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邪恶的悲歌

我看的第一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破浪》，印象不佳。我不喜欢故事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推向绝境，这类情节设计已经用的很滥了，是催泪电影的必杀技，先激起观众的同情心，接下来就描绘逆境中的不屈人性，以此感动观众，令他们瞬间以为自己获得了精神升华。《破浪》确实有不少煽情成分，女主人公的善良没有赢得上帝的眷顾，她的丈夫在意外中瘫痪，令她陷入悲苦，只能凭借荒谬的信念对抗厄运。她坚信自己多和陌生男人性交就能挽救垂死的丈夫。影片令人疑惑的地方是，这个女人所做所为，是牺牲自己，还是自我拯救？当时我的第一观感是前者，因为在剧情里，她所做的都是她的丈夫要求的。正是这样的印象，令我对这位作家导演颇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庸人，靠制造悲情来博取喝彩。但看了他的《白痴》后，我彻底扭转了自己看法。这个故事同样有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主人公，她同样有不容于世俗的怪异行为。她跟着一群有反社会倾向的年轻人，到处扮演智障人士捉弄别人，以触犯道德规条为乐。不过在此片中，导演的意图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受苦的女人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她尽最大的努力是拯救自己，将自己从无边的绝望中拔出来——她的儿子意外死去了。 　　 《白痴》是我钟爱的电影之一，它有一种极端迷乱的氛围，电影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部能与之匹敌。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本来是值得同情的，却表现得令人厌恶。她像一只蠕虫，随时依附在任何一样东西之上，只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这个人形生物，一个败坏了的人，逃避着儿子的葬礼，全情投入在嘲笑人类同情心的恶毒游戏里。她挑衅地告诉观众，眼泪和施舍对于受苦者一无所用，她此刻的快乐就是看见别人的窘态。剔除了《破浪》中多余的煽情，《白痴》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它使导演尖锐的提问更加简洁：什么是“恶”？假如恶能够从绝望的深渊里救出一个人，它还是恶吗？实际上，这也是拉斯冯提尔作品的钥匙。他追问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类如此脆弱，一瞬间就能从“善”倒向“恶”：《破浪》里贞洁的妻子犯了奸淫罪，《白痴》里仁慈的老母亲犯了欺骗罪，而到了《黑暗中的舞者》，本份的单亲妈妈犯了杀人罪。从宗教的角度，这也是约伯式的呼喊：上帝存在吗，为什么让好人蒙受不幸，而且还要背负“不洁”的罪名。 　　 应该说，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存在主义”的。通过“极限境遇”说故事，将“死亡”、“灾变”、“劫数”等偶发事件，作为人的命运舞台，以此观照人的自由选择，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眼下这股思潮早过时了，它最大的问题是，将“极端体验”当成了“日常经验”，一个人在特殊情境下展现的人性，被当成了人性的全部。存在主义文学曾兴盛一时，但它们寓言式的写作，带着强烈的道德说教的企图，很快就让人腻味了。不可否认，拉斯冯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缺陷，一种知识分子腔调，不免矫揉造作。但假如拉斯冯提尔仅止于此，他不可能吸引我，我也不会对他的每一部电影感到好奇。实际上，就像所有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对人物的心理有惊人的洞察力。我甚至毫不怀疑，他有过非常不幸的经历。他崩溃过，他知道那过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实，那种感受我也有过，一脚踏空，不停地坠落，像是永无尽头，然后你很想抓住点什么，阻止自己下坠。我曾经有过那种极度沮丧的时刻，爬到楼顶，望着地面，想纵身一跃，不是想死，而是想让地面托住我，助我摆脱久久悬空的痛苦。这种隐秘的心理不容易描绘出来，拉斯冯提尔却很成功，他通过描绘女主人公伸手紧紧攥住点什么，呈现出了她们心中的无底深渊。《白痴》里，那个丧子母亲的描画最为精确，当时我看的时候，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国企工作时，隔壁办公室有一个中年同事，平时沉默寡语的，也没什么来往。突然有一天他跑到我办公室，和我聊起天来，神叨叨地，讲的净是公司里其他同事的闲话。这种话题，我完全插不进嘴，但他很兴奋，一个人说个不停。很多话还说得十分刻毒，不胜其烦，简直到了想让人拿拳头塞进他嘴里的地步。正当我想着如何找个理由退避，他突然停顿下来，说，哦哦哦哪个明天我回老家，我妈死了。然后他就平静地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表情，就像《白痴》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嘴角永远挂着虚弱的微笑，有点谄媚，有点奸猾。 　　 