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疯子们辩护 by 朵渔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德旷（我们是朋友吗？我简直不敢这样说，不是怕他来借钱，而是怕周围人的眼光：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朋友？），我从未见过此人，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我曾在自己主编的《诗歌现场》选过他几首诗，并为他编了一个日志小辑。对他的诸多争议也多由这个日志而来：那简直就是他的嫖妓流水账，今日几个，昨日几个，高矮胖瘦，价几何，高潮情况等等，间或夹杂一些对人生的迷惘，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他的很多私生活都是公开的（他似乎有意为之，并乐此不疲），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他有时会出奇不意地打电话给我，“朵渔，我现在在忠县，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长沙，刚喝了点酒……”“朵渔，我现在在香山，刚喝了点酒……信号不好？哦……”他似乎只有在酒后才会与我这个“正常人”正常交流。他似乎需要借助酒和性才能重返“文明人”的世界。 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怪人”或者说“疯子”。我觉得他正常极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艺术家的形象。他是个人化的，超越了“个性”这个小东西；他是独特的，几乎没有效仿者。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学中，真正无可辩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东西，并认为“透过三件逸闻，就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基本面貌”。我对曾德旷的了解，正是基于他的三五件逸闻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迹于社会主流之外，不事产业，蔑视家庭义务、伦理道德；他长年流浪在北京、拉萨、重庆的山上，流连于下等妓馆，动辄买醉；他不偷、不抢、不抽，一个失败的好人的形象，靠卖唱、朋友接济和为死人做道场混饭吃……这样一个人，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是一个诗人，诗歌是他的宗教。他不仅在生活里冒险，也在诗歌中冒险（他提出了一个叫“负诗歌”的概念），他从道德和艺术的双重叛逆中获取活力。诗歌宗教的心理补偿机制真是太强大了，“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帕斯语），这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风格。 事实上他是脆弱的，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包括在诗里；他被生活悲惨地挫败了（也许是他挫败了生活），包括平常的人际交流；他成了疯子的年轻学徒，向上的门和向下的门都朝他关闭，而且还上了两把锁。他找不到钥匙——除了在诗里。至少诗歌的门是向他打开的，这是他唯一的宗教。许多人会说：看，这个小丑穿上了一件诗歌的花格子外衣！有诗歌总比没有要好——哪怕是疯狂的诗歌。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疯子的纠正。 这个时代，到处都在滋生新的天才，似乎每一代人里都有几个，每一个论坛里都飘荡着天才的鬼魂——突然间天才生产过剩了，老诗人们有被推进坟墓的危险！于是战事四起，名额分配不公。曾德旷不是什么天才，因此他不去争取这项桂冠。他在争取桂冠和争取生活的道路上是双重的失败——这也正是他的疯狂的纯粹之处。他将自己彻底置于一种失败者的行列，并且觉得失败得还不够。无疑，他是处于“底层”的，他的日历上只写着“现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经常性的处于匮乏状态，干了上顿没下顿。他粗俗，鲁莽，敏感，羞怯，从来不会干出“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之类的雅事。他也会习惯性地考虑自己的进身之阶，改变之途，无时或已的焦虑于焉而起，但这只会让他更焦虑、更抓狂。因此，他的诗也是不纯净的，里面有愤怒、迷惘、浑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状态里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底层”宿命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以占有物为衡量标准的时代，选择做一个诗人本身，都显得那么疯狂，一种奢侈的冒险。而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天然居所。物，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来换钱，但诗歌恰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价”的，它无法像雕塑、油画、装置那样拿去出售。用帕斯的话来说，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成的，像空气。“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但说这些有用吗？诗歌在闪光，诗人在挨饿。