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盛工作的女人什么样—— Marie Myung-OK Lee —— The Atlantic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96249/334900 高盛公司刚刚公布了年度晋升到合伙人与总经理职位的人员名单，这些都是报酬丰厚的终身合作伙伴的职位，可是就任者中女性仅占有14%的席位。Jordan Weissmann最近在The Atlantic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女人在高盛得到晋升？”已被经济学家们校验过，文章试图阐释导致女人在工作中不如男同事的社会原因。根据这项研究，Weissmann指出孩子是产生这一差距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家庭责任是阻碍女性向上层晋升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福布斯的Helaine Olen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高盛（以及其它银行）公然的歧视女性员工，通过晋升方面，或者通过煽动一种使女性员工难于做好自己工作的氛围。Weissmann更新了他的文章认可了这种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说到：高盛性别歧视案将通过法庭给出说法。 在现在化的90年代，我曾就职于高盛。那是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二份工作，我希望通过Brown为我的经济学学位增色，也希望可以挣足够的钱来支撑我的作家生涯，我希望成为一名有抱负的作家。与大部分我的常青藤校友不同，我在这两份工作中间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我是股票研究部门的一个编辑——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甚至于一个英语专业的人，只要能学会那些金融行话就能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高盛最一流的研究部门的一个小兵，就像一个车轮上的零件。在这个部门，分析员们在他们所研究的行业中做出投资预测（例如采矿、制药、零售业等）和股票推荐——买进、卖出、持有——而这时，我们这些小编辑要做的，只是确保他们所有的专业术语引用都是符合文法的，他们所遵从的是预先安排好的模式，这一模式是经过议会与像Instituitonal Investor这样的行业期刊共同设定的。 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记忆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性别歧视案中，指责高盛在公平的薪酬与晋升方面的“敌意与边缘化”，对我来说似乎还记忆犹新。这个案子中援引了一个1997年的事件——我还在高盛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告宣称，在一次高盛赞助的赤裸上身俱乐部的外出活动后，她被一名同事强奸——是的，赤裸上身俱乐部，是的，由高盛赞助的。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不在这个圈子中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厌恶女人的文化在这个圈子中是有多么的正常，尤其是像高盛这样总是因为“优雅”的声誉而自豪的公司。 我曾经和朋友们在一起讨论我们的工作，每当这时，他们对我的工作的反应总是像这样“这听起来像一个强大的兄弟会。”在一个高盛办公室，在备忘中公布新进的女同事时，一些家伙用了不同的《花花公子》女郎半裸照代替常规的公司头像。这显然被认为是聪明的，而不是幼稚的和错误的，但是当我对此提出异议时，我被一个同事指责为“毫无幽默感”并且也是会读女性杂志的（是的，我读过）。 作为一名编辑至少使我被边缘化，远离主流的女性化范围，这是女性初级分析员每天被评价的热点。我记得有一次在电梯里，一个穿着耶鲁夹克的男分析员，向一个初级的女分析员吹嘘他的光辉岁月，他说8月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是“库房嘿咻”的了地方。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不性感的事情了，但是从她的表情来看，她是赞同的。我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同事经常被一个中年男分析员跟踪。开始，这个男人看起来挺友好的，常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接着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向我们透露，他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哭诉他可怕的婚姻状况，这使她感到很不舒服，足以让提出让他不要再花这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了。 分析员们甚至自由出入我们的没有门的办公室，就像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编辑这个卑微的职位，就像《唐顿庄园》中的女仆伴随在亿万富翁Leon Cooperman（现在是对冲基金的CEO;接着就是零售行业分析员）的身边，最近在纽约客中被描述为奥巴马当选与第三帝国崛起的对比;或者Bill Dudley，出现在关于高盛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记录片中，真是监守自盗。 大部分分析员都是男人，他们通常都随时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从来不会质疑自己的这些行为。他们的秘书（大多是中年白人女性），就像妻子一样为他们奉献，在年底的时候会得到一大笔奖金，新的裘皮大衣和钻石首饰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镀金时代歌剧院。