不幸是邪恶的近邻——拉斯冯提尔电影总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是不容易消化的观点。在弱者的悲惨故事里，人们总是期待有人性之善，有仁慈和慰藉，但拉斯冯提尔不愿满足他们，执意给他们看相反的东西。即使那部大众最受落的《黑暗中的舞者》，拉斯冯提尔在商业考虑之余，仍然留下了自己恶狠狠的印记。他不满足于让女主角受病魔折磨，还让一个警察趁人之危，欺骗她、掠夺她。弱者无人救助，反倒成了有血腥味的肉块，引来了饿狼。这种人性本恶的逻辑，到了《狗镇》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落难女子来到一个“淳朴”的小镇，她尽力讨好这里的居民，以便融入社区。但很快小镇居民的伪善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试图在她身上压榨点什么，女人羞辱她，男人强奸她。连她那个自命“洗涤人心”的作家男友，出卖她时也毫不手软。在这个貌似与世无争的地方，每个人都潜藏着惊人的作恶能力，弱者的出现只会被吞噬，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扔进了狼群。片中女主人公受到的蹂躏过于残酷，令其扮演者妮可基德曼十分困惑，她质疑拉斯冯提尔是不是仇恨女性，不然为何他总是热衷于描绘受苦受难的女性，让观众看她们困窘时的丑态，以及被欺凌时的无能为力。妮可基德曼很敏感，她意识到了拉斯冯提尔身上的病态，但她弄错了一件事情，拉斯冯提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是“女性”，而是他自己。拉斯冯提尔患有各种奇怪的恐惧症，对“生命无常”十分害怕，例如不敢坐飞机等等。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可以想象当这种不测的灾祸真的降临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是多么地煎熬。正是经历了这一变故，才让他有了“良心三部曲”的计划。这一电影系列中的三个女人，都是在宗教之外寻找自救之路。她们选择的不是宗教，却付出了教徒般的虔诚，同样达到了某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或许是慰藉，或许是麻醉，总之起到了镇痛作用。拉斯冯提尔也是这样，电影就是他的宗教，他甚至也有自己的“十诫”——著名的“Dogma’95”。他拍电影就是为了自救。《狗镇》虽然被视为政治电影，实际上一脉相承，拉斯冯提尔仍在讲述自己内心的崩溃，只不过这次牵涉到他的政治信念。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年轻时信过共产主义，现在仍是左派，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说法很有趣，他显然经历过层层蜕变，以前还能说是具体的某主义，现在只能说是笼统的某派系。假如《狗镇》谈的是政治，女主角所经历的不就是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吗？她来自大都会，是富有的黑帮老大的女儿，但道德良心令她觉醒了，她不再贪恋安逸的生活，选择了逃离。可是来到平民的世界，她的天真遭到了报复，原来善良的老百姓不善良，良心的文化人没良心，这些人个个如狼似虎，贪婪又自私，根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以前以为他们安分守己，虽然弱势，却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但作为遇难者进入到这一群体，却成了他们争先撕咬的猎物。最后，女主角再次觉醒了，原来“弱者”凶残起来不亚于黑帮，所以当顺民变成暴民，就该对他们痛下杀手，以恶制恶。这部影片的结尾很决绝，世界黑漆漆一片，只有杀戮闪耀着光芒。当一个左派不再鼓吹 “真正的善”，转而宣布“全面的恶”，他恐怕已经不是合格的左派，因为他已经彻底撕掉了自己的伪装。除了反对一切，他无路可走，最后必须连自己也反对掉。或者这么理解吧，《狗镇》是拉斯冯提尔政治信念的大溃败：以道德完美主义始，以道德虚无主义终。而虚无之后，失去了一切意义，只能堕入深渊。 　　 拉斯冯提尔垮了，陷入严重的抑郁症。左派情怀将他领到了虚无之中，并没有带给他新生，反而将他推到了地狱的下一层。《反基督者》是他精神康复后的第一部作品，当然其内容毫无悬念，就是他对这次精神崩溃的书写。影片回到了“良心三部曲”的叙事，以一场意外劫难作为起点，将人物推到“极限境遇”当中去。这次是一对夫妇，他们在床上作爱的时候，孩子在自己房间醒来了，独自爬上窗台，结果从楼上摔死了。看起来应该是两个人的哀痛，实际上它与“良心三部曲”一样，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崩溃和拯救。电影里，孩子的父亲是心理医生，他很快克服了丧子的悲伤，接下来要将妻子从愁苦中解救出来。但这个男人的设计蛮奇怪，他过于冷静，既不像孩子的父亲，也不像女人的丈夫。当这个女人想通过做爱舒缓自己的焦虑，他断然拒绝：不要操你的心理医生。联想到拉斯冯提尔刚刚度过一场抑郁症，可以断定，他借助这对夫妻的故事，讲述他自己和心理医生的故事。在他过去的电影里，女主角是他本人的写照，这次不例外。不过，微妙的变化还是有的，之前他都是讲一个人的自救，这回则有了心理医生。有了专业人士会更好吗？这就是整部电影的悬念。