雨果说“巴黎是一个概念”，对诗人来说，“诗歌”何尝不是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而献身，这是多么的疯狂。 曾德旷的疯狂生涯依然在继续。他疯狂得质朴、自然，毫不做作；他疯狂得焦虑、绝望，没有功利。为这样的疯子辩护，是多么的困难。“世人皆淤沙，吾意独怜才”，但我真的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吗？诚实地回答：不羡慕。我只是希望比这更精彩而已，但我缺乏他的勇气。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段墓志铭，就像西方三十年代那段著名的“未探明时期”，生活是那般的急速、反叛，充满沮丧和冒险。我渴望的也许不是这种疯子们的生活，它应该更开阔、更自由、更宁静，就像从一间嘈杂的房间里来到充满冬日阳光的大街上……每次打来电话我都想劝他：“德旷，承认在生活上的失败是件聪明的事，承认你无法胜任正常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也无可厚非。但人可以张开左手紧握右手，也可以张开右手两手空空，没什么了不起……人都是可以转变的（说不出口）……你目前要做的是，让自己安定下来，找个女人，找份工作，让自己在阅读、写作、朝九晚五中度过……你要注意酒精、艾滋、睡眠的质量，你应该……”幸亏我没说。我有什么资格来劝说别人呢？况且其口气就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他已经比我更精彩了，让他替我去活吧。 西川曾说“太像诗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稍作改动：“太像人的人不是好诗人。”我说的这些人，在这个时代里普遍的人模狗样，普遍的如鱼得水。 一个时代如果太过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创造力。太过正常意味着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在整体性地控制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这是个被“物”控制着的时代，被“前进”挟裹着，被“未来”召唤着，人为物役，忙忙碌碌，身不由己。诗人的任务正是挣脱出整体性的生活控制，诗歌是少数派的意志。想当年，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充斥着酒鬼、海盗、性变态、冒险者，波德莱尔的堕落天使、阿波利奈尔的都市流浪汉、魏尔伦的性与梅毒……从巴黎的米歇尔林荫道到“洗衣船”，从左岸的蒙马特高地到右岸蒙帕纳斯的下等旅馆，到处活跃着饥饿艺术家的身影。那真是一群疯子，一群尼采所称的“患病动物”。那批人物里，真是没几个“正常”的。魏尔伦的酒，兰波的性，梵高的耳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的羊颠疯，托尔斯泰的歇斯底里症，莫泊桑的麻痹狂，以及精神病院里的老庞德……据说莫伯桑贪淫好色，发病时口出狂言，说他奸污了全世界的女人；据说叶赛宁因酗酒经常求助于精神病医生，跟邓肯结婚后有所好转，创作上却无所作为。俩人关系破裂后他又精神崩溃，却佳作不断；据说福楼拜跟朋友们打赌，当着他们的面跟一位妓女性交，连帽子也不摘，嘴里还叼着雪茄……这种姿态不仅仅是一种夸口，它宣告了对主流社会一切公认的神圣事物的强烈蔑视 ——你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一钱不值；你们过这人模人样的生活，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 诗人们基本上是一群精神失常的生物，他通过疯狂的艺术创造来疗救自己。一位日本人曾调查了782位著名艺术人物，其中精神极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在艺术的世界里，疯狂是个好东西。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认为疯狂是神的恩赐。他指认了四种疯狂：预言家发神谕时的疯狂、现身在种种洁净和消灾密仪里的疯狂、来自缪斯那里的咏歌作诗的疯狂和由神遣来人类身上的情爱的疯狂。诗人居其一。疯狂的诗人们往往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和道德自治；他可能因此而变得傲慢自大，因疯狂而沉沦，堕入社会的底层，但他最终将会“僭取上帝的一项属性而成为一个创造者”。而堕入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共同命运。那些疯狂的诗人们——从浪漫的一代到迷惘的一代再到垮掉的一代，有几个人是在活着时就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和桂冠的？有些人是找到了，比如雨果、拜伦、拉马丁，但更多的疯子至死都是大众的毒药：1876年，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只印了195册，十年后的自选集《诗集》印了40册；兰波的《地狱中的一季》印了500册，他自己拿了6册，其余的丢在了印刷厂的地下室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是自费印刷，直到第五版，他才赚了25美元。“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帕斯曾对那些寻求现世读者的诗人们说，“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得拉克，多少法国人阅读龙萨，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 其实不必以“寂寞身后事”来安慰疯子们，失败正是他们的追求，“底层”才是他们的命运。