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科耶夫是谁？

最近在读《精神现象学》的下册。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讲义《黑格尔导读》为理解黑格尔提供了颇具启发的解释。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位豆友写的对《黑格尔导读》的导读，觉得很有趣，求得他的同意后，将这篇文字转贴如下： 科耶夫是谁？　　 ——《黑格尔导读》的导读 　　 西闪/文 　　 1967年，西柏林的学生运动领袖们满怀崇敬地向科耶夫请教革命之道。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科耶夫给出的主要建议是：“学习希腊语”。 　　 科耶夫的古怪建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释，因为他曾经说过：“早在2400年以前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其实是一切事情的缘起与答案。”这让我想起伽达默尔的话：“基本上，我只看2000年以前的书。” 　　 科耶夫是谁？如果说普通读者对这个名字很陌生，那么他的全名恐怕更少有人听说：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在苏俄时期，科耶夫不过是一个因为在黑市贩卖肥皂而差点判处死刑的17岁男孩。也就在同一年，他偷偷越过国境进入波兰。因为被误当作间谍，他在波兰的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到了德国。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他沉迷于从佛陀到黑格尔的宏大世界里，悠然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作为康定斯基的侄儿，曾经的俄罗斯上流社会中的纨绔子弟，科耶夫带着漂亮的夫人移居巴黎，继续他的奢靡生活。可是1930年股市崩盘，他投资的奶酪业股票“会笑的奶牛”将他所有的积蓄化为乌有。他不得不搬到郊外，另找工作。从1933年开始到1939年，每周一的下午五点半，他都在巴黎高等学校定期举办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找点零花钱。 　　 他喜欢别人叫自己为“科耶夫”。这样称呼他的人很多，他们中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安德列·布勒东、乔治·巴塔耶等等。而这些人都可以算得上科耶夫的学生。整整六年，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一直坐在研讨班的课堂里，听科耶夫讲黑格尔哲学。在科耶夫的培养下，这群法国知识界的菁英被后人称为“3H一代”，3H分别代表三个以H开头的名字：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只有萨特没有来听科耶夫的课，而本来他是可以从中获益颇多的。 　　 那时候，科耶夫不过三十出头。有人说，每一次和科耶夫对话都让他 “支离破碎，犹如被人反复戕害，最终窒息并被钉在十字架上。”而雷蒙·阿隆毫不犹豫地把科耶夫列为平生所遇到的三个真正卓尔不群的心灵之一。他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科耶夫“在思想上绝对地统治了一代人”。 　　 以赛亚·伯林1947年在巴黎也曾和科耶夫见过面，谈话中他对科耶夫说：“很遗憾我们对古希腊的智者们了解太少。我们关于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反对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就像我们只从苏联教科书了解伯兰特·罗素的观点。” 　　 科耶夫回答说：“噢，不是那样的。要是我们只从苏联教科书了解伯兰特·罗素的观点，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伯林对科耶夫的评价是：“我所见的最理智最风趣的人”。 　　 列奥·施特劳斯是古典哲学大家，因为他的美国弟子们在小布什那里登堂入室，近年来更被学界势利眼们称为新保守主义政治的教父。他和科耶夫早在20年代的德国就认识，两人的学术方向截然不同，但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坚持将他重要文章的打印稿寄给科耶夫，期待后者予以回应。而科耶夫大笔一挥，就在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的后面批了几个字：“施特劳斯=神学”，引得后学研讨不休。 　　 卡尔·施米特，这位被科耶夫认为是“惟一值得交谈的德国人”，前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一直将敌我关系视为政治最根本的基础。科耶夫却轻蔑地告诉他，政治的根本标准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所谓敌我关系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刻，终将因为人们彼此承认而随着政治的消亡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管理，没有政治的“世界国”。科耶夫对人类前景的描述，让施米特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可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统治了一代人的人，忽然却遁入官场，专心做起了政府幕僚。1939年，他在法国财政部的对外经济联络处做顾问，和一帮高傲的技术统治论者一起工作，主要负责欧洲经济统一方面的谈判事务。直到1968年去世，科耶夫一直是深受法国政府倚重的高级经贸顾问，法国总理眼中“杰出的法国谈判代表”，“其它商业代表团的噩梦”。 　　 科耶夫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困惑与不解，他解释说：“生活是一出喜剧，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表演它。” 　　 但如果对科耶夫的思想稍有深入，便不难理解他的出格之举。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他们超越黑格尔的企图都失败了，而他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传人。科耶夫认为，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Jena，德国城市，拿破仑曾在这里大破普鲁士军队）亲眼目睹拿破仑跨上马背，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后者对世界以及历史的重大意义，而那一刻正是历史终结的一刻，也是哲学走向终点的一刻。 　　 在科耶夫的眼中，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如同人们创造出神祗或者善的先验概念来统治自己，又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偶像打碎，人们也因为自己制造的各种观念而争斗。这些争斗既发生在人、阶级和民族之间，也发生在宗教、智识等意识形态之间。但归根结底，这些争斗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我们对平等承认的渴望。而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人类互相承认的理念得以建立。在此之后，和平与繁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人类已经抵达彼岸，成为彼此平等的、心满意足的公民和消费者。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历史一无是处，舞台上上演的晚近两个世纪发生的一切：战争、革命、侵略、政变和大屠杀，不过是过去重大历史事件的衍生物罢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科耶夫淡然地说：“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不过是拿破仑法典在中国的引入。” 　　 既然人类有了共同的理念，那么作为思考理念的工具，哲学的任务也随之终结。科耶夫认为，思想者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用黑格尔的智慧管理事物，协助打造“普世而同质的国家”，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在普适的和平与繁荣观念下，国家进入“人生的星期天”，而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意义深远的人的激情将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快乐人”随心所欲的游戏。这种“快乐人”不仅是尼采笔下的“最后的人”，甚至在根本上不再属于真正的人。就像科耶夫所描述的： 　　 “实际上，人的时代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即是说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自由的、历史的个体之决定性的毁灭——直接意味着行动一词在完全意义上的无效。实践意义上，它意味着战争和血腥革命的消失。也包括哲学的消失：既然自此人类自身不再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所以也就不再有什么理由去改变建立在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理解基础之上的真正原则。但是其余的部分仍可能被保留，尽管尚无定数，譬如艺术、仁爱、游戏等等，简言之，就是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 　　 也许，“快乐人”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性丧失之所，“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也让人生疑。但如今，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降临。生活在如此时代的我们无论幸运还是不幸，了解一下那个预言家总是好的。相当程度上，科耶夫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在设想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取代时，他已经预感到一个依据理性组织起来的世界官僚政治体系的形成。他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欧洲联盟和第三世界的发展来促成历史终结的真正降临。事实上，法国二战后的国际战略、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关贸总协定的签署，他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说他是法国政府中影响力仅次于戴高乐将军的人，而今不少人认为他就是欧盟的理论之父。至此，古怪的科耶夫遁入官场的古怪之举就大可理解了。 　　 了解了这个看似古怪的科耶夫，再深入阅读他的著作《黑格尔导读》，定能进一步体验到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也能理解他为何被人视为20世纪法国左翼思想的秘密源头。 转贴来源：http://www.douban.com/review/1096320/