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自由的教育 独立的学堂

——北大使命再追问 刘军宁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十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国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国大学的使命。 北大是中国的大学理念和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和养育地。可以说，北京大学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学及其早期精神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思想状况。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大功居其伟。北大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精神的家园。北大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论是哈佛、耶鲁之与美利坚，还是牛津、剑桥之与大不列颠。一所大学能在本国的思想进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像北大那样如此奠定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精神传统。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国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国的精神传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国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国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百一十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变成自主、自尊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北大不应沦为的“南书房行走”的养成所。北大的精神传统应该在朝，北大的学者教授应该在野。而不是相反。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应该是最为开放包容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大学。（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大学当以思想与学术自由为原则。北大应该继续是学术与思想自由的大学、探求真理的大学，应该还给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教学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发表其研究之结果上，应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其结果与个人的成见，一般的舆论，或社会的习俗有所抵触，起了冲突，应没有顾及的必要。……大学教授，在其职业活动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关系，学校当局在学识上既无能力，在道德上又无权可以干涉。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寄生在党政官僚系统上的怪胎。所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标准，当代的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所、螺丝钉锻造所。 由于没有取得独立于权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于是，大学纷纷向利益叩拜，向权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费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这样的大学不过是学位与职称的批发基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一方面高等教育依然落后，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与教授的制造国。面对这样的氛围，北大又岂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适先生最不能认可的，就是大学变成了政治制度的部分，学校管理层成了党政官员队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国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独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独立于国家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独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国的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自由主义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当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输出者，自由的精神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永远担当好这个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学分担这个角色！ 2008年早春于翠湖 《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序 刘军宁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豆瓣链接：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8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