诗人的敏感、脆弱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无谋，对被过度驯化的循规蹈矩的不屑，常常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他们不仅面临被审判、被训诫的危险，还要对付主流社会派来的医生，对付肉体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以及匿名的集体性压迫。他们需要在人间的炼狱中挣扎、冒险、破坏、赴死，去寻找“另一个我”的存在。在对待和拓殖个人“身心”的意义上，疯子们都是尼采所言的“新人”——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求所羁约，渴望成为自己本来形态的主人，这正是一种“伟大的尼采式探寻”。当他们从“底层”的境遇中挣脱出来，一个新的形象显现——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疯子，多了一位名流，世界的精彩自此减了一分。……我至今对八十年代的酒和自由心向往之，那时候，圆明园的某个陋巷里是有酒的，四川的某个小县城里是有酒的……如今，酒徒们摇身一变成了股东、市民、经理、畅销书作家，一个秘密宗教没有了信徒，新的一代人不再步他们的后尘……诗歌的疯子们从穷困、潦倒、酒精中挣脱出来了，跻身于成功者一流，待业青年成了流亡的大师，圆明园变成了798，穷艺术家的生活场景越来越稀少，不成功是可耻的，混不出来是因为不识时务……归来的疯子们向城市投诚了，凯撒的归恺撒，上帝的也归恺撒，“没有谢幕就离开了舞台”。 在对待人身、弃置道德的意义上，福柯是一位疯子们的现代辩护士。他本身也曾是疯子的一员。在其《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他认为被称作疯子的人是无辜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理意义上的疯子），真正有罪的是社会。他反复强调了自己对疯子的“道德观点”：因某些独特的幻想和野性的冲动而躁动不安，并非不道德。这类极限体验应被视作一种方法，借助它可望重新找到一条进路，来探索人的被幽蔽的狄俄尼索斯要素；倘若疯子们的冲动因受到囚禁和训诫而被逐入内心，同时产生一种新的、自杀的冲动，那也不是此人的错。他认为人的肉身是一种本质上无定性的冲动和活力流，因此，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生活。“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就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他是尼采的信徒。尼采认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和本性是毫无责任的，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为；尼采的“酒神精神”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了彻底的自我忘却。只有当理智的行为和日常的规范被打破，一个难以逆料的世界才会敞开。在反道德方面，福柯走得更远，他甚至为强奸罪辩护，“……强奸不过是一种侵犯行为：从原则上看，在用拳头打击某人的面部和用阴茎插入某人的阴部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福柯的疯狂还在于，他并非仅说说而已，他是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肉体和性来探寻和实践这一切的。他热衷于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酒吧，热衷于SM，热衷于尝试各种致幻剂……他认为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晚年，他曾兴奋地向一位记者转述：“我们正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性爱的快感！一个年轻人，最近去加利福尼亚红红火火的同性恋酒吧转了转，回国后便径直跑到我这里，喜气洋洋地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勃起已经绝迹了’！” 在福柯看来，古代犬儒派的生活方式就足够疯狂，其首要标志，或许就是第欧根尼在闹市上进行手淫——第欧根尼把哲学看作一种极限体验的场所，他无礼地当众为所欲为，用嘲笑、挑衅和叛逆向社会提出一个个根本性的难题，同时充分享受自己肉体的自由。寻找自由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发现的过程。福柯在1982年向一位美国记者说：“我算不上一个大知识分子，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自由总是可以找到的，“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你所要干的就是去希翼、去创造、去超越。而自由的顶点，就是一个人的死亡，被福柯视作“抒情的顶点”。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1984年6月25日，他以一种时髦的现代病，低达了自己“抒情的顶点”。 我们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疯子——帕斯卡尔说过，人必然是疯狂的，不疯也许只是疯狂的另一种形式——只是缺少那些伟大的疯子。西川在《面对一架摄像机》时说，“什么叫疯了？疯了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只有一个方向，他就朝着一个方向走，这种人肯定就是疯了，一个犹豫的人反而是正常的人。