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交往细节公开

本报记者 李婷 　　包括张佩纶尺牍、日记手稿在内的一批揭示晚清政坛核心内幕的珍贵文献，近日“入住”上海图书馆。经初步清点，仅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王懿荣、柯逢时、陈宝琛、黄国瑾、于式枚等数十人来往的信札就计100余册4800余通。 　　在历史学家姜鸣看来，这是近年来公布的最有价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献之一。它们揭示了晚清政坛大量内部运作的秘密，如北洋海军的筹划、朝鲜壬午事变和琉球问题的处理等，对后人深刻了解晚清政治势力的格局、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近代海军和海防的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伴随诸多历史人物的“出场”，大量的历史细节将被丰富。 　　其中，史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的来往信函。传统观点认为，张佩纶、李鸿章分属“清流”、“浊流”两大对立派系。“清流”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不熟悉国际事务。然而，从此次入藏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12册通信看，“清流”的中坚分子，例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在治国理念上并不迂腐，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有广泛接触，相互间建立起深厚的人脉关系，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互通信息、协同行动，并无派系的约束。 　　 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渊源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在近代史上，张佩纶的影响力，与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姜鸣告诉记者，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张佩纶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据统计，1875至1884年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1/3。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龢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度无与伦比，甚至连他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然而，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张印塘，字雨樵，嘉庆己卯科举人，曾任浙江各地县官。张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在征战中与当时刚从北京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交情。李鸿章曾为他撰写墓表：“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 　　张佩纶与李鸿章接上关系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收录了李鸿章致张佩纶的第一封信，写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信中提到“月前泐贺一缄，计邀青照。辰维玉堂清秘，文宴雍容。”据姜鸣透露，所谓“泐贺”，指的是恭贺张佩纶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予编修之事。由此推测，两人在同治末年已经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且李鸿章对张佩纶颇为赏识。 　　据记载，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写信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推荐张佩纶到北洋担任幕僚。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1886年，张佩纶第二任夫人过世后，李鸿章更是将爱女李经(小名鞠耦)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 　　 首次默契配合：琉球问题的处理 　　而张佩纶也积极为李鸿章谋划了许多事情，起始之作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琉球是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明清两朝均向中国朝贡。光绪元年，日本逼迫琉球放弃对中国的臣属，后将其改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光绪五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远东游历，允诺为中国调处琉球问题，据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报告，格拟方案，将琉球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光绪六年，中俄因收回伊犁问题，两国关系急剧紧张。俄方宣称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口。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再次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 　　正是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在宍户玑开始谈判琉球问题。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出，“清流”立即反对。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海军的政治策略。 　　在姜鸣看来，这是张佩纶出手做的大谋划。信中张佩纶直言，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紧接着，张佩纶连续写了三封信给李鸿章继续出谋划策。随后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在中外矛盾交集、朝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张联手，将争论焦点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 　　这是李鸿章与“清流”在官场中默契配合的第一个案例。丁忧在籍的张佩纶“闭门种菜”、“日日写黄山谷，混充名士”，居然能将总署高官如此调动，玩弄于股掌之中。后人从中也可感受到佩纶的霸气和手腕。可惜的是，后来，李鸿章并不主张对日用兵，随着时间流逝，清政府竟失去了与日本继续讨论琉球归属的机会。 　　 清末海军建设，彼此间的支持和争执 　　1875到1885年，是清末海军建设的重要准备时期。针对海军建设，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多次发起讨论。对此，近年来学术界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姜鸣认为，事实上，“清流”与海军建设，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鲜见研究成果。