大部分有名的分析员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可替换的零部件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肆无忌惮的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吃三名治，还一声不吭的把他们的垃圾扔给我们。一次，一个分析员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牙线清洁牙齿，当我阻止他时，他竟当众辱骂我。 受到冒犯的我，被指责缺乏社交技能，我得到了第一个不良记录（由于我的反抗这个记录被删除了，其实就是换了个词，说我不够服从命令）。我由于触犯了着装方面的潜规划而进入观察期，对于编辑和编辑以上的职位来说，在大厦中穿运动鞋是被禁止的（对于那些光鲜的秘书来说是可以的）——假如要穿着高跟鞋走上一两里路，我穿运动鞋是个可选的方案。事实上，女人穿高跟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职业道德，跟儿越高越好。女人最被赞赏的着装是紧身套裙，脚上踩着一双跟儿和铅笔差不多的高跟鞋，摇曳多姿。（我记得在一次公司的圣诞派对后，男分析员们开着车回家，而职位较低的女分析员都是徒步去做地铁，她们当中半数的高跟鞋会被地铁里的格栅卡到。） 甚至于一些能力很强的女人也是这样的，我本以为她们至少会因为他们的年龄或者资历，而免于受到这种奇怪而守旧的规则限制，这样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工作热情。一个很特别的女人一直让我很疑惑不解——她是第一个突破重重阻碍而被允许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女人。 我的同事们告诉我，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是一个后起之秀。她也是一个倔强的高盛信徒，每天最早来上班，也是最晚下班的。她似乎从来不需要休假，除非她辩解，她曾出差到高盛在日本的分公司，她从那里给她的下属带了一些樱花图案的围巾做为礼物：她的下属是那些有很高的学历却最终沦为办事员的女人们，她的”女孩们“，她这样称呼她们，以一种深情却等级鲜明的口吻。这个女人一定比她的男同事要聪明得多才能有机会进入哈佛商学院，她不辞辛劳的为高盛工作，就仿佛高盛的成败几乎都要靠她了。据一些同事回忆，即使是在她与乳腺癌抗争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在办公室工作，有时会很疲乏，假发都歪到一边了。其中一个人说，有一次，她们甚至委婉的提醒她，将乳房假体塞回到内衣里。 当然，从我这样的小人物的视角来看，我对于公司的内部运作一点也不了解（当时，是完全的合伙经营企业），令人悲哀的是，这个女人彻底的为高盛奉献了自己的人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牵绊，按照社交礼节的需要，每天穿着让人痛苦的4寸的高跟鞋。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在她所认为的体面的方式中，她依旧加入这种兄弟会文化，当男分析员让仅有的几个女分析员用新的吉列剃须刀修整美腿时，只有她予以嘲笑。（她这样做取悦了那些男人们，当她嘲笑别人时，却用一张信用卡遮挡住她裸露皮肤上的须茬）。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高盛，但是作为回报，每一年高盛公布的合伙人名单中都没有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否参与了角逐，但是我知道她不只在中层职位上很稳定，而且曾用尽全力并使用一些不太好的手段去争取一个职位，但是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她的锋芒总是被掩藏。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在高盛能获得成功。即使以一种良性的方式，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的巨大的男人世界。分析员们为之努力的，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年度行业文章中用的都是体育暗喻：成为“全明星”队，或者更好一些，被“名人堂”选上。对我来说，就好像为了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球员”，我得微笑着进球，你还得成为一个否定自己额外的X染色体，比如，你得否定真正的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穿着套装坐在那里，真正的享受男同事和客户的性骚扰。 当我的作家职业稍有起色的时候，我离开了高盛这个是非之地。虽然这份工作有着很福利待遇（有时候去看牙医我甚至可以得到额外的津贴），而且这个工作闭着眼睛我都能做好，这个地方真是的在折磨我的灵魂。Tom（非真实姓名）是一个合伙人，他是华尔街的明星，看起来与众不同，一个脚踏实地的家庭型男人，即使是他，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即使是Tom这样的人，也令我失望了，他被他的助手因为性骚扰起诉。这件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是在他的办公室，那里挂满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因为这件事，他好像被允许留下来直到退休）。 1999年，在我离开不久，这间公司上市了，对于员工来着相当于中了彩票，即使是编辑这样低的职位。相当于1-2倍的美国教育协会奖学金。周围的人老是问我后不后悔？我也不知道，我曾经想过吗？我只知道，一些坚持下来的编辑现在很有钱。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刚才，我在Google上搜索了那个让我既好奇又痛苦的哈佛女人。她离开了高盛，目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家族企业工作。我在想，她是否后悔了——或者因为意识到那些她所追求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得到，不管怎样，她也许正因为及时醒悟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