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反倒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以自己一贯的“反常”和悖论宣称：“那么这个时候是谁在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权利，是艺术家，是诗人。”在他这里，诗人成为常识的守护者，疯子们正是那些屡次要冲下山崖的孩子。我以为：这个世界需要“正常人”的坚守（常识），也需要疯子们的破坏、探寻、打破禁忌。 并非所有的疯子都惊世骇俗、落拓不羁，有些疯狂其实来得很温柔，他们只是不合作，他们只是要自由。毕加索为了自由而躲避世俗的成功，“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当年二十多岁的瓦雷里初到巴黎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成了马拉美的得意门生和年轻的象征派诗人的一个领袖，循此下去，一切似乎光辉灿烂……然而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它放弃了：他放弃了文学生涯，沉默达二十五年之久。二十五年之后，他拿出了《年轻命运女神》、《海滨墓园》。一个伟大的疯子敢于将时间放弃掉。 并非所有的疯子都令人愉快，事实上是，绝大部分疯子让人忍无可忍，他们贫穷、羞涩，而又自大、黑暗，这也是疯子们动辄得咎、被逐出正常生活轨道的原因所在。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是一些伪装的疯子——疯狂成为一种博取利益的表演。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西川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在《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中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描述）。真疯子与假疯子的不易区别，但有一条红线，那就是：名利。有个市侩的说法是：有钱的疯子是艺术家，没钱的疯子是疯子。混子们穿上疯子的外衣，聪明地采取一种违逆于主流社会口味的方式，往往只是用来博取意外的收益。而真正的疯狂，往往无视被规训的危险，甚至无视世俗的利益。疯子眼中无利益，甚至无利害，他只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创造、破坏与探寻，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是一群天真的“罪犯”。 如今的诗歌圈子，可谓空前混乱，“史无前例”，“茶杯里的风波”一起接一起。混子们搅浑水是为了摸到鱼。很多“正人君子”已经坐不住了，试图用一个个“排行榜”“下半月刊”“标准讨论”“虚拟选本”“公约”“宣言”等等来规范之、训诫之、矫正之，试图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这种规训别人的冲动如果只是出于“比你较为聪明”，我以为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其实都是无知的。在远未经典化、规范化的汉诗小传统里，任何文学史的臆想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共识永远不可能存在，也没必要存在。在打击混子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这个伟大的序列由色诺芬、苏格拉底、伊拉斯谟、蒙田、洛克、库萨的尼古拉斯、休谟、伏尔泰、莱辛……组成），我不相信真理在某人一边，我也不相信有一个适用一切人的“标准”。“标准”有可能存在，但它变动不居，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一种“判断”。“判断”是个人的，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理性的态度是：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不妨碍我们的交流，“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但是别人的批评也很必要”（波普尔）。 很多人已经被混子们的表演激怒了，对诗歌江湖的泥沙俱下失去了耐心，他们睁大了眼睛在疯子们（真疯子和假疯子）中间寻找诗歌的敌人，这种不容异说的斗争哲学（波普尔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帮助人们寻找他们的敌人，而非朋友）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表演，是对别人自由、价值和尊严的侵犯，是对自己无知的盲目。没有自治的相互宣判是无聊复无效的，它永远无法达成相互的谅解与宽容，而宽容正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原谅他的愚蠢吧。 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个访谈，说起前卫艺术界的“泥沙俱下”，他的一个观点是：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泥沙俱下很自然，总比淤积了好。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老陈的眼界是挺高的，“事情发生”了，一切才有可能。泥沙俱下，释放的不仅仅是魔鬼，还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至于泥沙们何时才能退场，那又有何关系，毕竟艺术的事情还是“时间说了算”。“艺术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