当然，熟悉拉斯冯提尔的人猜得到结局，正如片名“反基督”所暗示的：世上没有救世主。 　　 影片从片名开始，似乎就在暗示某种宗教论辩。整个结构，则让人想起了齐克果的存在哲学，从“审美”被中断，到“伦理”的承担，最后抵达“信仰”之地。但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不过是些陈腐的修辞，知识分子经常用来装深刻罢了。相反，这些东西成了障碍，影响了作者的自我表达。拉斯冯提尔过度使用它们，反映的是他内心的枯竭，而不是创造力。片中分“悲恸”、“痛苦”、“绝望”三个章节表现心理崩溃的历程，其意图很明确，却缺乏足够的细节去支撑。拉斯冯提尔试图探讨自己的恐惧症，其中有一个段落，女人向丈夫说起自己的神秘体验，有一次仿佛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就疯了一样冲出来找自己的孩子，结果看见他安然无恙地自己玩耍。丈夫告诉她，这是幻听，但女人拒绝承认，她认为这是命运的征兆。两人的争吵甚至变成了扭斗。从女人这边看过去，心理医生是冷酷的自大狂，对世界的神秘力量缺乏敬畏。这也是拉斯冯提尔的视角，他实际上在用宗教的宿命论，逃避着心理医生对自己的恐惧症的追问。他一直声称自己害怕任何东西，唯独在电影里才勇敢，但他没有勇敢到剖析自己的恐惧症的地步。他的恐惧症背后一定有故事，但他从不提及。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还是放掉了。 　　 结果，这是又一部拉斯冯提尔的常规电影，只是语言更晦涩，场面更惊悚。该片再次探讨了不幸与邪恶，这个话题他始终不肯放下，而这一次似乎有了答案。全片的重头戏是最后一章，名为“三个乞丐”。乞丐，低贱者，即人的动物本能。电影用三种动物表示，鹿、狐狸和鹰，分别是胆怯、狡诈和凶残。在这一章节，男人找女人探讨她的一本书，里面收集了很多屠杀女性的历史资料。女人说，女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是由“天性”控制的。男人非常震惊，指责说，你研究的资料都是说邪恶的事物迫害女性，你却解读为女性本身是邪恶的？你不批判邪恶，反而与之为伍？女人没有否认，只是闪烁其词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后来，男人再次穷追猛打，告诉女人，“邪恶”是你的妄念，而不是现实，焦虑会让你做一些平时你不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你的本性。女人不置可否，又含混了过去。但从此剧情急转直下，男人发现，这个陷入丧子之痛的母亲，竟有奇怪的虐子行为。然后，像是为了向男人证明自己是邪恶的，这个女人突然爆发了：砸晕了男人，用绞钻钻透他的腿，穿过一个杠铃。到后来还要自残，剪掉了阴蒂。这一章节令电影备受抨击，许多论者认为这是极端男权主义的表现，用血腥残暴的场面来宣扬“女性本恶”论。但就像妮可基德曼一样，这些评论者都被表象蒙蔽了。因为，这个女人就是拉斯冯提尔。这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导演，他像女人一样脆弱和敏感，也有着许多压抑心头的秘密。这一段落，实际上是他第一次非常肯定地表达这个观点：受苦的人是邪恶的。之前在他的作品里，不幸与邪恶总有着某种联系，但从未真正引向过这样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惊世骇俗，注定要遭到反驳，像那位心理医生就反复指出，邪恶造成受苦的人，而不是相反。不过，对此拉斯冯提尔立刻予以回击，他让电影里的女人——他自己的化身——用实际的残暴行为做了更强硬的回答：我知道受苦的人是邪恶的，那是因为我就是受苦的人，我就是邪恶的。 　　 不过，虽然拉斯冯提尔承认自己的邪恶，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最邪恶的。接下来，在电影里，他让心理医生掐死了自己，并且放上一把火，毁尸灭迹。这是恶毒的讽刺：心理医生没有救人，反而杀了人；他本来不相信世上有邪恶，最后竟然去扑灭邪恶。拉斯冯提尔说，看看吧，这个心理医生才是最邪恶的人。当凶手以胜利者的姿态，一瘸一拐地走出欲望的山谷，又有一个新的讽刺降临到他头上。本来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瞬间却凝固了，因为在他面前，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女性”。他刚才杀死了一个，现在却涌现更多。显然，拉斯冯提尔没有死，他有千千万万的化身。这个结尾非常糟糕，除了一个病人对心理治疗的阻抗，它什么也不是。拉斯冯提尔还是不够勇敢，从心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病态；从伦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对自己的邪恶。为什么受苦的人是邪恶的呢？他始终没有解释，只是用“人性本恶”或“原罪”搪塞了过去。一个人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看得如此丑恶，一定有经验性的起源，来自某处隐秘的心理创伤。或许，某一天在拉斯冯提尔的传记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但目前来说，这是我仍然期待他的下一步作品的理由。我太想知道他还能说些什么，在他终于承认自己邪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