们后学阅读经典，对我们选择自己的问学道路也大有裨益。坦率地讲，恰恰从这本伯纳德特谈话录中，我学习到不少从一般学术书中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读过伯纳德特从学从教的经历我才得知，我以前以为学界干净清净，其实不对；学界与社会一样，各色人等都有，良莠不齐，施特劳斯的门人们也是如此，既有无用的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甚至偶尔出现一两个忘乎所以的恶棍也不是不可能。我还看到，一个不学无术、品性邪曲的人摇身为哲学博士且走上大学讲坛，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显得稀奇。文章见人品，言辞见德性——我们已经忘了这一古传常识，伯纳德特谈话录提醒我记起来，即便在学界，也有为人正派还是不正派的问题。 白文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罗列了伯纳德特谈话录中译本中的若干错误和失误，文章相应用了两个作者名，似乎“肖涧秋”的任务是把肖涧揪出来，白博士自己的任务则是把刘小枫这个“文化掮客”揪出来。但白文处处以“我”说话，可见文出于一人，何况，后一个作者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恶作剧的假名。最后列举的翻译错误是全文显得最有学术性质的部分，似乎只要坐实了这些错误，前面的忘乎所以就都正确。在罗列之前，白文说了一番挑别人翻译硬伤吃力不讨好的话，他显然知道，谁沾上翻译的事儿就会沾上出错。但他说肖的译文出错非指出不可，因为这是有人“哄抬”施特劳斯“主义”的学术证明。网上已经有人指出过“经典与解释”丛书和辑刊中的某些翻译错误，指出的人无不出于善意、出于对这套丛书的呵护之心，与译者甚至形成了良好互动，相互交流，起到了共同促进翻译质量的作用。两相对照，白文挑拣译文的出错，明显不是出于善意，而是要用来打击敌人。在檄文结束、转向陈列翻译错误之时，白文做了如下历史性总结：“近现代中国已经有太多的浪潮、太多的宗派斗争了，而读历代先贤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教给有点聪明的人正确的谦卑与正确的傲慢”——白博士对施派保持如此警觉，正表明他才是“有点聪明的人”。白文的确让读者看到，他身上有怎样“正确的谦卑与正确的傲慢”。 白文并不因陈列翻译错误而保有学术品质，严肃的《世界哲学》刊发这种言辞并不严肃、谗谄蔽明倒“更显滑稽”的文章，实在令人费解——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个刊物我每期都看，如此“学术”文章倒是头一回见到。编辑水平低，看不出白文的品质？断无可能。会不会是《世界哲学》以此表明与白文有相通的看法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古来自然法则迄今仍然有效。如果白博士真地觉得兴起古典学风是件好事，他说刘小枫通过“铺天盖地”的丛书在“毁灭”这件好事就是错的。如果古典学风真好，我们应该提倡这一学问方向，那么，无论美国时不时兴都与我们没有任何干系。反过来说，就算白博士不愿给施特劳斯学派“捧场”，也没有什么不对，可以光明正大拨乱反正，没必要口是心非。白文并没有在学理上证明，“经典与解释”提倡古典学风就等于是在搞一个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难道《世界哲学》看不出白文的非学术品质，看不出把白博士放到“走向毁灭古典哲学之路”的主语位置再恰当不过吗？ 几年以来，我亲眼目睹刘小枫引入古典学风在校园内引起的反响。确如网上所言，有不少同学甚至老师受到鼓舞，但也确有一些同学和老师并不以为然，觉得刘小枫越来越保守、甚至乎“反动”（反启蒙运动）。这就牵涉到政治情绪了，《世界哲学》是否也这样认为呢？不管怎样，《世界哲学》刊登白文，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与白文站到了一起，把刘小枫视为“兴风作浪”的“文化掮客”。“经典与解释”来势之快，明显绝非刘小枫一人之功，而是有赖好多学界人士共同参与，就我知道或听说的，老中青译者都有。因此，《世界哲学》刊登白文就绝非仅仅把矛头指向刘小枫一人。 几年前读施米特（又是刘小枫这个“掮客”带来的），他喜欢用的一句名言我一直不懂：敌人是自己的形象。抽象地想，怎么也想不明白，现在具体地想才明白：世界哲学看到古典学风在校园兴起，很可能会毁灭世界哲学，因此刘小枫成了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哲学就正好可以从这个敌人身上看清自己的形象，就好像从一面镜子中照见自己是谁；反过来，刘小枫也可以从自己的敌人这个形象中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就敌对双方而言，被自己的敌人攻击都不是坏事情。 八十年代时，我国学界中最强劲的学科就是现代外国哲学，当时的“领潮者”都是年轻硕士生，他们“兴风作浪”，“译书以丛书、系列的形式铺天盖地地泄了出来”。如今，当年的“一些领潮者”还在“兴风作浪”，但分化已然可见：一些丛书仍然坚持八十年代的现代外国哲学走向，另一些“领潮者”则转向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但这些老战友们之间未见相互攻讦，倒是显得和而不同，即便交绝也不出恶声。如今现代外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虽然是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秀，但与文学界不同，新旧两代迄今未见恶言相向。《世界哲学》历来是现代外国哲学大本营，主持者虽早已改朝换代，却从未成为流言之迹。谁会把转向古典学风的“领潮者”视为敌人，并不清楚，清楚的只是：有人感到了威胁——也许这意味着一场论争即将来临，即便如此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未尝不是好事。 甘愿心仪古典学风的后学，都应该把受到这样的攻击视为好事，甚至是光荣的事情，从而更加秉持自己的信念——古典学风毕竟还是一种改革教育状况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何况，凡是敌人反对的，肯定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