作为“清流”代表人物，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张佩纶就一直在思考海防问题。而在发展近代海军中的思考、谋划和行动中，张佩纶和李鸿章彼此之间有支持，也有争执。 　　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张佩纶上呈著名奏折《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标志其对于海军发展的思路开始形成。在奏折中，张佩纶首先把应对日本未来的挑战，作为发展海军的主要目标。提出“借琉球为名以罢日本，即借日本为名以固海防。”“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欲集其势，则莫如大设水师。”“我有楼船横海经制之师，可以靖边，亦可以及远，泰西各国庶存忌惮，亦绸缪牖户之谋，声东击西之策也。” 　　在海军区域发展规划上，张佩纶认为：“论者谓水师当以北洋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臣以为北洋三口可自为一军，江南可自为一军，浙与闽可合为一军，而粤似宜异军特起者也。” 　　关于北洋，他建言“宜参用前制，设北海水师提督一员，以直隶天津、通永，山东登莱，奉天金州为四镇属之。提镇师船当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 　　关于江苏防御，他认为“上海为洋商窟穴，南北喉衿，一隅实委天下之重，故论今日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建议“改长江水师提督为江海水师提督，驻上海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淮扬水师与瓜州镇亦宜改用西式江船，演习棉药水雷以为后拒，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以为裁汰漕标之地。” 　　关于浙江防御，他认为“定海为夷人始事之地，与瓯海皆毗连闽中，闽浙又同一总督辖境”，“故以浙隶江，不如以浙隶闽”，“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割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并隶之。浙江提督仍治宁波，专辖陆路。三军立，而南北两洋之势振矣。” 　　此外，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他向朝廷提出设立北洋水师，并由刘铭传担任提督。而李鸿章给出的回复是：“北洋水师提督终当议设，宿将竟无谙习此道之人。省三亦尚隔膜，即资其威望，其如性不耐官，何如？”在李鸿章看来，刘铭传并非水师提督的合适人选。不仅铭传，前湘军水师首领彭玉麟，也不是统领新式海军的人才…… 　　 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策划 　　的确，对于政坛上的不少事件，张佩纶和李鸿章有着不同的视野，但在私下，张佩纶是跟定了李鸿章的。其中，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返回合肥处理母亲丧事，他拒绝了继任者张树声父子邀请其帮办海军就是一个明证。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淮军，时任两广总督，是淮系中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人物。他此前与张佩纶的交往，见于光绪五年初入京，经大理寺卿朱智安排与张佩纶一起吃饭。他的儿子张华奎，一直交游于“清流”圈子，与张佩纶关系友善。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文中“张某”，即华奎，可见他当时在朝野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1882年，李鸿章母亲病故于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武汉寓所内。按传统做法，官员逢父母去世，必须丁忧，辞职守制二十七个月。临行前，李鸿章安排张树声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实，李鸿章内心并不想离任，也对张树声不放心。因为，丁忧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的官位和升迁节奏，以及经济收入。由于高层官员的变动，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手下亲信、幕僚的前程，所以相关各方，必然产生复杂的遐想和推演。不过，对于个别高级官员，如果朝廷不同意开缺，可以“夺情”，安排其以“署理”方式继续工作。李鸿章的“夺情”复出，便得益于张佩纶、李鸿藻精心的幕后策划。 　　姜鸣曾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篑斋函牍稿》中，发现了当年六月初十日张佩纶写给李鸿章的一封密信。文中提到：“高君已援湘北传，商之间平。《实录》及史传均无之，惟《先正事略》有此一节，不知所本。初不允，后闻之长信，似有允意。……高君苦心经营如此，不审公意如何耳。” 　　“信中高君即高阳，代指李鸿藻，间平指恭亲王，‘长信’指居住长春宫的慈禧太后。这封密信证明，是李鸿藻找出李天馥夺情的故事来说服恭亲王的。天馥之事，《实录》和官方史书上均无记载，典出李元度同治年间修撰的《国朝先正事略》，作为典籍使用，有点不够靠谱。恭亲王本来对李鸿章夺情并不允许，因慈禧太后也有此意，才同意了。”姜鸣说，过去学术界一直以为，军机大臣中，代表南派的沈桂芬比较开放，而代表北派的李鸿藻较为保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事实上，李鸿藻的气度和手腕，也让人惊叹不已，而他以及他操控的“清流”，与李鸿章以及其代表的“浊流”的关系并不是许多历史学者此前所认为的那么糟。 　　 相关链接 张佩纶部分信函、日记摘录 　　“水师创建之始经营擘画，在在须贯以精心，运以伟识，稍有不慎，流弊潜滋，中材当之犹难胜任。”（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三鼓） 　　——张佩纶就设立北洋水师写给李鸿章的信，整整十页纸两千余字 　　“前读寄谕，抄示大著，精骛八极，目营四海，卓然可行，佩服无既。北洋本有创设水师提督之议，惟津、通、登三镇、金州副都统虽各有陆兵，与无兵同。节制兼辖，似只空文，而无实际，此须稍加斟酌者。南洋改并各处，精凿不磨。恪靖情形既生，意见各别，恐未能降心相从。旨令会商具奏，彼不欲会，则亦无从相商耳。……振帅有志整备师船，而财力不足以副之，终成画饼。”（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 　　——李鸿章就张佩纶《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的复函 　　“都下诸公主持清议，皆呆人也。袁（袁世凯）乃子久从侄，于蒉执礼甚恭，且推子久旧交，亦何辄雌黄后进。第此公与之深谈数次，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泱，浮躁险很，无一不备，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则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则万万不可。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光绪十年二十六日） 　　——张佩纶在写给李鸿藻的信中谈对袁世凯的看法，宣统皇帝在信上批“辨奸特识” 　　“余在翰林，屡论朝鲜君昏后谬，臣下朋党，军政不修，终为日本所吞并……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徒知日本之贫而不知中国之苟安姑息，患更甚于日本也。北洋将骄率怨，合肥（李鸿章）老矣，左右又无良佐，徒恃一虚骄尚气之袁伟庭（袁世凯）以及支吾朝鲜，恐厝薪火上，自以为安耳。吾谋不用，尤愿吾言不验，则中国之福耳。”（癸巳八月十一日日记） 　　——张佩纶在日记中谈对朝鲜壬午事变以及对当时日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